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五行志》辨误一则

彭 志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37《五行志》载：“如意初，里歌云：‘黄麞黄麞草里藏，弯弓射尔伤。’后契丹李万荣叛，陷营州，则天令总管曹仁师、王孝杰等将兵百万讨之，大败于黄麞谷，契丹乘胜至赵郡。”[1]刘昫.旧唐书(卷37).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P1376)按，此处“后契丹李万荣叛”句有误，脱了“尽忠孙”三个字，应为“后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

首先，翻览相近时期的史书地志，可推知《旧唐书·五行志》的记载或有误。关于武则天时期的契丹叛乱之事，其他史籍多持论是李尽忠（？—696）、孙万荣（？—697）两人主导。《太平寰宇记》卷196载“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2]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196).中华书局,2000.(P307)；《新唐书》卷4载“五月壬子，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P96)；《唐会要》卷73载“万岁通天五年五月，窟哥孙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营州都督赵文翙，举兵反，攻陷营州”[4]王溥.唐会要(卷 73).中华书局,1955.(P1320)。从旁证上来看，《旧唐书·五行志》对此事记载有误的可能性颇大。

其次，观察史书内部文本叙述情形，可研析出《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应有误。《旧唐书·五行志》所载契丹将领叛乱事发生在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作为初唐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旧唐书》中至少有五处均有记录，略举三处为证。《旧唐书》卷6载“五月，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都督赵文翙，举兵反，攻陷营州”[5]刘昫.旧唐书(卷6).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P125)；《旧唐书》卷93载“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叛”[6]刘昫.旧唐书(卷93).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P2977)；《旧唐书》卷194上载“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7]刘昫.旧唐书(卷194上).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P5168)。从以上例子可见，除了《旧唐书·五行志》将契丹将领反叛史实归属于李万荣之外，是书其余部分均书写作李尽忠、孙万荣，因此，从内证上推求，可证其误。

复次，追溯《旧唐书》中契丹叛乱事的史料来源，可确证《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必有误。通过字句比勘，从史源学上来说，成书晚于《通典》近150年的《旧唐书》，对前者有诸多借鉴，而前者记载主导契丹叛乱的将领是李尽忠、孙万荣两人。仅就对契丹叛乱的记载，上文《旧唐书》卷6引文脱胎于《通典》卷200“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杀都督赵文翙，举兵反，陷营州”[1]杜佑.通典(卷 200).中华书局,1984.(P1083)；《旧唐书》卷93引文是对《通典》卷194“万岁通天初，其帅李尽忠、孙万荣陷营州”[2]杜佑.通典(卷 194).中华书局,1984.(P1045-1046)的改写；《旧唐书》卷194上引文与《通典》卷198“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3]杜佑.通典(卷 198).中华书局,1984.(P1073)语词完全相同。《通典》系由唐代著名史家杜佑编撰，主要记叙天宝之前事迹，时间上距离武则天时期发生的契丹叛乱更接近，在史实上更具可信度。

最后，探讨《旧唐书·五行志》记载致误原因，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一方面，从文献学上考察，在图书椠版、流传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脱字现象，“后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佚失了“尽忠孙”三字，遂讹误成“后契丹李万荣叛”；另一方面，中唐时，匡城人李万荣（？—796）骁勇善战，贞元十一年（795）五月被唐德宗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旧唐书·五行志》在记录武则天时期契丹叛乱之事时，因脱字讹误成“李万荣”，后人便极易将其混淆为中唐时期的著名将领李万荣，在未能严格求证史实的情况下，便会发生错误。

除了《旧唐书·五行志》记载武则天时期契丹叛乱将领姓名有误外，后世史书笔记在引录其事时，多不加辨析，遂导致承袭了讹误，如赵祯《洪范政鉴》卷8上“后契丹李万荣叛，陷营州”[4]赵祯.宋钞本洪范政鉴(卷8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P395)；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卷535“万岁通天二年，为契丹李万荣所陷”[5]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535).续修四库全书(第6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505)；姚范《援鹑堂笔记》卷34“万岁通天元年，陷于李万荣”[6]姚范.援鹑堂笔记(卷34).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6)等书均如此。由此可见，今人在治学过程中，特别是点校古籍时，对诸如此般的历史细节，务须多加甄别，以防因袭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