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礼学研究的制度儒学面向及其现代意义*

●

一、“永嘉之学”的现代诠释与误读

晚清温州儒学名宿孙锵鸣在其《瑞安重建先师庙碑记》一文中指出，南宋永嘉之学“讨论古今经制治法，纲领条目，兼综毕贯，务使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与朱子、东莱鼎足为三”①孙锵鸣：《孙锵鸣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晚清温州学者对于永嘉之学“坐言起行”的用世精神之总结、绍述和发扬，当是近代温州维新变法思想高涨、社会改革实践先行的重要文化支撑。不过，永嘉之学从其创生至今，来自儒学内部的非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朱熹率先将永嘉之学界定为“功利之学”，与之极力攻辩，认定其“大不成学问”!②参见黎靖德编：《陈君举》、《吕伯恭》，《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卷一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虽然认为“凡后来之言事功、言实用、言朴学，而斥宋、明儒之谈性命天道为无用者，皆不出叶水心之规模”，可叶适似乎并不懂得“道德的创造性”，“言实用者终无用，重事功者总无功”。③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7—209页。在朱熹和牟宗三等道统意识强烈的儒家学者看来，永嘉之学多少是不求诸己、舍本逐末的儒学末流，甚至是逸出了儒家重视天命道德与心性修养的既有轨范而成为一种儒学异端。幸运的是，在近代中国重视商业竞争和经济建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永嘉之学被诠释为中国最古典的功利主义与重商主义，这才再次受到了肯定。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