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尔巴哈哲学对辩证法的运用
——兼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和超越

夏 钊

内容提要 费尔巴哈哲学长久以来一方面被定位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另一方面被评判为类似于18世纪素朴的法国唯物主义。这里显然存在矛盾：一个是后黑格尔的吸收了辩证法的理论，另一个是前康德的非辩证的理论形态。那么该如何解读费尔巴哈真正的理论形象？如何基于此形象呈现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最核心的理论关联？通过阐释费尔巴哈哲学的三个辩证的核心操作——世俗化、驱除主观性和借助感觉/情感，可以揭示费尔巴哈连接黑格尔以及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辩证法家形象，从而澄清其并非传统观点所误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者”，进而说明马克思通过继承和超越费尔巴哈哲学，最终以具有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为落脚点，才完成了其新本体论第一原理的构建。

在我们传统的哲学史认知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费尔巴哈一方面被划为左派黑格尔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另一方面其哲学又几乎一面倒地被评判为一种素朴的唯物主义，而全然不谈黑格尔主义的事情了。由此而来的，就是费尔巴哈那“惨淡”的形象——始终处于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阴影之中：在前者那里，特别是在正统黑格尔主义者看来，费尔巴哈追求直观感性的人类学是一种明显的倒退，根本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概念认识和历史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而在后者那里，第二国际将费尔巴哈还原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卢卡奇）又以“直接衔接黑格尔”为由将其直接无视，所以，费尔巴哈感性自然的唯物倾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顶多只是马克思历史社会理论的预备。那么，费尔巴哈是否真的就如上所述只是素朴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作左派的“黑格尔主义”，并与辩证法关联？重新定位费尔巴哈，又会让他与马克思的哪些关键联系浮出水面？本文将以费尔巴哈哲学创立过程中的三个核心操作——世俗化、驱除主观性和借助感觉/情感为线索，呈现其内核的辩证法关切，揭示费尔巴哈连接黑格尔和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辩证的一面，从而驳斥对费尔巴哈的旧有印象。进而，在这种理解费尔巴哈的新视角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继承与改变。马克思落脚在具有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上，就是以费尔巴哈为重要枢纽建构起新的本体论。

一、出于辩证法而诉诸感性存在：对黑格尔的“世俗化”

19世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众多经验科学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以批判的目光重新审视经典科学理论（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理论），试图实现对已有理论的某种革新。在这样的背景下，批判革新的浪潮也发生在了哲学领域中。费尔巴哈无疑是这场批判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促成这场革新运动的除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有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大概都会承认，在黑格尔哲学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体系，一个是辩证法。体系被看作促成黑格尔发展出有关绝对理念一整套理论架构的推手，而辩证法则具有打破固有束缚、脱离僵化教条的批判功能。恩格斯就曾评价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意义“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也就是说，没有现成、永恒的绝对真理，一切不过是逻辑历史过程的结果，都具有时代性、暂时性。所以，从黑格尔哲学中挖掘出的这种批判、革命的辩证法也在召唤着革新，推动了思想的狂飙突进。作为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费尔巴哈无疑也参与到了这场革新运动中。

青年费尔巴哈一开始学习的是新教神学，后转到柏林旁听了黑格尔的课程，从此被哲学深深吸引。1828年，费尔巴哈将自己用拉丁文写成的博士论文《论唯一的、普遍的、无限的理性》[2]Cf.Ludwig Feuerbach,Gesammelte Werke Bd.1,Berlin:Akademie Verlag,2000.连同一封信一起寄给了黑格尔。在论文以及信中，费尔巴哈初步展现了其基本想法——纯粹逻各斯需要“道成肉身”，理念需要“世俗化”（Säkularisation）。他认为这种“有生命的”“自由的”要求来自黑格尔，他在整体精神上把握了黑格尔哲学的思想[3]Cf.Hegel,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d.III:1823-1831,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69,pp.244-248.。这时的费尔巴哈尽管在很多关键思考上仍不清晰，但是作为其理论核心原则之一的“世俗化”从最开始就被提了出来。而且关键的是，这一原则恰恰是在黑格尔有机自由的“理性”基础上才提出来的。可以说，费尔巴哈早在自己求学时期，就已经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相当多的因素。

后来，费尔巴哈受小费希特（Immanuel H.Fichte）、魏斯（Christian H.Weisse）和谢林等黑格尔早期批评者的影响，对黑格尔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将黑格尔哲学定位成“思辨神学”，即思辨哲学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一种“化为逻辑学的神学”。虽然黑格尔也批判神学，但其所运用的方式在费尔巴哈看来与神学共享类同的结构，都是“颠倒”的，即“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4]〔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102 页，第103页。，也就是说，黑格尔其实还是利用一种神学的形式来批判过去的宗教，将宗教还原为逻辑，而这种逻辑的东西与神学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神学的神圣实体是一切实在性，亦即一切规定性、一切有限性的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逻辑学也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也都可以在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例如质，量，度量，本质，化学作用，机械构造，有机体。”[5]〔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102 页，第103页。而真正的方式就如批判性的辩证法所指示的那样，还主体（主词）以本来面目，没有绝对的、永恒的东西。所以可以说，费尔巴哈以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黑格尔（体系），希望能将黑格尔哲学从“神学化”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与此相对的“世俗化”就是首要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费尔巴哈诉诸了两个步骤：1.反对黑格尔无限性的绝对，而追求有限化；2.反对黑格尔形式化的抽象性，而追求具体现实。下面将分别进行说明。

1.费尔巴哈针对无限性，提出了时间空间原则。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指出，“黑格尔的观点和他的方法所采取的形式，本身只是排他的时间，而并非同时是宽容的空间；黑格尔的体系只知道从属和继承，而不知道任何并列和共存”[1]〔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第109-110页，第110页，第50页，第65页，第166页。。费尔巴哈发现，黑格尔那里只存在历时性，而没有共时性，只有无限的单一接续，而没有同时的多样的展开。其实，这样一种“排他的时间”并非真正的时间，而是类似某种逻辑性、必然性的东西，缺乏时间固有的任意性、自由度（包含有限性），所以建立在这样的“排他的时间”基础上的黑格尔的绝对历史，说到底反而是反“时间”的、无限的。因而，更彻底地来讲，脱离时间其实就是一种“绝对”，而“思辨哲学家对于‘绝对’的所作所为，与神学家对于上帝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上帝具有人的一切欲望而没有欲望，爱而不爱，怒而不怒。没有时间的发展，也就等于不发展的发展”[2]〔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第109-110页，第110页，第50页，第65页，第166页。。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反时间、无时间所造成的无限制，就像神学家的上帝那样形成一种平面化的无规定性和抽象性，也就排斥了所有的规定性和具体性，所以“没有限制、没有时间、没有痛苦的地方，也就没有性质、没有力量、没有精神、没有热情、没有爱”[3]〔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第109-110页，第110页，第50页，第65页，第166页。。“性质”“力量”“精神”“热情”“爱”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形式化、抽象性相对立的东西，它们共同表达着丰富的有限性和具体性，这也是费尔巴哈在“世俗化”原则指导下所要追求的。费尔巴哈还试图从时间原则的时代性上来说明黑格尔哲学实际的有限性：“黑格尔哲学是在一个时代里产生的，在这个时代里，人类正如在任何其他的时代里一样，是处在一定的思维阶段上……因此它（黑格尔哲学）本身就应当具有一种一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性质。”[4]〔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第109-110页，第110页，第50页，第65页，第166页。费尔巴哈指出，即使黑格尔一再声称自己的哲学是无限、绝对的，也无法摆脱其时代前提。这也显示了费尔巴哈力图将黑格尔拉回有限性领域的意图。

2.针对黑格尔形式化的抽象性，费尔巴哈指出其思辨系统的“设定”（Setzen）或者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说，理性的“表达-证明”（Darstellen-Beweisen）诉求，是导致理论形式化的根本原因。首先，“黑格尔把一切都压缩到表达中，从理智的预存中抽出一切”，“一切都必须得到表达（证明），或者一切都必须转变成表达，化为表达，表达从表达以前所知道的东西进行抽象”[5]〔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60页；Ludwig Feuerbach,Sämmtliche Werke Bd.2,Leipzig:Leipzig Verlag von Otto Wigand,1846,pp.202-203.，而表达需要借助概念语言、思想范畴成为一个理性中介的过程，从而也就是一个间接、抽象的思维过程。其次，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就是对“绝对”的理性表达-证明，虽然这种表达-证明只能在最终结果那里才得以实现，但是在费尔巴哈看来，在理论的开端作为结论的“绝对”就已经被预设了，“预先提出来当作中介阶段和环节的东西，已经设想成为绝对理念所规定的东西”[6]〔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第109-110页，第110页，第50页，第65页，第166页。。在整个证明过程中，不存在外部的内容的添加，而只有理性自身内在的呈现（从潜在到现实），所以这种“绝对”的理性表达-证明只具有一种从抽象到抽象的、形式化的意义。因而，为了摆脱黑格尔这种伪装的思维证明的虚假性，费尔巴哈最后引入了具体现实的、不同于理性的、不同于概念思维的感性（sinnlich）事物。“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或作为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乃是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7]〔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第109-110页，第110页，第50页，第65页，第166页。并且，这种具体的感性存在也满足有限性的要求，因为它是有时间性的、有死的。

费尔巴哈基于辩证法批判革命性的诉求而批判思辨哲学神学式的无限性和形式抽象性，逐步地贯彻了“世俗化”原则，从而找到了可以仰赖的基本立足点，即一种本体论承担者——具体现实的感性存在。不过，这一承担者仍在诸多方面未得到规定。为了不退回18世纪独断、素朴的法国唯物主义，依然保持德国古典哲学一直以来的批判因素，费尔巴哈又关联到黑格尔，来推进自己的理论。

二、基于辩证的否定性关系（对象性）：主观性的驱除

费尔巴哈虽然在1839年之后将黑格尔哲学定位为“思辨神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很多论者以为的那样）他要与黑格尔彻底划清界限。一方面，费尔巴哈始终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正如在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那样，费尔巴哈寻求现实具体的感性存在、将黑格尔世俗化，很大程度上源于辩证法的批判革命性诉求。而这种批判革命性归根究底其实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Negativität），这一点费尔巴哈看得极其清楚——跟谢林相比，黑格尔把握到了“反映、理智、否定性等环节，也就是说，他以概念的精子（费希特的自我）使绝对同一性的子宫受到鼓舞、受到规定、受了胎”[1]〔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页，第75页，第70页，第66页。。谢林的“绝对”只单纯依赖某种智性直观，而黑格尔则凭借具有否定性关系的概念规定的中介作用，使“绝对”成为理论运作的结果，使空洞、缺乏内容的“绝对”变成具体受规定的、具有对象的。“不应该把否定的、不同的、作为反思对象的东西只是消极地当作有限的东西，而应该把它当作积极的、本质的东西。”[2]〔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页，第75页，第70页，第66页。由此，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关系也成为费尔巴哈哲学思考中隐而不发的核心命题。所以，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否定性关系上，费尔巴哈其实始终是跟黑格尔站在一起，只不过，二者的分歧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即该由什么来承担否定性关系，抑或否定性关系（对象性）在什么上展现，这样才有了费尔巴哈之后对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操作。

那么，该由什么来承担否定性关系呢？黑格尔的回答自然是纯粹理性的思维自身，而费尔巴哈则认为应是具体现实的感性存在，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述的那样。针对黑格尔的回答，费尔巴哈指出这种从理性思维自身出发的立场，其实就是一种“绝对无限制的主观性（Subjektivität）”[3]〔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1页。，这种主观性的具体特征表现为内在性、能动（活动）性、同一性（Identität）、间接性（Mittelbarkeit）；而与此相对，费尔巴哈反对这些主观性特征，力图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恢复被遮蔽的客观性面向，其特征就是外在性、受动性、非同一性（Nichtidentität）、直接性（Unmittelbarkeit），这些非主观性特征共同引导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在感性存在上呈现源自辩证法的否定性关系（对象性[4]对象性、对象在德语中分别是“Gegenstandlichkeit”“Gegenstand”，词干本身就带有“gegen-”即反对、对立之意，也就是说对象在词源上本就是彼此反对、否定的。）。

1.对于内在性，费尔巴哈明确指出了黑格尔的理论运作都是内在于意识、思维自身的范围，以自身为开端，最终又回到自身，作为其体系展开的“绝对”的论证就是这样一个内在的过程，而其系统中所蕴含的否定性关系，即意识的对立、对象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可以被克服、扬弃的，因为规定、排斥、分化的对立关系都是内在于意识的，是思维自身的展开。“现象学或者逻辑学……从直接假定自身开始……因为它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并不是从思想的对方开始，而是从关于思想的对方的思想开始，在这里面思想自然已经预先认定要战胜它的对方了。”[5]〔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页，第75页，第70页，第66页。代表着否定性的“思想对方”或者说外在的意识对象，在黑格尔这里，说到底还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内在性，所以只是“一种形式的、表面的对立”[6]〔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页，第75页，第70页，第66页。；而在费尔巴哈看来，这种“看似”的对立就不是真正的否定性关系，从而也就失去了本该具有的批判维度，换句话说，黑格尔的主观内在性反而使其无法真正实现彻底的否定批判。所以，费尔巴哈走向了反面——“外在性”，意图保持某种真实的否定性。

2.对于能动性，费尔巴哈以“自我”为例认为，在“我”之外还有“你”，当“我”充当“你”的对象，就不会是能动的，反而是受动的。在黑格尔看来，自我可以等价为自我意识，而这里的最大问题就是忽略了“自我是有形体的”，也就是说“自我不仅是某种能动的东西，而且也是受动的东西”。费尔巴哈进一步提醒道，“我们要从自我的能动性中引申出这种受动性，或者要把这种受动性想象为某种能动的东西，都将是荒谬的”[1]〔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第93页，第70页，第77页，第60页，第105页。。受动性就应该保持为受动性，它是与能动性对立且存在巨大差异的，所以也应该被重视，因为身体就是主要的受动因素，而且受动性也与我们的意志和感觉相关。“没有抗拒意志的东西，就不可能有意志。并且，在每一个感觉里面，除了受动以外再无活动，除了肉体以外再无精神，除了非我以外再无自我。”[2]〔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第93页，第70页，第77页，第60页，第105页。

3.针对同一性，一方面，费尔巴哈提出，黑格尔一开始就假定了绝对同一性，而这种绝对同一性集中体现为绝对理念、绝对真理、绝对方法[3]Hegel,Hauptwerke Bd.4:Wissenschaft der Logik,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2015,p.237；〔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1页。，这意味着似乎“再也不能怀疑的、超出一切批判和怀疑之上的”[4]〔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第93页，第70页，第77页，第60页，第105页。，所以这也导致了辩证的否定性、批判性的丧失，呼应了内在性问题。另一方面，追求主客同一是德国古典哲学内的一条主要线索，黑格尔也遵循着这条线索，并力图让其成为自己理论体系的最终结果。但是这种一切朝向一点的理论运作原则，在费尔巴哈看来“既是一个不产生效果的原则，又是一个有害的原则，因为它在特殊事象中取消了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妨碍了发生学观点的批判思维、寻求条件的思维、真理的追求”[5]〔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第93页，第70页，第77页，第60页，第105页。。同一性作为抹平一切区别、对立的原则，会取消差别和特殊性，而所谓的“发生学”（Genetik）[6]“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对于一个由表象提供的对象……并不作武断的证明和理解，而是研究其起源，怀疑对象究竟是一个真实的对象，还只是一个表象，或者一般地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它是极其严格地区别开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页。恰恰就是要在主客差异之下探寻客观对象的条件、起源，因此坚持同一性反而无法实现对客观起源、条件的探索，无法满足自康德以来的批判性哲学所声称的对可能性条件的把握。所以，费尔巴哈对同一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进而提倡一种非同一性。

4.最后，针对间接性，正如在“世俗化”部分批判抽象形式化所提到的，理性的概念思维本身就是中介过程，将直接性转化为间接性。黑格尔的“表达-证明”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操作程序，其本身就是间接的，因此即使最开始的东西“在表达里面也决不是一个直接的东西，而是一个设定的、依存的、经过中介的东西，因为最初的东西为一些思想范畴所规定”[7]〔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第93页，第70页，第77页，第60页，第105页。。毋宁说，黑格尔整个体系就是从间接性到间接性，它“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整个体系。它诚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是用的只是一种本身又可以分离的间接方式”[8]〔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第93页，第70页，第77页，第60页，第105页。。黑格尔哲学似乎缺少一种原初的直接性，而这种直接性在费尔巴哈看来具有某种非强制的兼容、直接确定的统一性功能。

经过上面对思辨哲学“主观性”特征的逐一驳斥之后，费尔巴哈得到了承担并彻底贯彻辩证否定性关系（对象性）从而呈现非主观性特征的感性存在。可以说，在费尔巴哈这里，有可能跟18世纪法国素朴唯物主义相混淆的“感性存在”，进一步发展成了极具辩证法色彩的“感性对象”（Sinnlicher Gegenstand）。感性对象一方面必须是辩证法诉求的批判革命的结果，是对黑格尔的世俗化，面对感性的现实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必须出于辩证法的否定性，驱除主观性特征，去除第一人称视角，成为对方、对象。所以，哲学就必须立足这种感性对象，“必须从自己的反题，从自己的‘他我’开始，否则开端将总是主观的，将总为自我所吞没”[1]〔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8页，第63页，第166页，第111页，第107页，第63页。。真正的哲学就是“具有怀疑自己的自由和勇气的哲学，从自己的对方中间产生出来的哲学”[2]〔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8页，第63页，第166页，第111页，第107页，第63页。。总体来看，对辩证法否定性关系的激进化和一定程度的彻底化[3]费尔巴哈力图建立的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否定，也是神秘主义的否定，是泛神论的否定，也是人格主义的否定，是无神论的否定，也是有神论的否定”。〔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6页。这某种意义上与倡导“他者”视角的法国传统以及后现代哲学立场颇有相似之处。成为费尔巴哈构建其本体论甚至整个哲学的第一要义，而这其实也是其与黑格尔最关键的关联点，是其被称为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应有之义。

三、依靠辩证的感觉/情感：达成兼容的统一性

正如第二部分所论述的，因为驱除了主观性特征、消除了第一人称视角，费尔巴哈也就面临着如何把握、达至一种非第一人称视角的对象，以及由此把握“理论者自身达到了非自身的对象，并以其为开端”所导致的辩证的统一性（Einheit）如何实现的双重难题。

为此，费尔巴哈一定意义上参考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小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等）[4]参见Andreas Arndt,Dialektik und Reflexion,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94,pp.241-248。，提出必须依靠“感觉/情感”（Gefühl）。“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5]〔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8页，第63页，第166页，第111页，第107页，第63页。在早期浪漫派那里，感觉/情感不同于理性思维的面向对象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非哲学的，因为它能把哲学无法理解、把握的东西吸纳进来，费尔巴哈正是看到了这点。“哲学家必须用人的本质的那个不研究哲学的、甚至于反对哲学、对抗抽象思维的方面，即那个被黑格尔贬为注释的东西，吸收到哲学本身里面来。……我们中间这个与思维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乃是感觉主义（Sensualismus）的原则。”[6]〔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8页，第63页，第166页，第111页，第107页，第63页。而且德国早期浪漫派反对将观念论与实在论、哲学与生命（Leben）分裂开，反对由费希特哲学造成的神秘同一的绝对，希望将“诗的元素”拉入思辨，也就是追求用艺术理论、美学的前提方式建立起全部知识的内在联系，从而非理性概念式地实现思辨与经验的协调兼容。甚至，早期浪漫派还认为“感觉/情感”是原初前反思的（präreflexive）、具有直接的先验性，在其上实现了思想与意志的相对统一，而且感觉/情感具有类似于康德“崇高感”（Gefühl des Erhabenen）的内部辩证结构（客观对象与自身的直接统一）[7]崇高感“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因而可以说，崇高的情感包含对无限的东西的否定、拒绝以及对人的力量的领悟、肯定。〔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3页。，因而，在很多时候感觉/情感被施莱尔马赫等人当作核心的先验连结环节和统一基础，以替代康德哲学中的“我思”（Ich denke）[8]Andreas Arndt, Dialektik und Reflexion,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1994,pp.121-145;cf.Schleiermacher, Dialektik(1814/15)/Einleitung zur Dialektik(1833),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88.。在此基础上，一切有限事物中的否定性关系、知识与行动都能彼此兼容，得到前反思意义上的统一。而整个协调包容思辨与经验、思维与意志的否定性关系，达到其统一的先验基础的过程，就是早期浪漫派为费尔巴哈提供的破解难题的辩证手段——“当你思想到性质之前，你先感觉（fühlen）到性质，感受是先于思维的”[9]〔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8页，第63页，第166页，第111页，第107页，第63页。，而辩证法“并不是思辨的独白，而是思辨与经验的对话”[10]〔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88页，第63页，第166页，第111页，第107页，第63页。。借助具有原初先验性的感觉/情感，费尔巴哈解开了第一重难题，实现了从感性对象开始，避免了以自身为开端，而这个对立否定性的感性对象或对方是作为“人”的“你”，是独立的“自然”[11]“自然不是一个派生的、设定的东西，而是一个第一性的、独立的东西。”〔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2页。，也是根本与精神对立的“身体”[1]“身体或者肉体是必然与自我相联系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对立物。主要的形而上学原则是植根于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中，而且仅仅植根于这个冲突中。”〔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3页。。

与此同时，费尔巴哈还面临着第二重难题——统一性问题。仍然依靠德国早期浪漫派这个强大盟友，费尔巴哈的思路是这样的：虽然贯彻感性对象的第一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无法谈论统一性，否定的对象性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形成某种“相对统一”。从上文德国早期浪漫派谈及“感觉/情感”的兼容性（Verträglichkeit）就可以看出，在感觉/情感中与对象的相对统一其实指向一种非压制性的协调相容，费尔巴哈也称之为“联合”（Vereinigung）或“我”与“你”的联合，而“这个联合就是认可，就是真理的标志和确证”[2]〔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56 页；Ludwig Feuerbach,Sämmtliche Werke Bd.2,Leipzig:Leipzig Verlag von Otto Wigand,1846,p.198.。所以，具有否定性关系的差异双方，在这种联合中并不彼此中介与扬弃而进入某个黑格尔式的同一体，而是保持自身又相安无事，呈现为一种不过多干涉、兼容的直接性。从一定层面上来说，这种相对统一或许只有某种消极意义，但既然费尔巴哈要把握感性对象，要激进化辩证法的否定性关系，“兼容性的联合”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对第二重的统一性难题较完满的回答了。进一步来讲，费尔巴哈以对象性为前提形成的较松散的联合体，其实就是作为“类”的“人”，就是“我与你的联合”，是兼容了自然与社会本性的人本身，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某种人本学与自然学的结合。可以说，以激进化否定性关系的感性对象为开端，协调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兼容联合体的费尔巴哈哲学，试图创造一种既不同于黑格尔绝对思辨哲学又同样具备辩证法结构的哲学立场，这种新的尝试是“区别‘自我’和‘你’、主体和客体的立场，……因此也就是新哲学的立场”[3]〔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4页。。

综上，费尔巴哈同样也以辩证法为自己的理论目标，并非某种前康德的、素朴的唯物主义者，而更应该作为后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派”展现出很大程度上对于辩证法因素的吸收。费尔巴哈哲学包含三个辩证的核心操作：1.对黑格尔的世俗化；2.贯彻否定性关系（对象性），驱除黑格尔的主观性特征；3.依靠早期浪漫派的感觉/情感，费尔巴哈基于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对象也确确实实地兑现了辩证的设想。所有这些理论创建都深深影响了马克思，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巨大的启发。

四、继承与改变：马克思提出具有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活动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既不是在马克思1841年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也不是在《莱茵报》期间，而是从1843年开始，即马克思与卢格创办《德法年鉴》开始。从1843年至1844年，马克思在其诸多写作和通信中都对费尔巴哈哲学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称赞费尔巴哈不仅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而且也在《未来哲学原理》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第314页。。而费尔巴哈之所以被如此盛赞，就是因为“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第314页。。马克思敏锐地看出，费尔巴哈是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来面对黑格尔和辩证法的，并且在此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有对辩证法精神和核心的继承，也有对黑格尔一些方面的反对。正如前文所呈现的那样，这种“严肃性”正是马克思此后也力图坚持的理论态度。

针对费尔巴哈主张的基于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对象”，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推进：基于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活动”[6]详见王南湜、夏钊：《人是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之第一原理》，《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那么，这一“感性活动”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马克思这一本体论第一原理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操作步骤的继承与改变之上的，并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极有针对性，费尔巴哈就是其关键性的枢纽。那么，马克思到底继承和改变了什么？又是如何来推进费尔巴哈哲学的呢？

对于费尔巴哈的第一个操作——因辩证法的批判性要求而进行“世俗化”，马克思极为赞同。他继承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定位，认为“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第319-320页，第325页，第337页，第324页。。所以，黑格尔哲学的最终形态在马克思眼中也是一种保守的、非批判的理性神学，其无限性、形式抽象性妨碍了对于具体现实的把握，这也与费尔巴哈的分析相契合。因而，为了追求革命的批判性和有限、具体的感性事物，对思辨哲学的“世俗化”势在必行。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世俗化”操作上，马克思不仅继承了费尔巴哈，并且更进一步引入了政治经济学因素，从更加实证的经济学层面实现对具体社会现实的把握。

而针对费尔巴哈的第二个操作——坚持并贯彻辩证法的否定性关系（对象性），驱除黑格尔的主观性特征，马克思认同前一部分，而对后一部分有所保留和改变。具体来讲，首先，在否定性方面，马克思也继承了费尔巴哈，敏锐地指出黑格尔的“否定性”，或者用《精神现象学》中的术语来讲，即“异化”“外化”。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第319-320页，第325页，第337页，第324页。辩证的否定性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推动和创造原则，如果没有否定性，也就没有规定性，更不会有彼此相对的对象关系，马克思关心的“劳动”问题[3]“劳动”就是“否定性”原则的一个范例，因为劳动的过程就是对象化的过程，否定劳动的客体、制造差异性的过程。也自然不可能存在。所以，否定性的对象关系对把握具体的感性现实尤为关键，是它的本质环节；而如果缺乏这一关系，感性事物就不会存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第319-320页，第325页，第337页，第324页。

其次，在主观性上，一方面，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驱除了内在性和同一性。因为绝对的同一性必定会发展成绝对第一视角，以自身为基点，排斥差异，由此也必然产生内在性，这会导致体系的封闭，且与上面谈到的需要坚持的否定性关系背道而驰，反而建立在批判否定之上的外在性和开放性，才是应该去追求的，“外在性理解为显露在外的并且对光、对感性的人敞开的感性”[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第319-320页，第325页，第337页，第324页。。

另一方面，对于费尔巴哈彻底清除了所有主观性特征的方案，马克思也有所保留，并不认同这么极端的做法。他认为有必要保存主观性的部分特征，特别是能动性/活动性（Tätigkeit）的方面，而且这也关系到马克思不赞同费尔巴哈的第三个操作——只依靠感觉/情感来谋求某种统一性。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的判断，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本质上是融为一体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第319-320页，第325页，第337页，第324页。但费尔巴哈最后没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的自然存在、感性对象其实就是“人的活动”，而费尔巴哈清除了全部主观性特征（甚至包括能动性），同时求助于早期浪漫派的感觉/情感，看似获得某种直接的把握，其代价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Praxis）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Gegenständliche Tätigkeit）”[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缺乏能动性/活动性，缺乏实践活动的支持，感性现实就只能成为纯粹的被动客体，有陷入极端的、纯粹抽象的否定物（即某种不可知论的虚无主义）的危险。并且，保持能动性（不考虑受动性的忽略的话）并诉诸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完全与辩证的否定性关系相冲突，因为否定性的彼此对立、交往互动恰恰也是活动性的体现，所以对于费尔巴哈彻底驱除主动性特征甚至能动性同时仅仅诉诸感觉/情感，马克思是反对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追求“感性活动”，即在把握感性现实客体时，仍需“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要求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也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而是相对的、受限的，因为辩证的否定性关系（对象性）始终是前提，是“具有否定性关系（对象性）的感性活动”。而马克思也很清楚：“人……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必须先要经过对象化、“异化的形式”这样的否定性关系才能说有人的能动性展现。总之，区别于费尔巴哈，马克思试图在本体论建构中部分地恢复主观性特征，但又要继承费尔巴哈的有益要素，基于辩证法的否定性关系建立一种受限制的相对活动性，或者说，有限能动的否定性关系，这就是“对象性活动”。而进一步，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理解成前文谈到的费尔巴哈“兼容性的联合”模型的积极版本。马克思下面一段话给出了极其清晰的佐证：“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1844年的手稿当中，马克思也早已提出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思考。

综上，马克思在确立自身新本体论第一原理的过程中，以费尔巴哈理论操作为重要枢纽，继承了其重要的辩证思考——世俗化、否定性关系（对象性），同时也对其极端地清除所有主观性特征、诉求感觉/情感做了改变，保留了相对的能动性/活动性，呈现出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可能。恩格斯曾在1888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谈道，重提费尔巴哈是为了还“信誉债”，因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恩格斯所言非虚，或许此文也是在向费尔巴哈还一项“信誉债”——费尔巴哈为人忽略的“辩证法家”形象，才是真正连接起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新本体论的构建，推进马克思辩证法的系统研究，从而促进当代马克思哲学理论的重新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