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尊与亲密关系: 关系信念的中介作用

2020-02-14 05:57杨梦涵陆润豪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20年1期
关键词:自尊亲密关系大学生

杨梦涵 陆润豪

摘 要 为探究大学生自尊与亲密关系的联系及其内在心理机制,本研究采用自尊量表、内隐关系理论量表、关系评估量表对46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大学生自尊、成长信念和亲密关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大学生自尊对亲密关系质量有正向预测作用;(3)成长信念在大学生自尊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宿命信念不起中介作用。因此,研究揭示了大学生的自尊既能直接影響亲密关系,又能通过成长信念对大学生亲密关系产生影响。研究结论对于帮助大学生群体建立积极健康的亲密关系,从而形成爱的品质、获得心理社会性成长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 大学生;自尊;亲密关系;关系信念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1.004

1 引言

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s)是人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种,广义上包含了亲情、爱情、友情等,在人们的生活经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Miller, Perlman, & Brehm, 2007)。亲密关系与人类与生俱来的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关,亲密关系的形成能够满足人类的这些需要(Perlman, 2007)。大学生群体正处于埃里克森理论中“亲密对孤独”的发展阶段,形成爱的品质是大学生最为重要的心理发展任务之一。因此,本文中探讨的亲密关系主要指大学生情侣间的恋爱关系。显然,一段亲密关系能否满足个体归属与爱的需要,帮助其获得爱的品质从而促进个体心理发展与这段亲密关系的质量密切相关。为此,探索影响大学生亲密关系质量的相关因素对于帮助大学生群体在恋爱过程中获得健康的亲密关系体验和心理成长均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基于理论和现实经验,本研究将选取自尊和关系信念作为研究变量,旨在通过调查分析,揭示个体自尊对亲密关系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爱他人,要先学会爱自己”是一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观点。许多研究者同样认为更爱自己、对自己持有积极态度的人们能够拥有更好的亲密关系质量(Zeigler-Hill, Fulton, & Mclemore, 2011)。自尊(self-esteem)作为构成自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性评价,高自尊的个体对自己持有更积极的态度(李海江,杨娟,袁祥勇,覃义贵,张庆林,2012)。有实证研究发现,自尊是影响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Murray, 2006),高自尊被试倾向于拥有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同时,也有研究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Rudich等人(1999)认为,高自尊的个体容易得到更多的社会接纳,从而较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Murray等人(2000)则认为,高自尊被试能够更好地应对威胁到他们情感和自我价值感的负性事件,因而有助于维护亲密关系。当遭遇到失败或拒绝的时候,高自尊个体会倾向于增强与伴侣的关系,因为他们相信伴侣能够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并且,在寻求加强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强调积极的亲密关系质量的重要性(Murray, Rose, Bellavia, Holmes, & Kusche, 2002)。

在理论研究方面,自尊的人际关系理论(Sociometer theory)认为,人类有维持重要人际关系的动机,而自尊作为一种心理尺度,能够反映个人重要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个人对重要人际关系的融入程度(Leary, Tambor, Terdal, & Downs, 1995)。 高自尊的个体通常更重视自己的人际关系,并能够更好地融入其中,其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质量也相对较高,这一观点也被实证研究佐证(江沂芯,2016;王中杰,赵山明,2017)。因此,基于自尊的人际关系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我们可以推测自尊水平能够正向预测亲密关系质量。此外,由于自尊能够影响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关注和融入程度(Leary et al., 1995),同时高自尊个体更倾向于在面对负性事件的时候相信自己的伴侣,倾向于强化和伴侣的关系(Murray et al., 2002),所以有理由推测个体对亲密关系的信念在自尊影响亲密关系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

关系信念(relationship beliefs)是指一切针对亲密关系的具体信念、思维模式和认知判断(Hall, 2006)。关系信念可分为成长信念(work-it-out beliefs)和宿命信念(soulmate beliefs)两种类型(Knee, 1998)。研究指出,持成长信念的个体倾向于认为亲密关系是能够通过双方的努力而不断发展的,当遇到冲突时,他们倾向于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有效解决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而这种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处理问题模式能使亲密关系得以维持和发展(孔荣,邓林园,2017; Franiuk, Cohen, & Pomerantz, 2002; Knee, Patrick, Vietor, & Neighbors, 2004 )。与之相反,持宿命信念的个体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是命中注定而无法通过双方努力而改变的(Burnette & Franiuk, 2010),一段恋情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只取决于一开始有没有找对合适的人,因此当他们遇到冲突时不会尝试努力解决问题,而是会认为这段关系命中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从而倾向于提出结束亲密关系(Knee et al., 2004)。从两种不同的信念产生的结果来看,成长信念可以被视作一种亲密关系中的积极与建设性信念,而宿命信念可能是一种消极与破坏性信念。

综合资料表明,关系信念会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同时关系信念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一方面,在影响关系信念的个体因素中,自尊水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自我确认理论(Self-verification theory)认为,自尊是自我确认的基础,高自尊的个体会倾向并乐于接受有利于其自我肯定的信息,而低自尊个体会更倾向于接受较为负面和否定评价的信息(Swann, Pelham, Krull, 1989)。许多实证研究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低自尊个体在遭遇失败后更倾向于关注负面的结果,并容易将消极的反馈泛化到其他方面(Kernis, Brockner, & Frankel, 1989),如不合实际地低估自己的能力等,在高自尊个体身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现象。此外,低自尊个体存在对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李海江等, 2012; Dandeneau & Baldwin, 2009),这使其更容易关注到外部的拒绝信息, 同时也会更倾向于将外界信息知觉为拒绝,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低自尊个体容易出现不合理信念(Daly & Burton, 1983; Leitenberg, Yost, & Carroll-Wilson, 1986)。 Murray等人的依赖调节模型(the dependency regulation model, Murray, Holmes, & Griffin, 2000)则更为具体地指出,自尊水平能够影响自己对伴侣如何看待自己的感知,从而影响自己对这段关系的感知,并反过来影响自己的自尊。也就是说,低自尊的个体首先会认为自己是糟糕的,同时也认为伴侣对自己持有消极看法,进而使自己对亲密关系的信念变得消极,形成宿命信念,这样的错误信念又反过来进一步降低其自尊水平。相反,高自尊的个体倾向于认为伴侣对自己的看法是积极的,从而会在与伴侣的互动中增强自我肯定感,从而对亲密关系形成成长信念。另一方面,关系信念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这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体对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认知以及个体在亲密关系进程中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孙杭媛,2016)。根据关系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的观点,关系信念是一种维持亲密关系的内隐认知,对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问题解决方式、满意程度以及亲密关系持续时间能够起到显著的预测作用(Burnette & Franiuk, 2010)。因此有理由推断,不同的关系信念可能会对个体亲密关系的质量产生影响。此外,一些证据也表明,低自尊的个体在人际交往中会产生歪曲认知,如极端化思维、过度类化、灾难化等,这些不合理的信念可能会使得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和行为,从而更容易导致其人际交往存在问题(郑庆友,2013; Daly & Burton, 1983; Mayhew & Edelmann, 1989)。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自尊对亲密关系有重要的影响,而个体的关系信念这一认知变量在其中可能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考察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自尊影响亲密关系的内在心理机制。由于低自尊的个体对自身、伴侣及亲密关系的感知均倾向于消极,易产生宿命信念,从而容易对亲密關系质量有消极影响;而高自尊的个体则倾向于正向感知这些看法,易持有成长信念,使得亲密关系质量良性发展。因此本研究假设自尊能够通过关系信念(成长信念、宿命信念)的中介作用来预测亲密关系质量。具体而言,高自尊的个体会有着更高的成长信念和更低的宿命信念,从而有着更高的亲密关系质量;反之,低自尊的个体有着较低的成长信念和较高的宿命信念,从而有着较低的亲密关系质量(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便利性取样法,在南京等地区高校线上调查了484名曾有过恋爱经历或正在恋爱的在校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关系信念与亲密关系质量,删去奇异值后共获得有效样本463份。其中,男性为126名,女性为337名;异地恋173人,非异地恋290人;目前正处于亲密关系中的被试为299名,目前单身却曾经有过一次以上亲密关系的被试为164名。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0.59岁(SD=4.22),恋爱时间平均为17.32个月(SD=18.96),最短为1个月,最长为10年。

2.2 研究工具

2.2.1 自尊量表(SES)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评定大学生个体重视和尊重自身的程度。该量表包含10个项目,采用四级计分,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计1~4 分。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的中文版已由国内学者修订(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是目前我国心理学界使用最多的自尊测量工具。有研究者指出(田录梅,2006),原量表第8个项目“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反向计分)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可能会使被试产生误解,一定程度上影响量表内部一致性,故而本研究未将该项目计入自尊总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2 内隐关系理论量表(ITRs)

采用Knee(1998)编制的内隐关系理论量表(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scale)对关系信念进行测量,该量表由国内学者韩易静进行修订(2015)。该量表共8个项目,采用7级计分的方式,从1到7表示从不同意到同意的程度。量表包括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两个维度,每个维度由4道题构成。计算每个维度的总分,分数越高说明该信念越强烈。 在本次研究中, 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5,宿命信念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9,成长信念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

2.2.3 关系评估量表

本研究采用Hendrick(1988)编制的关系评估量表(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该量表由河北大学王皓(2010)编制,来评估被试对亲密关系的总体感受。该量表共包含7个项目,无分量表,采用5级计分的方式,从1到5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程度,得分越高说明对亲密关系质量越高、个体在这段关系中越满意。在本次研究中,关系评估量表的Cronbachs α=0.88。

2.2 研究过程及数据处理

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同时获得大学生性别、年龄、亲密关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所有被试均在知情同意前提下参与了本次问卷调查。运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了录入和整理。用SPSS 21.0和Amos 21.0对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采用被试的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对于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把所有变量测量项目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设定公因子数为1。结果得到5个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能解释的变异量为27.43%,小于40%,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为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大学生自尊水平、宿命信念、成长信念与亲密关系质量分别为各项加和总分。将性别、是否异地恋进行虚无编码(0=男,1=女;0 =否,1=是)后作为自变量,亲密关系质量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性别)×2(是否异地恋)的方差分析,考察性别和异地恋对亲密关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 (1, 459)=3.50, p=0.06, η2p=0.01 ),是否异地恋的主效应、性别与是否异地恋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0.05)。因此考虑将性别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自尊水平、成长信念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都在0.00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宿命信念与大学生自尊水平相关边缘显著(p=0.09), 与亲密关系质量显著相关(p<0.001)。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理论,中介变量存在应该满足的前提条件包括:(1)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有显著相关;(2)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显著相关;(3)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考虑检验成长信念与宿命信念在大学生自尊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

3.3 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由于自尊量表(9题)和关系评估量表(7题)所含项目数较多且维度单一,为了防止多个项目造成潜在变量的膨胀测量误差,采用平衡取向中的单因子法(single-factor method)(卞冉,车宏生,杨辉,2007)对自尊量表和关系评估量表进行打包处理(parceling)。首先,确定将量表分别打成三个项目包,接着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把载荷最高的3个项目按载荷排序(由高到低)依次放到3个包中作为锚定项目;然后,反方向(由低到高)依次加入次高项目进行平衡,按此规则依次排列,直到所有题目都被平衡分配。这种打包方法通过平衡各项目包内项目的因子载荷和方差,可缩小项目包间的差距。打包后的观测变量以每个包内项目的总分代替。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大学生自尊水平与亲密关系质量的关系及成长信念可能发挥的中介作用。运用Amos 21.0建构模型,其中性别为控制变量,自变量为大学生自尊水平、因变量为亲密关系质量,中介变量为成长信念与宿命信念,自变量与因变量作为潜变量观测,中介变量作为显变量观测。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 2004),先检验大学生自尊水平对亲密关系质量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变化的显著程度。直接效应的拟合指标为:χ2/df=1.95,RMSEA=0.05,AGFI=0.97,NFI=1.00,GFI=0.99,IFI=1.00,TLI=0.99,CFI=1.00,SRMR=0.02, 路径系数β为0.33(p<0.001),说明大学生自尊可以正向预测亲密关系的质量。

在自尊与质量之间加入关系信念这一中介变量之后,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为:χ2/df=2.28,RMSEA=0.05,AGFI=0.95,NFI=0.97,GFI=0.97,IFI=0.98,TLI=0.98,CFI=0.98,SRMR=0.03,说明模型的拟合指标良好,关系信念在大学生自尊水平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见图2)。对此,我们分别讨论成长信念与宿命信念的两条中介路径。

首先,大学生自尊水平与成长信念(β=0.24, SE=0.10, p<0.001)、成长信念与亲密关系质量(β=0.31, SE=0.05, p<0.001)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且大学生自尊水平与亲密关系质量的路径系数显著(β=0.29, SE=0.11, p<0.001),因此成长信念在自尊水平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其次,大学生自尊水平与宿命信念(β=-0.07, SE=0.13, p>0.10)路径系数不显著,宿命信念与亲密关系质量路径系数显著(β=-0.15, SE=0.04, p<0.001),因此宿命信念在大学生自尊水平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不发挥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分析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选定的Bootstrap自行取样量为5000, 结果显示,成长信念中介效应的95%区间值为(0.03,0.11),并不包含0,因此中介效应显著;宿命信念中介效应的95%区间值为(-0.001,0.03),因此中介效应不显著。这说明,成长信念在大学生自尊与亲密关系的质量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4 讨论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大学阶段是形成爱的品质的重要时期,此时亲密感对孤独感也成为了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发展危机,因此亲密关系的质量好坏对大学生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大学生自尊水平、关系信念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自尊水平、成长信念与亲密关系的质量显著正相关,这支持了孙杭媛(2016)的研究结论。但在本研究中,宿命信念与大学生自尊水平呈边缘负相关,且与亲密关系质量相关不显著,这与韩易静(2015)研究中宿命信念与亲密关系的质量与满意度有显著负相关的结论不符。由于韩易静(2015)的研究要求被试均为正在恋爱的成对情侣,且样本偏小(262人),故取样偏差和样本大小的不同可能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基于自尊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关系内隐理论证实了成长信念在大学生自尊水平与亲密关系质量中的部分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既可以直接预测亲密关系的质量,也可以通过成长信念对大学生亲密关系产生影响。其中,自尊对亲密关系的直接效应与王中杰等人(2017)的研究结论相似,即自尊水平可以正向预测恋爱关系的满意度,而本研究在关系满意度的基础上以关系质量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结论同样表明高自尊个体拥有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这一结论支持了自尊的人际关系理论。高自尊的个体对于人际关系质量的知觉更为敏感和积极,这可能会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去维护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从而使人际关系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此外,大学生的成长信念作为自尊和亲密关系质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意味着高自尊的个体在恋爱关系中拥有着更强的成长信念,他们更相信美好的恋爱关系是通过不断努力经营而成的,从而更容易拥有质量更好的亲密关系。反之,低自尊个体成长信念较弱,从而影响亲密关系的形成,该结论与前人研究相符(Mayhew & Edelmann, 1989),同時也支持了自我确认理论和依赖调节模型的观点。自我确认理论认为,稳定的自我概念是自我确认的基础,自我确认能够帮助个体界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形成与其自我概念相一致的信念,从而指导自身做出相应的行为(何亚云,张锋,周艳艳,2005; Swann, Rentfrow, & Guinn, 2003)。也就是说,无论自尊高低,个体都倾向于接受与其自我概念相一致的评价信息,即高自尊的个体会更多地接受人际关系中积极正面的互动和评价,从而有着更强的成长信念,低自尊者则相反。同样地,依赖调节模型认为高自尊的个体会更积极地感知伴侣对自己的看法,并更积极地看待亲密关系,从而会持有成长信念,以努力寻求提升亲密关系质量。而根据关系内隐理论,成长信念作为人际关系中的认知因素,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对这段关系的满意度以及结果(Burnette & Franiuk, 2010)。由于持成长观念的个体倾向于将亲密关系的质量看作是可变的,即持有一种增长观态度来对待亲密关系质量,有着较高的自我提升的动机,他们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使亲密关系在磨合中不断发展,因此在应对事件时会倾向于和伴侣一同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亲密关系的质量。

此外,本研究假设宿命信念可以在自尊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结论并不支持这一假设。首先,研究者一般认为成长信念与宿命信念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关系信念,但本研究数据与前人研究结论(孙杭媛,2016)均表明二者并不相关。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成长信念与宿命信念作为两种独立的信念类型看待,所以尽管成长信念能作为自尊与亲密关系的中介,但宿命信念不一定能起到中介的作用。其次,研究表明自尊水平无法预测宿命信念,这可能是由于宿命信念意味着个体倾向于从机械刻板的角度加工亲密关系,迷信命运等非理性的信念体系,而自尊代表着个体对自我的评估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并无研究证明自尊与宿命信念的关系,因此自尊对宿命信念没有预测作用。

本研究的結果对大学生亲密关系的建立、维护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帮助大学生战胜心理发展危机、形成爱的品质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

尽管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本研究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本研究采取线上收集问卷的方式,未标准化的施测流程可能会对数据产生影响。其次,本次研究采取的是横断研究设计,无法对自尊水平与关系信念的因果关系做出推断。未来可以通过纵向追踪研究设计,在后续研究中对因果关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最后,由于内隐关系理论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相较于其他量表而言偏低,测量结果可能会产生误差,还有待编制更可靠的测量工具来对关系信念进行测量。

5 结论

大学生自尊、成长信念和亲密关系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自尊对亲密关系的质量有正向预测作用。成长信念在大学生自尊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的自尊能通过成长信念对大学生亲密关系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卞冉, 车宏生, 阳辉 (2007). 项目组合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15(3), 567-576.

韩易静 (2015). 大学生恋人的关系信念, 冲突应对方式对其亲密关系质量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理工大学.

何亚云, 张锋, 周艳艳 (2005). 自尊与人际互动: 理论, 研究与问题. 应用心理学, 11(4), 368-374.

江沂芯 (2016). 自尊水平对中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及其干预研究. 心理技术与应用, 4(1), 47-52.

孔荣, 邓林园 (2017). 大学生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质量的影响: 冲突解决模式的调节作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5(3), 160-168.

李海江, 杨娟, 袁祥勇, 覃义贵, 张庆林 (2012). 低自尊个体对拒绝性信息的注意偏向.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604-1613.

申自力, 蔡太生 (2007). 低自尊的心理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5(6), 634-636.

孙杭媛 (2016). 大学生情侣关系信念, 牺牲动机和冲突解决行为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理工大学.

田录梅 (2006). Rosenberg (1965) 自尊量表中文版的美中不足. 心理学探新, 26(2), 88-91.

王皓 (2010). 性别角色特征与恋爱满意度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大学.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定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王中杰, 赵山明 (2017). 大学生婚姻态度在自尊与恋爱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1(8), 654-658.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36(5), 614-620.

郑庆友 (2013). 低自尊水平青少年的认知歪曲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医学信息, 26(6), 651-652.

Agnew, C. R., Loving, T. J., Le, B., & Goodfriend, W. (2004). Thinking Close: Measuring Relational Closeness as Perceived Self-Other Inclusion. In D. J. Mashek & A. P. Aron (Eds.), Handbook of closeness and intimacy (pp. 103-115). 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Burnette, J. L., & Franiuk, R. (2010).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and partner fit: Predicting forgiveness i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2), 144-148.

Daly, M. J., & Burton, R. L. (1983). Self-esteem and irrational beliefs: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0(3), 361-366.

Dandeneau, S. D., & Baldwin, M. W. (2009). The buffering effects of rejection-inhibiting attentional training on social and performance threat among adult student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4(1), 42-50.

Franiuk, R., Cohen, D., & Pomerantz, E. M. (2002). 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Implications for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longev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9(4), 345-367.

Hendrick, S. S. (1988). A generic measure of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50(1), 93-98.

Hall, S. S. (2006). Marital meaning: Exploring young adults belief systems about marriag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7(10), 1437-1458.

Kernis, M. H., Brockner, J., & Frankel, B. S. (1989). Self-esteem and reactions to failu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overgenera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4), 707-714.

Knee, C. R. (1998). 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 initiation, coping, and longe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2), 360-370.

Knee, C. R., Patrick, H., Vietor, N. A., & Neighbors, C. (2004). 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Moderators of the link between conflict and commit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5), 617-628.

Leary, M. R., Tambor, E. S., Terdal, S. K., & Downs, D. L. (1995). Self-esteem as an interpersonal monitor: The sociomet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3), 518-530.

Leitenberg, H., Yost, L. W., & Carroll-Wilson, M. (1986). Negative cognitive errors in children: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normative data, and comparisons between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selfreporte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low selfesteem, and evaluation anxiet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4(4), 528-536.

Mayhew, R., & Edelmann, R. J. (1989). Self-esteem, irrational beliefs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relation to eating problems in a non-clinical popul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5), 581-584.

Murray, S. L. (2006). Self-esteem: Its relational contingencies and consequences. In M. H. Kernis (Ed.), Self-esteem issues and answers: A source book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pp. 350-358).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Miller, R. S., Perlman, D., & Brehm, S. S. (2007). Intimate Relationships (4th ed.). Toronto, ON: McGraw-Hill.

Murray, S., Rose, P., Bellavia, G., Holmes, J., & Kusche, A. (2002). When rejection stings: How selfesteem constrains relationship-enhance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3), 556-573.

Murray, S. L., Holmes, J. G., & Griffin, D. W. (2000). Self-esteem and the quest for felt security: How perceived regard regulates attach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3), 478-498.

Perlman, D. (2007). The best of times, the worst of times: The place of close relationships in psychology and our daily lives. Canadian Psychology, 48(1), 7-18.

Rudich, E. A., & Vallacher, R. R. (1999). To belong or to selfenhance? Motivational bases for choosing interaction partn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11), 1387-1404.

Swann Jr., W. B., Pelham, B. W., & Krull, D. S. (1989). Agreeable fancy or disagreeable truth? Reconciling selfenhancement and selfver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5), 782.

Swann Jr, W. B., Rentfrow, P. J., & Guinn, J. S. (2003). Selfverification: The search for coherence. In M. R. Leary, & J. P. Tangney (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pp. 367-38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Trope, Y., Liberman, N., & Wakslak, C. (2007). Construal levels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Effects on representation, prediction, evalua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7(2), 83-95.

Zeigler-Hill, V., Fulton, J. J., & Mclemore, C. (2011). The role of unstable selfesteem in the appraisal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1(1), 51-56.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lationship beliefs. 46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selfesteem scale, 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scale and the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Results showed that selfesteem and growth belief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intimate relationship; growth belief played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but destiny belief did not. Hence, the 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can influenc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growth belief.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valuab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intimate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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