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路径
——以琅琊书院为例

孙为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一、传统书院的文化遗产价值

自商周以来，中央政权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看其管辖范围内民众受教化的程度，兴教化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政治诉求之一。古人认为学校是王政的基础，是朝廷培养人才、教化社会的职能所在地。学校的兴衰被认为是政治繁荣的重要标志。古代学校教育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种是属于官办性质的官学，即以国子监为代表的中央官学和以府、州、县等行政划分为依托的地方官学；一种是属于私人性质的私学，如教馆、私塾等；一种是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古代民间教育机构，即传统书院，按筹办对象可分为官办、私办和官督私办三种类型。

书院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作为供观者借阅藏书的地方，至宋代，书院制度才发展到顶峰。由一开始的藏书扩展为兼具藏书、讲学、育人、教化等社会功能的文化教育机构，成为集中反映当时社会文化氛围的场所。元代统治者重视书院的教育与祭祀功能，朝廷对于学说言论管控较为严格，书院多由朝廷掌控，官学化倾向明显。各地书院多采用官办或官督私办的形式运营。如元代的宋禧曾说：“国朝于天下祠学，所谓书院者，例设官置师弟子员，与州学等”。明代由于受“东林党”的株连，朝廷对书院的限制尤甚，明中后期曾发生四次禁毁书院事件，书院一度衰落并遭到破坏。在清朝初期，传统书院建设和运行仍然受到严格控制。自康熙以来，朝廷教育政策逐渐放松，各学院建设又恢复了生机，其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但在办学形式上却逐步沦为科举制的附庸。清末，清政府下令将各地方的传统书院改称为学堂，名义上的书院形式也就此终结。但传统书院的学习形式和内容与地方官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风气，学习内容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古代主要讲儒学经学、程朱理学、治世之学。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局势动荡，社会各种积弊亟需革除，书院开始逐渐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模式，授课内容既有儒家伦理纲常又包含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目标转向博学强志、增长见识，实现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为国家与时代广育英才。民国时期，学堂多转为学校，成为宣扬新思潮和科学知识的学府。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组织，延续了千年以上的多个朝代，它在培养人才、教化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学习和传播传统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传统书院作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组织，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关于书院的学术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内容呈现出多专业、多角度、高深度等特点，涵盖了区域书院研究、个体书院研究、书院与社会互动研究、书院改制转型研究等方面。社会各界也在恢复传统书院建设方面做出了许多尝试。例如，上海浦江书院结合政府“市民修身行动”，激发和转换浦江书院的传统价值，借助书院各项活动引导市民群众自觉提升公民素养，为形成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良好精神风貌助力；河南借助书院这一传统物质文化空间，依托学校保护、开设传统文化课堂、建设书院特色旅游等方面对传统书院进行科学合理地保护开发，有效发挥中原文化特色优势，推进当地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博众书院在推动书院研学游学建设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面向国内外游客，将非遗体验纳入书院游学，扩大受众范围，在实现书院传统价值现代转换的基础上也实现了非遗保护的活态传承；江西以白鹭洲书院为建筑主体，加强其维修工作和周边设施建设，包括书院维修复建、江岸防护、环洲路亲水游步道工程等，为保护白鹭洲自然文化生态做出了贡献，形成当地景、人、诗的和谐统一，不仅成为当地居民旅游休闲的首选之地，也是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著名的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合作，以在岳麓书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为契机，探索当代大学与书院教育的结合等等。诸多关于传统书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表明，传统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迹，是历史中国、文脉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一个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方文化认同的物质映射。对于传统书院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不仅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推动区域文旅融合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

二、琅琊书院概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临沂地区置琅琊郡，后世称临沂为琅琊郡也皆始于此。由于临近以邹城市和曲阜市为代表的“孔孟之乡”，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春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儒学名家，如荀子、曾子等。自汉至唐，各代名人大家辈出，被后世赞称为“学道名区”。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临沂市大力实施“传统文化振兴战略”，系统发掘整理地方文化资源。随着文旅融合工作的深入推进，临沂市文旅产业逐渐成为临沂市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加大了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以建设促发展，使当地文化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在近年来工作中，传统书院的梳理与保护成为一大亮点。经调研发现，临沂地区现有古代书院28 个，多为明清建立，其中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琅琊书院。

琅琊书院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老城区，洗砚池北岸，王羲之故居院内，因临沂古称琅琊而得名。其前身应为晋代琅琊王氏故居。据《集柳碑》记载：“诸王南迁，舍宅为寺。东有晒书台，南有泽笔池，一曰洗砚池，皆其遗迹”。这一历史史料证明，身为书院前身的琅琊王氏故居却有可考，琅琊书院的历史也可由此追述。据当地历史资料记载，琅琊书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 年），是时任当地忻州知府的李希贤为培养地方人才、教化社会而向其下辖各地筹资，由兰山（即为当时的临沂）知县沈玉琳承修而成。整个庭院中左右共建有书室30 间，建筑前为碑亭、大门，门内立有康熙御书的龟驮碑，周围廊下墙壁上嵌有琅琊法帖以及历代著名石碑刻30 余块。琅琊书院初建时属官办性质，与府学、举办科举考试的考棚相结合，成为当时沂州地区主要的文化教育机构，为当地培养大批人才。书院必须与国家时事及文教政策相适应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书院教育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琅琊书院改办王氏义学，即于腾夫人王氏捐资所办的义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改为“沂郡校士馆”，提倡学习西方文化。从沂水县廪生黄玉栋遗物中看到，他的“琅琊书院课卷”文章题目都是《孟子曰士非为贫也全章》等八股文，而“沂郡校士馆”的课卷论题却迥然不同，如《汉武帝惮汲黯唐元宗惮张九龄论》《日本之凄川亲王比法之拿破仑、日本伊藤博文比美之华盛顿其学问功业孰优？试洋言之》等，则表达了政治改良向东西方学习的思潮。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琅琊书院改称为兰山县立第一高等学堂。随后，又在此基础上随着时代发展先后改称为临沂县立乙种工业学校、职业学校。民国十八年省立第五中学扩建，由于建筑受损严重，五中房屋多为新建，原琅琊书院旧址与右军祠划为五中第三院，原书院内所藏的大量图书也基本转存于五中图书馆。《王羲之旧志》中对这一历史有所记载：“民国十八年……至城墙根空地以及洗砚池一带官地，呈奉教育厅，作为新校址”。1930 年前后，琅琊书院虽随时代经历了名称及教学内容上的各种变迁，但其总体来说仍保留着传统书院教书育人的性质。日军进攻和占领临沂期间，城内古建大多遭到破坏，琅琊书院一度成为废墟，甚至成为日军在临沂地区的监察点和屠戮地。1989 年，琅琊书院才得以在原址上按照史料记载复建，并恢复书院原有的教育功能。21世纪以来，临沂市政府加大对琅琊书院的保护和重建力度，逐步将琅琊书院打造成为集文物收藏保护、文化展示传播、教育教学和旅游观光等多元一体的综合性历史文化场所。至今已举办多场传统文化宣传展示活动，成为临沂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琅琊书院作为临沂地区古代文化教育组织，在当地具有较高知名度。它既是临沂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它的发展历程也成为了当地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自建立之日起，书院一直以“书”为核心理念，发挥着教书育人、教化社会的作用。琅琊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传统价值并探索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型发展，对于推动临沂区域文化繁荣及文旅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笔者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发现琅琊书院的保护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对周边地带的统一规划和管理，道路狭小，停车杂乱，大大破坏了书院的整体价值和文化氛围；虽在此举办多场活动，但在大力推进区域文旅融合进程中，并未成功打造出具有文化强IP 能力的文化事件或文化品牌，缺乏文化精品；琅琊文化挖掘和研究出现断层，缺少其文化内核提炼等等。琅琊书院作为临沂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兼具历史文化、旅游观赏、社会教育等多方价值，是塑造临沂当地区域文化品牌的天然载体。在当下大力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框架下，探讨如何保护和利用好琅琊书院的固有资源，寻求琅琊书院的现代转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下临沂地区文化繁荣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琅琊书院的价值激活与品牌传播

历史书院蕴涵着当地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天然的文化IP 载体。整合、挖掘琅琊书院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塑造文化品牌，探寻琅琊书院新时代的转型路径，重塑其当代价值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临沂市文旅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琅琊书院作为临沂传统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要深入挖掘其历史内涵及发展。目前，琅琊书院与临沂市书法家协会、王羲之研究会等机构展开合作，成为省内外王羲之及其书法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此外，自2003 年以来书院内部积极开展青少年暑期公益课堂活动，充分利用青少年暑假时间节点，以教授基础书法、国画课程和传统文化为主，服务未成年万余人次。但这些未串联成体系的宣传、展示等工作还不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出琅琊书院的当代价值。作为历史文化遗迹，琅琊书院兼具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具有历史文化、观光旅游、教育游学等多方位的价值。其发展需结合当下临沂市文旅融合发展需求，利用自身价值优势对琅琊书院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积极寻求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

从书院传统价值激活的角度讲，琅琊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形式，具有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双重特性。修复书院空间环境特色，加强书院周边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书院管理和服务规范是实现琅琊书院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传统书院自设立以来即以“书”为核心，通过教学、祭祀等活动，实现个体品德培育，并被赋予教学、藏书和祭祀三大社会功能，成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创造传统书院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使其成为区域内的文化坐标，充分发挥书院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实现书院固有价值现代转型的应有之义。重塑琅琊书院文化传播、实施教化的文化身份，恢复其研习学术的文化价值是琅琊书院发展的现实需求。笔者认为，琅琊书院可作为临沂地区现代教育的一种有力补充，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教育活动，以增强受众对于书院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过程中也可进一步探索传统书院制度与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并从中获得启发。如传统书院所体现出的“课程之外的人文魅力”，即“边生活边学习”文化氛围对于现代教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等。

从琅琊书院的品牌塑造及传播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琅琊书院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工作。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琅琊书院建筑本身的梳理研究，而应结合临沂当地历史地理和文化，从书院历史沿革、规模影响、历代先贤等多方面还原受众对琅琊书院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使之可以通过书院的发展脉络感受到书院文化与地域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清晰地了解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而探寻临沂当地的文化特色及历史成因，为塑造地域文化品牌奠定认知基础。第二，要在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整合相关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要素，以内容逻辑为引领，用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书院故事乃至临沂故事，丰富受众对琅琊书院文化品牌的感知。文脉传播的核心在于故事性的传播，文化品牌具有故事性时，会激发受众的情感，唤醒其对文化的认知和二次传播，从而推动区域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第三，要在书院的实体空间内打造三种传统文化运营模式，实现“情感共识、物质场景、产业资产”三位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闭环，推进品牌传播与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物理城市”必然走向“文化城市”，“物理整合”必然转向“化学融合”，文化城市的塑造必然会通过“因文化地的历史主线”进行创意转换，实现其产业发展。这其中，文化的核心是共识，创意的核心是场景，产业的核心是资产，对应至琅琊书院的文化运营即分别指代学习空间、体验空间、消费空间。笔者认为，首先可以通过培训、论坛等方式使受众在书院实体空间内形成文化共识；其次通过研学、游学等方式打造知行合一的体验空间，实现认知场景化；最后在场景化的基础上，通过文旅产品开发等方式争取形成付费经济，对外产生商业化价值，变成真正的资产，以此形成一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临沂市文旅融合的深度推进及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广，琅琊书院的转型发展恰逢其时。以琅琊书院现代化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带动区域文化繁荣、教育转型及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进程。这不仅需要结合临沂当地地理及人文传统深入整理、研究书院的历史文化内涵，还需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持传统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塑造区域文化品牌。多方位、多角度拓展书院各项工作，推动琅琊书院品牌传播，从而激活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