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中国内陆至边疆商道考察与“丝绸之路”的命名
——以《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为据

王 健

内容提要 “丝绸之路”是李希霍芬最早命名的东西方交通线路，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可知，李希霍芬通过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四大内陆至边疆，联结国际的交通线路，即如今被视为广义“丝绸之路”的系列考察，探究了从陆路通往俄国、欧洲、中亚、印度、缅甸等国际商道的状况。他从历史和现实中认识到从西安经新疆到中亚这条国际交通线路的特殊价值，这为其后来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奠定了地理基础。

一、李希霍芬考察了陆路广义“丝绸之路”

长期以来，人们对李希霍芬（1833—1905）这样一个没有亲自走过从西安到喀什这个“丝绸之路”东段线路的德国人，能够提出“丝绸之路”这个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感到疑惑，甚至有人说相关线路是他用红笔在托勒密古地图上的勾画或臆想。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的提出为当时的西方学者所忽略，这个概念是李希霍芬“无意识”的人文地理学贡献；他的“丝绸之路”得名，主要是来自马里努斯、托勒密托等人的语言，这些早期的西方人，最先意识到一条通向“丝国”的丝绸贸易路线的存在，李氏只是沿用者[1]参见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北京〕《读书》2018年第3期。。也有学者指出“丝绸之路”并不局限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之间的东段路线，后人弄丢了西段；其结束时间应为公元120年[2]参见杨俊杰：《“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北京〕《读书》2018年第5期。。现在一些学者仍然认为“丝绸之路”仅在汉代存在。实际上，关于中西商道的认识，李希霍芬早就突破了两汉的上下限。李希霍芬“早在1870年和1872年间就有了东西方‘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给上海商会的信中写道：‘自远古以来，商人便开辟了从兰州府到肃州的自然商道，并继而向前延伸分成更多的天然道路。沿着南路，秦朝的名声传到了波斯人和罗马人那里。14世纪以后，马可·波罗旅行到了兰州府，从那里经宁海府归仕城到了忽必烈可汗（元太祖）的住处。中国皇帝在很早以前便意识到占据这些国际交通路线的重要性，因为它能使他们控制中亚’”。“这些思想后来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证。”[1]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1页。笔者认为，李希霍芬“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有一个过程，东汉以后，“丝绸之路”多次中断后重生，实际的下限绵延悠长，其在近代重新活跃并成为现下“一带一路”的古今节点[2]参见王健：《“近代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3 期。。

李希霍芬“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并非仅仅是继承和沿用，他描绘出“丝绸之路”东段线路应该与其1868—1872年七次中国旅行考察有关。依据数年前出版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3]〔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德〕E·蒂森编，李岩、王彦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可知，李希霍芬的旅行始终将自身的地理地质专业考察与为资助方做商业交通线路考察紧密结合，正是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商业地理考察实践，才使得他能够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四大内陆至边疆地区的交通线路有基本了解。长期以来，西安、成都、张家口、营口等沟通中国内陆与边疆、中国与国际交通线路的中心城市，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联结着通往俄国、欧洲、中亚、印度、缅甸等地的国际商道。李希霍芬经过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比较，认识到从西安经新疆到中亚这条通道的重要价值，结合古代张骞、班超通西域的历史，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概念。

一般认为，近代德国与清政府正式打交道是在1861 年（咸丰十一年），这比英、法晚了差不多20年。当时的德国还没有统一，实际上是普鲁士王国（《清史稿·邦交五》译称“布路斯”）。这一年3月，以艾林波伯爵为团长的外交使团抵达上海，要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一体均沾《天津条约》利益。李希霍芬在1860—1862年间随普鲁士远征团到亚洲东部考察，并于186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但因战乱等原因受困于上海，并没有在中国旅行考察。1868年9月至1872年5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和上海西商会的资助下，李希霍芬以上海为中心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旅行。他一方面运用地质地理专业知识，对中国的山川地理、气候、物产、矿产，特别是煤矿资源进行亲身调查，取得了许多地理学成就，另一方面也帮助自己的赞助商做商业交通考察，目的是为欧美公司在华开拓贸易服务。关于李希霍芬七次考察的地质地理和经济政治意义，后人的评论及功过是非，学者有过研究[4]参见郭双林、董习：《李希霍芬与〈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开封〕《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

李氏是近代最早系统考察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其搜集情报的目的十分明显，考察成果对其他列强影响很大。1896年10月8日，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在一份报告中刊登了一篇译文，译文介绍了20年前李希霍芬考察浙江各地地理、风俗之后向上海外商商会提交的长篇报告，其中有关钱塘江部分的梗概，阐述了将杭州辟为通商口岸的建议及其理由[5]参见李少军编：《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第一卷，李少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88页。。李氏的成就得到世界公认，晚清来华勘探粤汉铁路的美国著名建筑大师柏生士（帕森斯）写道：“李希霍芬是伟大的德国地理学家，我们对中国地理构造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因于他的实地考察。”[6]〔美〕柏生士：《西山落日：一位美国工程师在晚清帝国勘测铁路见闻录》，余静娴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李希霍芬特别重视东北、北部、西部、西南商道枢纽与蒙古、新疆、陕甘、四川、云南、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贸易联系，及这些商道枢纽与俄国、中亚、印度、缅甸等国家地区的商业贸易交通线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以此命名东西方陆路交通线路。今天，学术界将由河西走廊经新疆到中亚的古代商路称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或丝绸之路，而其他交通线路被纳入草原丝绸之路、南方或西南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等线路之中，成为广义“陆上丝绸之路”，这些线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中西交通线路，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线路基础。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记载了李希霍芬的计划线路和实际旅行线路，应该从这些专业考察与商业考察相结合的线路及其所涉及的中外商贸关系来探索李氏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来龙去脉。因为无论如何，并没有亲身考察过原初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的他，能够提出“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得到世界公认、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概念，绝不是凭空想象或杜撰的，而应是基于一定的现实商路考察。

二、中国内陆通往边疆及国外的商业交通线路

清代以来，中国陆路通往边疆地区乃至联结东西方的交通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北南部通道。该通道以辽东为中心，从辽东的牛庄营口及锦州向朝鲜或蒙古东部地区辐射，更远可达满洲里、瑷珲等口岸。较晚又向乌苏里江以东的俄罗斯方向发展，可达吉林珲春等口岸。而俄国修建穿越东北的中东铁路完成之后，东北通往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的交通线路才真正打通。建成的串联绥芬河、牡丹江、长春、哈尔滨、满洲里的北满铁路与从长春、沈阳至大连的南满铁路，成为东西方新的通道。二是北方（往西北）通道。该通道以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为中心，经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沿阿尔泰山到新疆，或直接从恰克图到西伯利亚，之后到俄国、欧洲或西行到中亚、西亚；还包括由内蒙古往西，从河套、鄂尔多斯或阿拉善往宁夏、甘肃的商道。三是西部（西北）通道。该通道以西安为中心，沿关中渭水或泾水河谷往西，经甘肃兰州等地往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到新疆，再往喀什、伊犁、塔城到达俄国及中亚。四是西南通道。该通道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经蜀道往陕西关中，经番道往西藏、青海、甘肃、新疆，以及经云南往缅甸、印度的商道。这些线路中，以西安为起点往中亚方向的商道就是后来被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此可谓狭义的“丝绸之路”；而其他几个方向的线路被今人包含在广义“丝绸之路”中，或谓草原丝绸之路（分大草地、小草地），或谓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这些陆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南沿海通往西方的海上交通线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中西交通线路。如果认真分析“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线路，会发现这些线路所联系的海陆口岸大多在历史时期已经形成，“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地理渊源。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下，李希霍芬于1868年8月初从美国出发，经在日本的短暂逗留后于9月到达上海，开始对中国的系统地理地质考察。从登陆中国伊始，他就特别关注商业与交通的关系。例如，他到天津不久就察觉到天津正处在凋敝状态。“天津城里欧洲租界死气沉沉。房子建得十分坚固，街道也宽阔，‘外滩’也比其他港口漂亮，但是路上看不到一个人。这里的贸易在1860年后很快就凋敝了，主要原因是大运河不能使用了。所以现在大部分房产已经转到了中国人手中。”[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4页。1855年，黄河改道，冲断了山东境内的大运河，时值南方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起义，战乱不已，黄河故道难归，京杭大运河无法通航，这直接影响到运河漕运和商业运输，并导致了天津一时衰落。

后来，李希霍芬又得到设在上海的西商会的资助，这使得其商业考察的需求更加明确。之后直至1872年5月，将近4年的时间，他以上海为中心，沿主要交通线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内地的江苏（上海）、直隶（京津冀）、浙江、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山西、陕西、四川、甘肃，以及辽宁、内蒙古等边疆地区。他考察了镇江（当时长江下游仅次于上海的商埠）、汉口（内陆商贸的中心）、广州（鸦片战争前唯一指定的开放口岸）等城市，还穿越了从广州到北京的南北古代交通线路。在汉口，李希霍芬看到“此处作为中华帝国贸易重镇聚集了难以计数的商人”[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3页，第66页，第76页，第107页。，他还打听“货物都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以及会运往哪里”[2]《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3页，第66页，第76页，第107页。。到了九江后，他认为在此开埠选址有问题，不如湖口适宜，因为从鄱阳湖出入的中国木帆船不容易驶入长江边的九江[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3页，第66页，第76页，第107页。。

李希霍芬也会在专业考察与商业考察、个人兴趣与赞助商利益之间徘徊和选择。例如，1869年3月，李希霍芬放弃了上海商会邀请其溯江考察重庆的机会，因为他觉得行程长，且时间太短，对其“地理学研究就远不如另外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是山东”，于是他“最终决定去山东”[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3页，第66页，第76页，第107页。。考察完山东之后，李希霍芬立即转向东北，开始了环绕中国陆路边贸口岸交通线路的考察，而这又带有很强的商业目的。李希霍芬最后一次，也是距离最长的考察，是1870年至1872年间的考察。他的初始计划是从北京出发，由张家口经蒙古到俄国再前往欧洲。这是他考察中外陆路商道的首选线路，因为相较其他线路，这条东西交通线路更便捷也更繁荣。显然，这是一次带有明显国际商业目的的交通经济地理考察。但由于战乱等原因，从张家口到蒙古再到新疆的线路中断，他不得不改变计划，绕道山西，前往西安，这才有了其对西安作为东西商道枢纽城市的认识，也有了对“丝绸之路”国际商道的了解。然而，还是西北战乱的原因，他无法从西安前往新疆，只能再次改变计划，翻越秦岭，从汉中前往四川。到达成都后，他为成都这个西南商业中心所吸引，对成都的商道枢纽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萌发了从成都经西昌前往云南丽江、大理、腾冲，再到缅甸八莫，探查中缅商道的计划。但这次仍然没有遂愿，因为云南同样发生了回民起义，加之法国主教的不支持，他只能再次修改计划，从乐山至宜宾，再沿长江而下返回上海，最终结束了中国之旅。

三、对中国四大边疆区域商道交通线路的考察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记述了李氏不断调整修改旅行线路，从其中的轨迹清楚可知，他是在寻找通往西方的陆路商道线路。从东北到北方，从西部到西南，正好环绕中国陆路呈一个星月形线路，这正是中国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结合部和商业贸易的交汇点，以及广义“丝绸之路”各条线路的枢纽起点。正是在考察实践中，李希霍芬发现了从西安到中亚的这条商道的特殊价值，这也奠定了其命名“丝绸之路”这条自古以来存在的东西商贸交通线的基础。但应当指出的是，他从未忽视更没有排斥其他线路的存在和价值。

接下来重点探讨他考察东北的辽东（营口、丹东、锦州、新民）、北方的张家口、西北的西安、西南的成都等几个与边疆及国际陆路商道有关的城市所辐射的商道线路（这些线路后来被纳入广义“丝绸之路”的范围）的情况。

1.以辽东为中心的东北边疆线路考察

关于历史上东北及其与朝鲜的交通状况，当代学者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5]参见王绵厚、朴文英：《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1869年5月，李希霍芬在芝罘（烟台）给家人写信谈到了自己从辽东到满洲，再前往中朝边境，之后到沈阳，再到蒙古的计划。“先乘中国的帆船到辽东半岛的最南端，然后至朝鲜边界，沿此去满洲的沈阳，从那里到永平府附近的海岸，之后在蒙古绕一个大弯后预计在6月底回北京。下一个目的地是彼谢德[6]彼谢德，或彼谢得，即谢彼德湾，以圣彼得大帝名字命名，今称彼得大帝湾（Zaliv Petra Velikogo）。该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建立在彼得大帝湾，为沙俄远东重要军事基地，东方出海口。，此地位于朝鲜边境，北纬43度，被俄国占领。”“由于夏天那里非常火热”，所以其“打算往北走，从北京经恰克图去伊尔库茨克。然后再由此前往尼布楚，沿黑龙江向南，再沿乌苏里江——黑龙江南部的一条支流向北。……到10月份才会经宁古塔、吉林、沈阳，穿过整个满洲到牛庄，然后由此回到芝罘”[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61页，第177页，第180-181页，第193页。。

李希霍芬部分实现了自己的计划，1869 年5 月18 日至7 月18 日，他到满洲南部（东北南部）旅行，之后到北京。他先从芝罘（今烟台）坐船到牛庄（今营口北，当时东北联系内陆沿海的重要港口），然后前往辽宁东部。在一条峡谷的西边角上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东北的凤凰城，一条向东南，通向著名的“高丽门”。他选择前往的高丽门是当时中朝互市之地，位于鸭绿江西岸，属于今丹东市振兴区。他描述道，中朝“两国经过长时间的龃龉才签订了条约”，双方在边界设置了一处方圆100里到200 里的真空地带，任何人都不能在那里居住，没有允许也不能跨越。“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渡过鸭绿江，江面则属朝鲜。‘高丽门’由中国官员和朝鲜官员共同看守，只有在交易时间才会有大约300朝鲜人带着货物进入，当然不能带武器。”[2]《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61页，第177页，第180-181页，第193页。李希霍芬正好赶上了贸易赶集日，他记录了双方贸易物品的情况：朝鲜卖牛皮、野货，质量很好的纸张，还有铅、海参和丝绸，其“丝绸都是野蚕产的，但是比辽东出产的质量要好”[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61页，第177页，第180-181页，第193页。。后来他经本溪前往沈阳，最后返回北京，完成了辽东之行。在新民屯，他注意到，这里虽然只是一个集镇，“但却是一个相当大的贸易地。两边紧挨着的商铺延绵3 公里长，其中还有一些非常大的货仓，从开着的大门望进去，可以看到两到三个大院子，用来存放货物。大概一共有300 多个大商号。锦州府和营子口的商品汇集到这里之后再发往蒙古部落——这里距蒙古部落边界处只有50 里，或者是发向东北部。商铺中间分布着很多客栈，院子里满满当当地停着些车辆和马匹，还不断有新的客人进来”[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61页，第177页，第180-181页，第193页。。

在中东铁路修成之前，东北边疆是当时东西贸易商道中比较冷僻的通道。清初边境贸易主要集中在满洲里，雍正签订恰克图条约之后，中俄贸易口岸转移到位于俄国与蒙古边界的恰克图[5]参见刘远图：《中俄早期东段边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886年，英属印度军官荣赫鹏、詹姆斯、福尔福德三人同行，前往中国东北旅行，主要目的是刺探军事情报。后来詹姆斯写了《长白山》一书，荣赫鹏则在《帕米尔探险记》中追述了他的东北见闻，并提及珲春的中俄口岸贸易刚刚开始，主要为军事服务。“珲春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小镇，几个部队大约3000人左右的军队驻扎在这里，小小的镇子充其量起到供给部队军需品的作用。从邻近的俄国车站进口的欧洲商品随处可见，手表、点心、肥皂、水果罐头及其他很多消费品在这里都能买到，而且价格并不太高。”[6]〔英〕扬哈斯本：《帕米尔历险记》，任宜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第32页。他还提到，在俄国的新基弗斯库，“没有找到俄国人的酒店和旅店，还必须投宿在中国人开的旅店里。俄国人开的店有两个，中国人的店有四个，比较起来，虽然中国人的店强一些，但也只和印度驻扎地拜火教徒的二流小店差不多”[7]〔英〕扬哈斯本：《帕米尔历险记》，任宜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7页，第32页。。中俄新边界形成后，珲春就逐渐兴旺起来，当地的边贸活动很繁荣，主要供给军队。当时的商品主要是从俄国进口（走私）的，产地主要是欧洲而不是俄国。

1893年10月至1894年5月，聂士成[8]聂士成，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时备员山西太原镇总兵，官留直统武毅等营，驻芦台。奉李鸿章之命，率武备堂学生考察东北三省边境地区。此行是中国人对东北地区的首次实地勘探并测量绘图，意义重大。聂士成在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名为《东游纪程》的调查报告，报告虽然篇幅不长，但记载了包括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以及朝鲜和东北各地在内的地理、交通、驿站、驻军、防御要地、人文、物产等方面的情况[9]参见〔清〕聂士成：《东游纪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当时，从山海关往东北的铁路线正在修建，俄国的铁路交通也开始向远东扩展，俄国边界一侧已经修建道路，并得到开发，但中俄贸易仍然没有兴盛起来。东北边疆国际通道的真正发展，要到1903年穿越东北的中东铁路通车之后。

对中朝边界贸易的考察，原本不在李希霍芬的计划之内，几乎原始的边贸状况也令其非常失望，他抱怨道：“途经牛庄和沿着辽东半岛的西岸向中国和朝鲜边境去的旅程打乱了我的计划。路上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我的恰克图—黑龙江—彼谢德一线的计划前途渺茫了。但是没有办法，有如此不遂人意。”[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99 页，第520 页，第532 页，第532 页，第535-536 页，第546 页，第534页。

2.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华北主要商道考察

关于计划中的最后一次大旅行，李希霍芬在日记中记录道：“我想从北京到北部的山西，然后再到陕西、甘肃，冬天的时候越过一座高山向四川进发。从那里，我制定了去西部边疆的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我打算经长江乘船回到上海。”[2]《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99 页，第520 页，第532 页，第532 页，第535-536 页，第546 页，第534页。

第一步是前往张家口。张家口是北方地区内地与蒙古边疆，以及西北甘肃、宁夏、新疆贸易的中心，也是与俄罗斯、中亚进行国际贸易的商道枢纽之一。李希霍芬走的不是直接从昌平、南口越八达岭长城往宣化、张家口的线路，而是为考察北京西部山地煤矿而从西南出京，过卢沟桥，溯永定河西进，从房山、门头沟一线，到大安山、斋堂。从距离北京约150里的斋堂有一条路可直接去南口，从那里可达独石口、西湾和张家口。但由于要越过通行非常困难的浑河，且至少要花11天时间，他最终选择了一条长约280里从斋堂直达张家口的路。他沿着这条路穿过河北涿鹿、怀来的太行山区，越过桑干河、洋河（桑干河上源之一），来到了“十分繁忙”的大路上，最后到达宣化府[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99 页，第520 页，第532 页，第532 页，第535-536 页，第546 页，第534页。。

归化（今呼和浩特）、宣化和大同，以及太原、河北的获鹿（清属正定府，今属石家庄），都是张家口往各地辐射的节点。进入宣化城，李希霍芬立刻感受到张家口作为华北与边疆贸易中心的气氛。在西门，“恰好有骆驼、骡子、驴子和车子成群结队地从张家口来到这里。高高的柳树下队伍浩浩荡荡，俨然一幅美丽别致的画。驼队里有很多蒙古人”[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99 页，第520 页，第532 页，第532 页，第535-536 页，第546 页，第534页。。很快，他到了张家口。张家口是内地通往蒙古地区的交通枢纽，“从这里有好几条路通往蒙古。北面和东面的路是现在的贸易大道，而西面和西北面的路却封了。货物直达归化城，而要到宁夏府现在只有经西安和兰州方可；通过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的路完全废弃了。作为偌大一个地区——包括西伯利亚和俄国在内——唯一的中转地，张家口当然十分重要”。张家口人口很多，“但非常大的一部分是过路人，这里的居民中很少有人举家在此”；“这里富裕、宜居，生活必需品都很便宜，奢侈品如精制的欧洲糖、牛羊肉等应有尽有，而且很便宜”；各地的物产都运到张家口出售，“葡萄来自矾山、保安或怀来，并且整个冬天都有……从蒙古来的狐皮、野猫皮、山羊皮、绵羊皮、松鼠皮之类的毛皮，也有去毛的牛皮、绵羊皮、山羊皮和骆驼皮”，还有产自西宁府压缩水果制成的纸，沙漠旅行很适用，“里面是压缩储存的果汁，十分有营养，是欧洲没有的”[5]《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99 页，第520 页，第532 页，第532 页，第535-536 页，第546 页，第534页。。这些物产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张家口贸易的辐射范围：整个蒙古地区，以及西北的甘肃、宁夏和青海；内地除了北京附近，还有山西、河北等广大区域；域外有俄罗斯、欧洲等。出了张家口，到崇礼的西湾子，有往蒙古高原的商道，“一直走下去必定能走到恰克图的路上”。他到了张北西北的西巴尔台，这里是往恰克图大路上的一站，有许多客栈[6]《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99 页，第520 页，第532 页，第532 页，第535-536 页，第546 页，第534页。。李希霍芬甚至将张家口比作今天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喀什和莎车，说张家口就像其“想象中的喀什（Kaschgar）和莎车（Yarkand）那样。在城市上方的山脊上长城蜿蜒。人、畜和车，一派兴旺蓬勃的景象，很是壮观”[7]《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199 页，第520 页，第532 页，第532 页，第535-536 页，第546 页，第534页。。显然，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但已经充分认识到喀什和莎车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价值。

张家口也是宗教之地，西方传教士被逐出北京后，很长时间一直以张家口为传教中心，地点在崇礼的西湾子。李希霍芬到达张家口后曾专门访问过西湾子，并对当地的传教情况有过专门记述[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36-539页，第553页，第555页，第559页，第560-561页，第570页，第578页。。关于张家口对当时蒙古地区乃至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往来内地的重要枢纽作用，相关文献已经充分阐述[2]参见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张家口还是喇嘛信徒朝圣之路的枢纽，蒙古地区往山西五台山朝圣，必经张家口。李希霍芬也由此道前往五台山。在丰镇，他看到“一个富裕的蒙古人带着自己卖了800只羊、150匹马等挣到的钱去五台山的寺庙，这样虔诚的信徒在蒙古人中很常见，所以受他们供奉的寺庙都很富有”[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36-539页，第553页，第555页，第559页，第560-561页，第570页，第578页。。

大同是联结长城内外的一个重要关隘城市。“大同府的城墙十分气派，进城之前先要穿过五六个城门。此城建得很好：房子都有漂亮的门和富丽的屋顶，街道垂直交通，宽敞而兴旺，远胜过宣化府。”[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36-539页，第553页，第555页，第559页，第560-561页，第570页，第578页。对于从大同往太原或五台山去的情景，李希霍芬描述道：“路上很热闹，人们从口外运芥末和亚麻油到南方去。我们遇到好多中国人跟我用俄语打招呼，我要是没听懂，他们就觉得诧异。他们说他们是途经张家口去恰克图的，从湖北、湖南运茶过来。所有的交通终点通常都是太原府和张家口。有好一部分人是运山西人的遗体返乡的。路上也可见蒙古人。”本来荒凉的路上出现了许多专为旅客服务的客栈，“路边的村子几乎都是成排的客栈，此外就不见有多少村子了”。李希霍芬一行人在途中还碰到了拥有100～500头骆驼规模不等的驼队，这些驼队是蒙古的，从五台山回来。驼队里有男人、女人和儿童相随。驼队的人很高兴遇到李希霍芬等人，把他们当成俄国人，非常乐于跟李希霍芬他们交谈[5]《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36-539页，第553页，第555页，第559页，第560-561页，第570页，第578页。。显然，蒙古人与俄国商人经常交往，他们都是活跃在这条商道上的旅行者。

离开大同之后，李希霍芬真切地描述了其所见到的这条商道的繁荣景象。在雁门关的山路上，一支由2000 头牲口组成的商队从南到北驮货经过。另外一个大约由300 头骆驼组成的驼队载着中国的绵织品经过，他们是从获鹿县到归化城去的。有好几百头骆驼载着去五台山朝圣的蒙古人回来。还有骆驼载着砖茶和其他茶去张家口的；产自忻州的缘木、方木、车轮、轴承等被运到北方各地。长队的驴子载着太原府的水果、糖、铁器等，但没有外国货。从北方来的货物有产自口外的亚麻油和芥末油，有产自岱岳的芥末和苛性碱，还有产自通城和归化的盐。一群公牛犊从喇嘛庙到太原去，几乎每个运货的商队里都跟着产自口外的骡驹。往南去的还有绵羊和猪。归化城和张家口是这一地区商队北行的终点，南行的终点是太原府和河北的获鹿[6]《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36-539页，第553页，第555页，第559页，第560-561页，第570页，第578页。。在从获鹿运来的商品中，有很多来自英国的棉产品，它们被运往山西各地。商人们之所以走这条从平山县穿越太行山，绕道五台县东南的线路，目的是逃避厘金[7]《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36-539页，第553页，第555页，第559页，第560-561页，第570页，第578页。。

从山西，包括河北获鹿（今属石家庄）前往张家口的贸易如此发达，与山西商人（晋商）的经营分不开。他们是口外贸易的主导者。李希霍芬说：“山西人是中国最厉害的商人。”“忻州的商人在远及西部直至伊犁的贸易中独成一派。即便现在那里的穆斯林闹乱子，他们依旧赶去贸易。……然而或许是西部的贸易量减少，把伊犁人赶到了蒙古。归化城的贸易也把持在山西人手中。”[8]《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36-539页，第553页，第555页，第559页，第560-561页，第570页，第578页。

从大同往西，是有好几条线路通往内蒙古、宁夏、甘肃乃至新疆方向的。可以从大同到太原，然后西行过黄河，从陕北到甘肃、宁夏，还可以从大同出偏关，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北部的榆林。抑或是从右玉的杀虎口（走西口的主要商道）进入河套，或渡黄河进入鄂尔多斯（秦称“河南地”），由东胜往西，前往宁夏、甘肃。另外，也可以走阴山南麓，沿河套的归化、包头、五原一线，往内蒙古的磴口入宁夏，或直行往阿拉善额济纳，沿弱水到河西走廊。这些前往新疆的重要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分支道路。李希霍芬从张家口折转到山西大同方向。他本想从大同“直接西行穿过陕西去甘肃的，但这不可能，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叛军匪众”，同时他也找不到人和牲口跟随他去那里，“所以只好沿着大道去西安府，然后去四川”[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50页，第603页，第550页，第618页，第618页，第49页。。

3.以西安以中心的西北主干商道考察

从山西出发，李希霍芬基本上沿着汾水的交通线路而行，从临汾、运城渡黄河进入潼关，由此到达西安。西安的外围因战乱已经受到很大的毁坏，但西安城基本上保持完好。在李希霍芬眼中，西安无愧于西北的商贸中心，是其“在中国见到的仅次于北京的最雄伟的城市”。西安“街道笔直，热闹非凡，商店云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客栈很多，但多是人满为患[2]《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50页，第603页，第550页，第618页，第618页，第49页。。陕西本地输出到外地的产品并不多，“只有谷物和棉花被运往山西换来铁和煤”，以及大黄等几种药材远销广州。在这种情况下，“与中亚和经中亚的贸易所得定然大部分用于平衡收支”[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50页，第603页，第550页，第618页，第618页，第49页。。显然，西安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主要做转口贸易，将四面八方的商品汇集到西安，并从这里运往新疆和中亚，乃至更远的地方，这样通过贸易活动获得收入。

关于西安与甘肃、新疆以及中亚的交通，李希霍芬也是逐渐有所了解的。他从西安出发，到咸阳，发现“从这里岔出一条通向乾州并远及甘肃的路”，此路当时“是条军事大道，而沿山谷而上的那条路则小得多”[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50页，第603页，第550页，第618页，第618页，第49页。。实际上，至少从唐朝开始，这条沿泾水向西的线路就是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交通线路。该线路地势较渭水河谷平缓易行，安全性也更加明显，尤其是当吐蕃势力控制渭水沿线时。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来。而关于从中亚到甘肃的交通，即李希霍芬后来命名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日记中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描述：“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民族大迁徙的现场，与欧洲一样，所不同的是欧洲的民族迁徙是从东往西，这里是从西往东。连绵的昆仑山像一堵巨大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墙，构成了民族迁徙的南部的自然界限。沿着山的北坡有一条民族交往的大道，从中亚出发穿越沙漠和高山，经甘肃到广袤富饶的西安府的大道。这里曾多次发生高级的文化，艺术与科学十分繁荣。”[5]《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50页，第603页，第550页，第618页，第618页，第49页。这里尽管没有出现“丝绸之路”的提法，但相对完整清晰的认识和叙述，奠定了其在《中国》第2卷专论“丝绸之路”的基础。从中亚到西域，受到昆仑山脉的阻挡，人们主要通过昆仑山北坡的交通线路往来。昆仑山北坡，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这是西汉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主线路，当时分布着许多沙漠绿洲国家，穿越这些西域国家，从罗布泊附近的阳关敦煌经河西走廊可前往西安。

东西交通线路继续发展，出现了以天山为分界的南北通道。西北及新疆的“叛乱之前，中国经北路跟俄国、经南路跟土耳其斯坦有着重要的贸易往来。主要的贸易品是苏州的丝绸，湖北、湖南等地的茶叶，还有糖。西安府是这些商品的堆货场。你在这里问西安府与哪里有贸易联系，得到的回答首先是苏州和杭州，其次是汉口”。“西安府这里平时汇集了来自东南各省（包括广东）、也有来自富饶的汉中府和来自四川的商品，然后从这里把商品运往陕西和整个西部各地，因此这个城市才如此繁荣。”通过西安往新疆、中亚运输的物品来自整个东南沿海，其范围之大，物品之多，是其他几个区域所无法比拟的。例如生丝及丝绸，来自太湖流域的苏、杭、湖诸州。李希霍芬曾从湖州往太湖，穿过洞庭诸岛，看到这里的人们，除了从事渔业外，“还有很多人从事丝织业”[6]《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550页，第603页，第550页，第618页，第618页，第49页。。

中国的太湖流域，盛产高质量的生丝。如著名的湖丝，在国际上极有竞争力。近代米兰街头到处是丝绸商店，品种繁多，工艺精巧，价格标得很高。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明清时期为丝绸生产中心，清代三大织造局之一的江宁织造以盛产高档云锦著称，产品大量运到西北民族地区。李希霍芬到浙江金华一带考察，还看到“东阳主要生产火腿，在中国国内如同威斯特法伦地区的火腿在德国那样有名。东阳火腿大量出口外地，连在中国最边远的地区，如哈密和伊犁，都广受美食者的欢迎”[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471页，第604页，第616页，第520页，第653页，第658页。。西北由于1865年至1867年间的战乱，一些城市受到围攻，导致“贸易和交通停滞，出现聚众抢劫现象”[2]《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471页，第604页，第616页，第520页，第653页，第658页。。“去伊犁的贸易——和平时期才有可能——从这里出发主要用车运，很少用骆驼。可在西安府租一辆两驾的车到伊犁。”经过嘉峪关往西域，“租车走全程总是很容易，因为赶车人总能预料到会有往回运的货物，他们于是带着从西部来的药品、俄罗斯商品、哈密著名的干果特别是干瓜”。对李希霍芬而言，“这场战争来得真不是时候”，从他“来到中国开始，就一直计划着穿过甘肃和伊犁回到欧洲，这样至少可以粗略地漫游一回这些巨大而陌生的区域”。他很羡慕地记述道，有一位真正高贵的中国神父，曾游历过所有这些地区，“他那时候可以从这里乘一辆两头骡子拉的车，经停80站（日行5～7里）到达俄国边界附近的伊宁。到处都有食物，价钱便宜至极，一路上的人据他说都很善良”[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471页，第604页，第616页，第520页，第653页，第658页。。

所谓南路和北路，就是通常说的西域南北道路，在汉代与唐代，所指是不同的。汉代主要指塔克拉玛干南缘与天山南麓（南道），以及以楼兰为中枢的通道（北道），出喀什到中亚。到了隋唐朝以后，除了上述两道之外，又兴起了天山北麓的线路，即从乌鲁木齐到伊犁或塔城一线，到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以北，到中亚的线路。这些变化，当时的李希霍芬可能并不太清楚。他提到的南北路，都是由河西走廊出嘉峪关，经哈密到新疆，然后分别前往中亚和俄罗斯的线路：从天山南麓经喀什噶尔往中亚；从北疆，经乌鲁木齐通往伊犁或塔城前往俄罗斯。这显然没有包括从敦煌出阳关由诺羌、且末、和田往喀什的古道。李希霍芬所指的贸易线路，并非局限在汉代，而是延伸到近代。相关线路在回民起义之前，仍然还很繁荣。西安是“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起点，但从西安运出的货物，大多来自长江流域的各个省份，特别是生丝和丝绸。贸易内容中，丝绸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但丝绸之外，还有茶叶、糖等。而贸易对象包括中国的西北地区，经新疆出境后主要是中亚及西亚伊斯兰国家、俄罗斯和欧洲诸国。

4.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商道考察

接下来的旅行李希霍芬并没有一直往西，而是沿渭水到宝鸡，翻越秦岭往汉中，南下四川，到成都。这是因为，通往西北的国际商道已经不能通行。李希霍芬的最初想法是“从北京到北部的山西，然后再到陕西、甘肃，冬天的时候越过一座高山向四川进发”，并且制定“去西部边疆的一套完整的计划”，最后“经长江乘船回到上海”[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471页，第604页，第616页，第520页，第653页，第658页。。由于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也发动叛乱，中亚阿古柏军队乘机入侵南疆，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了伪政权，进而侵犯北疆，攻占乌鲁木齐，俄国乘虚抢占伊犁，边疆危机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去西北和新疆的道路基本上被封死，李希霍芬没有能够实现穿越“丝绸之路”的计划，他只是从北京、张家口南下山西，折转到陕西西安，再由关中翻越秦岭，沿蜀道经汉中阳平道（金牛道）到四川。

对四川平原的物产，李希霍芬做了重点描述：“这里产丝绸、茶、糖、大黄、鸦片、烟叶，盛产盐，产一种非常珍贵的制造清漆的油和一种用昆虫炼制的精致的蜡，还有许多其他重要价值的东西。”他对成都赞不绝口，指出“成都府绝对是中国最美的城市。街道笔直宽阔，用大块方形砾石铺成，中央凸起。有一条大街叫东大街，有一小时的路那么长，笔直笔直的，格外热闹，到处都美丽如画。所有的街道两旁都挤满了商店，到处人群熙攘”[5]《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471页，第604页，第616页，第520页，第653页，第658页。。在四川，他充分了解到成都在中国西南的交通枢纽中心地位，以及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及边疆地区，甚至国外的商贸交通情况。

（1）北方，即陕西方向。李希霍芬从陕西西安进入四川的蜀道，骑马走了33 天，“穿越连绵的山区，先起过高山脉，然后越过柔和的丘陵地。这条道路是连接中国北部和四川省的唯一一条路”[6]《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471页，第604页，第616页，第520页，第653页，第658页。。这是一条主要通道，川陕间大量的商贸由此道进行。日记中描述了此线路的大致走向：西安-咸阳县-兴平-扶风-太白山-虢镇（今陈仓区）-渡渭河至南岸-马营镇（属宝鸡县）-煎茶岭-清姜河-嘉陵江-凤县-紫柏山-南星-榆林铺-三岔驿-留坝厅-马道-青桥铺-褒城-黄沙镇-菜园子-新铺湾-太安驿（大安驿）-宽川铺-选将坪-五丁关-较场坝-神宣驿-朝天关-龙房口-广元-大木树-剑门关-剑州-武连-梓潼河-上亭铺-梓潼县-绵州（绵阳）-罗江-白马关-黄许镇-孟家店-汉州（广汉）-新都-成都府。这条线路可直接与关中通往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连接。

（2）西及西北方向。这个方向“附近重要的贸易地点是灌县和雅州府。后者乘船可达，前者不行，因为水流太猛没有船只经过成都到那里。两地主要贸易品是四川的砖茶。从灌县出发的贸易是往西北的西番国去的，据说是用上好的骡子运输。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松潘厅，那里的独立部落（西番）当中居住的几乎都是穆斯林。砖茶从那里经极为艰险的山路部分运达西宁府。从西番国运出去的主要是羊皮、羊毛、鹿角还有一些大黄及其他药物。灌县也从西番国进口羊毛，还有最重要的大黄贸易。最好的大黄产自穆坪，它生长在最高最险的高山上，例如大雪山上。从龙安府出发也有往北去的贸易，即穿过解州地区经风水岭到甘肃，都是又窄又陡、牲口根本没法走的山路。雅州府的贸易尤其针对西藏。在灌县附近山陡然升高，一条岩石道路沿着河流通向茂州，从那里有一条颇为舒适的道路通往龙安府。这个城市从绵州也可到达”[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51-652页，第662页，第653页，第650页。。灌县和雅安是成都外围两个贸易次中心，辐射川西以外的今雅安、阿坝乃至西藏（经打箭炉，即康定-巴塘-昌都-拉萨）的广大民族地区。作为更次一级的辐射点，松藩（今阿坝），可远达青海、甘肃，或直接往敦煌、南疆，或往河西走廊；从灌县、茂州到龙安府（今绵阳的江油到平武一带），从阴平道往甘肃文县，进入陇南地区，至天水、定西、甘南，往兰州及河西走廊。西番，应当就是四川的羌族聚居区。“西番在灌县之后紧接着出现，生活在岷江两边，江边的汉族地方除外。茂州、杂谷厅、松藩厅都是在西番地区里的移民区，西番居住在这些地方以西和以北的全部地区。”[2]《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51-652页，第662页，第653页，第650页。

（3）西南方向。“宁远府据说是个穷地方，但盛产铜和银，也产金和铁。经宁远到云南省的大理府的道路尽管极为难走，但在叛乱前似乎曾有几分重要性。经这条路运来的甚至有八莫的贸易品，其中有英国货。大理府据说到现在的英国货源都很充足。经东川府和会理州到大理府的路大些，走的人要比宁远府的多些。”[3]《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51-652页，第662页，第653页，第650页。宁远府，即今四川凉山州，治所在西昌。会理在今攀枝花市以东。其与盐源，都有通往金沙江至云南丽江大理的交通线路，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古道。由此可从保山、腾冲通往缅甸八莫。当时大理已被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占领，作为政权首府。英国人与之有联系。

这些线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内陆通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再通往国外如缅甸、印度、阿富汗，或间接前往俄国、中亚的重要商道，今天也都是广义“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包括西南丝绸之路、西北青海道、西北西南的茶马古道等。

在成都，李希霍芬又萌发了新的更大的旅行计划。由于“需要很长时间”，他放弃了“经过打箭炉到巴塘，然后奔宁远府去”，改为“直奔宁远府，经盐源县去丽江，然后去永昌府，可能的话去腾越县，从那里去云南府、贵阳府、重庆府”，并“希望在百日之内完成这次大规模、彻底的旅行”[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51-652页，第662页，第653页，第650页。。从宁远府（西昌）到云南大理，他很想“从那儿往西南再走几天，以便解决一个大的或曰被视作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研究伊洛瓦底江畔的八莫和大理府之间的交通”。因为，“那里自远古就有一条贸易大道，英国人很想探明它，以便从乘汽轮可达的八莫开辟一条印度产品和英国贸易通往中国的道路。他们已经多次探索考察，但都失败了。最终于1868年由斯莱登少校从八莫挺进到中国的腾越州”。他想他只“需要到这个地方即可，这样那条通道就搞清楚了”。这应是李希霍芬在从甘肃到新疆道路交通受阻之后拟定的新的旅行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现，他也就能够考察今天被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的线路。从川西康定到西昌（康定到巴塘是往西藏的线路，不到宁远、盐源），南下木里、盐源，渡金沙江到丽江，然后经保山到腾冲，出境到缅甸的八莫，之后可往密支那或曼德勒，最后到仰光。

李希霍芬的计划是美好的，但或是受到了法国传教士的阻挠，并没有完成。毕盛“主教是想推行法国政策，将其他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排除在该省之外”，他“只讲旅途的凶险、强盗劫匪、涉水之艰等等”[1]《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第649页。。结合当时法国与普鲁士刚刚进行了一场生死大战，法国惨败并割地赔款，这种情况也是很可能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云南发生了回民起义，大理成了割据统治的中心，没有办法前往。最后，李希霍芬从成都前往雅安，经荥经往打箭炉和建昌（西昌，明设建昌卫）的路上，之后又转到嘉定府（今乐山），到宜宾，乘船而下，往重庆、宜昌，经汉口返回上海。

李希霍芬的旅行计划和行程一直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而调整，但他始终在探寻从中国内陆通往边疆和国外的各个贸易交通线路。而从西安到新疆的线路，只是其中的一条，当然，这也是他最向往的一条国际商道。在当时，他对经河西走廊到新疆这段“丝绸之路”的认识，只停留在较为初步的阶段。

综上所述，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并于1882年在《中国》第二卷中正式加以论述，相关思想应是在1868—1872年间逐渐萌生的。他在现实的地理考察及比较的基础上产生了“丝绸之路”的想法，该想法在其日后的整理研究中得到升华。他最初的思想并不像后来学者所阐发的狭义“丝绸之路”那么有时间和线路的严格限定，相关线路是宽泛和动态的。他的记述证明，从古代到近代，至少在西北战乱之前，以西安为起点，后来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商道仍然是通畅的，贸易非常繁荣。这说明，李希霍芬的思想可能更接近于今天人们所定义的广义“丝绸之路”概念。他多次提及马可·波罗在这条商道上的旅行，就说明他从来没有将“丝绸之路”局限在汉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丝绸之路”时间限定在汉代或隋唐，线路限定在西安至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亚一条线路上并不符合李希霍芬最初的思想。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和概念才能够与广义“丝绸之路”契合，至今经久不衰，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