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自我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莱恩式解读

汪 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0）

英国生存论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R.D 莱恩从生存论-现象学出发，将个体放入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与他人既相联系又相分离，得出两人之间的联系或分离的程度决定了公众判断“健全”或“疯狂”的结论。这样，以往被定义为“反常”的精神病患者就不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通过与患者“一道存在”，莱恩认为，不幸的“分裂”根源于生存性关系中的存在性不安，个体无法与他人保持正常联系与独立，反而感到正常世界的生活威胁他的生存，产生了三种形式的焦虑——“吞没焦虑”、“爆聚焦虑”及“僵化、非人化焦虑”，陷入存在性不安的个体亦即精神分裂性个体在心-身关系方面脱离“身体”，逐渐萎缩为“内自我”，“外自我”则戴上虚假的人格面具，强迫自己对他人进行顺从，这种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走向自我崩溃。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处于男性话语的支配之下，在文本内作为空洞“能指”并处于“失声”状态。五四时期，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自我主体身份的建构是在话语中完成的”［1］，《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为《日记》）退出主流话题探讨，以女性“说话者”的身份为在黑暗中的女性发出一声真正的“绝叫”，将传统文本内男性和女性所呈现出的主体/客体、看/被看的模式颠倒，开始了女性自我主体身份建构的艰难探索。然而，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莎菲非但没有走向光明，还在面临外在的压抑和内在的冲突时近乎崩溃，产生生存不安与焦虑心理。她试图采取扮演符合社会需要的顺从的“假自我”与孤独自守的方式来抵御主体身份的瓦解，却在维护自我的过程中进一步消解自我，出现了自我的分裂。正如杨义指出“《日记》是才气淋漓解剖人物灵魂裂变的心理小说，莎菲的反抗也是‘带病态’的表现。”［2］由于文本的复杂性，《日记》历来存在多元阐释的空间，而以R.D 莱恩生存论精神分析为理论依据，则可以发现莎菲的种种矛盾行为、内心的撕扯与其关于个体的精神分裂性状态的描述相一致。以莎菲为代表的一代女性主体建构 “实际上距一个‘现代’人的现实完成还有漫长的过程，他（她）所要经历的自我灵魂裂变不得不是痛苦的、必然的而且是长期的。”［3］

1 分裂的表征

1.1 精神分裂性的个体

文本以第一人称“我”的种种言说确立了莎菲作为话语主体的地位，放大了女性“自我”的声音，意味着一代女性由“物”变为“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作为“人”的存在需要在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联系中获得，一旦失去了这种联系，个体将迷失定位，感到被撕碎和孤立的痛苦，无法将自己体验为完整的人，进而走向非正常状态。这类体验在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一代女作家庐隐、凌叔华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太太们不断陷入理智与感性、旧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女性的经验表现为自我分裂式的“阵痛”。彼时她们毕竟还有子一辈的同盟军和意识形态的庇护，不至于走向“疯狂”，到了丁玲这里，女性经历着外在和内心世界异化的双重困境，与周围世界和自身的关系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分裂状态，而莎菲是其中的典型。一方面，她在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里始终保持疏离和戒备，造成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的隔阂，在她看来，无论是追求者苇弟、朋友毓芳抑或是家人都不能真正理解她，同时她也不能认同他人的生活方式，毓芳、云霖的禁欲，剑如的虚伪、苇弟的懦弱、凌吉士的放荡，文本出现的“他人”与“我”在不同程度上相脱离，显然，她“没有能力把自己与他人‘一道’体验，也没有能力把自己‘置身于’环境中加以体验”［4］3，在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中经常选择“躲避”。如果说神经质、热情的蕴姊是唯一能理解她的人，那么随着蕴姊的离世，整个世界对她而言就只有“误解”，文本内最常出现的字眼“没有人”、“谁也不会”、“只有我”、“除了我自己”无形中将“他人”与“我”对立起来，加深了社会/个人之间的隔绝，莎菲反而退回内心的世界之中。

退居自守以后的莎菲试图生活在她自身之内，通过内在世界稳定安全的关系寻求补偿，然而“身体”与“理智”的二项分立却引起自我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她无法整合这两个互相排斥的“自我”而落入精神上的病态。尽管莎菲是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念的知识女性，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她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沉溺于想象肉体的快乐之中，但她的“暴露”总是适可而止，相反，她始终用“理智”来控制自身越轨的行为，呈现在文本中就是她使出各种爱情的技巧却没有一次真正释放自己的肉体，即便是最后被凌吉士吻了，她也有“充足的清晰的脑力”去推开他。这又涉及到她理想爱情的问题，莎菲渴望的是灵肉一致的爱情，可她产生欲望的对象凌吉士却空有外表、灵魂卑劣，她很清楚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爱”，却又抵挡不了“身体”的需要，心-身分离从而无法获得内在一致，在最后一吻中她彻底识破了“欲望”的虚假性，用“心”拒绝了“身”的需求，拒绝本身就是对异化自我的不认同，此时莎菲绝望地感到“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5］78，她所体验的自己已经不再“完整”，而是以不种形式“分裂”的人，分裂的结果可能是脆弱的身-心联系，可能是两个甚至多个自我。至此她彻底成为精神分裂性的个体，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境地，情绪大起大落，并时有自虐行为，“自我”身份时刻感到被威胁的不安与焦虑。

1.2 存在性不安的个体

一般来说，拥有生存性安全感的个体“会对自己和他人的现实性和统一性具有根本上是稳定的感觉”［4］28，亦即他可以与外在世界保持和谐的关系，身体与意志具有内在一致性，并且享受这种联系的愉快。对莎菲来说，情况相反，她感到的是一种“存在性不安”，“畏惧与他人他物的关系，甚至畏惧与他自己的联系。害怕上述联系将导致他之自主性和身份的丧失”［4］34，进而产生了无所适从的不安与焦虑心理。当她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物发生各种不愉快的冲突时，首先感受到的是生活环境对自身的持续威胁，脆弱敏感的莎菲对外在世界与他人的基本感受为——“敌意”，日记一开始她就表达了对生存空间的一系列不满，“今天又刮风！”“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5］41-42，这些情绪激烈的言语不仅透露出她对周围环境的厌烦情绪，实际潜藏着的心理内容为“世界”与“我”作对。同样，与他人的关系也被莎菲不自觉地转化为“我-你”的敌对，毓芳邀请剑如一同看电影，莎菲却揣测毓芳故意邀剑如来挑起自己的愤恨，而通过莎菲自己的描述可以得知毓芳根本没有留心这件事，梦如向她大发感情的议论，她又觉得梦如隐隐地含着讥刺，这些只能视为莎菲感到他人对主体身份的潜在威胁而臆想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莎菲此时还未走入极端，在“医院”中她内心重新获得了安全感，病院的疗救和朋友的温情使她的身心都得到了“治愈”而渐渐“暖”了起来，可是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久，莎菲又开始怀疑“爱”。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感情带给她的都只会是不安，对她而言，“他人之爱可能比他人之恨更叫人害怕。被他人所爱，相当于置身于强制性的承诺之下”［4］35，“被爱”可能意味着自我身份的被吞没。

莎菲不安的自言自语之下潜藏着焦虑、危险的心态，这些焦虑与危险是基本的存在性不安的产物，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害怕自我身份丧失的“吞没焦虑”，即“个体的自我和人格受到那样一种异己的亚身份之深刻修饰，以至个体产生了吞没焦虑害怕失去自己的身份和现实感”［4］49。在莎菲这里，主体身份受到来自社会身份及异化自我的双重修饰，莎菲虽然对凌吉士产生过幻想，但也知道凌吉士所需要的是一个标准的“妻子”、“母亲”而不是独立的“女人”，而她要求的是脱离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场域，抗拒社会为女性制定的角色，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存在。可作为一种社会生存，男性世界有固定的“标准”来定义“女性”，社会角色不经意间可能就会“吞没”性别自我，可以说，莎菲的异化自我就是受到社会侵蚀的结果，“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5］51“女性十足的女人”的全部内涵就是男性目光打量下的“欲望客体”，对莎菲而言，“女人”就是自身被异化的部分，虽然她对此抱有鄙夷的态度，但也明白做一个“女人”只能这样，这恰恰是她最不愿意却又无法掌控的，于是，陷于存在性不安与焦虑中的她开始了主体的防御之路。

2 个体的防御

2.1 人格扮演下的“假自我”

世界和他人无不意味着对身份的威胁，为了寻求安全感，莎菲女士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手段，某种程度看来，自我的分裂性状态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企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维护不稳定的主体结构的行为。在这过程中，她先是采取了“人格扮演”的假自我的防卫系统，她不是用完整的自我与世界交流，而是用戴上面具的“假自我”来强迫自己顺从“他人”的期望或曰“一种反应，是对他人说我是什么的反应”［4］92。“我”感到自身与外在世界的不相容，为要获得与周围和谐共存的整体感仍旧妥协地去讨人好。迎合他人确实是缓和尖锐冲突的一种方式，但其外在人格与内心世界常常不契合而导致内部想法-外部行动的对立，主要矛盾表现为她在外部行为强迫自己顺从，内部却抑制自己的顺从，从而走向言行的荒唐分离。具体而言，莎菲确实不断在日记中诉说自己对于剑如等人的厌恶及对凌吉士的欲望，但在“日记”以外的现实世界中，她大部分行为都在隐藏自身的真实意图，宁肯忍下心来也不愿让人轻易懂得她。例如苇弟来看她时，她真实的内心活动是“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感到舒适”［5］42，然而外在却只表现为默默地望着他，苇弟误解为她在烦恼。当她对凌吉士产生欲望时，内心表现出对色相的渴求，可在行动中她又强迫自己不去看火炉的一角，拒绝诱惑，云霖和毓芳又误解为她不喜欢生人。她所以为的“误解”其实在他人那里恰巧正是行动的“正解”。除了实际行动的伪饰，在现实世界，她还不断通过“说违心的话”、“话到嘴边咽住”或“扯谎”等一系列言语行为来遮蔽自身想法，塑造为他人“认可”的外在形象。为接近凌吉士搬家向云霖“扯谎”，挑逗凌吉士却向毓芳“扯谎”，明明知道凌吉士的意图却又装作不知道，通过“假自我”的扮演，他人根本无法了解莎菲的真实内心，她努力符合他人想要她作出的反应，而他人以为莎菲所表达的就是她的真实行为，两者的想法必然产生错位，一旦“扮演”成为一种自身防卫的本能反应，她将无法整合真假自我，行动的表达处处违逆“内自我”，而“内自我”也开始观望并憎恶“假自我”的行为。

鲁迅曾说：“人的言行，在白天和黑夜，在日下和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里所织的幽实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6］在莎菲这里，她白天戴上“人造的面具”行动，时而是苇弟温柔体贴的“姐姐”，云霖、毓芳天真的“小妹妹”，时而是凌吉士任性的“孩子”，可都不是她自己，至少不是完整的自己。一到夜深人静时，她就“赤条条”地袒露内心，在日记里用审视的目光来打量那个行动着的“我”，并对其表示不认同，分裂为扮演/评价的双重生存方式。在和凌吉士的交往中她的“假自我”表现最为突出，三月十四、三月二十一、三月二十四、三月二十七都分为白天/夜晚两则日记，往往在夜晚她会否定白天的行为并表示不理解，识破凌吉士庸俗不堪的灵魂后，白天表面上“很柔顺地接受了他许多浅薄的情意，听他说着那些使他津津回味的卑劣享乐，以及‘赚钱和化钱’的人生意义，并承他暗示我许多许多做女人的本分”［5］67，其时她心里想的是“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骂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头，隐隐痛击我的心。”［5］67但她确实只会扮演凌吉士想要的反应，到了夜晚，她又开始评价自己白天的言行，“悔恨到想哭了”、“责备我自己”、“诅咒我自己”，发展到后来，即便她在行动中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欲望，她也会迅速地否定当时的行为，显然在她的顺从中隐含有恐惧，害怕他人的不认同，害怕社会的谴责，所以她始终认为行动的表达仅仅是一种作假，殊不知她的内自我已经排斥人格扮演的自我，其本意是为了维护自我但结果只能是解构自我。

2.2 孤独与出走

丁玲早期小说中出现了一批从家庭走向社会独立生存的“娜拉们”，这些女性实际构成了一个“出走意象群”，她们大部分都如莎菲般处于“孤独”之中。庐隐的海滨故人、冯沅君的纗华、凌叔华的绮霞也曾在追寻自我的路途上感到迷茫，她们非但没有寻求到理想的人生形式，反而在一片黑暗中感到女性解放的艰难，其出路不是被强制拉回“父之家”，就是在与叛逆的子辈缔结爱情同盟后回归“子之家”。相比之下，丁玲的“孤独主题”内涵更为深刻，她笔下的女性失去了同盟和意识形态的保护，永远漂泊在家庭秩序外，承淑、德珍走出家庭自立谋生，梦珂从乡村走到城市最后堕落，阿毛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最决绝的“出走”，莎菲生活的常态便是“一个人”，这些女性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前进意味着“堕落”为可供陈列的商品，“后退”则回归第一代女性的结局，觉醒的女性如果要求自主自立势必面临生存孤独。在这个意义上，“孤独”与“出走”实际上是一种努力，在充满风险的现实世界中尽力维护自我的完整性与自主性的一种努力，“孤独”与“出走”的真实语义内涵是“拯救自我”，拯救行将淹没在“他人话语”洪流下的“女性自我”。对莎菲来说，既然与他人与世界保持联系只能感受到痛苦与焦虑，那么，保持孤独至少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安全，她“不是在正常的、以个体自主性为基础的独立与联系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在存在的完全丧失与彻底孤立之间走极端”［4］34，尤其在认识凌吉士后，男性社会对“女人”的要求意味着必须接受自己作为客体，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我”随时可能崩塌，明显与她企求独立和自主的愿望相违，而和莎菲精神气质十分相像的蕴姊的爱情悲剧同时又给了她某种启示，此时她与外在世界的矛盾冲突达到顶点，最终选择以孤独自守的方式拒绝成为异化社会的“附庸”，尽力保全被外在世界抹杀的“女性自我”。

尽管莎菲通过否定异化自我的欲望，完成了对男性欲望的阉割，获得了女性自我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是以拒绝自我欲望为前提，同时是以对抗整个都市社会为代价的，因此，她只能面对着更大的孤独，最后决定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剩余的生命。“出走”作为一种寓言化表达不仅代表着生存空间的转移，也暗示了女性不知何去何从的现代困境。事实上，莎菲经历了出走-再出走的人生（精神）旅程，和大多数被五四狂潮席卷的女性一样，她也是从家庭走到社会的叛逆的“女儿”，虽然文本内未有关于第一次“出走”的细节，然而，这一次“出走”却成为影响着正在进行及未来追寻自我的旅程的“背景”，“出走”实现了她精神的一次蜕变，告别了“父”的意志控制的家庭生活形式，在价值上告别了过去的经验，开始重新探索人生的新形式，但现代都市并没有提供给她比传统家庭生活更合理的生存空间，反而只能在绝望的孤独中体验自己，再一次面临着无路可走的困境。如果不是死亡，“再出走”或已成为她们唯一可选择的拯救自我的道路，偌大的社会似乎并没有给觉醒的女性在社会上安排合适的“位置”。

3 分裂的根源

3.1 与“世界”对抗

丁玲谈到《日记》时强调，“她处在那个社会总找不到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找不到真正彼此了解、彼此知心的人，她是很孤独的，她总想冲破这些东西”［7］。三十年代的莎菲们被历史浪潮裹挟着离乡叛家，怀抱着一腔希望从乡村来到都市，殊不知文明、进步的都市早已沦为资本主义情调的色相市场，面对着“落后的乡村”与“商品化的都市”这两大社会版块，如果她们还坚持自我的话，就只能选择在夹缝中作为社会异己而生存，而放弃自我对拥有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更加困难，这一难题直接影响到莎菲的心态特征。可以说，莎菲的分裂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环境投给她的阴影，一方面，纯肉感的都市生活秉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男性标准，将女性作为“色相商品”，以色欲代替爱情，这种都市生活的异化倾向无形中潜入了女性内心，梦珂就这样一步步从封建奴役走向了资本主义奴役，阿毛姑娘在对都市的幻想中结束了生命，莎菲也意识到都市社会对其身份的规定——“太太”、“女性十足的女人”。作为都市消费准则的反抗者，她追求的是灵肉一致的理想爱情而非可供交易的游戏角逐，根本上，莎菲反抗的仍是男权社会为女性制造的一整套准则，试图以女性主体意识抵抗男性的“物化”。

不仅如此，除了社会生存空间的挤压，莎菲们还面临着“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的命运，揭示了女性在文化-话语领域的“沉默”姿态。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一时难以摆脱由男性知识分子开辟的话语体系，女性的个体经验几乎淹没在时代语汇之下，即便如冯沅君在《隔绝》里写到女性微妙的性心理，最后还是以塑造“正经女人”与神圣纯洁的两性关系终结，很难说女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而丁玲站在女性立场上用越轨的笔致书写女性无法和男性共享的独特体验与困惑，自觉表现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尝试突破男性话语的重围。但这些女性所能发出的“声音”仍旧是微弱的，且不说莎菲曾努力向别人讲述自己，得到的仍是误解，就是她尝试用写作来诉说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时，她也只能选择“日记”这种私人性质的话语方式而非公开发声，因为整个话语世界留给女性的天地始终是狭隘的。她将蕴姊视为日记的唯一读者看待，是因为她明白如果日记公之于众将会受到非议，她怕别人摆出一副“理智的面孔”给她看，而她自己则会因为公众尊崇的“道德”而真的感到像“犯罪”一样难受。虽说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将女性问题提上日程，要求女性的觉醒，但是女性解放是作为“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而被发现的，女性问题只能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进行讨论而没有机会超出边界，即便突破了以往的经验，也未必会得到关注，无论是以“大众之神”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抑或资本主义的“都市生活”都将女性边缘化，夺取女性的讲述机会，试图将女性世界归于沉寂，这种既要女性苏醒又要女性沉睡的话语带来的就只能是女性内在世界的分裂。不管怎样，莎菲还是日记中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反抗了不合理的现状，“将无声的孤独变为有声的孤独”［8］。

3.2 与“己”对抗

自我的分裂既是社会环境造就的，也是与“己”对抗的结果，以莎菲为代表的现代女性最为突出的特征并不是无法进入社会秩序之内，而是无法把握自我而落入自我分裂的矛盾状态。如果外在世界的压抑是引子，那么内心冲突就是导致莎菲走向自我分裂的根结，她无法确认“欲望”究竟是来自于自我的需求抑或是出自他者的建构。如前所述，莎菲的异化自我受到过男权社会的修饰，进一步来看，莎菲的欲望本身也打上了男性世界的烙印，“白嫩的脸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漂亮”、“美”一贯都是男性打量女性的标准，而她按照男性为女性制造的那一类标准将男性置于自己的目光下，不自觉参与了男性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换言之，莎菲的欲望毋宁说是一己的，不如说是男性中心的都市色相市场施予所有“女人”的，当然她最终还是拒绝了异化的欲望，然而这也表示她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具有自我决定意志的主体。

虽然文本表层表现为“父亲的不在场”，但这并非意味着女性已经彻底摆脱了“父亲”的支配。子君、纗华们做某件事时会有“父亲”在场明确地警告她们“不要那样做”，而莎菲不需要“父亲”的指令就可以领会其意图，事实上，在《日记》的潜文本中，莎菲“内心的父亲”无时不在纠缠她。一旦莎菲稍微在人前流露自己的情欲，她在事后就会感到一种“负罪感”，认为这不是“正经女人”该做的事并进行内心的忏悔，莎菲拒绝情欲虽然是对异化自我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对“父亲”的遵从。正因如此，尽管走向了女人阶段，但莎菲非常明白“女人”这个称谓背后的意义，她们是在男性的目光下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抛却了作为男性和历史的无意识后，她成为了自身的“无意识”，“主体的无意识就是他人的话语”［9］，“做女人”只不过意味着将自己加工成男性社会的规定角色，很大程度上，女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体还没有阐释权，没有获得对自己性别的命名权，她们面对的是自身意义的空白、自身所指的匮乏。

4 结语

嚼尽孤独的“莎菲们”犹如困兽，不断与周围世界抗争，与自己的内心世界斗争，感受到重重压力却找不到出路的窒息，“像一只灯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10］，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导致她们从社会困境走到自我分裂，显现了现代女性生存的两歧。诚然，丁玲在尝试拯救“他人话语”下的“女性自我”上的确迈出了一大步，但由于个人与时代的局限她终未解决“女性出路”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女性自我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只有不断反抗男权社会为女性设定的种种限制，颠覆传统规约对女性思维和行为准则的内化，正确地认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女性才能建立自我的主体身份，拓宽头顶那片“狭窄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