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之后

李明子　杜玮　李想俣　徐天　周群峰

2020年1月29日下午，武漢协和医院西院即将投入使用的新病区。该病区由医院紧急改造腾出700张床位，用于接收发热病人。摄影/北京青年报 高曌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通报发现了27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就在这一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此类患者，已不得不把五层的感染科病房楼中的第一层，全都改成呼吸道传染病隔离病区，共24张床位。

床位很快就被填满，到了2020年1月20日前后，该病房楼的二层、三层、四层也相继被占用。此时，感染科原有的近30名医生也变得不够用，医院动员全院内科资源，尤其是呼吸科和急诊科的内科医生来轮班，护士也是从全院调集。

眼下，武汉协和的床位依然紧张，2月1日，感染科病房的五层也被改造成隔离病房。医院的西院区正在改造，总计将提供700个床位。

武汉协和一直是此次新冠状病毒疫情的一个风暴眼。

1月20日，当钟南山向央视记者提及武汉协和的一名脑外科患者传染了14名医护人员、首次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时，一切有关疫情的真实情况开始浮出水面。人们这才发现，事情已发展到难以收场的地步。那些正在发热、咳嗽的武汉市民，在看到新闻后，更加恐慌地蜂拥至医院寻求确诊。一时间，武汉医疗系统面临崩溃。

医疗资源挤兑

1月21日将近凌晨一点钟，张馨终于领到发热门诊就诊号，324号。张馨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一天前出现了畏寒、发热的症状。

“我根本进不去门诊，前面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张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只能给发热门诊同事打电话问检查流程，自己给自己开化验单，做检查，再把检查结果用微信发给同事看，让他们开了奥司他韦、阿比多尔等抗病毒药物处方。然后张馨自己去药店买，结果到了药店发现，只剩一盒，仅够吃两天，两天后张馨又托熟人买药。

“好在我是医务人员，还能找人到其他医院去买。我不知道那些得病的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张馨无奈地说。

1月23日起，湖北方面实行“7+7”模式，在城区7家大型医院附近选择7家二级公立医院作为发热门诊定点医院，所有发热病人全部到这7家定点医院就诊。

作为武汉协和的对口医院，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离华南海鲜市场较近，在2020年1月1日至7日之间，这里就接收了10例新冠肺炎患者。1月22日，红十字会医院完成了改造，医院大楼一二层全部改为发热门诊，三四层变为留观输液室，五层设置成缓冲区和清洁区，六层以上的十层楼全部改为隔离病房。1月23日，医院腾空400张病房，当晚，140余名患者从武汉协和转运过来。

1月21日下午5点半，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提前开诊，次日的门诊量达到1700人次，23日达到2400人次，五天内，突破7000人次。而此前，他们日常的门诊量仅为1000人次左右。

一家三甲医院的一线医生梁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接到通知时，政府已经对外公布了定点医院名单，中间几乎没有准备时间，据他所知，新开的几家医院，第一天就都住满了。

1月25日和28日，四川省两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共计280人先后到达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医生的供给得到很大程度的补充，但据红十字医院院长熊念估算，护士仍有上百人的缺口。

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是此次支援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疗队成员之一。他形容红十字会医院的转变是“赶鸭子上架”。由于病房改造时间过短、门诊量过大以及诊治机制的不合理，1月27日，在他的建议下，医院门诊暂停两天半，以甄别、筛分存量的确诊和疑似病例。除此之外，他还将医院原本开放式的ICU病房改造成为适用于传染病的单间或者双人间隔离病房。国家卫健委称，全国共先后派出近6000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

实行“7+7”模式后，由于出院病人不多，医院大量病人积压在院。“整个武汉市仍是一床难求，”熊念1月29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医院之前已有将近100人留院观察，无法收到住院部。当天，门诊留观又增加了130多人。虽然武汉市政府采取了各类措施分流病人，要求对病人应收尽收。但事实上要做到很难，“没有一家医院可以做到”“只能是给他提供最合理的医疗建议，这是我可以做的。” 熊念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危重症抢救专家席修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很多大医院的压力过大，病人在那里看不上病，就都积压在社区医院，但社区医生根本区分不了到底是不是疑似病人。有的病人等上三四天，就变成重症患者。

武汉市民胡婧正面临这样的困难。她父亲今年65岁，1月19日晚高烧38℃以上。1月20日，胡婧先后到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挂号检查，但均因排队人太多无功而返。此后，她在一家三级乙等医院武汉长江航运总医院给父亲做了CT，连打三天吊针，依旧高烧不退。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发热门诊。摄影/北京青年报 高曌

1月24日，胡婧父亲在长航总院复查CT，医生称其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而多家定点医院均以“没有床位”拒绝接受。这一天，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7号公告，由各社区对全市全员进行排查，实行发热门诊分级就医。1月26日，几经辗转后，胡婧的父亲被安置在距家三四公里远的一家社区医院，至今无法确诊，病情一再恶化，已经用上了呼吸机。直到2月3日，胡婧的父亲确诊，被收入金银潭医院救治。

為收治大量新增的新冠患者，武汉市参照“非典”时期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新建了两座医院——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2月2日，施工时间仅10天的火神山医院宣布竣工，正式交付军队。医院有1400名医护人员，不设门诊，开设床位1000张。而雷神山医院于2月5日建成，设计床位1600张。

但仍有大量轻症及疑似患者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对此，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国际学术期刊《新发病原体与感染》主编卢山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我们建议的分层管理的方案真正实行起来，2～4周湖北境内疫情就会得到极大控制。”

卢山和另外45位病毒学家曾发起一个分层管理的倡议书。具体做法为，简易急性呼吸道诊疗中心可以设在2～3星酒店，而不是已经人满为患的定点医院。酒店由当地政府征购和借用，留观病人可以在里面吃住、看电视，生活条件有保障。把社会上流动的百分之八九十疑似患者控制住，哪怕还留有百分之一二十，压力也会小很多。

2月2日，武汉疫情持续发展，大量患者仍面临就医难、确诊难的问题。卢山再次向本刊强调：“我们的方案仍然有效。”同一天，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对所有疑似患者集中隔离。

待确诊的患者与短缺的试剂盒

“目前的现实情况就是，每天这么多发热的人，都登记、往上报了，但大家都在等试剂盒检测，只能说把发热症状很严重的患者往前排一排。”武汉协和医院一位医生1月21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1月23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市民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答复》中承认：确实存在发热门诊排长队、床位紧张现象，以及每天只能检测“200多份”样本，这是因为1月16日之前，湖北省没有试剂盒，还需要送到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

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正式对医疗机构病例开展筛查检测。据湖北疾控中心卫生检验检测所所长江永忠介绍，由省疾控下发给每个地市疾控中心的试剂盒数量都是不一样的，会根据当地疫情、人口基数、疫情变化趋势和报告疑似病例数进行综合判断，有针对性地制定试剂盒下发的分配方案。

武汉市1月18日确诊新冠肺炎患者59例，19日77例，两日共新确诊病例136例，是此前累计确诊病例数总量的两倍多。当地一名医生对此表示，“数量骤增与试剂盒到位有关。”

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1月11日向社会公布后，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第二天就开始投入了试剂盒的研发生产。到23日，日产能达到2万～3万人份，两天后日产量增加到5万人份，29日已经提高到了10万人份，到1月底已完成总量近30万份的生产。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文件规定，各省级疾控中心的检测试剂盒可从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中选择。

据辉睿总经理李辉介绍，原料不足是导致前期试剂盒产量低的主要原因。由于进口原材料居多，又赶上春节，部分原材料不足，而国产原材料和进口相比在灵敏度上还存在一定差异。李辉说，随着进口原材料的逐步到港、到货，辉睿的产量在稳步提高，现在已经备足了200万多人份的原材料。

物流不畅也导致试剂盒无法到位。李辉说，每天从珠海发往武汉的顺丰快递只有一趟，以运送口罩和其他的防护、消毒等受国家统一调配的物资为主。高铁如果要停武汉站，还需要有武汉省委的介绍信或公函，管控比较严格。

为此，辉睿也会让员工远途送货到武汉。29日前最后一次10万多人份的货就是由李辉亲自完成的，李辉通过其他交通方式带货到合肥，再连夜开车送到武汉外围，与收货单位进行了交接。尽管辉睿有疾控、卫健系统出具的相关证明，进出湖北相对比较方便，但在23日武汉“封城”后，送货员工只能在武汉外围找地方与收货单位进行交接。

张馨所在的武大人民医院直到1月20日后才能做病毒检测，“之前试剂盒没有下发到医院，都在市级或者省级疾控中心。我们医院有实验室，但没有试剂盒，而且疾控中心不给下放诊断权，你没法去诊断。”

张馨曾在1月22日、24日和27日三天深夜回武大人民医院复查病情，每次复查，都看到实验室的机器是开着的，正在检测样本。“武大人民医院是1月20日拿到试剂盒并开始实验室检测的，在湖北省内都是第一家。”该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目前每天常规能测600～700例，最多时能测近千份，除本院发热门诊送来筛查的，还有其他医院送来的，目前实验室已非常饱和，接收样本量可能湖北省最多的。

对此，一位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也表示，“现在试剂盒是充足的，主要是检测实验室不够，疾控中心加班加点也做不完，需要发动多家医院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开展检测，才有可能满足需要。但是医院也有顾虑，害怕各方标本都送过来，加大传播风险。”

据江永忠介绍，武汉市除了省、市两级疾控单位外，具备新冠病毒检测条件的医院大约有20家，需要具备“三甲医院”“实验室需要具备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和能力，生物安全等级达到二级”“符合核酸检测基因扩增实验室的基本要求”这三个条件。

“为了防控传播风险和注重检测质量，需要在相关部门确认资质之后，医院实验室才能进行检测。”江永忠介绍说，武汉市的医疗资源相对集中，在湖北省各个地市，除市级疾控中心之外，至少有一家三甲医院可以进行病毒核酸试剂盒的检测。

北京医疗队奔赴武汉后，为了方便穿防护服，上岗之前医护人员纷纷减短头发，北京宣武医院的一位护士忍痛减掉留了二十多年的长发，因不忍听到剪发的声音，让同伴捂住了自己的耳朵。摄影/北京青年报 高曌

另据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检验科医生透露，虽然目前省属大型三甲医院很多都能进行实验室检测，试剂盒也下发了，但区级医院和部分的市级医院还没有试剂盒下发。此外，他所在的医院一开始是对患者的肺部CT和试剂盒测试一起进行，但后来医院发通知，变成先做CT筛查，影像显示有问题的患者再进行试剂盒测试。他以此推测，试剂盒仍不是那么充裕。

江永忠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是，1月28日，湖北全省检测量的统计数字是1387，1月29日是接近2000。“每天全省对于试剂盒的需求量随着疫情的变化和防控措施的效果而变化，需求量应该比目前的检测量稍大一点。”他说，好在“外地试剂盒的供应还算比较充足”。

武汉周边地区的试剂盒也同样短缺。孝感中心医院负责接受社会捐赠的工作人员1月24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确诊22例患者，是因为已经到了一批试剂在开展诊断，但从门诊的发热病人数量来看，试剂还是处于有缺口的状态。现在，医院已经等不及国家或省里统一配发试剂盒，只有通过平常有业务联系的供应商，全国各地去联系，尽量去采购。

目前，湖北省60%～70%的检测量都集中在武汉，但要满足目前的待检人数，“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江永忠表示。他解释说，有些具备检测能力的医院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有些是防护用品不够，检测工作就没办法开展，还有些是检测的配套试剂不够，对检测能力的发挥有一些限制。

做检测还需要走确诊流程。武汉一名医生梁生解释说，患者需要先经过科室筛选，上报医院，医院再上报到区里，每个科室每天只有3～5名患者有检测机会。据他透露，第一批做检测的患者1月29日上报，到31日还没有确诊结果，这意味着，医院还有600名病患仍处于“高度疑似”的阶段。

被感染的医护人员与紧缺的物资

此前，因在大学同学群里擅自传播“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消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遭到了有关部门“训诫”。他没想到，自己很快也成为一名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直到1月31日，李文亮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还在插管呼吸，无法说话，只能在手机上打字和外界交流，打字时间长了会头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鉴于官方当时没有通报病毒会“人传人”，身在眼科的他觉得离这个“不明原因肺炎”还很远，就没有戴N95口罩，“放松警惕了”。

2020年1月28日，北京医疗队到达武汉后在协和医院西院清点物资。摄影/北京青年报 高曌

1月8日那天，李文亮接诊了一位82岁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女性患者。患者当时没有发热症状，他就没询问对方是否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第二天，该患者食欲不振，开始发热，经检查，医生高度怀疑她是“不明原因肺炎”。9日晚，照顾该患者的家属也出现发热，这是明显的人传人现象，三天后，患者被转到了呼吸内科隔离病房。

李文亮也很快出现了症状，意识到情况不对，他马上搬到酒店隔离，远离怀孕的妻子和孩子。据他回忆，还有另外两位眼科同事在他之后也被感染，同事们自此开始自觉戴上N95口罩了。

“当时，我们知道可能存在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但没有防护设备，没有检测确诊方法，也没有相关指南，我们不知道对这类患者如何去做隔离和防护。真正重视起来，要到钟南山在1月20日接受采访之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另一位被感染的医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段时期，不少医护人员放松了警惕，在接诊病人时连口罩都没戴”，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截至1月21日，医院请病假和疑似感染的医护人员达到35人，到1月29日，已有80多人累倒，并有发热症状。在已做过核酸检测的30多人里，有近1/3呈阳性。

熊念说，发热门诊开启后，除了門诊的医务人员三班倒以外，其他不少医护人员每天的工作强度都在12小时以上，甚至有十五六个小时。在高强度工作下，医务人员的身体免疫能力也在下降。

1月22日，在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班、接诊了200多位输液留观的病人后，武汉市某定点医院的医生王阳也被感染了新冠病毒。据媒体报道，该医院因病被隔离的医护人员至少50人，其中既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疑似病例，也有只出现发热、腹泻但暂时还未做CT的医护。

发病前，王阳工作时的装备只有一次性外科口罩、帽子、白大褂和手套。由于医院物资紧缺，只有呼吸科、急诊和重症医学科才配备三级防护，其他科室是二级防护。

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的紧缺，成为武汉封城后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武大人民医院医生张馨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们医院曾一度缺乏护目镜，麻醉师插管时只能用泳镜代替，后来泳镜也买不到了。网上传出不少医院医生因无法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物资短缺的困境，崩溃、号啕大哭的视频，“这就像一个战士，没有枪，还要去上战场”。大年三十，张馨的值班同事一边看春晚，一边在哭。

每次进入病区接诊前，护士为大家介绍如何穿脱防护服，光穿上就需要11个步骤。摄影/北京青年报 高曌

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李文亮也听说了物资短缺的情况，“我们医院也缺。”李文亮说，据他所知，他们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经常8小时才轮一次班，很多人会在防护服里穿尿不湿，现在被感染住院的医护人员可能有五六十人。

熊念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月21日，发热门诊刚开诊时，整个医院只有13套防护服，只能满足门诊和急诊的部分医生，很多护士都没有防护。1月23日，武汉多家医院越过官方，直接发出了医用防护服、N95口罩、护目镜的求助捐赠公告。熊念说，当时物资最紧张的时候，“过半天是半天，下午的事，上午解决，晚上的事，下午解决。”到1月27日左右，随着一些物资抵达武汉，医院医护用品紧张的情况得以缓解，但目前也只能够保证当天的用量。

对于物资短缺的问题，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在1月26日的发布会上解释说，因为春节放假，企业的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复工复产目前仅达到了40%。具体说来，湖北省目前每天需要十万件医用防护服，但目前全国的企业每天总共只能生产三万套。

当人们以为，随着全国产能的逐步恢复，武汉医院的物资紧缺应该得以缓解的时候，1月29日，武汉协和再次向外界发出了捐赠求助，并由此引爆了一个新的舆论话题。

当时，武汉协和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因医护用品消耗大，确实非常紧缺。比如，1月30日，武汉协和急诊科接诊了一位有冠心病合并肺炎的病人，从采送标本给病人做新冠肺炎病毒的核酸检测，到给病人做手术，整个科室消耗的防护服就有17件。防护服一件的使用时长是4个小时，一脱下就受污染不能再用，医院隔离病房的一名护士为了延长防护服的使用时长，只能一白天不喝水，避免上厕所。

张馨解释说，封城后，虽然全国各地有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但是这些东西进不来，因为中间渠道不通畅。“医院不能自己去接受捐赠，而是要先汇报，再通过红十字会统一接收、发放，要走流程”，如果是海外寄送的物资，还要经过海关、检验检疫。为解决燃眉之急，医护人员只能是自己花钱去买。为了破除流程上的障碍，几家三甲医院只好越过武汉市卫健委，集体发布了接受社会捐助的公告。“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医院的无奈之举。”如果是海外捐赠的物资，还要经过武汉市红十字会，这样才能免税。

针对公众对于武汉红十字会收到大量物资，医院为何还缺物资的质疑，武汉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强在发布会上回应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耗量大于供应量。同时，红十字会在官网上发布急需的物资，与社会捐赠的物资在品种、型号、标准上不能很好的对应。“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差距，比如周转不够快，调拨不够及时，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加以改进的。”

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也解释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员少，一些工作人员春节放假后到了外地，现在也（因为封城等原因）回不了武汉。目前，省红会在岗的只有21个人。”

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组赶赴湖北武汉，指导、督促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月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称，经湖北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免去张钦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陈波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勤党内警告处分。湖北省红十字会其他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有关党组织依纪依规处理。

摆渡车司机宋师傅，他和另外一位同事负责医生们从驻地到医院的交通，包括每天凌晨三点的夜班交通。摄 影/北京青年报 高曌

1月31日，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临时被征用作援助物资仓库的展厅外，来自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等医疗机构的数十名医务工作者等候领取医疗物资。当天，物资由来自武汉市卫健委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按照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制定的名单分配发放，收治较多新冠肺炎患者的武汉协和医院（本部）不在名单上。摄影/中青报·中青网 李峥苨

本刊记者周群峰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采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危重患者。摄影/高光华

岂止武汉

武汉周边地区如黄冈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月29日，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决不能让黄冈成为第二个武汉”。至2月2日24时，黄冈市报告确诊病例1246例，成为继武汉之后全国第二个确诊病例破千的城市。医疗资源短缺和物资不足的矛盾在黄冈更为凸显。黄冈市只有一家三甲医院，市区三家定点医院中，有一家是很小的社区医院，原本不具备危重病人抢救与治疗的功能，临时改造出一个隔离区，增加到100多張床位。另有一家定点医院原来只是一座老年公寓，临时开辟出来用作疑似患者的隔离区。

1月28日深夜，黄冈版小汤山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紧急启用。医疗中心共有1000多张床位。衡阳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科副主任医师刘军是湖南衡阳驰援黄冈的医疗队队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很大，床位也充足，但主要问题是，人不够。目前衡阳负责的病区实行三班倒，共12名医生，若52个床位住满、甚至加床，病区医生的数量就要加倍。基层医院的情况更为严峻。李玲所在的黄冈市某乡镇医院，面对疑似病例的患者，医护人员三班倒，多的时候，一班有两三人，少的时候则只有一人。

物资同样紧缺。黄冈市黄州总医院医疗物资采购负责人张志刚表示，黄州总医院是一个于2017年成立的医联体，整合了黄冈市中医医院、黄州区人民医院等全区17家公立医疗机构和98家村卫生室。疫情暴发后，黄冈市中医医院和黄州区人民医院都被列入新冠肺炎的定点发热门诊。现在，N95口罩全面告急，每天都有人来向他催要，“但我真的没办法，有时候吵得急了，也会让人拿5个、10个的回去，重点科室自己分配一下。”

2020年1月22日，医护人员宣誓成立突击队。当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内科3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突击队，投入到协和医院对口支持的发热定点医院——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的工作中去。图/新华

1月29日，中央派出督察组赶赴黄冈市进行督查核查时，问及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时，其出现了答非所问、一问三不知的情况。这一新闻在1月30日播出几小时后，黄冈市委就提名免去了唐志红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一职。2月1日，黄冈市市长邱丽新在发布会上称，因防控疫情不力，黄冈市有党员干部337人被问责。

截至1月25日零点，包括武汉在内，湖北共有黄冈、孝感、咸宁、鄂州、仙桃等13个地区实行“封城”措施。

然而，武汉市的封城并没有阻断疫情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在1月23日凌晨两点半到次日上午10點封城之前的窗口期，大约有30万身在武汉的民众选择星夜离汉。截至1月29日，全国31个省份均启动一级响应，多地铁路部门陆续实施免费退票，停开列车，进站红外线测体温等一系列举措。

早在1月22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发来往武汉客运班车。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假期延长至2月2日。苏州、无锡下发通知，各类企业复工不得早于2月9日。多地民政局取消2月2日结婚登记办理工作。温州是湖北省外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最多的城市，截至2月2日24时，共确诊患者291例。1月31晚，温州也宣布“封城”，具体包括25条紧急举措。

截至2月2日24时，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33例，海外已有泰国、日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出现150多例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205例，累计死亡病例361例，这两个数字皆已超过SARS时期的确诊人数5327例与死亡人数349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文中张馨、梁生、刘刚、胡婧、王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