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宋诗研究综述

林阳华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宋诗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日益受到学界关注，随着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全面，相关成果蔚为大观。陶文鹏、莫砺锋、程杰、周裕锴、张高评、王培友、顾伟列、叶帮义、刘瑛、钟晓峰、胡贤林等学者，对宋诗研究做了多方位综述。这些研究综述，时间从20世纪跨越21世纪，范围囊括国内外，或集中于20世纪中国宋诗研究[1](P17-21)，或聚焦于1979—2000年大陆宋诗研究[2](P26-32)，或定位于1997—2017年台湾宋诗研究[3](P18-27)，或局限于特定时期的日本宋诗研究[4](P64-71、123)，或锁定于百年北美汉学界宋诗研究[5](P8-15)，不仅有专文探讨，而且出现了王培友《中国诗歌研究史·宋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对20世纪宋诗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考察。虽然关注焦点不一，但对于梳理过去近一百二十年的宋诗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成果对近二十年大陆地区的宋诗研究综述未给予专门探讨，基于此，笔者不吝浅薄，对此做一番探讨，不足之处求教于方家。①

一、基本问题研究：时代特征、历史地位与发展进程

20世纪的宋诗研究，经历了宋诗是不是诗—宋诗是否有艺术性—宋诗的时代特征、历史地位—宋诗史的发展过程，后二十年主要围绕宋诗的时代特征、历史地位、宋诗史三个基本问题的研究展开。[6](P26-28)进入21世纪，对于宋诗是不是诗、是否有艺术性的问题，学界达成了共识，而对其他三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仍在进一步探讨。

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有关宋诗时代特征的论述角度不一，但达成了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的基本共识。这种基本共识在近二十年大体没有改变，但仍旧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邓程《宋诗的特点新探》〔《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认为宋诗的时代特色应当是山水田园诗，而非议论、才学、文字。张思齐 《从中西诗学比较看宋诗的理趣》（《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通过中西诗学比较，得出宋诗的基本特征当包含重理趣的结论。张思齐在《宋诗的白话倾向比较探源》〔《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则提出明显的白话倾向是宋诗的一大特征，如此等等。这些成果的结论虽然未必得到学界认可，但体现了对宋诗时代特征研究的反思。

宋诗的时代特征是有别于前代的独特气质，这种独特气质为确立其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考察宋诗历史地位的进程中，唐宋诗之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近二十年的唐宋诗之争，主要围绕：唐宋诗之差异、唐宋诗之继承发展、唐宋诗之争的生成流变等话题展开。

研究者认识到唐宋不同的朝代特点、社会背景、诗歌存在形态等因素，造成了唐宋诗之差异。如伍微微《情韵与理趣——论唐宋诗之别》〔《贵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7年第2期〕从时代特征、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唐宋诗在情韵与理趣上的差异。高磊《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山西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8年第5期〕以宋选本为切入点，考察唐宋诗之关系，认为唐诗总体胜过宋诗，但最终在清代走向融合。有研究者则认识到宋诗的发展乃是建立在对唐诗继承的基础上，曾祥波《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4年第3期〕认为宋诗的闲适、从容等基本格调与中唐词臣的崇文倾向及宋诗的强烈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玉树海《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韩诗在由唐诗的“主理”到宋诗的“意胜”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具有过渡意义。张丽华《唐宋诗之争与文变观》（《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认为宋诗在表现方法、艺术手段等方面，对唐诗有继承也有发展，其中文变观是一个理论枢纽。这些成果从宏观与微观视角，对宋诗继承唐诗又有所创变做了精彩探讨。唐宋诗之争还涉及其生成流变的过程。李金慧《唐宋诗之争的萌芽与滥觞》（《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认为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张戒，全面贬斥者为严羽，到元明不断发展，至明清则走向总结。刘飞、赵厚均《宋末元初唐宋诗之辨论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认为始于南北宋之际，魏泰、张戒、陈岩肖等是先驱，严羽、刘克庄、叶适等有深入的展开。詹丽琴《严羽、刘克庄唐宋诗之争认知差异的原因》〔《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1期〕认为严羽的抑宋扬唐、刘克庄的抑唐扬宋态度，源自于双方的师承关系与家学渊源。以上将焦点置于南宋元初的唐宋诗之争的论析。如王英志 《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赵娜《清初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内蒙古大学2011年版）等著作，梳理了顺康雍、乾隆、道咸同光宣各时段唐宋诗之争的发展历程。这几部著作更具代表性。

宋诗历史地位的评判是建立在与唐诗的比较之上，而宋诗发展历程的梳理，则是对其内部脉络的梳理。在20世纪，赵仁珪、赵齐平、程千帆、王水照、许总等学者，或依托宋代文学史，或从宋代诗歌史，对宋诗发展历程做了宏观论析。近二十年，则主要从具体阶段的宋诗专题研究、作为独立单位的南宋文学研究、宋诗题材文体研究三方面开拓新世界。北宋不同时期诗歌专题研究成果的出现，体现了学界对宋诗史细部肌理研究的深化。如北宋初期诗歌研究专著就出现了多部，曾祥波《从唐音到宋调——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谢琰 《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兴武 《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强调特定时期诗歌发展的因承关系，体现其细致的转型变化，并梳理此期诗歌形成生态、具体呈现及地位影响，其他时期基本沿袭此思路，体现了北宋文学的繁盛。重北宋而轻南宋的现象，在此期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北、南两宋文学既息脉相联，而又各具一定的自足性，由此深入研究和探求，当能更准确、更详尽地描述出中国文学由‘雅’向‘俗’的转变过程，把握中国社会所谓‘唐宋转型’的具体走势。”[7](P47)在王水照先生的引领下，南宋文学研究得到了不少学者的积极响应。王水照、熊海英 《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提出应当将南宋作为一个重要时段加以考察，在承认南宋文学对北宋文学继承与延伸的前提下，可与北宋文学比肩。诗歌研究方面，对此期的诗歌现象与流派做了重点论述。侯体健《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从文化转向视域重新审视南宋文学，认为南宋文学具有断裂意味，提出乐意用“南宋以降的近世文学”来表达这样一种文学史的关怀。戴路 《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试图从阶层属性视角，从官僚士大夫、地方文人、江湖游士、五山禅僧群体，呈现理宗朝诗坛的丰富面貌。以上皆是南宋诗歌研究的力作。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分题材分文体论史研究也提上了日程，山水诗、集句诗等题材研究尤其受关注。陶文鹏、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将宋代山水诗作为古代山水诗的第二个艺术高峰加以看待。陶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专设“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部分，论及了米芾、仲殊、道潜、惠洪、宋末七家山水诗的艺术风格及技巧表现。张福清《宋代集句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明华 《文化视域中的集句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集句诗嬗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专著，认为集句诗从宋代真正发展起来，从古代集句诗史来看，宋代当为早期发展阶段，可大致将其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序跋、自注等文体也引起了关注。任文京《唐宋诗序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梳理了汉代至宋代诗歌序跋的发展流变过程，并就宋诗序跋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做了论析。自注作为副文本，其叙事性在宋诗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对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周剑之 《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做了专门探讨。

总而言之，近二十年的宋诗研究，在时代特征、历史地位与发展历程三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上，得到了进一步关注，研究成效明显，对认识宋诗总体风貌具有积极意义。

二、交叉专题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与文学

文学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文学文本研究归属文学内部研究范畴，是早期研究方向，也是展现宋诗时代特征、历史地位及发展历程的重要依据。随着文学文本研究逐渐深入全面，文学文本研究之余，文学与外部关系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青睐。王水照先生将文学与党争、科举、经济、家族、地域等交叉专题研究，作为研究的前沿问题看待[8](P55)。 实际上，除了这“五朵金花”，交叉专题研究范围当有所扩大，它们成为近二十年来的前沿问题，是拓展宋诗研究领域的途径之一。

文学与科举交叉专题研究。由于选人用人制度的变化，科举成为唐宋士人文学创作的指挥棒，渗透到文学创作的各方面。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程千帆、傅璇琮等学者的成果开启了学界探讨两者关系的先河，深受学界推崇。进入宋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势头未减，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诸葛忆兵 《多维视野下的宋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钱建状《宋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考察》（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等专著是此方面的代表。这些成果在考论汇编宋代科举资料、探讨宋代科举各项制度之余，强调科举对文学产生的深层影响，从促进与悖反两层面加以研究。或论析科举推动士子应试教育训练基本功的提升，搭建诗文创作的宽广平台，以及带动科举诗赋的程序化演化、命题、声韵等的创作；或评判科举对文学精神、文学规律的悖反；或论析宋人锁院诗、落第诗创作状况；或探讨科举对宋人期集、江湖诗人的交游与创作等问题。

文学与党争交叉专题研究。宋代党派之争较为激烈，自北宋一直延续到宋末，是宋代政治的重要构成部分，卷入党争的士人的文学深受其影响。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肖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专著，从宋代党争与文人……之关系入手，对党争影响下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江西诗人群体创作、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全盛、拟陶和陶诗创作、谄讽诗创作等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生态、诗歌创作演变等问题，皆有深入探讨。

文学与馆阁翰苑制度交叉专题研究。馆阁翰苑是宋代士人任职与展现文学创作才华的场所，其中的翰林学士角色至关重要。翰林学士如何开展文学创作活动，如何形成文学创作特色，如何引领文坛走向，是考察馆阁翰苑文学创作生态的重要窗口。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成明明 《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专著，以馆阁翰苑制度为切入点，全面考察了北宋三馆两制的宴赏赋咏活动、北宋诗歌的“馆阁气象”、北宋馆阁词臣诗人群体创作、词臣主盟及北宋文风与诗风的交会、馆阁翰苑学士主盟文坛，推进文学承传等相关问题。

文学不仅受政治影响，而且也受经济影响。经济圈的变化、出版业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形成等经济因素，对文学转型、文学审美趣味、文学流派、文体演变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探讨了宋代兴起的刻书产业对诗文集的编刊、诗派的形成、诗文体的演进的影响。傅蓉蓉《走向盛宋——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的基础环境、文化影响及其与文学转型的互动关系。尚光一《宋代文化市场与文学审美俗趣》（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论析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兴起对文化市场的影响，进而引起文学审美趣味的改变，推进文学走向。以经济因素深入观照文学生态，以上成果多有创见。

政治、经济之外，文化亦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举凡家族、民俗、佛教、理学文化，在探讨文学问题时，都得到了关注。

文学与家族交叉专题研究。宋代家族文化较之前代有了较大变化，也影响了文学生态。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重点研究了两宋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两宋地域文化、党争、科举与宋代家族文学之关系，是宋代家族文学宏观与专题研究的一部开拓之作。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以“望族”代替“家族”，在党争之外，着重考察了家风、家法、学术与宋代望族文学之关系，成果颇见功力。

文学与民俗交叉专题研究。既有民俗对诗歌影响的整体观照，如李黎《宋代民俗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民俗为视域，全面探讨宋代“咏时”“咏人”民俗诗歌与地域民俗诗歌创作特点、几种题材诗歌的民俗化倾向，论述了文学视野下宋代民俗诗歌的特点、宋代诗人与民俗诗歌关系；并探索民俗视域下的南宋诗歌嬗变，举凡南宋民俗诗歌的发展阶段、民俗观照下的南宋诗歌新变、民俗审美化与南宋诗歌民俗化、南宋诗人世俗化心态与民俗诗歌创作之关系，皆得到了论述。也有单类题材民俗诗歌的探讨，如李懿《宋代节令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就宋代节令诗的时代特点，节令诗的儿童书写、女性书写、农家书写、生命情境书写、权力书写、审美新变诸问题，做了深入考察。

文学与佛教交叉专题研究。宋代文人与佛教人士有密切交往，对佛教典籍也有深入而广泛的阅读，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或影响诗歌流变，如左志南《近佛与化雅：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与诗歌流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路径的文学书写、佛禅语言的诗化运用、诗歌创作对佛教静观的运用、北宋中后期诗歌流变与文人学佛之变化、士大夫知识构成变化与北宋后期诗歌流变之关系等问题做了研究。或影响诗法、诗风，如张煜《心性与诗禅：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考察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与佛教人士之间的交往，以及王安石前后诗风差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诗法与佛禅之关系。或影响诗境，如刘艳芬《佛境与唐宋诗境》（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年版）探讨了佛禅关系、佛家语言与诗家语言、佛教意象与唐宋诗歌意象之关系。或影响诗学理论，如林湘华 《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诗禅关系的内因与外缘，禅宗与诗歌创作论、风格论、方法论之关系，宋代诗论与禅宗特有的表达模式之关系。以上成果视角不一，但所论颇为深入。

文学与理学交叉专题研究。理学作为宋代特有的文化之一，与宋代文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探讨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著，多角度、多视域地探讨了理学的基本学术旨趣与核心范畴、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理学演进与宋诗史程、理学诗派、理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理学分化与宋金元文学的变迁、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诗学对理学的背离等诸多问题。王培友《宋元理学基本范畴及其诗学表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则集中于孔颜乐处、巧贼拙德、因诗求道、务本玩物等十个理学基本范畴，探讨了它们如何在诗歌创作、诗学观念、诗史地位等诗学表达中发挥作用，试图构建两者之间的会通关系。其二，探讨理学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于宋代理学家的文学创作，除了许总等学者有关宋代理学诗派的研究外，王利民主持的“宋代理学诗人论稿”“宋代理学诗人群体研究”“两宋理学诗派研究”等项目，对宋代理学家诗歌研究做了集中探讨，成绩斐然。关于宋代理学家的文学理论研究，探讨文道观念是其中一大议题，王培友《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全面论述了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发生、发展的时代文化环境，文道观的类型与特征及其矛盾性，进而考察文道观与其诗歌实践之关系。理学家的诗学观念也是一大议题，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深入论述了宋代理学家诗歌的义理价值与知识基础的诗歌观念、诗歌史论及诗学功夫论等诗学问题。

此外，文学与传播交叉专题研究也值得关注。文学影响力的提升需要依靠传播，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从理论层面对文学传播方式与效应做了理论建构，并从实践层面对宋代诗文的单篇、书册、题壁、图画、歌唱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又有精辟独到的实践研究。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以宋集为观照对象，除了梳理了宋人诗集在宋代、明代、清代的整理之外，也论及了宋人别集在域外的传播，弥补了域外传播研究的缺失。

以上研究成果虽然未必全部围绕诗歌展开，但皆置于文学范畴中，有助于在宋代文学视域中洞察宋代诗歌的细部肌理，同时也为宋代诗歌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之关系，指引了探究的方向。

三、文献整理：诗集、资料与年谱

不管是宋诗朝代研究，还是群体、个体研究，都离不开宋诗文献整理。随着近二十年出版业的发展与学界的重视，宋诗文献整理场面更为热闹。

《全宋诗》整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聚集多方人才，耗时二十余年告罄。进入21世纪，学界在充分肯定《全宋诗》之余，加大了修订补辑。仅中国知网收录的 《全宋诗》辑补的单篇论文（1989—2020年）共计311篇，其中近二十年就有289篇，陈新等《全宋诗订补》（河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汤华泉《全宋诗辑补》（黄山书社2016年版），对《全宋诗》重出、误收、作伪、校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辑补，意义重大。

除了《全宋诗》之外，此期整理的诗歌总集（不仅收录诗歌，尚含其他文体）有所拓展，包含：徐敏霞《古今岁时杂咏》（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邹志芳《会稽掇英总集点校》（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卞东波 《唐宋千家连珠诗格校证》（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赵晓兰 《成都文类》（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

此期的诗歌别集整理颇有成效。20世纪的诗歌别集整理，包括梅尧臣、苏舜钦、陈与义、秦观、王禹偁、王安石、陆游、王令、苏洵、苏轼、苏辙、朱熹、汪元量、郭祥正等人的诗歌别集。此期的诗歌别集增加了：洪本健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武夷新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尚荣《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辛更儒《张孝祥集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富寿荪《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曾枣庄等《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徐鹏 《于湖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吴茂云和郑伟荣《戴复古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之亮《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9年版）、李勇先和王蓉贵《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杨渭生《沈括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瑞明《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林海权《杨时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尹文汉 《斐然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杨国学《屏山集校注与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刘文源《文天祥诗集校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刘瑞《南海百咏·南海杂咏·南海百咏续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程章灿和成林《金陵百咏·金陵杂兴·金陵杂咏·金陵百咏（外一种）》（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如此等等。这些诗人的别集，有些有多种版本。如欧阳修，尚有 《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黄庭坚，尚有《黄庭坚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山谷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刘克庄，尚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文天祥，尚有《文山诗史注释全编（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另外，20世纪整理过的诗人，此期亦有新面貌。如苏轼，此期尚有《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范道济《苏诗补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朱怀春《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陆游，尚有钱仲联和马亚中《陆游全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马亚中和涂小马 《渭南文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陈与义，尚有吴书荫《陈与义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苏洵，尚有《宋本嘉祐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何新所《苏洵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金生杨《苏洵著述合刊》（广陵书社2018年版）。上述诗歌别集，在校对、笺注、编年、汇刊诸方面，成绩显著，壮大了诗歌别集整理成果。

资料汇编方面，之前的苏轼、欧阳修、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李清照、秦观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资料汇编，近二十年出现了更多的诗人资料汇编。诸如：周义敢和周雷《秦观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2007年版）、《张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晁补之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周义敢 《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孔凡礼和齐治平《陆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李震 《曾巩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宛新彬《张孝祥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贾文昭《姜夔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徐永恩《贾似道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如此等等。以上成果资料收集全面，分类有序，内容详细，提供了研究宋代诗人行迹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文献资料。

年谱编撰方面，之前的苏轼、欧阳修、陆游、黄庭坚、王禹偁、刘克庄、陈与义、朱熹、张元干等，学界为其编撰了年谱，此期新编撰的年谱纷纷登场。较为常见者有：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辛更儒 《于湖先生张孝祥年谱》（中华发展基金会、中华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兆鹏 《邓肃年谱》（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于北山《杨万里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版）、李震《曾巩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邓洪波《张栻年谱》（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周梦江《叶适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魏了翁、吕颐浩、文彦博、蔡京、刘一止、李光、汪藻、王之望等人年谱也相继面世。这些年谱考证翔实，还原了诗歌创作背景和写作内容等信息。

四、体派研究：主流体派与非主流体派

体派，乃诗体与诗派合称，自宋代开始，一些体派已有确称，其存在价值也得到了认可。宋诗体派研究可分为整体与个案研究。在20世纪，宋诗体派整体研究受到了梁昆、陈植锷、张白山、王水照等学者的关注，或提出体派概念，或概述宋代各体派特征及发展脉络，或梳理宋诗体派地位，或以宋诗体派建构宋诗史。宋诗体派个案研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吴小如、莫砺锋、张宏生、费君清、胡念贻、曾枣庄、肖瑞峰、金启华等学者，聚焦于江西诗派、江湖诗派、西昆派等诗派的形成环境、内部组成、诗派整体和个体诗歌成绩、历史地位和影响等问题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宋诗体派整体研究，出现了吕肖奂《宋诗体派论》（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许总 《唐宋诗体派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两部专著。《宋诗体派论》以“宋调”为纲，勾勒了宋调产生演变的过程，梳理了宋调的初创、发展、确立审美范型与典型、转型、反拨、变异、旁支及余音的演进轨迹，将其分别同宋初宗唐三体、新变派直至遗民诗派的形成与发展相互联系，以此梳理宋诗史，体现了吕氏的独特构思、宏阔视野以及对宋调的深入思考。而《唐宋诗体派论》将唐宋诗体派作为一个整体，梳理唐宋诗体派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就宋初三体、北宋诗歌复古运动、江西诗派、理学诗派、四灵与江湖诗派、遗民诗派的体派特点，分别做了论析，以此展现唐宋诗歌史及其在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样具有宏阔视野与独特构思。以上两部专著无论在体系建构、思路选择、方法采用、观点表述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创见。

个案研究方面，江西诗派得到重点关注，研究者寻找新思路，发现新问题，推进了江西诗派研究。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渔父家风”与江西诗派》（《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等成果，探讨了江西宗派（诗派）的形成背景、群体特征、成员生平和诗歌特色与渊源，并考察了江西诗派文学精神同禅宗“渔父家风”的密切关联。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版）将江西诗派的形成，置于宋诗流变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在探讨诗派群体与成员特征时，以区域为切入点，考察江西籍、黄州籍、江右籍等诗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并论析了南渡对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影响，进而对其历史评价做了重新认识。在探讨江西诗派内部生态之余，研究者着重探讨了江西诗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视域与观点多有创新。钱志熙《永嘉四灵诗学的再探讨——兼论其与江西诗派的关系》（《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对四灵诗学做了重新梳理，认为江西诗派对四灵诗学产生了作用，为其诗学嬗变提供了基础，并以此为切入口，为重构宋代诗学提供新角度。郑永晓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南都学刊》2005年第1期）认为南宋诗坛四大家并非对江西诗派的一味推翻，而是在继承中形成特点，以此说明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有影响。

江湖诗派研究，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出现了不少高质量的成果。研究者对江湖诗派的产生背景、成员构成、诗派特点、传播接受、与理学之关系、谋生方式、悲剧人生、诗派属性等问题，多有深入论及，但对于江湖诗派是否成派本质问题的反思没有间断过。因此，“江湖诗派”“江湖诗人”“江湖体”等词语，在考察这一特殊群体时频繁出现。20世纪末，赵仁珪、刘毅强等学者便开始对江湖诗派的存在提出了质疑。进入21世纪，质疑的声音得到了响应。季品锋《江湖派、江湖体及其他》（《文学遗产》2006年第 4期）、宋伟和宋文涛《“江湖”非“诗派”考论》（《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8期）、侯体健《“江湖诗派”概念的梳理与南宋中后期诗坛图景》（《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熊海英《江湖诗人的典型形象及其意义——以戴复古为代表》（《中文论坛》2018年第1期）等文，或认为“江湖诗派”不可立派，“江湖体”之称亦当别论；或认为“江湖诗派”需要缩小范围，以便体现成员构成和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为南宋中后期的群体构成及其诗歌生态研究提供可能性；或对“江湖诗人”概念内涵与“江湖体”特征进行了独特判定。这些成果破立兼及，值得思考。

在江西诗派、江湖诗派之外，欧梅诗派、西昆体、白体、永嘉四灵等体派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在专著中得到专门探讨，南北宋兼及，体现了宋诗体派研究的逐步深化。欧梅诗派，或称新变派，吴大顺《欧梅唱和与欧梅诗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第一部对欧梅诗派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此书提出欧梅诗派的概念，论述其作为诗派的客观存在事实及成因，梳理其形成与发展历程，探讨诗派特点及对宋诗美学特点形成之影响，以及与宋代诗文革新之关系等诸多问题。张明华《西昆体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西昆派的构成及其著述，西昆体的形成、发展与盛世文学特征，西昆后进对前期西昆派的变革，西昆体的影响等问题做了探讨。汪国林《宋初白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从政治文化生态探讨宋初白体诗盛行之原因，并对诗人群体进行了考论，且对徐铉、晁迥、王禹偁等学白诗人做了探讨。赵平 《永嘉四灵诗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通过对永嘉四灵的诗学渊源、诗学理论、与理学诗派与江西诗派之关系的论述，以及对温州诗迹、师友唱和等的考证，以见四灵诗派的内外风貌。此外，理学诗派、遗民诗派、晚唐体等也有所论述，集中于风格特征、诗学渊源、人员归属、盛衰缘由、意象解析、身份辨析、诗体关系、后世影响、诗史意义等问题的探讨。

学界在关注主流体派的同时，也留意非主流体派。吕肖奂《多元共生：北宋诗坛非主流体派综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2期〕指出险怪体、太白体、后白体、词体、后西昆体、耆英体等非主流体派具有鲜明的特征，与主流体派构成多元共生的诗歌生态。后西昆派由于西昆派的存在而被遮蔽，段利萍《后期西昆派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承认了后西昆派的客观存在，论述了后西昆派的宋调特性及其对江西诗派产生的影响，并就后西昆派的晏殊、夏竦、宋绶等几位诗人诗歌进行了研究。对非主流体派的研究，为宋诗体派研究打开了新世界。

五、作家研究：知名作家与一般作家

近二十年，作家研究是宋诗研究的重镇，依旧延续着重知名作家的研究态势发展，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知名作家研究有所深入和拓展。

苏轼诗歌研究仍然是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为引人瞩目。此期的苏轼诗歌研究集中在四方面。其一，诗歌创作与成就研究。王水照《苏轼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王水照和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水照和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王水照《苏轼传稿》（中华书局2015年版）、朱刚《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朱刚 《苏轼苏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莫砺锋 《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以传记、讲稿、研究等多种方式，对苏轼的文学创作、文艺成就、美学思想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虽然不单独论诗，但所论不乏真知灼见。其二，多样题材研究。此期的苏诗题材得到了全面挖掘，举凡题画诗、唱和诗、民生诗、理趣诗、山水诗、戏作诗、悼亡诗、饮食诗、爱情诗、咏史诗、和陶诗、沐浴诗、悯农诗、集句诗、怀古诗、涉药诗、咏物诗、论诗诗、贬谪诗、亲情诗、酒诗、梅花诗等等，在研究者笔下都有所涉及。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认为苏诗在饮食题材的广度和高度上具有开拓和提升意义，具有不可超越性。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兆勇 《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总数、编次、系年、创作背景、写作内容、成就以及影响诸问题。这些成果往往能以小见大，展现苏轼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态度。其三，诗歌的哲学、宗教学等研究。苏轼对《易经》的深入研究，也直接影响到其诗歌。李瑞卿《苏轼易学与诗学》（《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程刚《苏轼的“幽人”易象与意象》（《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王晓玉《“正则静”：苏轼 “静观”诗学与易学的融摄》（《中国韵文学刊》2019年第1期）等论文，通过梳理苏轼深受《周易》影响而形成的自然观、性命论等基本哲学观，进而深入探讨了对苏诗的诗学思想、诗歌意象、诗歌风格等的影响。苏轼深受佛教思想影响，这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包括取境、表达、禅悟等。如张海沙和侯本塔《〈坛经〉“三十六对”与苏轼诗歌创作之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2019年第6期〕，李舜臣、高畅《苏轼的游寺诗及其禅悟的进阶——兼论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三种类型》（《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等论文，皆是此方面的成果，颇多精彩论断。此外，苏诗与绘画、音乐、地域等的关系也不乏相关成果，归属诗歌文化学研究范畴。其四，诗歌副文本研究。朱刚《“诗史”观念与苏轼的诗题》〔《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 1期〕、赵超《苏轼诗歌自注及其诗学意义》〔《中国文学研究 （辑刊）》2016年第2期〕、宁雯《苏轼诗歌中的自注与自我表达的强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等论文，从诗题、诗序、自注等副文本入手，深入探讨其体现出的功能价值、诗史意义、自我表达意义。以上除了诗歌的哲学、宗教学等研究之外，其他三方面聚焦于诗歌文本研究，体现了此期对诗歌文本研究的重视。

此期的黄庭坚诗歌研究集中于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研究，诗歌与地域文化、禅宗、党争之关系研究，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三方面，学界对黄诗的研究已经去除了诗歌形式主义的色彩，进入对其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深入探讨。黄宝华《黄庭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白政民 《黄庭坚诗歌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聚焦于诗歌的主题倾向、艺术渊源和诗风流变、艺术特征，以及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之影响的论析。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立足于诗学层面，分根本说、兴寄说、情性说、分体诗学等多个篇章对其展开深入探讨，并考察其在古代诗学史与文化史上的特色和地位。这是对黄庭坚诗歌及诗学所作的本体研究。黄庭坚诗歌的意象选择、幽默风格、诗学思想等皆与禅宗关系紧密，周裕锴《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陈志平《“箭锋”之喻与黄庭坚的诗学》（《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杨秋《试论禅对黄庭坚诗幽默风格的影响》（《暨南学报》2001年第3期）等论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颇多创见。此外，党争、地域文化也是黄诗创作的重要外在影响因素。邱美琼《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则从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的文体预结构、文化语境，黄诗在宋金元明清的传播与接受历程，黄诗传播与接受的互动等方面，对黄诗传播与接受做了深入全面研究，实现了由作家作品向传播接受研究的发展。

陆游作为爱国主义诗人，其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一直备受青睐。此期仍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此类题材诗歌的研究，但得到了明显的扩大。山水诗、养生诗、咏酒诗、风俗诗、读书诗、无题诗、乡土诗、写景诗、涉商诗、记梦诗等，浮现在研究者面前，反映了学界在认同陆诗爱国主义主基调之下，对其诗歌多样性的体认。这些成果着重捕捉陆诗的人文色彩、文学意味、生命意识、地域情怀、诗歌与词的互动关系、诗歌内容与艺术的独特性、书写策略等。莫砺锋有关陆游读书诗、写景诗的探讨，诸葛忆兵有关陆游无题诗的探讨，杨义有关陆游山水诗的探讨，高利华有关陆游乡土诗的探讨，张剑有关陆游饮酒诗的探讨，周剑之、伍晓蔓有关陆游记梦诗的探讨，皆可见陆诗艺术的高超造诣，内容的丰富多彩及诗歌史的独特价值。

此期的刘克庄、朱熹等诗人的诗歌研究，也值得一述。关于刘克庄的研究著述，就包含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王锡九《刘克庄诗学研究》（黄山书社2007年版）、景红录《刘克庄诗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王述尧 《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等数种，探讨刘克庄的诗歌创作、诗学思想、诗集版本流传等问题。关于朱熹的研究著述聚焦于《诗经》、诗教思想、文学思想、佛禅关系等问题，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郝永《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王倩 《朱熹诗教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邱蔚华《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其代表。

此期一些一般作家的诗歌研究，也提上了日程，包括林希逸、林同、沈辽、沈遘、苏泂、陈普、徐积、王质等，不少的诗僧也加入其中，使宋诗作家研究日益走向壮大。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的大陆宋诗研究在以上五方面皆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有一些问题或许可以继续探索。其一，文献整理。目前的诗集整理集中于知名作家的别集整理，不少一般作家的别集整理无人问津。通过别集整理能够为认识一般作家的特色与地位提供基础，甚有必要。与此同时，资料汇编与年谱也存在着重大家轻小家的状况，从海量的文献资料中爬梳考论相关文献资料同样有必要。其二，一般作家研究。虽然宋代一般作家在近年来逐步得到了关注，但一般作家的数量非常庞大，知名作家无法构成宋代文学版图的全部，无数一般作家能够丰富细节，使之完满。挖掘一般作家的诗歌特色，评断其诗歌地位和周围诗坛之关系和作用，依旧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其三，副文本研究。诗题、序跋、自注等副文本是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学界对其有所关注，探讨它们的文体功能与价值、发展历程、阐释学意义、与诗歌正文本之关系等问题，但只限于局部，特别是宋诗自注研究、宋诗题研究的宏观或专题研究，可开拓的空间较大。

注释：

① 近二十年宋诗研究建立在20世纪后二十年的基础之上，莫砺锋、程杰《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阴山学刊》2000年第2期）对此段时间的宋诗研究做了较好的综述，对本文的撰写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在此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