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考信录》对我国考据学的发展及影响

2020-02-04 07:34王云庆汪茜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3期

王云庆 汪茜

摘 要: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考据、辨伪学者。其一生著作良多,代表作《考信录》一书被视为我国古代考据辨伪史上的里程碑。《考信录》内容丰富,远至上古。又作有《考信录提要》,详尽地对古代历史中存疑之处进行考证,辨明是非。同时将义理结合,科学地介绍了辨伪的具体原则与方法。不仅对我国的考据学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而且其辨伪思想在现今文献鉴定乃至编纂领域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基于《考信录》的研究,从文献辨伪角度概括崔述有关古代文献领域思想之精华,并加评述,以达继往开今之意。

关键词:崔述 《考信录》 文献辨伪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3-105-109

一、崔述及其《考信录》的修撰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府魏县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其父元森“自理学及经世致用书靡不究览”1,毕生致力于经世之学,然而却始终不得其志。因而崔述自幼时起,便秉承父志,受到严格的教育,“每受若干,必限令读百遍,以百钱置书而递传至右。无论若干遍能成诵,非足百遍不得止也”2。在刻苦的学习之下,崔述很快便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诗词章赋,见者皆称奇才。十五岁时赴大名府应童子试,列名第一,受朱煐知遇之恩,得以在家境落破之时继续致力于经史。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却落败于会试。而后刻苦钻研古史,潜心著述。直到五十七岁,吏部于会试落第举人中选拔官员,崔述才有机会就任福建上杭、罗源知县等职。崔述本想一展胸中抱负,有所作为,然而事与愿违。他在与朱松田的书信中写道:“兼以权不自由,动多掣肘。无罪不能救,有罪不能惩,地方事一毫不能整顿,固已尸位素餐矣。”3可见其无奈。尽管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崔述仍旧清廉为官,卯起亥眠,事事亲督,为当地人建架桥梁,修缮庙宇。嘉庆七年(1802),终于得以归之山野,日子虽然清苦,但他仍笔耕不辍,坚持完成《考信录》等著作。

《考信录》卷帙浩繁,分《前录》《正录》《后录》三部,全书总目三十四种、八十八卷。书中详尽地对上古历史、孔孟之学等进行考证,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考史辨伪体系。《考信录》的诞生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乾嘉时期正是考证学鼎盛时期,考证可以说是时代精神”1。再者,我们在书中也可窥见其著书的原因,《考信录提要》中记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2众所周知,古代史料多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杂糅,因而需要去伪存真、明辨虚实。基于作者数十年遍览经典、刻苦研究,《考信录》之成书,也不负他平生之所学。然而此书虽经出版,却未在当时引起反响。他的学说,不仅在当时不被人知,而且在他卒后长达百年的时间也消沉无闻,直到二十世纪在解放思想潮流中,才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二十世纪初,崔述的疑古思想传入日本,日本人将《考信录》加以标点排印出来,对日本汉学和东洋史学影响重大。如今,站在新世纪的前端,回顾经典,重新审视两百年前的这本史学巨著,发掘书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文献辨伪思想,不仅仅是对崔述毕生心血的尊重,更是将它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用于指导后世的学术活动,借古以开新境。

二、《考信录》之考据思想管窥

(一)维真求实,无征不信

说到“真”一字,上溯秦汉,下至当时的乾嘉学派,维真求实一直是古代文史学家坚守的根本信念,崔述也不例外。在崔述明道经世之学的数十年之中,“求真”一词贯穿始末,从他的书中便不难发现。例如,在阐述汉人解诂之误传时,分别以陶渊明与乌孙公主为例,讲求有证可依。陶渊明作《桃花源记》之后,有韩愈、刘禹锡之人复作桃源之说,然其内容涉及仙道也为一时之误,直至宋洪兴祖,据原文以正韩、刘之说,才使真相得以大白。杜甫关于昭君嫁时琵琶作乐的误传也是有证可备查考的,据石崇之词可证是乌孙公主嫁时之所为。在感叹诸儒之所传不可尽信的同时,崔述也表明了自己求真的决心:“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3再例如,介绍记忆失真篇章中,指出了经多人记载或传播造成失真的情况,因此他总结道:“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4此外,《考信录》中每一条辩驳之说均基于一定的史料和实事的记载而展开。如驳伏羲氏造书契制嫁娶之说,以《易大传》为据;在辩孟母三迁时,以孟子之说为据,加之逻辑分析,得出三迁之说无非是想表明孟母善教的结论。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崔述著述必先考证,探知虚实。另一方面,大胆疑古也是他求真求实的一种体现。崔述称《考信录》有推广《史通》之意,然而较刘知几而言,崔述的疑古,更为直接地怀疑史料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在疑古的彻底性上比前人更进一步。梁启超先生更是对此赞为“勇气真可佩服”。

崔述的维实求真精神与疑古态度,在今天也仍然是文献考证与鉴定领域的重要理论思想。例如在文献汇编的过程中,面临材料杂糅、虚实不一的情况,自然不能不加考证与筛选而“兼收并蓄”,因而需要对文献材料本身进行鉴定。在具体工作中,大胆对文献资料的来源与可靠性提出质疑,经考证后剔除其中伪误的部分,尊重与保护其真实性。此外,在学术研究领域,“无征不信”的理念更是严谨治学的基本要求,著书立说的每一条论断都需要“无一字无来处”。对于普遍认定的说法也应该秉持存疑的态度,寻求可信的证据加以考证,而不是全盘接受或是妄加臆测。

(二)考信辨伪,方式多样

上文提到崔述著书讲求的是无征不信,对于存疑的文献,有证可考是再好不过的。然而我国历史从上古以迄今日,历数千年,大量的史料文献已经失去了有力的佐证作用,崔述针对这样的史料,提出了一系列的鉴定原则与方法。首先,崔述概括了导致伪书形成的主观因素,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二是‘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三是‘旁采他人,以入古人之书者。这已经触及历史知识论的问题,应该说是对传统辨伪学的一个新发展。”1其次,又由此衍生出多种文献辨伪的方法。一是从文体文风上来判断,《考信录提要》中记载:“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是知伪托于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2简而言之,即根据不同时代文献的体例、文风用法的不同来区分和鉴别。因为凡是伪托原始史料的文献一定会有与相关时代背景相异的蛛丝马迹,所以需要留心观察。与之相似的还有依据著述源流、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鉴别。再者,崔述沿袭了“考信于六艺”的原则,用六经来考证存疑的史料和文献。他在《补上古考信录》中讲道:“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3在《考信录提要》中又言:“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4以上足见其以经证史的理念。虽然这种观点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仍具有合理性。因为经书是后世所见,距离上古三代最早的记载, 较少甚至没有经过后人附会,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此外,崔述将经与传相区别,提出“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主张。站在文献辨伪的立场上,崔述的考据学思想为具体的辨伪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例如以可信度高、相对权威的文献为基础鉴别;根据时代特点、文体文风、文献来源鉴别等,为后来科学的考证与鉴定程序提供了思想源頭与依据。

(三)传注分类,便于取信

崔述在撰写《考信录》过程中,“以经中史实为骨干构筑而成。但《经》记事毕竟简略,遇有那些《经》虽言及,然语焉未详之处,则采撷传注中有关史料加以补充,书写格式均低经文一格,以示区别”5。简而言之,崔氏在编纂史料中,将早期经书看作是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手的材料,而后参考传注进行补充。不仅如此,崔述还对传注进行分类采集,共有补、备览、存疑、附录、附论、备考、存参七种。在《考信录提要》卷下的《后论》中有着详细的记载。(1)关于“补”:“降而书者,不敢以齐于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于经而今旁见于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2)关于“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于‘备览。”(3)关于“存疑”:“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于‘存疑”。(4)关于“附录”与“附论”:“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5)关于“备考”与“存参”:“事虽后日之事而有关于当时之得失,言或后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1崔述将文献分门别类,依据其可靠性进行分等、筛选后汇编成书。这种做法能够使后来读书之人在充分掌握主体内容,了解是非真伪之余还能参照传注,丰富和加深对相关史实的理解。例如在《洙泗考信录》中关于孔子事迹的考证,就常以《论语》为附录,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崔述将不同种类的传注与正文论述分开,而不是武断地将史料杂糅的做法,一方面为后来人进行文献辨伪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考据之书大多晦涩繁杂,而《考信录》在论述前后善用各类传注,将与正文相关的内容呈列出来,并补充存疑之处,使读书之人条理清晰,逐类取信。另一方面,也为日后的编纂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文献的可靠性进行分类,对文献鉴定以及编纂取材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崔述考据思想之局限

对于崔述之学,后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胡适曾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同时,顾颉刚也认为:“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2由此可见,崔述的考据学思想有相当的部分值得借鉴,对于今日文献的考证和鉴定工作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崔述的思想仍有不可突破的桎梏。

一方面,崔述考证史料的主要原则是“考信于六艺”,然而在很多时候,由于对六经的过分推崇,导致崔述不易对经书的内容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在《夏考信录》里,他错误地认定《尚书》中的《尧典》《禹贡》两篇是夏代的原始文献,而不加分析地使用”3。顾颉刚先生也对此批评说:“只有司马迁和崔述,他们考信于六艺;凡六艺所没有的,他们都付之不闻不问。这确是一个简便的对付方法。但六艺以外的东西并不曾因他们的不闻不问而失其存在,既经有了这些东西,难道研究历史的人可以闭了眼睛不看吗?况且就是六艺里的材料也何尝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精密的标准呢?”4因而,我们可以得知崔述的疑古是建立在尊经的基础之上,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儒家圣道的信仰。对六经的信赖与推崇使得崔述的疑古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容纳了圣人的成见,虽然这是封建社会普遍具有的时代局限性,但这也是崔述考据思想的根本弊病。于是,顾颉刚先生在编订《崔东壁遗书》序时便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总之,他根本的误处,是信古史系统能从古书中建立起来,而不知古书中的材料只够打破古史系统而不够建立古史系统。”5

另一方面,崔述的考证重点放在文献的“真伪”上,認为其非真即伪。这种观点过于机械了。因为同样是从前人留传下来的文献,其中虽然有伪书的存在,但伪书自身也具有一定承载历史的价值。就是说,如果一份文献是伪造失实的,那么它仍然有作为伪造的这一事实的证明和记录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伪误”也是一种“真实”,对此需要的是透析作伪书之人的意图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不仅仅局限于判断是非对错之中。因而只仅仅用真伪两性来辨别史料文献,相对简单了些。此外,造成崔述考据思想局限性的原因,有时代的禁锢,也有自身的原因。崔述的考据思想在当时汉学统一全国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独学无友一方面能够成就他特立独行的思想流派;然而另一方面,其“负性硁硁,不与人妄通一刺”6也使得他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呈现狭隘、主观的色彩。缺席了与当时学者大家的交流网络,也是《考信录》沉寂了百年不为人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侧面警示后人,做学问切忌闭门造车,否则只能出门而不合辙。

四、结语

崔述先生将毕生心血投身于考证经籍的研究之中,不求名利与传世,只将著述看作为“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崔述去世之后,其著作由其门人陈履和整理出版,却少有人闻。从陈履和撰《敕授文林郎福建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对先生著述的热切希望:“老未登第,官又不达,且其持论实不利于场屋科举,以故人鲜信之;甚有摘其考证最确,辩论最明之事,而反用为诋諆者。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真知,天亦必默相此书,传之无穷,履和唯有慎守遗编以待其人而已!”1笔者每每读此,备感辛酸。胡适先生也认为如此德才兼备的学者及著述却被时代埋没了百年之久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因此,本文在介绍崔述文献考据思想的同时,也是出于对崔述先生的敬佩而欲宣扬之。

总而言之,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尊重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关键,还是要将之转化为今日之实践。以崔述先生为例,后人需要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充分应用于日后的工作与学习的实践中,化经验为动力。当然,对于其思想中的局限,应该以此为戒,注意反思,从而为发展的前路扫除障碍。借古以开新境,重新发掘沉寂于历史中的古老智慧,让后来者在漫漫前路上与先人同行。

责任编辑: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