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城市

单昱衡

冷战结束以降，西方世界开始陶醉于意识形态的胜利和物质空前繁荣带来的玫瑰色氛围之中。宗教势力已经早早退出了社会改良的舞台，而年轻人在商业寡头为了销售产品所营造出的消费主义环境下也渐渐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把思想的阵地让位于肤浅的感官享受和大众传媒所创造的文化偶像。无论从哪个角度，一眼望去，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代了：我们的GDP持续高速增长，大量人口脱离贫困;大洋那边的企业家已经在考虑如何把人类送上火星;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允诺将“解放”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岗位;我们的城市仿佛永无止息地在建造大型工程;男人们关心着股票、房市和汽车，而女人们则更在乎爱马仕铂金包以及如何把自己塞进维秘模特才能穿下的加小号服装里。

在这样一个物质大繁荣的时代，难道精神生活的繁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在中国，如果你在饭桌上和人谈论ipo融了几轮，可能会迎来旁人钦羡的目光，但是你如果想聊聊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索尔仁尼琴，别人估计会认为这哥们精神不太正常。佛陀、基督，或者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早已经被我们这些现代人扔到了故纸堆里，我们的神话需要简单、直接，充满肌肉线条和丰乳细腰的形象。超人、雷神、钢铁侠，这些投入大量资本的造神运动仅仅在个把小时的时间里满足了我们集体无意识中对于英雄和救赎的幻想，就在生活中彻底退场了。市民的生活在经过商业组织的壓榨之后，所剩已经极为有限，而这有限的时间却还要被种种肤浅而低质的娱乐节目所占据。城市疯狂的扩张，带走田园牧歌版的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聚落的生活形式。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现代人而言，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我们的村庄，连同储存着我们文化、习俗乃至人性的传统，都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下渐渐消失。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人类的人性部分已经在这个高度分工和组织化的社会被慢慢剥夺了。

可以说，在科技进步和物质繁荣的当今世代，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场大溃败。而这场大溃败的重要体现就是城市文化的空洞、苍白，乃至解体。这是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中期，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其问题却还没有完全展现时所发表的敏锐判言。尽管冷战的阴霾带给这位大思想家更多悲观的预期，但其中的洞见，仍是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无法埋没的。更可贵的是，作为一名研究城市问题的专家，刘易斯·芒福德并没有把思考局限于城市的物理形态，而是将思考上升至人类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层面来讨论城市问题。从他的诸多著作之中，我们不仅能管窥诸多城市问题及其根源，更可以不失享受地观赏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实在是美事一桩。

城市，作为人类种种社会活动的载体，象征着各种社会关系的聚合。它既是市场、世俗物质生活的所在;又是庙宇、神圣精神生活的集合。同样，政治权力、市民生活、手工业、服务业都同时存在于一座完整的城市之中。芒福德指出，城市生活和乡村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社会交往形式的不同。人类历史上的乡村总是以氏族小聚落的形式存在，村民往往互有血缘关系，或者至少相互熟识。他们在一种相对紧密的关系中从事农业生产，照看彼此的小孩，交换谷物和生活用品，同时以家庭和邻里为单位进行情感活动。这种紧密的社会交往主体被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称为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与之对应的是次属群体（secondary group）。芒福德认为，构成城市生活的核心要素就是高度发达的次属群体，包括商会、学校、职业群体和市民社团等。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组织架构的复杂性都大大超过构成乡村生活的首属群体。在一座功能完整的城市中生活并不要求你熟悉其中所有人（实际也是不可能的）。个人所获取的服务完全由有组织的行业所提供。他去市场采购食物，去鞋匠处修理鞋子，或者去市政厅登记结婚，都不要求他和提供服务的这个人有私人来往。正是在城市中，人类的社会交往超越了血缘纽带和邻里关系，升华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中世纪城市和古典时代的城市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比如紧密的城市肌理，防御性的城墙，还有位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宗教建筑物。如果说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卫城还没有作为城市生活的绝对核心而存在的话，与之相对应的现象就是在整个中世纪，教堂或修道院几乎是整个城市的唯一核心。而城堡、市政中心虽然往往也位于城市中央，但在功能上还是居于附属位置。从锡耶纳到弗罗伦萨，所有的中世纪城市几乎都在通过教堂的核心位置和巨大体量宣告着神权的至高地位。有意思的是，在神权统治的年代，教堂的职能甚至比现代还要丰富。与其将之定义为宗教设施，倒不如将其比作现代的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这里可以举行集会，上演宗教戏剧，还可以作为公共讨论和发表演讲的论坛，甚至是存放贵重物品的保险箱。

通过比较不同形式的中世纪城市结构，芒福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中世纪城市肌理的形成并非出于王权或者教权的强力意志，因而不是为了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而出发，而是因着一种社会需要应运而生。这表现在中世纪城市中蜿蜒曲折的小巷和因地势而妥协的城镇规划上。直到16世纪攻城利器加农火炮发明之前，中世纪城市常常利用崎岖的山石地面来修建防御工事。在当时，因为不用考虑轮式车辆所必需的平正道路和供水、排水设施，利用地势来修建城市就比起平整地面修城要经济得多。芒福德认为中世纪的城市规划属于一种“有机规划”：“它随新需要而不断发展;随新的机遇而适时丰富更新，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综合，最终产物本身变得越来越协调一致、紧凑致密，同时又体现出自身明确的目的性，因而最终生成一个极其综合丰富的城镇设计产品，并不比预先规划的几何形方案更逊色。”同时，有机规划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类自觉的努力。中世纪城镇的魅力和协调统一离不开当时规划专家的严格训练、规划的系统性要求和完备的管理制度。

中世纪城市中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城市无疑是显著不同的，其社会交往范围和复杂程度要远远小于现代城市。原因在于中世纪城镇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限制了居民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世纪城镇就像拥有防御工程的大型村庄。在超过城镇作为一个有机单元所能发挥其作用的极限后，城市也就不复存在了。在一个步行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1英里），中世纪城市的功能能正常发挥，但一旦城市的扩张超越有边界和范围的城市实体，就只能选择创造一个次中心来满足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芒福德观察到，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中世纪城镇的分布是分散和低密度的，其中规模最大的人口也不超过35000人，并且城镇（居民定居点）之间的距离大多在一天之内能够步行往返的范围之内。在攻城火炮的发明后，城墙就失去了作用。尽管城墙的存在并不是中世纪城市发展被限制的理由，城墙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边界的消失同步进行。这样，城市边界的瓦解就意味着自给自足的中世纪城市的瓦解，同样也预示着更大范围内文化的解体。

在随后到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我们发现欧洲的城市生活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开始在英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中萌芽了;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中世纪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群主寡头政治的形式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进一步衰落了;意识形态领域，随着经典机械物理学的发展，人们开始以更为精确和抽象的方式看待外部世界，时间和空间都脱离了中世纪时混沌的语境，开始准确地被人们所认知了;同时，因为地理大发现和经济的商业的发展，“永恒”的概念开始在普罗大众中瓦解了，人们开始把热情投向了世俗生活中所能摄取的一切。

由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过程持续了若干个世纪，而且其趋向在17世纪后才开始慢慢显露出来。而这场大变动中城市所指向的新状态，被芒福德称之为“巴洛克城市”（baroque city）。如果说中世纪城市的精神是根据社会生活需要而一点点地营造城镇，那么巴洛克城市的主旨就在于用一种精确的平面几何精神从整体上改变历史城市。巴洛克城市要求一种整洁和秩序，其象征物，就是笔直的街道、圆形拱门以及建筑间—致的立面。

所幸当时的规划师大多怀着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城市，同时也不具备那么大的权力改变城市的整体面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城市还保留着中世纪紧凑致密的肌理，同时又点缀着文艺复兴风格的新建筑，就像一支交响乐，其主旋律仍然是中世纪的，只不过增加了新的色调、节奏和速度。

芒福德认为，从中世纪城市设计理念到巴洛克式的城市理念并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和艺术的变化，其中还反映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意大利的地方自治社会转变为中央集权社会时所获得的重要成就，就是能够有效地管理财政税收，国家的资源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扩充。在军队和官僚系统的支持下，皇室政府和资本家们通过土地租金、掠夺、发行货币，迅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化。通过贸易顺差，每一个国家都能在与别国交易时以较小代价获得较多回报，并以黄金结算。当无法在贸易中占据优势时，就依靠国家军队来打开局面，走上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

在商品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的同时，人们的感官世界也在被重新架构，首先就表现在新的时间和空间观念。通过透视法，空间变得有序化和具有连续性，与物质运动和时间维度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宏观和微观世界的想象。时间在巴洛克理念中变得机械化，不再表现为一个连续的进程，而是分分秒秒的总和。这些变化全部都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同时，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外界的认知更加偏重于抽象分析，因而导致被认知的事物都是被肢解的、碎片化而不完整的。这种认知方式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分析物理事件，但是对于社会研究却是没有帮助的。男人、女人的定义是什么，自治机关和城市是什么，这样的认知方法都无法提供答案。

在巴洛克式的思想方法中，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观形式，而城市的形式又出于君主和强權的意志。因而巴洛克城市是机械的而不是有机的，是一气呵成规划好的而不是自然生长的。巴洛克的机械框架剥离了时间，它不允许事物变化和发展，不允许适应和改造。它既不考虑基层社区的公共空间，也不考虑为市场和学校留出空地。它的服务对象在于君主和权贵阶级，而公共机构只是居于他们的附属。芒福德总结道：“王宫、国库、监狱、疯人院一一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比这四大建筑更能完全概括着新制度或更好地代表它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吗？这四大建筑是占主要地位的。在它们后面是一片单调而毫无生机的机械地重复的房屋立面，在这立面的后面，被遗忘、被抛弃的社会生活的那一部分，正不知怎样地苟延残喘着。”

消亡的城市

进入20世纪，也就是芒福德作为观察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城市的面貌再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现代工程技术的进步允许建筑师在城市中建造大型高层建筑。在利益驱动下，高层建筑的方案被广泛地采纳作为城市中心高密度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汽车的发明和普及要求新的交通规划优先考虑机动车辆，城市空间因此被宽阔的马路所挤占。这样的规划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如交通拥堵、事故、尾气污染等等，更严重地伤害了城市的景观和人文环境（urbanity）。在这个城市物理结构快速扩张增生的时代中，城市传统美德却渐渐消亡殆尽：密切温馨的邻里关系被高层封闭式住宅彻底割裂，这种“高层贫民窟”不仅很难满足基本的通风采光需要，更忽视人们的情感需要;公共空间让位于大型停车场和高速公路，社区生活也就失去了其载体;暴力犯罪藏匿于缺少“观察者”的街头巷尾，因为街道已经优先给车辆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难以忍受这种恶劣城市生活的中产阶级纷纷出逃，加上私人汽车的普及，使美国城市迎来了快速的郊区化。这种美国式的郊区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它既不是城市又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你当然无法从这些低密度排列的房屋中找到可以被称之为城市风貌的东西，同时其规整的分布状态和人工铺设的草坪与道路，又与我们想象中的田园风光相去甚远。

可以说，以上两种新的现象是城市发展出的一种新的形态，但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的形象（image）已于其中渐渐消失了，甚至这种新型城市的本质就是“反城市”（anti-city）的。在反城市中，社会的丰富性让位于机械秩序，因而创造了无数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的无趣建筑物，其形式完全服务于功能。这样的机械秩序可能是高效多产的，但其内在逻辑只有物质领域的不断扩张，把增长当作唯一的目的。这里引出的问题是，人类的进步可以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吗？芒福德否定了这种源自19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观念，认为人类社会的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增加的物质积累和技术进步而解决。他从不认为技术手段可以解决所有的城市、社会问题，而是呼唤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号召创造一个新的理想家园，提倡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重视家庭生活和人类的自律。

面对20世纪后工业化社会带来的城市问题，规划理论界产生了两种应对方案，其一就是以勒·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规划的主张：将城市视为一个可以居住的机器（living machine），并将其功能简化为居住、交通、工作和娱乐。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城市也就成了一个大型组织机械，其零部件可以通过组装拼凑的方式一步步地组合起来。柯布西耶在他的城市理论著作《光辉城市》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城市模型：人口被高密度地安置在高层公寓楼中，其间以高速公路和地下铁路连接;由此而腾让出的大量空地被用作公园和广场;实行严格的功能分区，工作区和商业区在规划上与居住区分割开来，通勤则完全依靠汽车和轨道交通。芒福德认为这样的城市只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城市（这样的规划需要一个超级强有力的政府在财政充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完成，而实际按照此方案落实的规划也只有柯布西耶在印度昌迪加尔的项目）。他肯定柯布西耶对于现代化新城市的观点：只有经过专门设计的建筑物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各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城市的结构形态和基本秩序是体现城市美学价值的要素，而在充斥着感官刺激的当代社会则有必要需要通过充满秩序感的城市设计来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但芒福德指出，柯布西耶的主张背后有强烈的官僚主义倾向，即通过行政手段将人类聚落变成一种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兵团形式;同时忽视了承载了人类情感的城市文化历史环境。他“想象力的推土机从现有的城市结构上呼啸着碾过”，摧毁了城市的历史延续性和其立足于当今时代的根基。同时，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可能具有作为一个完善运转的大型机械的合理性，但他却忽视了人的要素：人们谈话的开阔场地，儿童们游戏的场所，情人谈情说爱的私密角落，从事园艺活动的场地，散步的甬道，这些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无一例外地被其宏伟计划选择性遗忘了。

另一股思潮发源于身处规划界之外的美国记者简·雅各布斯。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敏锐地揭露了美国大城市中的种种乱象，包括恶劣的生活环境、疏离的邻里关系、高发的犯罪事件等等。与现代主义规划专家们不同的是，她没有把产生这些乱象的原因归咎于过高的人口密度。相反，她认为正是超高的人口密度维持了大都市的社会和经济活力，拥挤和混乱正是都市生活的常态。而产生种种城市疾病的原因，则被她归咎于现代主义正统规划的失败街区设计。她关于犯罪问题的经典阐释是：街道两旁的商铺起到义警作用的守望（watch over），降低了犯罪事件发生的概率。而城中心建造的摩天大楼，尽管从远处看上去宏伟壮丽，但在地面却剥夺了传统商铺的守望功能。同时为了机动车的便利而采用的大型邻里单位和较稀疏的路网，在降低了街道上行人的守望能力的同时也损害了街区的活力。她主张增加市中心的人口密度，辅以更加密集的步行通道，以恢复社区的活力和自我监督功能。

芒福德和雅各布斯的共识在于，他们都认同城市的繁荣和问题来源于一种“更高形式的道德”，而这样的道德则建立在家庭和邻里组织结构的稳定和巩固之上。他们的分歧则在于：雅各布斯企图用一种“以毒攻毒”手段，即进一步增加本已十分拥挤的城中人口，并将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统一置于街道之上，来解决大城市的犯罪问题。芒福德则指出这样的手段是在故意放大这种病态的范围。他提倡的是一种区域化的解决方案，即将大城市的人口分流至区域内的次级城镇内，以解决城市拥挤混乱问题，并用一种更为整体性的区域性规划（regional planning）的视角，详细考察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来为城市制定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芒福德的这一想法直接承袭自他的导师，英国规划学者帕德里克·盖迪斯（Patrick·Geddes），但其原型却脱胎于19世纪城市规划学者艾宾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理念。这个理念是狂妄的雅各布斯嗤之以鼻的，但讽刺之处在于，她自己所提出的城市理想人口3万人，恰恰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谋而合。

无论是柯布西耶大刀阔斧式的解决方案还是雅各布斯“膏药敷癌”式的补救，似乎都无法为现代城市病入膏盲的城市问题提供一剂解药。芒福德的思想锋利地剖开了城市问题的表层，把目标聚焦于社会文化的内核，他认为那里才是问题所在：“当今大都市社会里铺天盖地的经济一社会势力和技术力量，已从城市文明的生态上离散开去，当然也就不再服从道德戒律，不再遵守社会规则和宗教理想。可是，这些守则和理想，无论有多么不完美，都曾经把城市社会置于一定程度的控制管理之下，都曾成功地减少了城市中各种潜在的破坏势力。”在他看来，城市的消亡，乃至于城市文明的消亡是迫在眉睫的事件。而阻止它的发生不能寄希望于顶层的设计和管控。唯一的路径是从最小单元入手，逐渐上升，赋予他们生命力和主动性;把每一个人看作一个负责任的个体，把每个邻里社区当作文明的基本器官，把城市看作社会生活的有机实体，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和生态平衡之中。

技术的神话

在历史学界，“人类是制作工具的动物”这一判断已经成了一种经久不息而又被广泛承认的论调。但芒福德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决定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制造工具的能力，而是运用语言符号和审美形象的能力。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能否制造工具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基本属性的话，那要怎么解释有些动物在制造使用工具的时间和复杂程度上都远远先进于我们人类的现象呢？从精致的鸟巢，到海狸复杂的巢穴和堤坝，再到精妙绝伦却又井然有序的蜂巢和蚁穴，都证明了掌握工具（容器）的强大生存技能并非是我们人类所独具的。关键的时间节点位于人类进化的过程解放了过去用来行走的前肢，前肢发展出了本来需要由口完成的比如咬、叼、含等功能的替代方式，因而就解放了人类的口腔，用以发展语言。人类的大脑就此发展出了强大的可塑性，并和四肢一起构成了一个具有有机生命丰富能力的整体（organiccapabilities）。

在这样的认识上，芒福德得出了一个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推论：人类在发明、创造以及征服自然的每一个阶段，其目的与其说是增加生活资料或者控制自然界，倒不如说是实现自身丰富的有机潜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充分实现超越一般生物性的追求和理想。因而：“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life-centered），而不是以劳动生产为中心的（work-centered），更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power-centered）。”芒福德从不掩饰对技术泛滥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担忧。不过与其说他是一个反技术论者，认为人类要回到石器时代的生活中去，倒不如说在他的价值体系里，技术应该始终处于一个为人类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而服务的位置。同时，他也忧心忡忡地对当下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失败的价值理性发出谔谔之声，他认为机器崇拜和政治上的道德虚无主义的联姻将会给人类命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机器的神话》一书中，“超级大机器”（megamachine）一词被芒福德用来描述一种充分动员、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君王，或者国家元首，被上天的权力或者一种精心粉饰的政治理念赋予了近乎无限的权力。凭借着依靠愚忠和盲从而构建的巨大而高效的官僚体系，可以实现氏族社会中无法想象的宏大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否符合人性。从古埃及为法老永生而建造的巨大金字塔，到希特勒运用国家机器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再到美国以举国之力研究的原子武器并将之投入运用，无一不是这个超级大机器运作的产物。

这个超级大机器曾经随着古代封建王朝的瓦解而坍塌了，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又以一种更为高效的形式，更加庞大的体量被重新设计了。在这架机器中，人们被教导放弃个人尺度的价值判断以服从一个更加宏伟美好的政治目标;个人变成了这个机器中的一个小小零部件，执行命令是其最大美德;高度发达的自动化生产允诺了极大的物质丰富，在施予小恩小惠的同时让人们传染上了工具理性的狂热;技术的进步让整个官僚体系的信息传递更为快捷精确;以致原子化的个体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可能……

芒福德警醒地认识到这样的超级机器将承载着人类走向自我毁灭，核武器在日本的应用更加深了他的悲观看法。他认为，组织这种情况必须通过个体的觉醒，个体的不合作，并非是以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现有体制，然后再复制出另外一个，而是创造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摆脱对机器和技术的崇拜，重新恢复道德、传统和文化对于社会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隐逸于瓦尔登湖的梭罗是一个革命者。

先知的呼喊

芒福德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无论是建筑，还是城市，都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而独立存在。他的分析和评论，无一不根植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在城市研究上，他反对孤立地研究城市问题，认为抽象的批判往往流于空洞而毫无意义。城市研究在他笔下，也不仅仅是构建于历史之上的宏大叙事，更多地還有他基于个人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洞见。

从芒福德的著作中，无一不可见那大无畏的呼喊和批判。尽管他在晚年对于人类命运更多的持悲观态度，但是细微处仍然透出坚韧的希望，他指望通过一种新的变迁让我们的城市文明起死回生：“这种变迁的全部内容，无非就是改变兴趣的方向，让全体生物界，以及全副人性，都改换自己兴趣的走向。它就是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创立一种新型的哲学框架，是培养一套新的生活习惯。”

那么，位于21世纪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他的预言有多少成真了呢？

我想，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他没有给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人类灭亡时间表”，但是上帝在灭亡一座城之前，有哪个先知会说出那具体的时间呢？所有的警示，都只有一个“将”字作为注脚而已。

在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领奖台上，他对着读者和同仁们说：你们就称呼我约拿吧！悲观的人总是正确的。约拿在前往尼尼微大城宣告上帝对他们的警告时，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会悔改求告上帝，当他们这么做了之后，上帝也就收回了他的愤怒没有灭绝这城。芒福德既没有自比为为了上帝的审判而哀哭的耶利米，也没有自比为宣告福音即将到来的以赛亚。他说自己是约拿。那可是个失败的先知啊！因此我们大概能窥见这个谦卑的老人心底最隐秘的愿望。

参考书目：《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

责任编辑 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