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表征与情感欲望
——《小城之春》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比论析

□ 魏楠楠

《小城之春》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两部电影都讲述了战争之后丈夫身体或者精神上饱受折磨与创伤，此时的妻子都是尽力照顾丈夫、承担责任、维系情感，然而两个女性做出的选择与取舍是大相径庭的，选择方式的差异与各自所处的文化土壤有内在的联系。

一、忠诚克制的爱情规范者和突破禁欲主义的自由者

首先，从两部电影的空间展示能够看出截然不同的爱情观念，在情感的表达上各有不同。《小城之春》这部电影从看到满目疮痍的城墙和断壁残垣的家园展开叙事，玉纹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饱受寂寞煎熬，在战争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夫妻感情名存实亡。玉纹只能任凭自己情感消逝在时间的洪流之中，她“发乎情止于礼”，在中国传统的道德礼教规范下，个人情感压抑，为家庭、责任、伦理而做出奉献和牺牲。这部影片中有一个特殊的伴随物——房子，人物有时候会更多地被放置在屋内的狭小空间之内，虽然影片中还有城墙之上，还有湖内泛舟场景等外部场景的展现，但是这个外部空间没有使玉纹能够游出小湖奔向外部。外部空间的展现都是玉纹和章志忱的在场，当他们两个在一起时，运用景深镜头进行限定，他们两个在外部场景时才能共享生命空间和体验，而丈夫因身体原因却并不具备。玉纹纠结于责任道德与情感表达的两难之中，这部电影与其说是讲述了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不如说是玉纹必然的选择，与其说她心生情感涟漪，不如说是一种永远的匮乏，一种能够准确预测的结果，能够看出玉纹是极其希望和渴望被救赎的，她在被动等待的同时犹豫惶惑终究错失有可能奔向新生的机会。

其次，在西方电影中，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斯坦斯丈夫扭曲的心理压抑埋没了浪漫可爱的康斯坦斯。丈夫虚伪、变态，他是资本主义和战争异化的产物，他所关注的不是爱情的本质，他只渴望着享有贵族阶级的统治权利和荣誉。为了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丈夫甚至允许康斯坦斯与其他男性发生关系，但他决不与妻子离婚，康斯坦斯被挤压至只剩一副空壳。并不同于《小城之春》中“被封闭的现实空间”，康斯坦斯极度想要逃离室内，这种“外部环境”吸引诱惑着她。她对于一个强壮健康男人的小屋具有极大的欲望，这间接导致康斯坦斯与丈夫的决裂，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一个极具有阳刚之气的另外一个男性，对其身体特质抱有最大幻想，赋予她内心的强力支撑，强调个体的自由。影片中体现一种现代的女性意识，建构了现代化的女性个体的权力。“欲望取代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了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女主人公康斯坦斯与切尔斯灵与肉的结合，一发不可收拾。康斯坦斯毅然离婚，与情人离开，她放弃了雍容华贵却压抑沉重的上层生活，他们两个人奔向自由和希望，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最终结合。康斯坦斯追随内心真实本质的情感，反抗绝望的生存空间，在物质利益和资本异化、麻木之下，寻找遗失的自然属性情感，以男女之情唤起人类原初的身体情感，以此来控诉社会现实。

二、欲望缺席的妥协性和个人主体的乐观性

提到《小城之春》这部电影时，总会聚焦在影片礼法主题和影片的传统美学上，影片关于情欲观和身体的表达，似乎是可以阐释的又一路径。在中西方文化中，身体和情欲的话题往往容易被人们所遮蔽，但直到从尼采和福柯开始，身体成为哲学思考的一个崭新维度。《小城之春》电影原名叫《浴火》，从这能够看出对于情欲的表达，后来费穆导演给它一个中性的更加人文化的名字。现代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失去自我，首先从失去对自我身体的欲望的感觉开始，她们的觉醒，也就要从身体的觉醒开始。”志忱与玉纹两人多次目光交汇，在封闭的空间对谈偶尔有简单的身体接触，加之以玉纹内心的画外音呈现，表征身体启蒙的希望，使人感到她含蓄克制的同时又似乎感觉到强烈的内心波澜。影片中出现了兰花和月亮的意象，此刻人们都能够看到玉纹的人性得到苏醒释放，看到玉纹试图唤醒自己被道德和规范束缚的内心意识，但是终究遭遇了失败和破灭。《小城之春》在封闭破败的环境里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身体的封闭与内向，是一种封闭性的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内敛的身体叙事。周玉纹和章志忱双方难分难舍的微妙矛盾的心情展现得十分细腻，这种情感不逾矩、不热烈。玉纹终究失去了自我，终究是封闭空间中呈现了身体的绝望与覆灭。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斯坦斯偶然窥视到沐浴中的护林人切尔斯，对她来说更像是欲望表达的再次唤起。她意识到身体承载着愈发被压抑和束缚的内心诉求，这预示着康斯坦斯长期压抑的自我意识的复苏，预示着她即将冲破躯壳追求自我。身体叙事理论认为，身体不再只是肉体和物质的指代，更加成为了构建社会关系和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因素。电影中有体现两个人性爱的场景，有两个人抚摸和裸体的呈现，心理都通过身体动作的表达赋予深层次的含义，在这种生命的真谛中，康斯坦斯体会到情感和身体的蜕变。

三、痛切的社会使命和生命自然属性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为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各种生理欲望，包括生存欲望、性欲等；二为人的社会属性，这是人的根本属性，指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人的各种思想行为总是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已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中，最终康斯坦斯放弃自己男爵夫人的头衔，与切尔斯私奔；玉纹却放弃了自己的爱情追求，回到丈夫礼言的身边来涤清自己的良心与浑浊的内心世界。

首先，从《小城之春》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两部作品中女性的经历与走向，呈现出两个人物不同的爱情抉择，我们不难解读出《小城之春》中“发乎情止于礼”的礼教规范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勇敢追求自然感情”的精神内核。《小城之春》拍摄于1948年，家国沦陷、精神创伤，知识分子有难以言喻的痛楚，中国人民身体陷入病态并且负载精神重荷。玉纹其实并没有被施加社会和家庭的高压，但是她还是做出了这个个人化的选择，更能看出中国的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是无形的、渗透的。福柯认为，社会所有的历史悲喜剧都是围绕身体而展开的，身体被精心地规划，是权力追逐的目标。权力在控制它，生产它，并且“历史摧毁了身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无意识的共性，中国全民族都是沉浸在这种传统洞穴之中。这里既暗示着传统文化及其勾连的“家国”共同体的没落，又矛盾地表现出无力压制的欲望的传统伦理规范的挣脱。

其次，《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改编自劳伦斯的小说，创作背景是所生活的那个工业时代，人与自然日渐不和谐，大部分人都被冷漠的机器所控制和裹挟，存在严格的阶级观念思想，却忽视了人最基本的本能需求，使人性渐遭扭曲。西方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剥夺了人情人性的欲望权力，两个具有同样内核的文本之所以表现出不同是因为社会文化土壤并不相同。西方文化会强调“人”的主体，张扬个性，肯定人的价值，生命终极意义在于对于自然本真的追求。通过对比论析，我们能够看出两个人物形象的不同，玉纹是内倾的、深刻的，是一种无法切身体验的孤独感，是中国传统之中“认命”“无动于衷”的人。这种含蓄与内敛正契合了黄土地上的人们的沉思和厚重而并不轻易质疑和反叛。康斯坦斯是外向的，是勇敢的斗士，是反抗怯懦的，是竭力标新立异和积极探索的，暗合的是西方文化中“遵从本心”“冲破桎梏”的自由理念。

通过两部电影的对比论析，电影中呈现的爱情观、情欲观、文化观构成多重语境，侧面折射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并且以全新维度审视中华民族复兴语境中文化观念的融合与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