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影响因素

胡建国，董景亮

(北京工业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124)

一、问题的提出

自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生活质量这一概念以来(1)A.C.庇古:《福利经济学》,朱泱,张胜纪,吴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17页。，生活质量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最初用以描述福利的非经济方面，拓展到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在内的综合概念，即“人们所获得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福利”(2)Ben-chiehLiu,“Variation In Economic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 the U.S.A.: An Interstate Observation Over Time”,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Vol.5,1983,p.07-120.。比较来看，客观生活质量重视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这样的理解(3)周长城，刘红霞:《生活质量指标建构及其前沿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但是当经济实现显著增长和公众客观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后，主观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此意义上，对主观生活质量的不断重视，体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转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提高主观生活质量，须要客观准确掌握公众主观生活质量状况。其中，生活满意度作为重要的分析和测量指标备受研究者关注。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对自己职业、收入、住房、休闲、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满意度总和，是对自己生活各方面做出满意度高低的评估(4)Andrews Frank, and Stephen Withey.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in America,New York: Plenum, 1976；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林南,王玲,潘允康等:《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1985 年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资料分析》,《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生活满意度不完全等同于幸福感，但是其重要来源(5)Shin,Johnson Shin DC,Johnson DM,“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5,1978,p.475-492.。较之幸福感这样心理与价值测量指标，生活满意度更能直接体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此意义上以生活满意度为代表的主观生活质量比人均GDP为代表的客观生活质量能更为全面和更有意义地测量人们的生活境遇和福利水平(6)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回到中国现实情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公众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在此背景下，主观生活质量开始变得重要，诸如让“人民更加满意”、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新的发展理念近些年来相继被提出，均体现着对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视。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公众生活满意度状况存在着分歧。一方面，有机构基于调查指出从2000—2014年间，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持续上升。基于生活满意度从低到高赋值1—5分的评价，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从3.2分上升到3.8分(7)徐闳:《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达16年来最高值》,《中国人口报》,2016年1月14日，第1版。。但是，与上述调查发现截然相左的是，有调查研究认为在1990—2010年间中国公众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呈现出U字型趋势(8)Hilke Brockmann,Jan Delhey,Christian Welzel,Hao Yuan,“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4,p. 387-405.。另外，还有研究认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公众的生活满意度也在发生分化，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9)理查德·伊斯特林:《当代中国幸福感的长期变化(下)》,《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1月29日。，这一观点暗示关注不同群体生活满意度比整体把握更具有现实意义。上述分歧引发本文思考如下问题：一是中国公众生活满意度状况究竟如何，二是造成生活满意度高低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进一步把握和提高中国公众主观生活质量。对此，本文拟建构相关分析框架并基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展开探讨。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有关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早期的主流观点是认为经济增长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对提高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的作用，Cantril基于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观幸福满意度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关联(10)[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丽娟，韩瑞波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表明经济繁荣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然而，Easterlin在重新分析Cantril所用的数据后，提出二者间的关系实际上相当薄弱，在一些贫穷国家公众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那些富裕国家。这一现象被称之为“Easterlin悖论”，即长期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地持续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这里所指的幸福水平与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做严格的区分)(11)Easterlin, R.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 David. P.A. and Reder, M.W,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p.89-125.。后来的研究既有否定这一悖论的(12)Campl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and W.L. Rodgers,“The Quality of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1976.，也有支持该悖论的(13)Blanchflower, D. G., and Oswald, A. J,“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7 2000,p.1359-1386.。对此，英格尔哈特认为“Easterlin悖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将经济因素视为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在这一前提下，当经济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极为有限时，自然出现二者间的悖论。事实上，生活满意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仅仅是其中之一，虽然经济因素确实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14)[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严挺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在有关中国公众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证明收入的高低是影响公众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均收入的改善有助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群体间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收入的水平也是影响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最直接的因素。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公众客观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时期(15)叶勇：《Logit模型在居民生活满意度评价中的应用》,《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7期；曹大宇：《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考察及其政策启示》,《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4期；宋丽娜，西蒙·阿普尔顿，肖辉：《中国城市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构成要素与决定因素》，《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公众的生活满意度的变化与经济持续增长和客观生活质量变化并非是同步的，这表明他们之间并非是绝对的正相关(16)周长城,任娜:《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高(17)周长城,刘红霞:《生活质量指标建构及其前沿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对此，有研究跳出经济因素，从消费行为、环境质量、户籍制度、财政支出等更加广泛的领域深入探讨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18)朱迪:《市场竞争、集体消费与环境质量: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概括来看，现有研究从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对公众生活满意度的探讨有着重要的启示。但是，生活满意度作为社会发展及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生存状态的重要指标，需要纳入社会发展及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状态的分析视角，这有利于更加客观和准确地揭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此，后物质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后物质主义理论是英格尔哈特提出用来揭示社会变迁过程中公众价值观变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及生存问题的解决，公众价值取向由强调物质福利与人身安全转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这种转变对经济社会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19)[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丽娟,韩瑞波等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在后物质主义理论看来，物质主义者更倾向于重视物质生活质量，后物质主义者则更看重主观生活质量，如有趣和有益的社会活动、受人尊重、与朋友交往和休闲活动(20)[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张秀琴译，严挺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对于人们价值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英格尔哈特提出两个解释。一是物质匮乏改善。在英格尔哈特看来，个人价值观优先排序反映的是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当社会处于某种需求匮乏时，人们会给予它最高关注，从而形成优先价值观。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的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和安全；在工业化社会人们寻求利益最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质主义成为优先价值观；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政策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对个人主观幸福以及自我表现和政治参与的后物质主义。二是社会化。英格尔哈特指出在经济社会环境和价值观优先排序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年前的状况，未成年阶段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取向。成年后的价值观虽然也会因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只是局部而非根本的改变。因此，每一代人由于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生活境遇形成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而代际更替推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根据上述两个假设，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不同代际群体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 以下简称SEI)群体中的分布存在着差异，比较而言青年群体和SEI高的群体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特征。

当然，后物质主义理论是基于发达工业社会得出的研究结论，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呢？就中国社会现实情境而言，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一代人比一代人拥有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的青年群体，其成长恰逢物质匮乏得到极大改善的时期，所拥有的优越物质生活条件是之前各代际群体所无法比拟的，生活满意度理应高于其父辈，但是这种差异背后是否存在优先价值观的变化的影响呢？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分化，不同SEI群体的物质匮乏改善情况存在着差异。比较而言，高SEI群体物质匮乏改善程度更为明显，更有可能导致价值观优先排序中物质主义的重要性下降，换言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为重要。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各代际群体公众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老中青代际群体生活满意度呈现梯度上升；

假设2：不同SEI群体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SEI越高生活满意度越强；

假设3：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各代际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老年群体、中年群体和青年群体中影响梯次加强；

假设4：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不同SEI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影响存在差异，SEI越高影响越大。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SS)。CSS自2006年以来采取双年度的纵贯调查，基于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万余户家庭18—69周岁的居民。2015年CSS总共调查了10243受访者，其中本研究经数据处理和筛选后最终得到10217个分析样本，样本人口学描述统计见表1。

(二)变量

本研究变量操作如下。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众生活满意度。2015年CSS关于公众生活满意的调查是通过询问被访者：“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的评价进行测量的。该测量采用被访者自评法赋值1—10分，分值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本文将这一变量操作为连续变量作为研究的因变量。

2.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价值观、SEI、代际因素。(1)价值观。“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本身都是抽象的学术概念，是英格尔哈特对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赋予的名称。他把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把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优于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2015年CSS调查了被访者择业更倾向于看重收入高，还是服务社会的问题，实质测量的是公众职业目标优先价值观的排序，这与英格尔哈特在测量个人的价值类型与职业目标高度相一致。在其看来，选择工作看中的高收入则是指向物质主义的个人目标。即强调获取物质财富，追求金钱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服务社会则是指向马斯洛需求等级中的“更高序次的需求”，代表了个人的社会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强调是个人的归属成就感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21)[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文化转型》,张秀琴译，严挺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139页。。本文选择这一调查问题测量公众价值观倾向。虽然，本文研究的价值观和满意度都是属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观变量，那么对于主观解释主观的可行性。胡安宁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文章中指出：从理论论辩的策略提到自变量和因变量这两个主观变量是由不同的心理特质产生的。因此，它们不会受制于同一个心理特质从而产生混淆偏误(22)胡安宁:《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社会》,2019年第3期。。后物质主义是价值观是一种更稳定的心理特质，是相对稳定不变的； 满意度是社会心态，是相对易变的，二者不存在内生性。因此，用价值观变量去解释公众的满意度变量具有社会科学性。(2)SEI。主要用SEI指数进行测量，本文借鉴李春玲的操作办法，根据受教育年限和收入，计算出受访者的SEI(23)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3)代际。则按出生年代，本研究将将80后和90后定义为青年群体，60后和70后定义为中年群体，50后和40后定义为老年群体，据此考查不同代际群体的生活满意度。

3.控制变量。从以往研究文献来看，个体生活满意度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主要包括性别、户籍、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工作单位性质、婚姻和收入等，对此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这些控制变量中，诸如户籍、政治面貌、工作单位性质是极富有本土化的变量，将这些变量纳入控制变量中，也是以理论本土化的回应。上述变量的操作及定义见表1。

表1变量操作及描述统计

在研究方法与策略上，本研究首先基于描述统计公众生活满意度的整体情况，并基于F检验探讨群体差异；其次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状况；最后基于研究发现同回应研究假设，进行研究总结。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统计

整体来看，在生活满意度1—10的赋值区间中，中国公众生活满意度均值为6.42，大体处于认可的水平。进一步考查各代际群体和不同SEI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状况。

1.各代际群体生活满意度

从各代际群体来看(图1)，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F=102.9051，p<0.001)。其中，青年群体生活满意度最高，老年群体次之，而中年群体最低。从现实来看，青年群体成长于物质丰富的年代，较之父辈生活条件更加优越，同时生活环境更加开放，生活选择更加多元，有理由相信他们对生活满意度呈现更高评价。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虽然低于青年群体，但是高于中年群体，与其所处生命历程阶段有关。该群体阅历丰富，对社会现实和问题有更深的体会与释然，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更易知足。而中年群体作为家庭与社会的中流砥柱，责任重担子大，生活满意度相对最低。

F=102.9051, df=18, p<0.001

2.不同SEI群体生活满意度

从图2来看，不同SEI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F=393.6355，p<0.001)，SEI越高的群体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SEI高的群体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能够选择更高生活标准以及更好的生活环境，生活满意度水平理应要高得多；而对于SEI低的群体而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相对较少，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相对处于劣势的状态。

F=393.6355, df=18, p<0.001

(二)影响因素分析

表2列出了公众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统计结果。模型1从整体上探讨了公众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 2—4分别探讨了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代际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模型5—7则分别探讨了低中高SEI三个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研究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从整体来看(模型1)，公众生活满意度显著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公众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者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表明对非物质条件的追求有利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不过从收入来看，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且其标准系数值在所有变量中最大为(Beta=0.208(P<0.001)，这表明收入的增加对提高人们生活满意度极为重要。从SEI来看，SEI对公众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但是在代际群体方面(模型2—4)，虽然SEI对于青年群体和中年群体均无显著影响，但是对老年群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是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因素(Beta=0.178, P< 0.01)。可以看出，拥有较高的SEI对于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另外，模型1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对公众生活满意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性别方面，性别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性别不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在户籍方面，非农业户籍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造成生活满意度存在着城乡间的差异，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比城市居民要高。当然，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户籍的影响对不同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在模型2—7中，户籍对中年群体、低SEI群体和中SEI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明上述三个群体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但是户籍对青年群体、老年群体和SEI高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这三个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城乡差异不显著。从婚姻变量来看，已婚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同样存在差异：在模型2—7中，婚姻中老年群体和低中SEI群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提高上述四个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于青年群体和SEI高群体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上述两个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并不显著地受到是否已婚的影响。这似乎也印证了一种新的观点——单身可能是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24)[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沈开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239页。。另外，政治面貌与单位性质均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表2公众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OLS回归分析(标准系数)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差。

第二，从代际群体来看，各代际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比较模型2—4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年、中年和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群体中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对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是最大的(Beta=0.091,P<0.001),中年群体次之，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影响程度最弱。从收入上看，收入对各代际群体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物质条件的丰富都能给各个代际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和中老年群体相比，收入对青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是最大的(Beta=0.207, P<0.001)。从而呈现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独特的现象，青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既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物质因素的影响。虽然青年群体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优势，在价值观上更加倾向于后物质主义，并且这种价值取向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青年群体的物质追求对其生活满意度同样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第三，从不同SEI群体来看，不同SEI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同样存在着差异。在价值观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低SEI群体、中SEI群体和高SEI群体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比较来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高SEI群体的影响程度要显著强于低SEI群体。从收入来看，收入对中SEI群体的影响最强(Beta=0.173, P<0.001)，对低SEI群体的影响次之(Beta=0.163 P<0.001)，对高SEI群体的影响相对最弱(Beta=0.152, P<0.001)。如果说中SEI群体对应的是中产阶层群体的话，可以看出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在价值观上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最为强烈，但是物质条件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作用。

五、研究总结

本文利用2015年CSS分析了中国公众生活满意度状况，并基于后物质主义理论探讨了公众生活满意影响因素。研究将公众满意度赋值1—10，发现公众生活满意度均值为6.42，这一水平反映公众生活满意度处于基本认可的状况；从群体差异来看，青年群体生活满意度最高，老年群体次之，中年群体最低；低SEI群体、中SEI群体和高SEI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梯次上升。上述发现与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相一致。在公众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收入因素同时交错影响着公众生活满意度。其中，在代际群体方面，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强于中老年群体；在SEI群体方面，对中高SEI群体的影响强于低SEI群体。研究结果基本上验证了假设3和研究假设4。

我们注意到，在社会变革与转型进程中，青年群体与中产阶层群体往往走在时代的前列，最能体现时代特征。而在这两类群体身上，我们看到生活满意度即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收入增长这一现实物质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转型时期中国公众生活满意度的独特性——收入的增长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进而对于生活满意度这一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发挥显著的作用；同时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显现出的显著作用，也表明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非物质因素的生活质量提升对于提高公众生活满意度也在表现出积极性的一面。这一研究结论的政策取向意义在于，一方面持续改善民生，提升物质生活水平依然是提升公众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渠道，这是进一步提升公众主观生活质量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看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公众生活满意度提升的显著作用，虽然这种作用还弱于收入增加这样的客观物质因素，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其作用程度会进一步增强。对此，加强社会发展质量，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成长机会与自我价值追求的平台，都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应有之义，这对于持续强化公众生活满意度，提升主观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