杜鹏：延迟退休年龄、探索弹性退休机制是大趋势

张栋

老龄化，是现代化的伴生现象，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人均寿命快速提升，国民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生育率也不停下滑，在当前和今后都将处于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同时，老龄化也是众多未来社会趋势中相对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较高的一种。对于老龄化，我们应有哪些观念和认识上的准备？我们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杜鹏老师，请他阐释，以飨读者。

记者：伴随老龄化的，是人们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您如何看待？

杜鹏：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开篇就提到，“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老龄化是社会、经济、科技各个方面进步的结果，比如医疗卫生的进步、收入和营养水平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升、男女平等的改进、社会保障的完善等等，这些都共同体现在老龄化的成因上，联合国在1982年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也给出了明确的定性，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

只要人类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老龄化必然就将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老龄化只是指老年人口占人口比重不断提升的现象，它的直接成因包括，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和人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这种人口结构转变要求社会和国家因之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老龄化本身并不必然是一个负面问题。从消费端看，人口结构的转变带来需求结构的改变，面向青年的产品和服务占比减少，但相应的老年性的需求增加，老龄化并不一定是社会总需求的削弱性因素。我们需要看到，所谓银发经济，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健康照护需求也会是重要的经济动力;从生产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并非人力资源的减少。劳动人口的按年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上的便利，它适应过去的社会现实，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劳动年龄人口的统计方式的价值在削弱。劳动年龄的范围，是16～59周岁，大部分高中生、大学在校学生都是劳动年龄人口，但并非劳动人口，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年轻人实际进入劳动的时间还在不断推迟。相应的，随着健康改善和寿命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改善，为数众多的老年人也可以是健康的、生产性的人口。我们现在有3600万在校大学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累计培养了超过2亿大学生。到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就会超过8000万，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这種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足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另外在生产方式上智能化、自动化，也在不断削弱生产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提升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整体上，人力资源并不因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而削弱，而是在不断增厚。

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老龄化而发展停滞，包括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韩国。到2050年，日本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会达到43%，我们会达到37%，实际上到2050年，我们的老龄化水平才会达到日本当前的水平。其他国家在人口老龄化上的应对策略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在老龄化的进程中，我们有足够的适应过程，不必担心人口决定论下的过度忧虑。

记者：老年人并非社会的负担，老年人仍然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真正需要照护的是失能人口，我们的平均失能时间是多少，这个时间变化趋势如何？

杜鹏：关于人均失能时间，我过去做过大致的测算，男性大概是1.5年，女性大概是2年，其中严重失能时间不到一年。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和平均预期寿命大概相差8年，目前人均健康年龄大概是69岁，到2030年，按健康中国的目标，大概会达到71岁。人均失能时间虽然不长，但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还是呈现变长的趋势。所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针对老龄化不断加深的一种积极应对。

记者：老龄化的一大基础原因就是健康的改善和寿命的延长，那么老年的概念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杜鹏：老年的概念在未来一定会逐步更新。以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77.3岁。老年是一个生命的发展阶段，它是人的生命趋向衰弱的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特定的生活需求。但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的加深，简单以某个固定年龄作为老年界限的做法越来越失去意义。老年人的差异是巨大的，老年人的状态是一生的累积。人在幼年时，或有高矮胖瘦各种不同，但在生命状态、生活需求上共性是主要的。而老年人经过六七十年的积累，差异是主要的，我经常看到一些人70岁身体健康，精神、思维活跃，另一些人60岁就已经非常衰弱。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的人之间的差异性会越来越突出。未来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简单以年龄划线，而是根据不同的实际状况和需求，对老年进行的精细化的界定和提出精准的社会政策。

很显然，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的统计口径，所针对的是教育水平较低的时代，大部分人在初中教育之后即进入劳动就业的情况，而这早已和社会现实脱节。对老年的界定也是如此，人均预期寿命尚不足60岁的时代和当前时代，同样是60岁，他们的实际状态和社会角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开发？

杜鹏：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人力资源的社会价值，不仅是老年人力资源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数量增加而增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可能也好于大多数人的想象。目前老年人中，失能的占3%，没有失能但存在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需要人帮助的占14%，合起来为17%，但还有8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是健康的，或者比较健康的，老年人口数量的大头在7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这相比公众一般想象中普遍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形象，情况要好很多。当前，进入老年的人是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参与热情普遍较高。在今天互联网的技术条件下，构建终身学习的体系，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互动，相互帮助沟通，难度和门槛也在不断降低。

实际上，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上开展尝试，比如弹性退休;比如组织老年人参与社区工作;比如老年大学，帮助老年人更新技能和知识;比如教育部开展的银龄讲学计划，组织退休教师前往贫困地区支援当地教育。类似的措施办法，还有很多可以丰富、可为之处。

记者：根据五普、六普数据，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的25.06%下降到2010年的21.1%，不升反降，我们怎样理解？

杜鹏：这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在城市里，60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差不多每十年降低5个百分点，2000年时大约是15%，2010年大约10%，现在已在5%以下。这主要是由于退休制度，养老保障的普及使城市老年人在退休后参与劳动的比例减小。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大概稳定在42%左右。首先是农村没有退休制度;另外，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农业劳动较多依靠老年人;再次，随着农业的机械化，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实际下降了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老年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主要是退休制度安排、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流动、农业机械化等多个因素共同造成的。

记者：老龄化问题总是和退休制度高度相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退休制度的安排，尤其是退休年龄的设定？

杜鹏：我国建立退休制度是在1951年，它的制度初衷是保护劳动者，是一种福利制度。它的目的在于为劳动者进入老年之后提供稳定的收入，为老年生活的安排提供稳定的预期。

男55岁，女50岁的退休年龄设定，也需要基于时代背景去理解。首先，当时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四十多岁，而现在是77岁，还在继续延长;第二，参与劳动的时间今昔不同。当时人的工作年龄也比较长，教育时间短，大多数人在十五六岁就正式参與劳动了，现在则一般要在大学毕业之后，二十多岁才会就业，随着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二十五六、二十七八才离开学校参加就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第三，劳动方式不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劳动主要还是依靠体力的，对人的健康消耗是比较重的。但随着机械化、自动化，今天生产过程中，重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在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健康影响上，工作三四十年的意义在今天和当时是完全不同的。第四，是生育率的不同。当时的妇女在一生中平均生育6个孩子，妇女在家庭中担负的抚育和照料责任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

基于这些因素，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当时，退休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保护劳动者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不难理解当前推迟退休年龄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退休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需要保持，社会对于退休制度安排需要有稳定的预期。同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条件和工作要求的变化，老年健康的改善，老年人参与劳动变得既可能也必要。渐进地延迟退休年龄，逐步探索和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建立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激励机制和辅助保障机制，这是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我国在面对老龄化社会时普遍的适应性调整，是个大趋势。

（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