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李星沅诗歌的经世思想探微

（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李星沅（1797-1851 年），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今属汨罗）人。道光十二年（1832 年）进士。历任四川按察使、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等职，湖湘经世派成员之一，参与禁烟与鸦片战争抗英，并有文才，咸丰年间复奉命督师广西，卒于军，谥号文恭。何绍基曾撰联“为采薪乞归，为采薇复起，王事多劳，六月即行尹吉甫；以簪笔受知，以筹笔尽瘁，出师未捷，大星先陨武乡侯”挽之，勾勒出一代大臣鞠躬尽瘁的一生。李星沅作为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家、改革家，公务倥偬之余，笔耕不辍，创作诗歌一千三百余首，其诗歌形式多样，题材广泛，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稍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李星沅的关注较少，且研究重心集中在其政治活动方面，对其存世的遗稿《李文恭公诗文集》关注不够。那么李星沅的诗歌到底有没有价值？湖湘名士熊少牧认为，李星沅的诗歌“因事感遇，忠孝悱恻，适肖乎情与物之真，而充然有余……此古大臣信今垂后之文，非乡曲之士、道器不全者所得而与也。”[1]765张翰仪在《湘雅摭残》中如是说：“文恭起自寒素，回翔翰苑，历长封圻，思图报国，遇事勇为，具希文先忧后乐之志，抱武侯鞠躬尽瘁之忱。余事为诗，雄博宏远，亦足千秋[2]”由此可见，与普通文人不同的是，李星沅作为一代封疆大吏，其为政理念和经世思想在诗歌中常有体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勉旃报国资经济——力图匡世

李星沅少有大志，平日多钻研经世学问，留心时事，“以为读书经世，大用则大效，小用则小效”[1]1026。自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中进士后，仕途颇顺，一路升迁，成为道光帝倚重的大臣之一。而他为官之际，正是清王朝的衰落时期，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外有夷患，内有起义，时局动乱，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有见识的文学家、思想家与政治家无不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倡导济世利民，文学风尚也为之一变。汪辟疆在《近代诗人述评》中指出“夫文学之转变，周不与时代为因缘。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诗人善感，颇有瞻乌谁屋之思，小雅念乱之意，变微之音，于焉交作。且世方多难，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平。”[3]作为经世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李星沅创作了大量具有现实意义的诗歌，寄托了其想挽救时艰的经世思想，如道光元年（1821 年）十一月，英国入侵新疆叶尔羌、喀什葛尔等地时，诗人在《题周文泉明府〈十二龄从戎图〉》中写道：

我幼好奇节，常思赴功名。侧身向西陲，剑气寒云横。读君从戎图，太息将军营。已非终童年，及壮当请缨。荷戈出关去，一战扫欃枪。[1]788

诗人是年二十五岁，还未入第，客川东陶澍幕府中，在入川前就立下“男儿生悬弧，所志在四方”（《述怀》）[1]788、“他日乘长风，当破万里浪”（《江行杂诗》）[1]777、“远大此前期，努力为国士”（《示瀛秋、季眉两弟》）的宏伟志向[1]775，面对“流星入天狼，妖芒闪边城”的局势，李星沅想出关抗敌，一展宏图，建功立业，其匡世情怀已经初露端倪。

道光十八年（1838 年），李星沅授陕西汉中知府，到京述职时得道光帝召见，对其大加褒勉“有尔在广东学政，办事认真，操守好不必说。我放尔知府，并无人保举。好去历练，我只望尔能始终如一，岂不是国家栋梁之材？”[4]当时朝中为禁烟之事争执不下，内忧外乱，紧缺人才，由此可见，道光帝是有意栽培李星沅。入陕西后，李星沅在《秦中杂感》其四表露其为国尽力的心志：“十年豪想入关中，奉使初乘万里骢。边徼销烽犹警卫，书生放笔要英雄。酒杯跌宕无前代，云气飞扬有大风。明日陈仓挥手去，剑门西指渭川东。”[1]903

在朝为官几年后，李星沅发现王朝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急需整肃改革。他秉持“勉旃报国资经济”的理念，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着手进行整治。在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时，立意为国家选拔真正的人才“早拔真才伸士气，莫矜险步窘文心”（《蜀闱四首，和陶云汀师〈庚午主试〉》）[1]907；在任按察使期间，明察秋毫，唯恐产生冤假错案，“豸角自惭当执法，鹃啼常恐有沉冤”（《由关中量移蜀臬留别》）[1]917；他看到“春苏万井遍恫瘝”，百姓受苦受难的情景，越发不敢闲下来“专城报称惭无术，自耐劳薪不忍闲”（《留别 汉南》）[1]914。

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东南形势危急，次年，李星沅由四川按察使调任江苏布政使，他在《留别成都》其四写道：“闻道东南积困深，更才民力两难任。泽中鸿集千仓峙，海上鼍鸣万甲森。匡济要当储国计，平反何以慰亲心。朝天拜献惭无补，回首岷峨盼好音。”[1]919李星沅深知鸦片输入对民众身心财产都损害严重，情势不容乐观，认为欲救苍生和强大社稷应储备人才。故在（《赠别瀛秋弟》）中劝勉其弟：“读书自戒无师学，经世当储有用才。小别止期各努力，明年望汝上金台。”[1]911鸦片战争结束后，李星沅由江苏布政使擢升为陕西巡抚，道光帝嘱咐道：“我不是陕西巡抚无人用才用你做巡抚，你要晓得。”[5]591并有朱批“诸凡勉力认真，万勿有负委任之意……勿为誘化，固初心。”[5]478可见对李星沅的重视。李星沅到陕后整顿吏治，捉拿刀匪，办了一系列有助于民生的好事。往后的几年，李星沅不断升迁，官至两江总督，但其匡扶社稷的初心始终不变。

道光二十八年，李星沅时任两江总督，长江发洪灾，当“江淮海并涨，淹民庐万余计。公亲出筹振抚，蒿目怵心，眠食亏损，疾大作。”[6]李星沅在请归养病的途中，作《引疾得请归舟偶作》四首，此处引其三。

先忧后乐意茫然，蒿目时艰忍息肩。从古功名皆福命，许身忠孝即神仙。非关泉石膏肓隐，才觉秋霜鬓发宣。记取懒残分芋火，十年多谢出山缘。[1]928

此时已五十二岁的他“觉秋霜鬓发宣”，因辛劳过度疾病发作不得已请归，但依然忧心时局“我亦忧时局，春深卧病中”（《赠姚石甫廉访》）[1]859，认为国家正处于忧患之际，个人应为国家分忧“道义仔肩重，艰危汗血馀”（《赠姚石甫廉访》）[1]859，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匡世情怀可见一斑。

概而言之，在清王朝末期，李星沅追随湘系经世派领袖陶澍的步伐，力图整肃改革，兴利除弊，挽救王朝的命运，其述志述怀之作跳脱出了追求个人功名、彰显个人功绩的窠臼，而把目光投放在与社会现实、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上，其中寄托着诗人力图匡世的经世志向，隐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有着“识者于此觇世运焉”的重要意义[1]765。

2 为问盈庭执咎谁——针砭时弊

道光后期，社会弊病丛生，龚自珍曾揭露道：“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7]官吏腐败，民生凋敝，国将不国，社会迫切需要整治和变革，但清朝前期专制统治的阴影仍停留于士人心间，少有官员直言阵事。面对如此时局，李星沅写了一系列针砭现实的诗作，其任四川按察使期间所作的《蜀中杂感》就对吏治腐败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剖析。

大好鸣琴单父歌，无端雕瘵渐沉疴。官贫况又兼螟负，政猛徒令叹虎苛。僵李代桃嘉树少，卖丝粜谷漏卮多。重来俯仰成今昔，蒿目苍生唤奈何。[1]909

诗人曾在日记中指出晚清以驰为宽，务从姑息，有瞒上不瞒下之说，吏治腐败，有救生不救死之说，法律败坏，从之愈众，持之愈坚，且吏事兵事苟且因循，积为萎痹之症，官官勾结，殃民糜帑，可见吏治的败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中错综复杂，但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

随着鸦片的流入泛滥，更大的民族危机摆在眼前，李星沅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作为经世派的一员，李星沅坚持主张禁烟“奸夷跋扈所由来者渐矣，鸦片流毒包藏祸心，禁则祸近而小，杀以正杀；不禁则祸远而大，言不忍言。凡有心知，皆见及此。”[5]109鸦片流毒祸国殃民，这是凡有心者皆能看到的事实，故他对于那些“偷一时之安，启无穷之衅”的误国之臣予以激烈的批判。鸦片战争爆发后，李星沅密切关注前线的情况，所作《和雨楼寄怀》就是针对前线将士懦弱无能、指挥不当所发：“南指夫馀道，兵戈雁户惊。釜鱼甘坐困，风鹤竞虚声。河上从军乐，清时伏莽生。乱源谁解塞，治蜀想方平。”[1]802诗人指出“若地方官怯弱无能，各营讯废弛已久，诚宜从严整饬，有明倭寇为害，几不胜防，可为前鉴。”[5]87当前线传来捷报时，诗人深受鼓舞，见《和芝轩师〈闱中〉原韵》：“翘首天戈月捷三，东南将士战方酣。楼船电掣消狐火，箭弩霜飞洗鳄潭。胜算直须挥手定，快心争欲寝皮甘。春风到处妖氛净，一扫荆榛种杞楠。”[1]918这时他对时局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抱有憧憬的，冀望全国上下一心，把侵略者赶出家园。后因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前线主将均言和议，李星沅对主和之说深表忧心：“首言时事孔棘，不闻则心悬乍，闻则心骇，一误再误，言不忍言，何物跳梁一蹷至此，此后予取予求无穷期矣。”[5]162这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最后也得到了验证，但一向主战的道光皇帝受前方军报影响，立场逐渐动摇。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在英国政府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主战派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因“办理不善”被革职，前线的求和派已放弃抵抗，“闻省门附近大村落均议乡兵剿逆，请给炮火，守土者置之不问，专力求和，不敢稍有举动，竟以土地人民付之，寇炎奈之何哉?省城西门外富商住宅有值数十万者，近已一炬了之，涂炭生灵，直成历劫，伤心惨目，不堪设想，前本无善，又何后之可善，有心世道者惟有痛哭流涕长太息耳。”[5]110更可恨的是夷军攻入城内，焚烧民屋，而“城内汉奸把门，官兵不敢出救。”[5]241闻此消息，李星沅痛心不已，呼唤前方将领制定御敌之策“各省兵已议撤，亦尚有留守者，千万帑金付之大海，四路征调劳费枵然，宜乎宵旰焦劳，有海畺之责者当如何思患预防也。”[5]241

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之时，“鲁翁、玉翁联衔奏邓、林有体有用，请饬赴浙筹办军务，奉硃批申饬。”[5]162次年，林则徐被派往浙江协助军务。李星沅与林则徐、邓廷桢常有书信来往与诗作唱和，他在《林少穆制军奉使回部叠韵寄之》其三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小住将谐一握缘，劳人萍梗叹今年。任当艰巨愁难荷，生不聪明强自鞭。炼汞有金仙可学，巧炊无米妇谁怜。臣心未尽民膏尽，筹国先须访计然。”[1]923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清政府“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宿将无多。”[5]243士兵作战经验不足“重以训练不勤，击刺不熟，器械不利，心志不坚。”[5]243带兵的将士管理手下的士兵时“其威望不足镇压，其才略不足指挥，其刑赏不足惩劝。”[5]243且国库空虚，后方补给困难，几年战争下来，受苦的仍是底层百姓。诗人认为与其大费周章，劳民伤财地征调客兵，不如责成督抚，令沿海州县团练乡勇、雇募水勇，毕竟“民力可恃，兵力不可恃。”[5]288

历经两年的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李星沅的《漫书》应写于镇江失守过后。

朝暮纷更似奕棋，夷防竞数十三支。牧先害马鞭无益，牢已亡羊补又迟。蛮角相争原小丑，帑金可惜是虚蘼。道旁筑室成何日，为问盈庭执咎谁。

八方弢甲仗天威，蕞尔弥缝计总非。鲁盗偏邀臧纥赏，晋囚谁信智莹归。偶缘雀鼠工涂饰，终恐蛇虺失事机。豕突狼奔连百里，拊循何以恤民依。[1]908

纵观全诗，无一字不在滴血，无一字不在控诉，对于朝中那些犹以粉饰见好，谎报战绩，劳师糜饷，指挥不当的将领予以最激烈的批判。面对割地赔款的局面，诗人认为有两件事急需去做，一是造战舰练水师：“将来平夷策，非造战舰练水师不能有所牵制，及今图之独未为晚，久则内地日困，内帑日虚，祸有不可胜言者，当轴巨公何不为久远计也?”[5]375二是培养、储备人才：“此间人才难得，一误于讲调剂，一误于避处分，始则因人择缺，继则因人累缺，而人与缺两穷，张皇补苴殊乏善计。”[5]375以期将来能抵御外侮，恢复民族的尊严。

在国家危亡之际，李星沅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勇于承担，大胆揭露社会弊端，期望找到一条救国、强国之路，虽然时代、阶级的局限性让他无法找出产生弊政的根源，只能运用传统的办法对社会进行整治，但其提出的坚决抵御外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大力培养人才的主张等开时代之新声，有助于唤醒更多有识之士走出书斋，关注社会现实，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

3 蒿目苍生唤奈何——哀悯黎民

李星沅出生于湘阴一个小官吏家庭，家境一般，十八岁丧父，家道衰落，多跟下层人民打交道，青年时期入陶澍幕府，学习盐务、河务、漕务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宜。入仕后的十九年，在多个省份担任要职，对民瘼民生十分了解，创作了大量“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

道光年间，自然灾害频发，老百姓深受其害，李星沅赴四川任乡试正考官时所作的《安肃道中》描写了干旱对百姓的影响。

火伞张炎曦，征鞅触烦暑。行经三辅南，槁立半禾黍。望泽如望岁，连村迓田祖。柳枝缚作圈，跳舞击巫鼓。小民自雩吁，守土吏如虎。微闻安肃令，略与陈疾苦。春苗种未下，秋苗四月补。及兹膏尚屯，会见尘生釜。使者良愧汗，不作随车雨。愿捋神马鬃，一滴下尺许。[1]896

天气酷热，滴雨未下，禾黍已槁枯大半，这是天灾。在应付天灾之余，百姓亦需应付猛于虎的官吏，人民的疾苦无人知晓。对于那些残酷剥削人民的官员，李星沅对他们的批判集中于《蜀中杂感》，当时川蜀一片凋残病困的景象，官员贪污受贿，不做实事，农民只能卖丝粜谷，只出不入，蒿目时艰，又有谁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在仕宦途中，李星沅常留意所到地方百姓的生活情况，《闻喜遇雨》写的是干旱时节，土地已龟裂，庄稼得不到灌溉之际，突然天降大雨之事：“东里呜呜琴瑟舞，西村故故鹁鸠啼。正愁赤土坼龟兆，骤起黑云随马蹄。芦叶风摇千顷乱，麦苗水浸一塍低。县官拊掌田家笑，行路何辞滑澾泥。”[1]902《车中杂诗》其三反映了草寇出没不定，百姓无力抗争的情况：“曾兆萑苻警，芦丛黑径孤。民穷甘草窃，火急下公徒。”[1]836但诗人相信好官的到来能纾解民困：“大官今露冕，沉痼渐能苏。”[1]836《车中杂诗》其四为土地不适宜种植庄稼而感到担忧：“斥卤滨青海，牛耕不见春”[1]836，没有可供耕种的好土地，粮食收成欠佳，百姓只能紧衣缩食：“土薄芸生俭，年荒菜色贫”[1]836，诗人见此情景，百感交集，想要为百姓出一份力。在《和卓海帆大农〈喜雪〉原韵》中，诗人为天降大雪感到欣喜，瑞雪兆丰年，来年收成一定大好，诗人大受鼓舞，与友人互勉，为国尽力，期望能出现太平盛世的局面：“手持汉箸先筹海，心契虞干愿格苗。国用民依原一脉，八方玉烛望公调。”[1]918经过黄河时，诗人想到黄河决堤带来的灾难：“星宿探神海，泥沙触怒雷。”[1]836发出“河防愿安汛，凭仗济时才”的呼声[1]836。可以看出，李星沅对人民怀有最真挚的情感，忧人民所忧，乐人民所乐。再看《秋感和雨楼韵》其二。

闻说东南郡，时和生计凋。沙横淮浦漕，海啸浙江潮。犹剩红夷孽，将凭乌石椒。天威神默运，及早靖招摇。[1]864

东南一带因濒临海洋，故自然灾害频发，大水一发，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且又有战争发生，雪上加霜，百姓生活之艰辛可以想象，此时诗人不在东南，只能祈盼老天怜悯苍生，让人民得以喘息。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李星沅调任江苏巡抚，经鸦片战争一役，江苏积重难返，其《五十初度自述》其三就表露出诗人想泽披苍生之感。

时会三吴太角张，已经谷贱又银荒。转般久困摸金役，酌剂谁工炼石方。长愿阴霾消海市，可能温饱遍江乡。照头镇抚寻常事，却笑牵牛不服箱。[1]924-925

战乱过后，房屋被毁，生产停滞，谷贱银荒，百姓或饿死或流落他乡，满目疮痍。为了恢复一省的生机，李星沅一上任就整顿漕务，清查捐输、赋役、亏损，查办贪官污吏，缉捕海盗，只愿笼罩在百姓头上的阴霾早日散去，每个人都能远离饥寒交迫的生活，其爱民济国的情怀令人动容。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李星沅时任两江总督，长江发洪灾，诗人记录灾情如下：“七月廿二日……省门无处不水，高处亦城河倒灌，闻比廿一年水大。廿七日……三河闸水至二丈二尺三寸，危哉！廿八日……扬州过境灾民截止廿五日已有三万有奇，每日以千百计，沿路尚安谧，惟遇船即乞送出江以图生计，亦可怜矣……”[5]754看此景象，诗人心急如焚，大力赈灾安抚灾民。“讵知积劳躯，勉作东南镇。东南会多事，触手丝棼乱。至尊独忧之，何以慰宵盰。民困匪斯今，何以筹赈赡。祗期力有济，捐糜固吾分。刀瘁济则否，仰屋郁愧憾。对食欲忘餐，倚枕频待旦。”[1]791可见为政期间，诗人常心系百姓，坚持为民造福。

道光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李星沅本着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诗歌中为底层百姓发声，大力言说人民疾苦，且施之于政，办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如抗赈救灾、兴修水利、平息匪患、整顿盐务、改良漕运、惩治贪官污吏等，其济世救民的措施，对改善民众的生活，稳定国家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 结束语

李星沅作为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建臣子，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既是经世思想的弘扬者，也是积极的践履者。熊少牧是如此评价他的：“凡朝政之得失，民生之利病，属吏之殿最，靡不为上力言。或专陈，或合议章，或再三上，不得其请不止。宣宗虚怀聪听，有立从者，有逾时卒从者，其不从者不过二三焉。”[8]由于其突出的文才和政绩，李星沅与陈鹏年、陶澍同被时人誉为湖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三君子。但是自清代以来对他的关注甚少，从文学角度来考察的更是寥寥无几。细读其诗集便可发现，其诗歌创作感发于事，多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命运，且敢于揭露社会弊端，提出建设性意见，其中包涵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至今仍能带给我们震撼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