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阁内外：试论《傲慢与偏见》的女性成长

陈婉琴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小说《傲慢与偏见》以婚姻爱情为主题，实质隐含了青年的成长结构。从小说题目来看，《傲慢与偏见》说的是男主人公达西的傲慢与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偏见，这对青年相遇前各有一套早已内化的中产阶级生活价值观，这使得家财万贯、地位高贵的达西瞧不起伊丽莎白低微的家庭成员，求婚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委曲求全的姿态；而自以为是的伊丽莎白以教养礼仪判断他人的道德，对傲慢的达西产生很大的偏见。一对青年在各自认知的错位中经受感情的考验，最终两人在错误中幡然醒悟，在自我意识、性格判断、爱情婚姻等方面获得新的认识，并走入婚姻的殿堂。小说立足女性视角，主要书写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经验。本文试图以女性成长经验为主题，从物理空间的区分中，探讨小说中的女性在闺阁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她们在离家旅程中所获得的思想改变，从而分析女性如何在个人理想的追求与世俗观念的追求中解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1 闺阁的窗子：“灰姑娘”生活图景

在《傲慢与偏见》中，“窗子”的意象遍布不同的府邸闺阁。早有研究者发现到这一点：朱虹在《傲慢与偏见·译本序》［1］7中通过对比伊丽莎白在窗口看到达西和他妹妹时“从窗口闪开”与腓力普太太在窗户向过路的军官叫喊的表现，区分人物教养的有无。朱虹这一细微的对比颇有见地，这是观察小说女性活动行为和性格刻画的一个重要样本，同时也为笔者提供了一条探究女性生活经验的路径。

“窗子”本身是封闭的物理空间的一部分，但它给张看者提供了外部世界的风景，突破了有限的空间限制和视野束缚。“窗子”意象随之引发相关问题的提出：谁在看，看见了什么，“窗子”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又有怎样的关联？

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傲慢与偏见》共有18处“窗子”的描写：其中5处是伊丽莎白通过罗新斯花园或彭伯里庄园的窗子欣赏外面的山水风景；其余13处是屋内人临窗观看来访者。这13处看窗行为中，有9处观看的主体是女性，而他们看到的是来来往往的男性，如：彬格莱先生、韦翰、柯林斯、达西先生等，他们大多是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的意中人。

面对男性的登门拜访或擦身而过，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反应：不露声色的吉英不肯往窗口看一眼；察言观色又遵守礼节的伊丽莎白看一眼就走开；泼辣疯癫的丽迪雅迫不及待打开窗子让人知道她结婚的愉快；颇有心计的夏绿蒂窗前偷听或故意制造机遇等等。“窗子”带给不同女性不同的张看体验，也贯穿了她们与男性人物相识相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隐含了“灰姑娘”结构。正如杨莉馨对简·奥斯丁小说所作的分析，“通过对六部小说的考察，我们发现其中暗含着一个‘灰姑娘’式的结构。女主人公们仿佛童话中落难的‘灰姑娘’，一朝邂逅了慧眼识娇的白马王子，从而脱离苦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其中吉英和伊丽莎白具有“灰姑娘”结构较为明显的等待特性，而夏绿蒂和丽迪雅具有“灰姑娘”结构较为明显的主动特性。

“灰姑娘”结构的等待特性是指灰姑娘舞会邂逅王子之后的第二天恢复日常生活，等待王子的上门。如果等不到王子，“灰姑娘”故事便被解构，所以女性的等待和男性的主动构成了“灰姑娘”结构的重要线索。窗子前的吉英和伊丽莎白举止端庄，平心静气地等待男性的上门，她们成为了小说中产阶级女性教养的典范。但她们并非脑袋空空地在窗前等待着“王子”的上门，日常中的她们在闺阁中有许多亲密的交流，勤于思考身边所经历的事情，力图分析人物的性格，判断自身的处境，并做出有效的改变。同时，她们的观点往往能够互补，相互映衬出对方的缺点。例如，彬格莱先生举办舞会过后，吉英和伊丽莎白互相交换各自的想法。吉英看谁都顺眼，眼中只有别人的优点。而敏锐的伊丽莎白提醒她注意彬格莱小姐傲慢自大、对人忽冷忽热的性格缺点。吉英不当一回事，这使得她在伦敦的拜访中受到彬格莱小姐的怠慢，她的恋爱更受到彬格莱小姐的干涉。另外，在分析韦翰和达西的恩怨中，伊丽莎白以貌取人、只听韦翰的一面之词，对达西产生极大的偏见，这种偏见造成了她与达西先生重要的感情错位。而吉英觉得韦翰和达西双方都有使伊丽莎白受蒙蔽的地方，并提醒伊丽莎白注意韦翰的为人。由此可见，尽管女性在婚姻爱情中担任等待者的角色，她们对事物有各自的认识误区，但她们并非“花瓶”，靠装饰自己吸引男性或终日陷入空虚的浪漫想象，她们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对身边事物的发展有理性的自我意识和判断能力，这大概就是达西所认同的“多读书，长见识，有点真才实学”［1］48的女性。

而“灰姑娘”结构的主动特性是指灰姑娘在无望的舞会中主动争取与王子见面的机会。灰姑娘原本没有获得舞会的请帖，但老婆婆的一道魔法解决了她物质上的难题，最终使她如愿在舞会上施展自己的魅力。童话中的魔法消隐了灰姑娘为谋求幸福所采取的功利手段，而现实生活中的“落难”姑娘不得不撕破纯真无害的面具采取主动的策略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夏绿蒂便这样提供了“灰姑娘”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夏绿蒂与柯林斯“恋情”的起点是夏绿蒂在班纳特家的窗口偷听到了柯林斯求婚失败并且放弃继续追求伊丽莎白的消息，这使得夏绿蒂产生乘虚而入的想法。于是夏绿蒂频频向柯林斯示好，使柯林斯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最终，夏绿蒂通过家里的窗子制造与柯林斯偶遇的机会，获得柯林斯的求婚，实现了之前“等到能够把他抓到手，再从从容容尽量去谈恋爱还来得及”［1］25的婚姻想法。偷听是不道德的做法，“主动”偶遇的做法突出了女性的功于心计，夏绿蒂十分不体面地获得了婚姻的机会。

而丽迪雅提供了“灰姑娘”冲破“天使”枷锁时的另一种生活可能，带着浪漫、任性、无知的色彩。这时等待不再是“灰姑娘”的事情，丽迪雅可以盛情邀请男子上门，也可以抛开物质和道德的考量跟心爱的“王子”私奔，并把已婚作为炫耀的资本，迫不及待主动打开窗子，与世人分享。

2 离家的悖论：在旅程中成长

简·奥斯丁笔下的小说，不少青年女性婚前都有离家出外的经历。正如《阁楼上的疯女人》所分析的，“奥斯汀小说中的所有女主人公都非常渴望能够步出她们父母的领地之外，体验外部更为广阔的世界；但她们中的每一个却又都必须耐心等待，直到运气来临，被要求成为一名年长女性的伴侣，而这位伴侣却又会经常破坏历险生活中带来的乐趣。”［4］180《傲慢与偏见》中的三位重要女性都接受过女性同伴的邀约，不同的是，邀约人不一定年长，也不一定讨厌，甚至担当拯救者的角色，把她们从压抑的家庭环境中解放出来：吉英接受舅母嘉丁纳夫人的邀请到伦敦“换换环境”；伊丽莎白听从夏绿蒂的建议，跟随威廉·卢卡斯爵士到汉斯福看望她，随后又接受嘉丁纳夫人的邀请到德比郡旅游；丽迪雅受到弗斯脱夫人的邀请到民兵驻扎的白里屯度假。班纳特姐妹的离家大多出于逃离父母（尤其是班纳特太太）催婚的压力。在旅程中，她们对生活的认识有所改变，获得新的人生体会。与此同时，她们的恋情有了新的发展，并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迎合了父母对她们婚姻的期盼。这不得不说是女性离家的一种悖论。这一过程隐含了“成长小说”的模式，女主人公在空间的位移和时间的进程中成长。

吉英跟随嘉丁纳夫人前往伦敦前遭受“失恋”的痛苦。彬格莱先生不回尼日斐花园过冬的信息传遍麦里屯。在吉英和彬格莱先生尚未确定恋爱关系时，一方的离开意味着感情的中断和变故。加上彬格莱小姐的来信提及彬格莱先生和达西小姐相爱的恋情，这使吉英陷入恋爱危机。然而，班纳特太太并不“体贴她的苦衷”，“甚至硬要吉英承认——要是彬格莱果真不回来，那她一定会觉得自己受了薄情的亏待。”［1］150内心焦虑，外加家庭压力，吉英感到无比痛苦。这时拯救者嘉丁纳太太出现，把吉英带到伦敦。那时，觉得“天下都是好人”、“都看得顺眼”［1］15的吉英依然往积极的方面看待彬格莱小姐，寄望在伦敦与她重修友好关系。而到了伦敦，吉英受到了彬格莱小姐的冷待，看穿了她忽冷忽热的傲慢性格，下决心疏远她。这时，吉英通过空间的位移在亲身体会人情冷暖中获得认识的转变，不再一味以善良的眼光看待他人，开始怀疑她与彬格莱先生感情的中断是遭到他人干涉的结果。后来，吉英认识上的转变化为实际行动，逆转接受伊丽莎白引导的关系，开始劝告伊丽莎白理性看待韦翰的感情和性格。虽然离家的吉英没能遇到彬格莱先生重温旧好，但这趟旅程扭转了达西先生和彬格莱先生对她感情态度的认识，最终吉英等来彬格莱先生的求婚，与他结成浪搏村人人歆羡的一对“才子佳人”。

如果说吉英离家前失恋，那么伊丽莎白几近“失婚”，拒绝了物质条件尚好的柯林斯的求婚，把结婚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夏绿蒂。这使班纳特太太骂了伊丽莎白一个星期之久。伊丽莎白接受夏绿蒂的邀请到汉斯福是想“换换环境”：“家里有了这样的母亲和这样几位不能融洽的妹妹，自难完美无缺，换换环境也好。”在出发前，见证姐姐吉英和好朋友夏绿蒂各自的感情变动，伊丽莎白对成长开始有了新的看法，“世事经历得愈多，我就愈对世事不满；我一天比一天相信，人性都是见异思迁，我们不能凭着某人表面上一点点长处或见解，就去相信他。”［1］155但实际上伊丽莎白在犯错和反思中对这一人生道理有了深刻体会是在汉斯福开始的。在汉斯福，伊丽莎白偶遇达西，并意外得到达西的求婚。在拒婚过程中，伊丽莎白不但直言自己对其傲慢态度的不满，还指责达西干扰姐姐与彬格莱先生的感情以及剥夺了韦翰的正当权利。直到达西的一封信，伊丽莎白逐渐在冷静中理性地反思姐姐吉英对待爱情的态度、家人的各种荒唐行为和韦翰身上的可疑之处，不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并开始转变对达西的态度。达西在被拒绝后也深刻认识到自身傲慢的过错，并在彭伯里向伊丽莎白表现出改过自新的诚意。两位在犯错和改错中走到一起的青年最终成就了一段“欢喜冤家”的佳话。

丽迪雅的离家出走则与上面两位姐姐截然不同，正如《阁楼上的疯女人》对其所分析的，“那些想象力受到浪漫观念影响的年轻女子，这些观念进一步加强了她们本已过分的物质主义或者性感特征，她们宁愿做任何事并和任何人在一起，只要能够从家里逃出去”［4］159。换言之，丽迪雅的出走出于浪漫爱情的憧憬。自从民兵团驻扎麦里屯以来，丽迪雅追逐军官的浪荡行为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不耻。然而，只有班纳特太太不以为意，并鼓励丽迪雅寻找一位军官丈夫，把年少对“红制服”的浪漫想象嫁接到丽迪雅身上。这种鼓励成为丽迪雅追逐军官到白里屯甚至私奔的勇气。作为小说扁平和负面的人物，丽迪雅的成长过程也不同于两位姐姐的经历——从认识自身错误到改变认识的过程，她永不知错，面对嘉丁纳太太指责她给家里人带来的伤害，她“听也不要听”。但最终她成为了一个扮演成人的小孩，虽然未曾觉醒道德、教养、婚姻等带来的责任，但她清楚知道已婚身份的转变：“喂，吉英，这次我要坐你的位子了，你得坐到下手去，因为我已经是出了嫁的姑娘。”［1］353换言之，她认同了世俗对女性结婚的要求，却忽视了世俗对婚姻附带的道德、经济、地位等因素的要求。

《傲慢与偏见》不但把这三位女性放置在离家的不同空间中经历成长，还把他们青年的成长集中在一年的时间维度呈现。在未步入婚姻时，吉英快23岁，伊丽莎白不到21岁，丽迪雅准备16岁。小说对三位小姐年龄的交代实质同构了女性的生理成长与思想的进步。

3 自我与他者：理想与世俗的较量

简·奥斯丁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简·奥斯丁的小说通常聚焦于乡间乡绅的一户人家，插穿邻居的来往。在描写邻居关系时，简·奥斯丁小说的笔法显然不是恢弘的爱恨情仇和家族的纠葛矛盾，而是充满纤细的女性经验。她笔下的邻居多是太太或小姐之间的来往，说的多是鸡零狗碎的家长里短：太太们小肚鸡肠，互相攀比女儿的婚事；小姐们在背后对舞会现场、女性朋友、男士等说三道四。细察《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情节，简·奥斯丁无意描绘绅士家庭出身的女性的衣饰器物或舞会灯红酒绿的热闹现场，她关注舞会上谁与谁跳舞、人们聊天的内容、舞会之后人们的反应与感受、八卦或消息或新闻在村庄散布之后人们对此事的评价等等。换言之，简·奥斯丁非常注重描写在一个局促狭窄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女性在追求自我价值时面对家庭或四邻八舍的非议，这实质是女性如何处理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傲慢与偏见》所处理的一大重要关系是伊丽莎白与夏绿蒂的婚姻观较量。这两位女性都是机智聪明的女性，只是伊丽莎白敢于反抗权贵的个性和活泼外向的性格较容易得到小说内外的人的认可，而夏绿蒂委曲求全和现实务实的性格在“去浪漫”的关照下显得呆板无趣，除了她和柯林斯结婚的动因和婚后生活，她的一些细节受到研究者的忽视。笔者认为，夏绿蒂处理人际关系的看法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比伊丽莎白高明，她身上浸染了世俗的生活经验，她与伊丽莎白的交谈实质是世俗与理想的较量。

小说的第六章描写了伊丽莎白与夏绿蒂的一场重要交谈，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女性应不应该在恋爱中表露自己的情感，为男性提供情感的暗示；结婚之前需不需要有恋爱基础。夏绿蒂认为，爱情是需要双方回应的，“只可惜没有对方的鼓励而自己就肯没头没脑去钟情的人，简直太少了。”［1］25伊丽莎白显然没当这一回事，自以为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方会理解女方的感情。结果，吉英在感情上的不动声色被达西作为劝服彬格莱离开尼日斐花园的理由，彬格莱也在困惑中对吉英的感情有所动摇。反观夏绿蒂和伊丽莎白，她们都在主动的感情回应中收获各自的婚姻：夏绿蒂在柯林斯求婚失败心灰意冷之时，频频对柯林斯聊天示好，最终获得柯林斯的好感和求婚；伊丽莎白在达西拜访浪搏村时，积极寻找两人独处的机会，诉衷情，最终答应求婚。另外，夏绿蒂认同先结婚后恋爱，“等到先能够把他抓到手，再从从容容尽量去恋爱还来得及。”［1］25伊丽莎白看出，这是一种“只求嫁一个有钱的男人”的手段，不是追求理想爱情的方式。她认为双方结婚之前要了解双方的性格。夏绿蒂并不认同伊丽莎白的看法，她认为“婚姻生活是否幸福，完全是个机会问题。一对爱人婚前脾气摸得非常透，或者脾气非常相同，这并不能保证他们俩就会幸福。他们总是弄到后来距离越来越远，彼此烦恼。你既然得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你最好尽量少了解他的缺点。”［1］26夏绿蒂的看法过于悲观，但值得注意的是夏绿蒂打破了“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爱情想象，提出了“结婚第二天”的现实问题：无论婚前两人性情多么般配、感情多么甜蜜，但都会被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经济困扰消耗情感。笔者无意评判伊丽莎白与夏绿蒂爱情观的高低，而是认为吉英和伊丽莎白的爱情虽然最终得到理想而完美的结局，但自始至终都要经受以夏绿蒂为代表的现实世俗观念的考验。

《傲慢与偏见》所处理的第二大关系是女性与公共舆论间的关系。“尽管这村子里通常没什么新闻可以打听，她们还老是千方百计地从她们姨母那儿打听一些。”［1］33小说中的公共空间是封闭局促而平静安稳，由邻居、仆人、村民等组成。在这个空间有限的熟人社会，女性在公众场合要保持淑女应有的教养和体面的形象，生怕受到周遭窃窃私语的非议。小说不少细节写到这一点，例如：伊丽莎白步行前来看望生病的姐姐吉英，弄脏了衣裙，被彬格莱小姐抱怨道，“没有家教的野态，完全是乡下人不懂礼貌的轻狂”［1］44。无论是吉英生病住在尼日斐花园的四天还是伊丽莎白在彭伯里重遇彬格莱小姐，小说多处写到彬格莱小姐在背后说伊丽莎白的坏话，如：容貌难看、举止粗俗、性格高傲、父母亲戚低微等。虽然彬格莱小姐把伊丽莎白视为情敌才对她怀有诸多非议，但这些细节折射了当时中产阶级对同阶级的女性在仪表举止、门第地位提出较为严苛的要求。再如，丽迪雅正要在客店说民兵团的消息时，吉英和伊丽莎白会意马上把堂倌打发出去，生怕不利的消息会传播出去，毫无羞耻心的丽迪雅当时评价到，“你们真是太规矩小心”［1］249。又如，丽迪雅私奔之后，班纳特一家与班纳特太太分开吃饭，生怕她说话不谨慎，让佣人知道并传播“丽迪雅私奔”的消息。由此可见，淑女在公共空间很注重自身的言行和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品德评价同时也是淑女婚嫁的重要参考。这也是丽迪雅私奔之后班纳特一家力使丽迪雅结婚的原因，以结婚的合法性掩盖私奔的道德失范。

4 结语

本文从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女性生活空间探讨女性成长的生活经验。闺阁之内，笔者通过“窗子”意象，分析女性窗前的活动行迹，认为女性的成长埋伏了一条“灰姑娘”成长模式。吉英与伊丽莎白在窗前保持淑女的等待姿态，具有“灰姑娘”结构较为明显的等待特性，但在等待中的她们在闺阁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而夏绿蒂和丽迪雅窗前的主动行径展现了她们积极采取策略追求婚姻的心态。闺阁之外，女性等来了旅程的邀请，离家“换换环境”，空间的转移给她们带来思想上的新认识，最终在成长中获得美满的婚姻。闺阁内外的交谈、众人的说三道四使女性在面对理想追求和世俗观念中学会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