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的高度原则的中国化表达及其意义

王文臣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达到“人的高度”，把德国工人还原为人，继而在1848 年将其进一步表述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过程不仅把人的解放与人的高度联系起来，还实现了从国内到国际的普遍化发展。新中国70 年来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从短缺时代、过剩时代到新时代的过程，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从共富、共享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体系，把人的高度原则相应地由国内推向国际。人的高度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继承并实现了中国化表达，而且为国际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共赢提供了理论与实践路向，突显了这种中国化表达与实践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在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针对当时德国社会诸种病症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把德国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在马克思看来，普遍的不公正与尖锐的社会对立凸显了德国社会的危机程度，人处于丧失自我的状态，国王把民众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就像把马当作他的私有财产一样。现实危机赋予马克思的时代任务是提供一种把德国人恢复为“人”的科学理论。

当代中国主张并推动国际社会范围的“普遍的公正”特别是经济正义的实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将上述目标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人的高度的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了内在统一性。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的高度的中国化表达，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本文就此讨论以下三个方面：（1）人的高度的缘起及其紧迫性；（2）马克思关于人的高度的解决路径分析；（3）人的高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统一性及其意义。

一、人的高度的缘起及其紧迫性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拯救处于异化状态中的人，恢复人的自由。他指出，在根本上，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是由物质生产方式造成的，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异化导致了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从生产的异化状态中将人拯救出来，完成人的解放，恢复人的本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这一任务既包括“把德国人解放为人”，也包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35页，第568、573页，第575页，第5页，第6-7页，第17页，第6页。。“把德国人解放为人”，完成“有原则高度”的社会变革，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具有时代的紧迫性。马克思不仅系统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德国人的高度的丧失，而且分析了当时德国社会的诸种危机，指出了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治领域内的陈旧腐朽制度竟然被当时德国的一些统治者视为“美好未来的初生朝霞”的代表。德国社会制度的危机状况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但以历史学派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却以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为名，极力维护并美化封建制度与特权。这种思想越普遍，人的高度的实现就越困难，德国工人被解放为“人”的希望就越渺茫。落后的制度构成了对人的高度的反动，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得到了更详细的论述。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所表达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封建贵族仍保留着“旧日的特权——对租佃者的审判权”及经济领域内的不纳税的权利。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分裂状态，大大小小的公国只顾着维护各自的利益，它们之间的关系混乱且复杂，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标，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联邦议会“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35页，第568、573页，第575页，第5页，第6-7页，第17页，第6页。。

与恩格斯不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却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等方面与历史学派取得了一致性。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不仅论证了私有制的合法性，而且系统论证了国家与法对私有财产的维护的合理性，认为德国的社会制度是带有完美特征的管理形式。无论黑格尔的论证如何完善，都无法解释德国社会的撕裂状态，即贫富严重分化与阶级对立。恩格斯就此评论指出，“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资产阶级”[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35页，第568、573页，第575页，第5页，第6-7页，第17页，第6页。。作为德国哲学重要学派的历史学派，以其体系化的论证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一再说要向德国制度开火，因为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拥有社会领域的特权，这个特权越广泛，人民的苦难程度就越深重，人的解放就越是一项紧迫任务。“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35页，第568、573页，第575页，第5页，第6-7页，第17页，第6页。这种“开火”肩负着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活动的完成，即把德国人从封建特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完成人的高度的社会革命。

另一方面则涉及经济领域内的比较与说明。马克思在把德国的与英法的状况做了一番比较后指出，“在英国和法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这种经济的普遍状况，成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35页，第568、573页，第575页，第5页，第6-7页，第17页，第6页。。在恩格斯看来，国民经济学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是从商人的贪婪中产生的，并且在商人的“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35页，第568、573页，第575页，第5页，第6-7页，第17页，第6页。。这与马克思利用异化劳动学说揭示的劳资对立的秘密具有相同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所设定的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以及共富的目标，在劳资对立的前提下都具有虚假性。或者说，国民经济学是为资本私有制而生的经济学，它只维护资产者的利益。资产者却把自己打扮为“棉花骑士和钢铁战士”，从而直接变成了“爱国志士”[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35页，第568、573页，第575页，第5页，第6-7页，第17页，第6页。。他们成为“爱国志士”具有必然性，就像把发财致富建立在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基础上具有必然性一样。维护这种生产方式和变为“爱国志士”是一体的；而他们一旦失去私有财产，也就失去爱国热情。最终结果是：敌对性的相互对立、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把人降低为雇佣劳动者，把劳动转变为异化劳动，人被商品化、物化并被置于异化劳动中，人的高度彻底失去。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高度的实现和人的解放看作当时德国社会变革的根本任务，这也反映出在他们看来德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是否也持同样的观点呢？李斯特表达了相反的观点。在184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他认为，“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产部门、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所依靠的是彼此处于适当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努力。我们把这种关系叫做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这种平衡或协调不仅在一国国内生产活动中能实现，还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国际生产力的协作”[1]〔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1-142页，第142页。。这就等于说，个人之间——无论是普通劳动者之间，还是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通过在生产中的协作关系，就像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形成的协作一样，最终就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再加上合理的关税制度对国内工业发展的保障作用，就能使全国人民都成为这项制度的受益者。

如果人与人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协作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权益，那么，德国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就不会产生贫困、分化与对立等状况，马克思所说的德国人转变为工人的说法岂不就无法成立吗？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李斯特的下述观点，“有些国家的土壤能生产质量最优、数量最大的一般生活必需品，其气候也最有助于身心的努力，……使它们自己富裕起来”[2]〔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1-142页，第142页。。劳动者的辛勤努力和对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就可以使劳动者获得丰裕的生活必需品——一幅“勤劳致富”的图景被勾勒出来。照此说法，人的自由已经实现，劳动也必然表现为自由、自觉、自愿的活动，那又何谈人的解放或人的高度的实现呢？实际上，这种观点在英法政治经济学那里早已存在，其本质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1）因为地租取决于自然条件，所以地租是一种自然现象；（2）劳动者合理利用这些自然条件，加之自身的勤勉，最终会获得可观的财富收入，勤劳致富就成为一种必然性。以此为前提，人也就不会处于贫病交加的窘境，社会的“和谐与平衡”反倒会成为常态。人的高度再一次以现实的完成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一种待完成的社会任务。

马克思通过对地租的考察揭示了上述理论立场即英法德等国的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性。他认为，把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劳动者乃至社会利益统一起来，就像在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的利润具有一致性一样，都是荒谬的。地租的数量也不会取决于自然条件，即便土地贫瘠，没有多少产出，土地所有者表现出的依然是对劳动者的漠不关心。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因为地租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地租和封建社会的地租存在本质区别。在资产阶级社会，地产的集中化会导致地产的资本化，要用审视资本的眼光来对待土地及其集中化的社会后果。需要继续说明的是：（1）地产的资本化带来的最终影响是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根本对立，劳动者在资本化了的地产的控制下，不会享有劳资平等的经济、政治地位，人的高度在农业部门也已经丧失；（2）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商品化，资本家把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购买（以预付工资的形式）与使用过程分开，置劳动力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就决定了自由自觉的劳动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转变为强制的、令人感到不幸的异化劳动，人也就同时被降低为工人。人的高度及其本质成为一种“失去”状态。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之外的幽灵”[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恢复劳动的本质，解除劳资对立，最终完成人的高度的社会革命，就成了解决市民社会根本危机的紧迫的任务。

二、马克思的阐释：人的高度的实现路径

国民经济学家虽然设定了市民社会“普遍富裕”的发展目标，但同时也发现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正义问题。民众生活的普遍恶化状况，直接提示着实现人的高度原则的紧迫性，因为人的本质不仅在直接的劳动活动中丧失，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也丧失了。国民经济学却苦于找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科学路径，就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感叹的一样，“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5页，第245页。。黑格尔一方面肯定资本私有制，另一方面也对他发现的社会问题束手无策。黑格尔对于社会危机、经济正义的实现乃至人的高度的丧失有着清醒的认识，“黑格尔对贫困和富裕的主题，即市民社会的根本难题，给予了恰当和特别的关注”[3]邓安庆：《伦理学术——黑格尔的正义论与后习俗伦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这表明，当时社会的普遍问题已经以经济的非正义状态表现出来。处在这种分化状态中的劳动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者的原有本质。实现人的高度或者说人的解放与自由，把劳动还原为自觉自愿的活动，成了一项历史任务。

黑格尔为何感叹无力解决这一任务呢？他在此描述了一个看似二律背反的现象：如果富有者阶级去救济穷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则会导致他们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保证得到生活资料”；反之，劳动者若生产出太多的产品，又会因为“缺乏相应比数的消费者”而导致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在黑格尔看来实则是一种“财富过剩”[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5页，第245页。。但是，寄希望于富人利用这种过剩来救济穷人从而达到人的高度，就像说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自然条件一样，都是国民经济学家最喜欢谈论的虚构状态。这些要去救济穷人的富人们，恰恰是造成穷人贫困的根源。黑格尔的上述所谓二律背反显然不成立，穷人不是不懂消费，也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因为维持自身生存的消费资料已低到最低限度。进一步说，社会财富更不是因为总量不够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贱民，而是因为劳动产品对于工人来说成了异己的存在物，与工人自身处于对立之中。黑格尔看不到这种异化的本质，也就必然陷入一种因现实与理论设定对立而导致的苦恼之中。

古典哲学家们看到了现实的人的苦难，但却使人的高度的实现成了无解的命题。除了前述李斯特阐述过的“平衡或协调”外，我们还可以看看美国人克拉克的观点。他曾就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指出，“劳动与资本的分配，一般说来，是均匀的。工人不断地流动，寻找能够创造和得到最多财富的地方。……就移动的动机来说，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因素是彼此没有关系的”[5]〔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7-248页。。按照这种说法，工人总是能够找到自己容易适应的、能够得到更多工资的新环境，也就等于说人的高度的实现可以通过换一个新环境得到解决。但是，这要求劳动和资本处于均匀状态，仿佛是斯密、萨伊的“劳资统一”观点的幽灵般的再现。工人更换工作环境，也只是选择了新的雇主而已，他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被雇佣地位不会因为接受哪一个资本家的雇佣而发生改变。生活资料、生存质量的改善并不等于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更不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根本消除，因为人的高度的丧失与资本高度的崛起表现为同一个过程。在资本流动与工人的劳动过程中，财富的最终分配结果如何呢？克拉克认为结果会达到公平正义的状态，至少在经济领域内是这样。这显然是一种理论的假定，与社会现实不符。“均匀的分配”“正如自然势力把一池的水分布在各个地方，使池中各个部分都有一定分量的水，使池面平坦那样”[1]〔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7页。。这仅仅是一个理性的抽象或虚构的状态。即便是克拉克的理论体系，仍然认为劳资双方处于统一之中，也就从未超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之初的理论设定。最终，那个“二律背反”始终“在场”，理论上的共富与现实的经济非正义始终处于对立之中。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为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就像同时为自己生产出绝对贫困一样。

马克思认为，人的高度的实现等于“普遍的人的解放”，无论是就德国国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普遍的人的解放”都应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为了更好地阐明“普遍的人的解放”对于人的高度的实现的本质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体论述了“解放”的内涵。他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第15页，第154页。。这里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向的差异性。第一，如果把人的高度等同于思想活动及其自由的实现，即思想解放，那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说，当柏拉图写就《理想国》的时候，理念的自由就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性。对精神的绝对自由的寻求与构建，一直是理性主义乐此不疲的事业。但社会现实中民众的普遍艰辛与不幸，即使在为了精神的普遍自由而奋斗一生的黑格尔那里，也必须被承认是一种现实的危机。把“普遍的人的解放”仅仅理解为思想与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是一种理性的抽象活动，而把人的现实的生存危机彻底抛弃了。他们在讨论“实体、主体、自我意识”的精神思辨过程中寻求精神自由，却忽视了他们的现实生活都处于一种不自由状态中。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受哪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并享有法律保障的自由权利，但他们可以选择不受资产者的雇佣吗？根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因获得上述自由而改变，“解放”在这里仍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第二，作为历史活动的人的解放，首先要满足人的吃饭穿衣等物质需要，这是实现人的高度的物质前提。物质生产与生活对人的生存、人的解放而言都是前提性的。但德国的形而上学家们只顾着去描述那些无稽之谈的东西，却没有为其提供世俗基础，而人的高度恰恰与物质生活资料等世俗基础密切相关，与历史的观念运动并无本质联系。就此来说，人的高度的实现，首先是一个经济领域内关于正义的话题，唯有如此，才能使人的高度的解决具备现实条件。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造成德国人降低为工人、失去人的高度的根源，就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针对“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存在一个“带着锁链的阶级”[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第15页，第154页。，普遍的苦难与不公正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个拥有锁链的阶级，处于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前提即资本私有制的对立之中。这个阶级的苦难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产物。既然是“人为”地丧失了人的高度及其权利，从而沦为无产阶级，那么，人的高度的恢复就要求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或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扬弃，消除产生经济正义问题的根源。这一切构成了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秘密，或者说人的高度原则实现的秘密。

关于德国国内的人的高度的实现，马克思寄希望于处于普遍不公正状态的无产阶级，而非“自我意识”及其实现的精神自由的路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第15页，第154页。。在国际范围内，又该如何看待人的高度及其实现路径呢？这一根本任务成为国际化问题，首先是因为“共产主义已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为了围剿共产主义，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了。这种联合是人的高度的丧失呈现出国际普遍性的根本原因。用另一种联合来对抗这一种联合，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人的解放，也同样成为一种必然性。其次是因为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404页，第413页。。在马克思看来，这个世界的本质状况表现为：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了革命性变革；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继而使市民社会的阶级对立简化为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立。

现代资产阶级对劳动的支配权造成无产者失去了他们的民族性，无产阶级所受的雇佣与剥削已经形成国际化趋势，要恢复人的高度也就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国际范围内的联合。此外，共产党人的本质，也要求在人的高度的恢复过程中使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即“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404页，第413页。。这种联合的力量对抗的是资本私有制，即造成人降低为工人的那个根源所在。总之，就无产阶级自身处境、社会地位、所有制状况以及革命任务等方面来看，他们应当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联合，把原本限制自身发展的、异己的东西，变成自我发展的条件。唯有如此，人的高度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既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也具备了现实条件，个体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联合体”的本质体现为人的自由的本质，人的高度才能得以恢复，人向自身的本质的复归才能真正实现。

三、人的高度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及其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高度的实现表现为从国内到国际的双重解放或复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不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解放都必须成为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普遍性的前提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真正实现，这对于人的高度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资本开启的历史被马克思称为世界历史，不仅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世界市场，也使人降低为工人的状况同样达到最普遍化的程度，致使人的高度的丧失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高度的消解，也就意味着人的高度在国际范围内的实现。20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进行了各种探讨。在福山看来，人的高度的实现就等于自由社会的来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设想过自由社会，且都认为其具备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但福山认为，黑格尔的“自由社会”意味着“现代自由国家的自由平等原则”在“最发达的国家得到贯彻”，当这种社会处于“无矛盾”状态时，人的解放便可实现[3]〔美〕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实际上，福山仍然以黑格尔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自由与平等对于实现人的高度的意义，认为剥离了社会角色与现实生活的纯粹人格可以处于“无矛盾”状态，而基于这种永恒静止的状态，人可以获得全面的自由。这种观点实则是退回到柏拉图那里。众所周知，“理想国”是抽象人格的居所，甚至可以说是神的居所，而不是现实的人的居所。马克思从来不考察抽象人格，而始终认为历史的本质应该反映人们现实的生产与生活。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设想过一个无矛盾的最终社会形式。他只是说要消灭劳资对立，从而达到“社会”的高度。这里的“社会”不是指什么别的社会，而是指消灭了资本私有制后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人的高度与资本高度的对比，我们或许可以看看阿瑞基的观点。在《漫长的20世纪》中，阿瑞基围绕资本积累问题，不仅分析了资本积累与霸权的关系，论述了20世纪连续出现的四次周期性积累，更明确指出了金融资本与全球扩张的关系。他认为“金融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没有哪个别的时间和哪个别的地方比那里表现得更加清楚”，“所有以后的金融扩张都不过是最先在这个托斯卡纳城市国家上演过的脚本的变异而已”，而这种扩张不仅会造成一国国内的两极分化，而且会造成“世界规模的资本集中”[1]〔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第357页。。阿瑞基展现了20世纪资本为其本身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过程。资本彰显了它的普遍化程度以及对世界的控制力，造成了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依靠自身的资本积累优势，取得了对发展中国家资源、人力等生产条件的支配权，从而使发达国家自己“开始享受一个美好时期”[2]〔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第357页。。但这种建立在剥夺他国资源基础上的“美好时期”与这些被剥夺国家的人的高度的丧失表现为同一个过程。

当代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人的高度的丧失状况有着根本不同。从性质上讲，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来，人的高度对资本高度的胜利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完成状态。人的高度原则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已获得了科学的中国化表达，并获得了它在新时代健康发展的普遍样式。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短缺时代的人的高度的建立与发展。一个大体的判断是，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处于短缺时代。这个“短缺”不仅指基本生产状况的待发展状况，更根本地指向生活资料的供给不足。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但这种短缺状况并不意味着人的高度在这个时代仍是未完成的任务，因为“资本的高度”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已被消灭。尽管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待提高，乃至全国生产力呈现出多层次、不平衡的总体特点，但我们必须承认，阻碍和威胁人的高度的建立并造成人降低为工人的那个根源，即生产资料的资本私有制状况，已被彻底消灭。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控制之下的生产状况已不复存在。具体而言，当资本被投入生产环节而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时，资本家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商品的过程都为开展生产活动做了准备，劳动力也同时被“物化”为生产条件，资本表现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控制力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资本开启现代生产的普遍目的是为了“一般财富”或“财富一般”，并且资本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的本质，决定着资本高度的无限可能和人的高度的逐步丧失。这一状况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与建设已成为历史，个人依靠对社会产品的占有权来剥夺他人的状况也彻底被消灭，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转变为在遵循人的高度原则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尽管这一时期的人的高度因生产力水平等原因还处于发展的幼年阶段，这一时期相对于人民的需要来说仍处于短缺时代，但这种“短缺”是一个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不像“勤劳致富”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只具有虚假性。人的高度在中国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普遍性，而且在发展程度与规模等方面不断提升。当西方国家仍以讨论“动物的权利与尊严”等话题为“正义的前沿”[3]〔美〕玛莎·C.纳斯鲍姆：《正义的前沿》，陈文娟、谢惠媛、朱慧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6页。时，他们更应该意识到，一国国民普遍的生活质量的高低，并不是“雇佣工人还原为人”的直接证据。因为生活水平只是在物质生产与消费的限度内来展开讨论的，不涉及物质生产的前提。对物质生产的前提的忽视是错误的，而恰恰这个前提，即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的雇佣劳动，是丧失人的高度的根源。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使人的高度的建立具有了可能性。

二是过剩时代的人的高度的建立与发展。马克思用“过剩”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这也符合以资本为前提的社会制度及其特点。只要以资本为前提，资本的无休止攫取利润的欲望，决定着生产状况也围绕这一目的展开，至于最终是否会导致生产过剩乃至社会资源的浪费、工人失业等，并不是资本家关心的首要问题。以资本为起点的逐利运动越发展，资本高度就越普遍，人的本质的异化也随之越普遍化。马克思对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4页，第995页，第998页，第995页。，原因就在于这种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下特征：（1）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4页，第995页，第998页，第995页。。在这种商品生产中，人首先要把自己变为商品。实际上，人的本质和人的高度随着人的商品化过程而消失，代之以劳动力商品及其雇佣劳动活动。（2）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4页，第995页，第998页，第995页。。剩余价值虽然是商品生产的根本目的，但也要以普遍的商品交换与贸易为实现的条件，所以过剩与积压也就成了逐利活动的必然产物。工人在这种过剩中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工资，剩下的只有人的高度的丧失，即人的本质的异化。在论证过剩与利润的关系过程中，马克思还具体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者来说意味着“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另外的一些个人对土地拥有排他的所有权”[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4页，第995页，第998页，第995页。。劳动条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仅会造成商品的过剩，还会造成以“失业”为表现的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过剩。

但是，中国的社会生产状况中的产能过剩，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成为社会危机的根源，反而能够成为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条件。一个产业或一套技术设备，可以在新的国内市场继续发挥对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这种作用的现实性是由“先富”帮“后富”的发展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本质与生产目的共同决定的。反之，如果实行私有化，那么工人阶级必将再一次被“无产阶级化”。资本高度的恢复就意味着人的高度的重新丧失，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悖的，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生产过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与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工人来说则意味着失业与贫困。从资产阶级解决危机的方式来看，他们甚至会把这种人的高度的丧失转变成他国的社会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无产者要想恢复人的高度，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一并解决经济领域的过剩问题。但在当代中国，“过剩”既不会从根本上降低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也不会将这种“过剩”倾倒进国际市场的大海中，从而把别国人民降低到受雇佣地位，使他们失去人的高度和人的本质。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同样基于“过剩”而产生的全然不同的理论与现实状况。

三是新时代的人的高度的建设与发展状况。人的高度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内容，呈现出新趋势，即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体现出人的高度的发展及其伟大成就。新时代的人的高度的发展，本质地表现为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满足。短缺时代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改善发展人的高度所需的物质条件，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人的高度原则在新时代的实践发展中得以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被创造性地建立，资本与其他要素一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管资本为主”的提出更是为人的高度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在这些系统的理论思想的指导下，人的高度的发展从共富阶段走到了共享阶段。这是新时代人的高度在国内发展取得的成就，也把美好生活的发展推向新阶段，人的高度原则再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的虚构，而是人们的现实生活。

在国内发展的基础上，人的高度也由国内走向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马克思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实现人的高度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与马克思经典思想存在不同，体现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理论品质。马克思指出，国际范围内的人的高度的实现，即自由的人的联合体的实现，离不开无产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及暴力革命的手段，离不开使世界各国走上以共产主义为未来目标的道路。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也从未停止过对共同体和相关未来美好社会及其实现的探讨，但他们较为切近的讨论仍然聚焦于“想象的共同体”[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热衷于以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关系为切入点。新时代的中国却早已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付诸实施，并通过以“一带一路”为主要路径的多样化的有效方式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2]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404 页，第366 页，第366页。中国把共享与共赢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社会，这与马克思要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人的高度的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

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来促进人的高度的实现，不是要求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否定各国的自主道路与制度，而是一直强调各国发展要坚持主权原则、共享原则。“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与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404 页，第366 页，第366页。这说明中国旨在把国内发展成果惠及国际社会，把中国人民享有的自由与发展融入全人类的基本价值中去，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人的高度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得到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新时代站在了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404 页，第366 页，第366页。。百花园的论述不仅表达了共享原则的普遍化，而且说明了在贯彻全人类的基本价值过程中人的高度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新时代中国开启的全球治理新观念、新方法、新理念和新发展道路中。中国道路对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这条道路不仅开启了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而且指明了人类迈向新文明的方向。我们将在贯彻全球新治理理念的过程中继续推动人的高度的国际化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