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适应到文化自觉：广州苗族务工者的文化实践

温士贤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涌入东部城市务工经商。不同的民族群体进入城市空间，不仅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时空行为，同时也使城市人口结构和族群景观变得日益复杂。(1)温士贤，朱 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时空行为与文化响应——基于广州苗族务工者的实证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少数民族群体进入城市社会后，不可避免地面临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不同文化的民族群体，如何在一体化的时空框架下和谐共生，成为人类学、民族学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学家在同化论的框架下对少数移民群体展开研究。从同化论的观点来看，不同民族群体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将会导致个体或群体逐渐丧失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2)Robert E.Park，Ernest W.Burges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p.735.其后，一些学者提出“文化多元主义”，(3)Kallen，H..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Arno，1924.对同化论观点进行回应和批判。实际上，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具有多元化和情境性特点，不同移民群体会根据自身特点和所处情境发展出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做了诸多研究。有学者注意到关系网络、民族特性及民族文化差异，在迁移者适应城市文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64页。在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中，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生存的资本，并借助传统社会组织将零散的移民群体组织起来。(5)刘东旭：《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在某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在积极适应主流文化，另一方面仍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特别是当移民群体遭遇主流社会排斥时，其文化适应进程会受到阻碍，进而构建出一种自我隔离的族群边界。(6)何 明，木 薇：《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构——以昆明市布依巷为例》，《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

在与其他民族群体的交往互动中，少数民族群体对“己文化”与“异文化”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逐步实现由文化适应向文化自觉转变。费孝通对文化自觉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并深刻认识到它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7)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现有对文化自觉的研究，多是从宏观的民族共同体层面出发进行论述，而相对缺少微观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群体如何由文化适应走向文化自觉，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议题。

本文以在广州务工的贵州雷山籍苗族群体为研究案例，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文化适应到文化自觉的转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雷山县苗族群众开始进入广州务工。其后，在同乡亲友的介绍带动下，不断有苗族群众迁徙至广州。目前，广州市有雷山籍苗族务工人员3 000余人，(8)数据来源于雷山县就业局统计数据。他们在城市社会发展出自己的移民网络。经过在广州30余年的工作生活，他们由最初的文化适应逐步走向文化自觉。现在，苗族务工者定期开展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使其传统民族文化在城市社会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从2016年7月份至今，笔者对这一群体进行持续追踪调查。实际上，在笔者任职的学校便有100余位苗族务工者从事后勤工作，这为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尽管苗族务工者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但他们彼此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利用研究对象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深入挖掘，逐步形成对广州雷山籍苗族务工者的整体认识。城市社会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笔者借鉴马尔库斯多点民族志的做法，(9)George E.Marcus，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80.追随苗族务工者参加各种活动。与此同时，笔者也加入到苗族务工者组建的各种微信群中，对他们的活动进行及时有效的观察和了解。

二、苗族务工者的城市适应

少数民族群众在其世代居住的生存环境中，发展出自身的文化体系和行动逻辑。然而，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也在发生迅速变迁。特别是对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他们在语言文化、生存技能等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雷山苗族群众在进入广州务工之初，遭遇到移居社会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他们并没有就此退缩，而是对自身文化进行积极调适，以适应城市主流文化。

(一)语言能力的学习适应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雷山籍苗族务工者进入广州之后，首先感受到语言上的文化冲击。来自贵州大山中的苗族务工者，大部分只能讲本民族的苗语，只有少数人能够讲普通话。20世纪80年代，广州本地人以讲粤语方言为主，能够讲普通话的城市居民为数甚少。语言上的巨大差异，造成两个群体间的交流障碍。为了在城市社会立足，苗族务工者有意识地学习粤语方言。姜启臣(10)为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文中出现的姓名均做了化名处理。学习语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他的案例可以看到苗族务工者为适应主流社会所做的努力。

姜启臣，男，1973年生于雷山县大塘镇。小学毕业后，姜启臣于1992年跟随同乡来到广州某高校从事后勤工作。来到广州之初，姜启臣会讲一些普通话，但难以与讲粤语的本地人进行交流。为此，他专门买来一本《粤语学习教程》，用了1年时间，较熟练地掌握了粤语。在工作之余，姜启臣经常在教室外旁听老师授课。尽管听不懂讲授的内容，但对他学习普通话、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起到重要作用。

雷山县的苗族务工者在进入广州之初，主动学习主流社会的语言，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语言使用上，许多苗族务工者能够在苗族、粤语和普通话之间自由切换。在广州务工30余年的苗族务工者姜大哥如是讲道：“我们在广州生活30多年，现在对广州比对自己的家乡还熟悉，回到家乡反而觉得不适应了。回到雷山县城，人家听我是外地口音，会把我当作外地人。”(11)2017年6月笔者在广州市天河区的调查记录。可以说，苗族务工者在语言上的学习适应，有效地扩大了他们的社交活动范围，同时也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巨大帮助。

第一代苗族务工者在广州工作生活二三十年，其子女多是在广州出生、学习、成长。苗族务工者的子女们在城市社会中成长起来，因而比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更容易接受现代文化。与此同时，他们缺少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在和一些苗族年轻人谈及苗族的文化习俗时，他们往往对此语焉不详或知之甚少。甚至许多年幼的孩子已不能掌握他们的苗语母语，而是习惯用普通话与其父辈和祖辈进行交流。透过刘剑家子女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窥见苗族务工者在语言上的适应过程。

刘剑夫妇在20岁时便来到广州务工，现在夫妇二人在广州工作生活近30年。夫妇二人生育一儿一女。女儿年幼时在雷山由老人抚养，直到小学三年级才被父母接到广州读书。在语言交流上，女儿能够熟练地掌握苗语母语和普通话。儿子自幼在广州学习生活，失去了学习苗语母语的社会环境。现在，儿子只能讲普通话，而不会讲苗语母语。当一家人一起交谈时，只能是苗语与普通话交替使用。

从语言方面来看，苗族务工者子女已出现文化同化迹象。第一代苗族务工者在其原生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苗族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他们身上。然而，苗族务工者的子女从苗族母体文化中脱嵌出来，更多地是受到城市主流文化的影响和模塑。苗族务工者的文化适应，一方面反映出他们为融入主流社会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则引发了他们的文化传承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苗族学者张晓忧虑地指出：“你是苗人，你从苗寨去到城市，混杂在其他人群里，按照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你还是不是苗族？”(12)张 晓：《从农村到城市：苗族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可以说，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对苗族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带来巨大冲击。

(二)生计模式的灵活调适

对进城务工的苗族人而言，不仅面临着语言文化上的适应问题，同时也要对自身的生计模式做出调适。城市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空间，有大量的生存资源和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城市社会也充斥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巨大的生存压力。进入城市的务工者必须熟悉城市社会的生存法则，并以自身资源参与到城市社会的分工体系之中，才能获取城市社会的生存资源和就业机会。

分布在广州的苗族务工者，主要从事卫生保洁、餐饮服务、建筑施工、工厂务工和自主创业等工作。其中，分布在广州主城区的苗族务工者，以从事卫生保洁工作最为普遍，其工作场地遍布居民小区、城市街道和高档写字楼等场所。卫生保洁工作工资收入低，且工作较为辛苦，城市居民大多不愿从事这一工作，但它可以为文化水平低、缺少劳动技能的外来务工者提供落脚城市的机会。

从事卫生保洁工作，每月工资在3 000元左右。有限的工资收入，难以支撑城市的高昂消费。为此，苗族务工者一方面尽量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收入来源。在压缩生活成本方面，苗族务工者会优先选择提供住宿的工作岗位，这样可以节省在城市中的房租开支；在拓展收入来源方面，苗族务工者通过分拣、出售可回收废旧物品获得一些额外经济来源。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收入，在苗族务工者的城市生存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苗族务工者通过做兼职，即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自身经济收入。兼职工作通常是家政服务、餐厅服务、外卖配送、夜间保安等工作。苗族女性的兼职工作多是选择前两者，苗族男性的兼职工作则以后两者为主。对任何人来说，时间都是一项重要资源，并且这一资源可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收入。芭芭拉·亚当等人指出：“作为我们生命的构成维度，时间是有生命的、可发生的，而且是可知的。作为一种资源，时间是可利用和可分配的。作为一种商品，它被用来在劳动力市场上换取金钱。”(13)[英]理查德·惠普，[英]芭芭拉·亚当，[英]艾达·萨伯里斯：《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冯周卓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苗族务工者由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对时间的利用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其原本的乡村社会，苗族人的作息时间是按照农业生产周期来安排。进入城市社会之后，苗族务工者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学会对时间进行充分利用和精确管理。笔者对梁忠梅的工作生活做了较深入的观察和访谈，她对时间的利用，可以反映出苗族务工者在城市社会的生存策略。

梁忠梅，1978年生于雷山县大塘镇。早在1999年，梁忠梅便与丈夫来到广州务工。其丈夫在建筑工地工作，梁忠梅则在广州某高校从事保洁工作。保洁工作每周工作六天，每天的工作分三个时段进行，分别是上午7∶00～11∶00、下午14∶30～17∶30和晚上19∶00～21∶00，其工资在每月2 700元左右。此外，出售废旧物品每月可获得300元左右的收入。除了保洁工作之外，梁忠梅还兼职做一份家政工作。家政工作每周做3次，每次工作2个小时。从事兼职家政工作，每月可有1 000元左右的收入。现在，几项收入加起来，其每月的收入在4 000元左右。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她在大城市的基本生活，并有一定的结余用于家庭开支。

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场所，少数民族务工者以自身文化特点嵌入这个多元文化体系之中。对少数民族务工者来说，他们适应主流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苗族务工者进入城市社会后，不仅学会了普通话和粤语方言，同时也掌握了诸多新的生存技能。诸如学习各种技术，考取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苗族务工者金大哥如是讲道：“来到广州后，我们都学到不少技术，自身素质也得到提升。可以说，广州养育了我们苗族人。”(14)2017年6月笔者在广州市天河区的调查记录。正是缘于苗族务工者积极进行文化适应，并对自身的生计模式做出灵活调整，使得他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城市社会生存下来。

三、苗族务工者的生存困境与自我管理

苗族务工者积极适应主流社会，但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仍遭遇种种困境。由于具有共同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认同，他们在遭遇困境时更愿意在本群体内部寻求帮助。在异乡的城市中，苗族务工者借助传统社会网络开启一种自我管理模式。正如罗伯特·帕克指出：“正是在移动的过程中，我们称之为‘社会’那种特殊组织才得以发展起来。”(15)[美]R.E.帕克，[美]E.N.伯吉斯，[美]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3页。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有助于解决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的生存困境，并能够帮助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一)城市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苗族务工者经济收入较低，他们在城市中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特别是对中年务工者来说，一方面要赡养家中的老人，另一方面则要抚育未成年的孩子。此外，自身还要开支一笔不菲的房租和生活费，每月的工资收入往往是入不敷出。与此同时，与其他外来务工者一样，苗族务工者也经常遭遇各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致使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制度性社会排斥主要由当前的户籍制度造成。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社会成员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被限定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一旦脱离户籍限定的行政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成员失去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从根本上说，当前的户籍制度，将外来移民群体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使之无法享受市民待遇。有学者指出，当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两栖性”，不能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市民化的需要。(16)孙中伟：《从“劳动权”到“市民权”：“福利三角”视角下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由于苗族务工者不具备城市户籍，他们难以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特别是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苗族务工者遇到较多制度性社会排斥。

苗族务工者大多是家庭式迁移，进入城市后迫切需要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因不具备城市户籍，苗族务工者子女难以与城市户籍居民子女一样入读公办学校。在广州务工的苗族家庭，多是将子女送回原籍地就读，由原籍地的祖辈或亲友帮忙照管。一些父母担心子女独自在家缺少管教，不惜花费较高的学费在广州的一些私立学校就读。实际上，许多苗族务工者子女在入学问题上，都经历了在原籍地和移居城市之间的往复徘徊。此外，受高考政策的影响，准备读高中、考大学的苗族务工者子女，要在初三前后返回原籍地学习。尽管国家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但许多苗族务工者缺少稳定的工作和住所，难以满足异地高考所需的政策条件。

非制度性社会排斥主要表现为苗族务工者在社会文化生活上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汉族务工者不同，苗族务工者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雷山苗族能歌善舞，在其原籍地每逢节假日均会跳芦笙舞进行欢庆。迁移到城市之后，苗族务工者仍保留着这一习俗。特别是在劳动节、国庆节，以及吃新节、苗年节等节日中，苗族务工者会召集同乡聚餐喝酒、跳芦笙舞进行欢庆。然而，在异地的城市空间中，苗族务工者的节庆活动往往遭到主流社会的误解和排斥。甚至某些地方的城市管理部门，担心苗族务工者聚会活动引发治安问题而加以制止。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社会排斥的存在，使得苗族务工者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二)苗族务工者的自我管理

尽管苗族务工者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但他们并非孤立的、被动的个体，彼此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社会网络。在其迁移之初，大多是通过同乡亲友社会网络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实践中，传统社会网络对苗族务工者的生存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表明，在异己的社会环境中，为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和情感需要，移民群体更容易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进行自组织，进而使自身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17)王毅杰，童 星：《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张春泥，谢宇：《同乡的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社会》2013年第1期；马伟华：《社会支持网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谭同学：《有限差序的社会结合及其现代性转化——基于新化数码快印“同乡同业”的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对异乡城市中的苗族务工者来说，在本民族群体内部交往可以使他们相互理解和支持，并使他们萌生出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实践中，苗族务工者认识到，他们需要组建一个可以增强群体凝聚力并可以为本群体提供援助的社会组织。2003年国庆节，来自珠三角的数百位苗族务工者聚集广州，倡议成立了属于自己的互助联谊组织——“广东苗乡亲友联谊会”(以下简称“苗乡会”)，并推选出具有较高威望、热心集体事务的人士担任会长、副会长等职务。会长一职，由在广州某医院工作的雷山籍苗族老金担任。老金在广州定居工作40余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雷山县苗族群众多是在老金带领下来到广州务工。副会长则是以原籍乡镇为单位划分片区，从每个片区推选1～2名较为活跃的人士担任副会长。实际上，会长和副会长的推选并无固定章程和程序，而是根据其活跃度和对集体事务的贡献默认生成。副会长人员和人数也并不固定，可根据务工人员的变化和实际需要进行及时更替和补充。总体来看，副会长以小企业主或包工头为主，他们经济条件较好，且在苗族务工者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苗乡会”的宗旨是：做好在外务工苗族同乡的服务工作，增强在外务工苗族群体的文化凝聚力。一位副会长如是介绍道：“成立苗乡会，相当于我们在城市里建立了一个苗寨，让大家有一个精神的家园，在城市里找到在家乡的感觉。我们单个人的力量都很小，但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大。”(18)2018年1月笔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调查记录。“苗乡会”的成立，把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苗族务工者有效联结起来，从而增强了本群体的凝聚力和行动力量。

利用“苗乡会”这一平台，苗族务工者可以加强信息交流，实现群体内部的互帮互助。特别是遇到劳务纠纷、交通事故、生病住院等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苗族务工者往往求助“苗乡会”出面进行协调解决。有学者注意到，个体化的参与在社会博弈中往往软弱无力，而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帮助他们克服了一盘散沙的弱点，使流动人口的利益可以借助组织的力量予以表达。(19)陈菊红：《“国家—社会”视阈下的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页。在某种意义上说，“苗乡会”是苗族务工者应对自身生存困境而建立的互助性社会组织。

2016年10月，在广州从事保洁工作的雷山籍苗族务工者李某在工作中被汽车撞伤。最初，物业公司拒绝承担责任，让李某自己找肇事司机解决。此事拖延数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2017年6月，“苗乡会”的会长老金带领一位副会长找物业公司协调。当时，物业公司负责人出言不逊，认为他们是多管闲事。老金说道：“这是我们老乡的事，怎么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老乡在这里有几百人，你们要是不负责任的话，我们马上召集我们老乡过来。你们没有签劳动合同，没有给员工买社保，你们是非法用工。”(20)2017年6月笔者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调查记录。老金的言辞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物业公司最终答应对伤者进行赔付。在“苗乡会”的斡旋下，这起劳务纠纷最终得到解决。

由于苗族务工者之间多是同乡亲友关系，“苗乡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们在帮助解决苗族同乡遇到的问题时多是义务性的。在处理交通肇事、劳资纠纷等重大事件时，当事人也会给与帮助者一定的酬劳。可以说，苗乡会的成立，是苗族社会制度建设的一个新事物。一方面，“苗乡会”具有较强的地缘特色并与自身的传统文化对接；另一方面，“苗乡会”也具有浓厚的现代特色并以现代组织方式将苗族务工者植入城市社会。

除为苗族务工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外，“苗乡会”的常规活动是每年在劳动节或国庆节举行一次大型聚会活动。在聚会活动中，“苗乡会”的副会长们组织策划一系列文体节目，诸如芦笙表演、苗歌对唱、篮球比赛、拔河比赛等。活动经费由参加者共同承担，普通苗族务工者出资一两百元，会长和副会长则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出资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聚会文体活动的开展，强化了苗族务工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同时也使苗族文化在城市社会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对苗族务工者而言，通过群体内部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找到自身的团体归属感，同时也为他们解决自身问题提供直接有效的途径。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自我管理并非行政管理的对立面，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行政管理的缺位。(21)陈 丰：《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研究》，《求实》2008年第12期。可以说，苗族务工者的自我管理，是城市流动人口解决自身生存发展问题的一种实践探索，与此同时，它也为相关政府部门的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文化干预与文化自觉

以同化论观点来看，少数民族群体在与主流社会接触时，在民族文化和文化认同上将会逐渐丧失个性。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就曾认为：“不管在哪里，只要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传统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处于次要地位的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不论他们是否构成数量上的少数)就会被同化。”(22)[美]G.辛普森：《同化》，梁雪峰译，马 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7页。实际上，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体进入城市后，并没有完全放弃自身的民族文化，而是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经过在城市社会长期的生存实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最初的文化适应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然而，这一过程并非自然完成的，而是在各民族群体平等的往来互动中逐步实现的。与此同时，文化自觉也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积极的干预和引导。

(一)文化传承危机与文化干预

对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如何调适自身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关系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在面对新潮绚丽的主流文化时，少数民族群体无形中会产生一定的文化自卑感，致使他们羞于在主流社会面前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苗族青年开始迷恋流行歌曲、现代街舞，而不会唱苗歌、不会吹芦笙，对苗族的历史文化几乎一无所知。

2009年前后，贵州雷山籍苗族学者张晓教授关注到外出务工对苗族文化传承带来的危机。张晓教授借助“苗乡会”这一平台，对苗族务工者实施文化干预项目，力图激发城市苗族务工者的文化自觉。(23)张 晓：《从农村到城市：苗族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干预”一词主要用于医学和心理学领域，是指在一定理论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对象施加影响，使之发生朝向预期目标变化的过程。这里的文化干预主要是指，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使苗族务工者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价值。总体来看，张晓教授和“苗乡会”选择苗族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几个片区定期开展文化干预项目。其文化干预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培育苗族青年吹芦笙技能。对苗族人来说，芦笙不单纯是一种民族乐器，同时也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在日常娱乐、年节庆典中，均需要吹芦笙。现在，苗族青年很少学习吹芦笙，苗族芦笙技艺面临失传的窘境。在苗族务工者中培育年轻人学习吹芦笙，是实现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苗乡会”鼓励芦笙师傅定期开展跳芦笙活动，并有意识地培育年轻人吹芦笙的热情。

第二，面向儿童讲授苗语和苗歌。苗族务工者子女在城市学习生活，自幼便失去苗族传统文化的浸染，甚至许多儿童已不会讲苗语母语。通过向苗族务工者子女讲授苗语和苗族歌谣，旨在促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苗族传统文化。

第三，鼓励苗族妇女从事刺绣活动。苗族刺绣中蕴含着苗族的历史文化，可以说，苗族刺绣是苗族文化的书写和表达。“苗乡会”组织擅长刺绣的妇女向苗族姑娘传授刺绣技艺。通过鼓励苗族妇女从事刺绣活动，既可以丰富苗族妇女的文化生活，同时也能使苗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第四，为城市中的苗族青年创造游方(24)“游方”是苗族婚前的一种自由恋爱方式，苗族小伙子和姑娘们往往通过这种活动结识朋友、物色对象、缔结婚姻。机会。在传统苗族社会中，青年男女通过游方的方式自由恋爱并最终缔结婚姻。现在苗族青年在城市务工，忙于各自的工作，相互接触的机会也相对较少，致使青年男女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苗乡会”在组织聚会活动时，鼓励苗族未婚男女交往并为他们提供机会。通过开展传统的游方活动，既可以为青年男女创造相识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苗族文化在青年人中的传承。

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城市少数民族务工者往往会迷失自己，对自己所持有的民族文化表现出矛盾而自卑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对其进行文化干预。然而，文化干预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需要对干预对象的文化处境及其未来的发展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在张晓教授的推动下，“苗乡会”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苗族务工者的文化传承危机，进而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文化干预措施。这些文化干预措施契合了苗族务工者的文化需求，进而在苗族务工者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通过一系列文化干预活动的开展，苗族务工者认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是落后的，而是可以和主流文化一样百花齐放。有了这种认识后，他们不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卑，从而可以更加自信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中。诚如苗族务工者杨大姐所言：“刚来广州的时候我们怕别人说我们是苗族，也不敢到外面去跳芦笙。后来张晓教授他们过来鼓励我们发扬苗族文化，我们老乡也经常聚在一起跳芦笙。”(25)2018年2月笔者在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广场的调查记录。现在，一些热爱歌舞表演的苗族务工者，经常受邀参加开业庆典、商务晚会等演出活动。苗族务工者乐于向观众展示自己的民族歌舞和民族文化。可以说，文化干预项目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苗族务工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

实际上，文化自觉并非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使各民族群体对“已文化”与“异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费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26)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可以说，文化交流与文化适应是实现文化自觉的必经阶段。只有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才能确立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使不同文化的民族群体和谐共生。

正是在城市社会多元文化体系的碰撞过程中，苗族务工者才真正认识到苗族文化的内在价值。苗族务工者杨生杰在广州工作近十年，是各种文化活动的积极组织者。近年来，他对苗族文化的传承危机深感焦虑，并身体力行学习吹芦笙等苗族文化技艺。杨生杰如是讲到：“我们在外面太长时间，许多苗族传统文化的东西都忘记了。芦笙是我们民族几百年传承下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在城市打工基本都不会吹了。这是很可悲的事。在2016年国庆节组织同乡聚会时，看到一些老乡吹芦笙，我受到很大刺激。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下决心要学芦笙，要把我们的苗族文化传承下去。”(27)2018年1月笔者在广州市花都区的调查记录。现在，每逢节假日，杨生杰就会召集附近的苗族同乡到公园、广场等场所吹芦笙。这些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增强了苗族务工者的文化自信，同时也为广大市民了解苗族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在他们吹芦笙时，经常引起市民的驻足观看，一些市民也会上前询问苗族的文化特点。苗族务工者则会对市民的询问进行热心解答，在其言语中流露出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

跳芦笙是苗族群众的主要娱乐形式，同时也是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2018年11月，广州的苗族务工者自发组建了芦笙队，每周六晚到天河区的天河花城汇广场跳芦笙。目前，每次固定参加跳芦笙的有100多人。许多苗族务工者从事兼职工作，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左右才会陆续下班，工作一天已是非常疲惫。尽管如此，他们对跳芦笙却乐此不疲。跳芦笙一般在晚上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前来参加跳芦笙的，不仅有广州天河区的苗族务工者，同时也有不少苗族务工者从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等地赶来。可以看出，跳芦笙对苗族务工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实际上，许多苗族务工者彼此之间并不熟识，通过跳芦笙，彼此之间接触机会增多，人们之间的联系也得到加强。如费孝通所说：“辛勤劳动之后，放松肌肉和神经的紧张是一种生理需要。娱乐需要集体活动，于是社会制度发展了这种功能。娱乐中的集体活动加强了参与者之间的社会纽带，因此它的作用超出了单纯的生理休息。”(28)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8页。跳芦笙这种集体娱乐活动，不仅实现了苗族文化在城市社会中的传承，同时也将分散的苗族务工者有效地凝聚在一起。以往，进入城市的苗族务工者苦于缺少文化生活，因而难以在异乡城市安心工作生活。现在，各种文化活动的频繁开展，使苗族人在异乡城市中找到一种家园感，从而有助于他们更为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

结 语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不同文化体系的各民族群体被卷入到现代工业文明之中。在这一进程中，各民族群体并不是被动地去迎合主流社会，而是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族群特性对外部社会变迁做出积极响应。由广州苗族务工者的文化实践可以看出，虽然他们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的主流文化，但在他们身上并未出现结构性的文化同化现象。恰恰相反，苗族务工者在城市社会中，仍在努力维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族群特性。苗族务工者在异乡城市社会中并非孤立的个体，他们借助传统的血缘网络和地缘网络建构出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隐藏在个体背后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为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和生存保障。

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实践中，苗族务工者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群体发生文化接触与交流。对此，苗族务工者采取了“黏合性”的文化适应策略，即：一方面努力学习主流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另一方面也在保留并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与学习过程中，促使苗族务工者由最初的文化适应逐渐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助于他们克服在主流文化面前的文化自卑感，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在多元化的城市社会中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在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中，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个单纯的在城市中谋生的经济人，而应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社会文化诉求。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各民族群体间的文化交流问题。当前，城市社会成为各民族群体社会交往的重要舞台，同时也是各民族群体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场域。因此，城市政府应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积极引导各民族群体实现文化自觉，实现费孝通所期望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9)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9页。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