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米·巴巴“第三空间”文化翻译

王李霞

一、翻译、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共生关系

早在古罗马时期，翻译就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征服的工具（Robinson1997）。为了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翻译体现了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不对等权力关系。福柯（1999）认为权力是以规训和惩罚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勒弗菲尔（Lefevere 1992） 认 为 赞 助 人（patron）、诗 学（poetics）和意识形态（ideology）是操控翻译的三个权力因素。意识形态影响和操控翻译，原作和译作中隐藏着权力和意识形态。翻译、权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表明翻译行为不是中立、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印度著名学者尼兰贾娜（Niranjana 1992）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翻译从来就是展现不同语言、文化和种族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场域，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行为。翻译是含有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对另一种权力话语的改写或再创造。翻译活动要受到意识形态和各种权力因素的制约和操控。可见，翻译不是对等的语言交流活动，而是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不对等的对话与交流。在后殖民语境中，翻译已成为不平等权力关系斗争的场所。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操控下，西方人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东方的本来面目已在西方人的过滤中被遮蔽了（Said 1978）。正如罗伯特·扬（2014）所言，白人神话遮蔽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苦难史、屈辱史与抗争史。翻译已成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征服的无声武器。斯皮瓦克（Spivak 1990）——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告诫人们：历史不只是简单无味的事实生产，而是一种知识暴力的过程。

目前，英美等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实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其翻译输出量远远大于弱势国家对其翻译输入量，这种不平等的文化输出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表现。在当今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话语下，翻译更是西方作为主流文化传播和创造知识的权力工具。为了揭示翻译中隐藏的权力、意识形态和书写东方的真实历史，霍米·巴巴把目光投向两种或多种文化并存的“居间”（in-between） 或“疆界”（border-line）区域。在霍米·巴巴看来，最能体现反殖民权威的地方就是不同文化相交的居间。霍米·巴巴所言的文化居间其实就是“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

二、霍米·巴巴文化翻译的内涵

霍米·巴巴（Homi K. Bhahba，1949—）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他与萨义德（Said）、斯皮瓦克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后殖民主义理论起源于20 世纪40 至50 年代，是随着欧洲帝国解体和反霸权文化而兴起的一种多元文化研究批评。如何理解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也许有人颠倒词序将文化翻译理解为翻译文化，这也未尝不可。美国著名学者卡萨格兰德（Casagrande 1954）半个世纪前就宣称，翻译不是翻译语言，而是翻译文化。卡萨格兰德的观点表明：翻译不仅取决于译者对语言的掌握，更取决于其对文化的改造。

霍米·巴巴本人是以隐喻且比较含糊的方式解释文化翻译。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填隙式的居间，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始源性的翻译，又摒弃对主体的无尽分裂（Bhabha 1994）。

霍米·巴巴的理论比较晦涩难懂，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个“第三空间”本身是无法被表征的。概括地说，异质性（heterogeneity）、翻译创造性（transcreation）和混杂性（hybridity）是文化翻译在此空间的主要特征。异质性可以粗略地理解为差异性，但它不能等同于差异性。同质的政治或国家的归类是不存在的（萨义德1978），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相依相存、混杂的多种社会所构成的。异质性源于特定文化内容中的不可译部分。在翻译中引入异质文化成分可以抑制归化翻译的自恋情结。正是在兼具两种文化性质的“第三空间”，种族差异、阶级差异、性别差异和文化差异得以包容和边界协商。文化差异在“第三空间”产生出一种话语的不稳定性，它解构了殖民话语的固定性，并建构起混杂的民族身份认同。当异质文化得到通融时，它可以化解冲突和不稳定因素，并瓦解两极对立的政治壁垒。凸显文化差异使弱势文化获得了伸张的叙述权，也就可以重现本民族文化的印记。

翻译创造性（translation ＋creation）这一杜撰词源于印度诗人兼翻译家劳尔（Lal 1996）在进行梵语翻译时所采用的翻译和创作并存的策略。国内学者对这一合并词有不同的译法，有译创、翻创等版本，但本文还是倾向于将之理解为翻译创造性。翻译创造性要求译者在充分理解原作后，对翻译进行调和与改变，重新进行创造性翻译。对文化进行重译或改写时，它动摇了原始话语的固定性和殖民陈规，使话语带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即使同样的符号也能被挪用（appropriate）、转译或重新解读（Bhabha 1994）。当符号被挪用和转译时会产生新的话语空间，新的话语权力与身份构建就能找到适当的、迂回的伸张场所。重译或改写不仅抵制殖民权威，而且使弱势文化争夺了历史书写权。

混杂性是霍米·巴巴理论的核心。混杂是殖民权力生产力的标志，它标志着被歧视和被压迫文化的必然改变和重新书写（Bhabha 1994）。混杂性是对本质主义或纯真性的政治话语的拒绝，它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文化在接触地带表现出的一种混合杂生状态。杂合必然带来殖民话语与本土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殖民话语脱离原有语境而含混不清，从而打破其固定殖民陈规。在“第三空间”制造模棱两可（ambivalence）能缓解二元对立所产生的碰撞与冲突。被混杂化的历史和文化互为交错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过渡地带，它是跨越二元对立的临界状态，但又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混杂的过程也意味着开启新的文化重构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全球化进程中同质与异质、冲突与融合并存的复杂现象。世界文化交流并不只是走向同质化、产生同一性，还产生异质性，这是各种文化平等交流的必然趋势。

由此可见，霍米·巴巴文化翻译不是纯语言上的符号转换，而是运用杂合的翻译策略去传播文化和理解世界。作为一种抵抗式翻译策略，文化翻译跨越了原作与译作的边界，在文化的居间建立了两种文化并存的临时空间。文化翻译颠覆了殖民话语体系西方对东方的陈规刻画，从而唤醒过去一直被压抑和排斥的形象。霍米·巴巴文化翻译目的就是要冲破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禁锢去包容文化差异，从而实现民族身份认同。文化翻译要求给每一种语言、传统或文化一定的空间去进行多元协商。翻译只有与元语言、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在文化“居间”弥合文化差异和摆脱边缘身份。模糊与对抗总是伴随着文化翻译过程。斯皮瓦克（1990）这样评论霍米·巴巴文化翻译，它既非本质主义，也非反本质主义，而是一种战略本质主义。可见，文化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它已跨越边界，成为协商文化差异的一场民族身份认同的战斗。

三、霍米·巴巴文化翻译的现实意义

霍米·巴巴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主张在跨文化碰撞和冲突中彰显文化异质性，从而抵抗西方文化霸权。霍米·巴巴文化翻译突破了传统翻译静态、封闭的方法，使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和译者身份由隐身走向显身。文化翻译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杂合的翻译策略不仅抵御西方霸权文化的侵蚀，也使自身文明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任何极端化的翻译策略都是狭隘、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的表现。霍米·巴巴文化翻译对我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权力转向起着指导作用。

（一）霍米·巴巴文化翻译摒弃任何极端化的翻译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居间的行为，霍米·巴巴文化翻译摒弃对同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盲目追求，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互补关系。异化（foreign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作为翻译策略，并非二元对立，而应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霍米·巴巴所倡议的文化翻译，其实早在300 多年前，我国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就有过类似的圣贤主张。徐光启说过这样的一句哲理名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思想先行者徐老所指的翻译正是霍米·巴巴所倡导的文化翻译，一种先汲取他人精华，再创造自己文明的策略。我们只有贯通东西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而不是盲目地固守文化本源，才能拥有不断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

同时，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与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的巴西食人主义（cannibalism）理论异曲同工。巴西翻译理论家冈波斯（Campos）兄弟在20 世纪60 年代将食人主义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主张要把翻译看作是一种吞食、消化和摆脱原文形式束缚的侵越行为（transgression）。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Gentzler 1993）对巴西食人主义作进一步阐释——食人主义翻译理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译者吃掉原文以获取创造的力量；（2）译者汲取营养并转化体现在译文中；（3）通过翻译赋予原文新的生命力；（4）通过输血最终使自身文化焕发光彩。可见，文化翻译的过程不仅解构殖民权威，也使自身文化因输血滋补而焕发新生。

徐光启的圣贤主张和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给我们在实践中合理使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以启迪。只有理性地创造性运用翻译策略，归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归化，才能既抵制文化霸权，又体现文化的差异性。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在“第三空间”运用杂合的翻译策略可以使人类文明与本民族文明相互渗透，从而实现各自的流光溢彩。

（二）霍米·巴巴文化翻译使译者由隐身走向显身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实施者，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依据卡萨格兰德和霍米·巴巴的观点，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对文化进行改造，我们完全可以称译者为文化译者。传统观念中，译者的身份是隐身（invisible）的，他们一味地想揣摩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千方百计想向原作者靠拢并竭力想抹掉自我。译者的隐身不仅掩盖了文化间的差异，而且导致译者的主体意识被禁锢。隐身的译者就像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者，是无法进行创作和即兴发挥的。文化翻译强调译者与原作者持同等的创作权，二人是平等关系，不再是主仆关系。通过文化翻译，译者主体意识有了觉醒。通过消化原作，译者融入了自己抵抗殖民权威的杂音来构建民族文化身份。译者的显身颠覆了二元对立的、有等级秩序的身份禁锢。在霍米·巴巴看来，译者的使命就是要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新定位。民族文化不是定位于对传统纯正文化的坚守，而是定位于突破文化对立，使文化差异得以融合在两种文明的接触地带。

自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韦努蒂（Venuti 1995）发表其代表作后，译者的主体性进一步得到弘扬。文化翻译使译者由隐身走向显身。然而，译者显身并不意味着译者身份是明确的，译者形象仍是模糊的。显身的译者身份仍是混杂、模棱两可的（ambivalent）。霍米·巴巴拒绝始源性（originality）的、稳固的文化身份认同，而宁愿选择模棱两可的、协商的混杂文化身份。在“第三空间”，文化上的差异得到融合，其所产生的结果便是文化和民族身份得以建构。在这个区域，原本清晰的身份发生了改变，变得模糊起来，同时一个新的跨文化杂糅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

英国文化理论家、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96）认为，身份是一种建构，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它总是在建构中，因为身份是处于话语权力控制下的主体不断与话语权力斗争、妥协的产物。译者主体性总会受到原作、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和文化差异等众多因素的干扰和羁绊。因此，混杂文化身份打破了身份的静止性，它强调身份的变化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译者文化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协商、斗争中形成新旧文化身份的无限转换更替。不存在单一的身份意识，因为并不存在单一的历史叙事（霍米·巴巴1994）。译者的身份是多重的，不断嬗变的。多重文化身份观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日益复杂的民族问题。霍米·巴巴倡导在“第三空间”以一种开放性思维进行文化翻译，构建民族文化身份。文化翻译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双向互动性，因此，翻译的过程是原作、译作及译者身份的杂合、博弈和嬗变过程。

四、结论

作为一种激进的传播文化和理解世界的方法，霍米·巴巴文化翻译不仅仅关注传递信息，更关注的是颠覆文本的纯洁性和凸显文化差异。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解构了翻译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杂合的翻译策略使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和译者身份由隐身走向显身。霍米·巴巴文化翻译理论推动了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为翻译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作为抵抗殖民权威的工具，参与了权力、意识形态、身份和话语体系的建构。然而，翻译的作用如果仅被简简单单地视为征服与抵抗，那么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俄罗斯著名文学家普希金曾说，翻译是运送文明的驿马！翻译在促进文化传播和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翻译策略只有理性地被创造性使用，才能给人类文明发展史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有寻找一条既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又能借鉴西方先进理论的翻译研究之路，才能拥有不断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