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资源与时代内涵

臧峰宇 史海默

内容提要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新的价值观、时代观和文明观，力图汇聚共同发展的文化合力，倡导崇尚平等与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也是为新时代人类创造美好生活提供的中国方案。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此后，他多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展现了价值共通、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文明互鉴的发展愿景，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的中国方案，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鲜明的时代内涵。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马克思在深入分析共同体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源匮乏与交往异化的历史境遇，强调超越自然的“部落共同体”、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中世纪“封建共同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的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进而指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在市场不断扩大、需求不断增加的时代，历史正在转变为世界历史。现代分工和普遍交往强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在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领域，解决共同的难题成为人们的实际需要。因而，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人们应在普遍交往的同时摆脱“虚幻的共同体”的束缚，把握人类文明新的制高点，在联合起来的劳动实践中实现自我，在世界历史性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获得人类解放，实现自由与全面发展。

首先，现代生产方式变更了旧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必然趋势，超越地域狭隘性的普遍交往成为一种经验事实。“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1页，第541页。作为现代性的发明，任何民族的生产和创造都汇入世界市场，强化了各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比较优势。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到生产生活各领域中，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现实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共同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们面对诸如生态危机、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等问题，谋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合理方案，努力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幻的共同体或曰抽象的共同体，指出现代分工的局限与交往异化的弊端，致力于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阐明分工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阶级对立，使人与人的普遍交往陷入异化的泥淖。马克思从历史的维度把握共同体的既往形态，对前资本主义共同体样态——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共同体——进行分析，并指出随着自然共同体的解体，共同体的纽带也从温情脉脉的伦理关系转变为利益分明的契约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本质”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页。。在这个“商品拜物教”中，货币成了上帝，拥有了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作为货币羽化后的形态，成为控制人的力量。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具有独立性的是资本，而非现实的个人。在这里，人成了手段，资本成了目的。因而，要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再次，马克思强调在世界历史中实现人的解放，在此过程中建构“以类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在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生活境遇中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解放是人类的普遍性事业，只有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和平等才不会仅仅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意义，“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1页，第541页。。通过对资本逻辑运行境况的考察，马克思强调人类解放的意义在于使整个人类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使任何阶级都摆脱被奴役或被支配的状态。只有从作为“偶然的个人”到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再到成为“有个性的个人”，人们才能在“类生活”中实现“类存在”，超越以往的共同体因物质匮乏与交往异化而导致的各种问题，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实质正义。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揭示了在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的时代性特征，倡导人们在分工和交往过程中实现自由的联合，在共同劳动中摆脱异己力量的支配，从而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要摆脱资本逻辑和抽象的共同体的幻象，就要改变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扬弃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旧秩序，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是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团结、互助、融合等思想的时代精神得以彰显，促进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形成。

在当今时代，“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者通吃”在西方社会仍然是一种近乎固化的价值观，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世界各国形成基本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第59页。。解决国际社会的共同难题，满足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的需求，应当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置身于世界历史中的我们面对现代性危机应当选择的行之有效的途径。这种选择彰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真正关注世界历史中的人类命运，着眼于人类共同的未来，力图摆脱被资本逻辑支配和控制的状态，寻求一种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使人类携手走向共同繁荣的新世界，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思想资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反映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兼济天下”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契合之处，体现了超越文明隔阂的中国智慧。作为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改善所有人的需要的关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逐渐彰显其现实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对话与交融，力图打造各国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2]臧峰宇、〔澳〕罗兰·博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现实价值》，〔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它不仅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对当今时代国际经济合作与社会建设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从对中国传统共同体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角度看，和为贵、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观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观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获得了时代内涵。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而不同”，面对各种差异性存在时，秉持正确的相处之道，兼收并蓄，运用求同存异的辩证智慧。同时，在和而不同的交往中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正如孟子所云：“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以义为原则治国理政，方能顺应“民心”，“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可以说，中国古代先贤始终强调“仁政”，强调“兼济天下”，努力实现大同之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这些观念具有久远的精神力量，对我们在当今时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第59页。的实践探索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原则角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外交理念，也体现了我们党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时代探索。作为一种和平时代的外交理念，它摒弃了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方式，强调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体现了一种解放生产力的国际化形式。同时也应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映现了一种有原则的政治团结。在明确原则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团结，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正是在“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中，那种习惯于将对方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思路逐渐成为过去，沿线各国不是简单复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而是认真探索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把合作各方的发展看作自己的发展机遇。

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经验角度看，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才能提出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准则。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方商讨中国西藏与印度关系问题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发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进一步明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这些原则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得到体现。事实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变了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的“强权政治”“弱国无外交”的境况，打破了因各国文化差异导致的彼此理解和合作交往上的屏障，促进了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共同发展。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重申，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力，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既有的合理思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演进的角度看，摆脱霸权主义与冷战思维的束缚，积极推动“南北对话”，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2]《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第57页。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认为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应将重点转移到发展和建设上来，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3]《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第57页。。这些阐述明确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凸显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题转换，适应国际经济合作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反映了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在各国合作互利中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它提醒人们正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特征，在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把握时代脉搏，对时代发展潮流做出审视和判断，进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基于对全球性问题的时代特质的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内涵具体体现为确立一种新价值观，彰显一种新时代观，倡导一种新文明观。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了一种新价值观。当前，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倡导对话协商、共享共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世界各国的现实需要，当今国际社会发展所需的共同价值得到凸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页。这种共同价值是对不同国家、民族价值观念的融合与升华，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价值共识。应当看到，共同的生活条件和共同的价值尺度，是联结共同体的纽带，而共同的价值观念则是共同体的精神存在方式和思想基础[2]李德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沈阳〕《党政干部学刊》2018年第5期。。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这种共同价值观打破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旧观念，明确了一种以和平发展、责任共担、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价值观，成为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观念基础。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关键在于达成价值共识。为此，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审视新的时代特征，理解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真正认识到世界各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产生的联动效应。在当今时代，面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精神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各国形成人类主体立场，充分理解损害国际社会的利益就是损害本国的利益以及维护国际社会的利益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的基本道理。因而，必须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多元主体交往金律，通过平等协商与对话合作，形成满足国际社会普遍愿望的最大公约数，增进各国和而不同、合作发展的主体间性，建构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和国际交往规范。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一种新时代观。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审视时代问题，对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3]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32页。。这种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准确把握体现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新时代观，反映了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融于一体的积极心态，致力于开启各国携手合作的美好愿景。这种新时代观表明，我们应当把握时代主题的演进，努力实现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与和谐共生，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时代融汇，形成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共识，以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价值情怀引领时代。

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8页。。作为我们时代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时代发展变化的真知灼见，反映了对时代境况和发展取向的准确把握，从而彰显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当今时代，体现世界文明意识的纽带将各国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此必须增强互信、促进平等和共享，基于满足共同利益的需要，实现更加公平合理、包容互惠的全球治理。必须摆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观念的束缚，在时代面前选择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实际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全球治理理念，以之塑造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普遍交往，化解经济、生态、文化等领域的全球性危机，实现对零和博弈、文化殖民等陈旧观念的历史性超越。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了一种新文明观。人类历史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融汇而成的波澜壮阔的画卷，不同文化主体在交流与对话中增进共识，人类未来的命运处于相互构成的境遇中。正如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1]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北京〕《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汇聚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文化合力，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主张。只有让不同文明在和而不同的交往中生生不息，在交流互鉴中同放异彩、和谐共生、相得益彰，才能共同书写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华章。

为此，应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走向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自觉培育人类文明新形态。今天，人工克隆、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人类的自我理解，促进人类的自我超越。身处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我们“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也不是要抛弃已创造的一切；而是向更高形态的发展，要创造更新形态的文明和文化”[2]《高清海哲学文存》第2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为此，我们要在生生不息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汲取实践的智慧，在当代世界文明交往实践中生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创造性，促进跨文化对话并在其中形成一种面向未来的世界观念。同时，要切实分析当今时代全球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矛盾的实质，开辟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合理路径。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当今世界发展总体格局的认识，通观、把握时代要求和现实问题，确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惠及现代人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

中华文化素来强调天下和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只有“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方能“天下治”。“和而不同”不仅是一种君子人格，而且是文化交流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观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源远流长，和平与合异体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发展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于中华文明，因为中华文明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具有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经验[3]〔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在汤因比看来，“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活力与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4]〔英〕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为达此宏愿，需要弘扬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时代精神，进一步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而不同地处理各国之间的交往关系，在务实合作中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中华文化强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忠恕之道是古代有识之士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推而广之，也应成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都秉持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得到很多著名思想家的推崇，被认为是处理文化之间、宗教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金律”，体现了“宽容”的中国精神。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合作与共赢，要发扬中华文化成己达人、和实生物的天下情怀，以互利互惠的文化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翻开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史与海外文化的中国传播史，就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在强盛时期一直对海外文化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精神品格，从中可见中华文化丰富而日新的思想内涵。中华文化每一次与海外文化的深入融合都能创造出新文化形式并生发新文化价值，每一次文化交往都能体现“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的一致。可以说，中华文化内在的包容性表现为“近悦远来”的态度，在求同存异中实现文化交往，安顿文化自我，与强调“他者”、制造“冲突”的殖民文化具有本质区别，因而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理想模型。

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乏国际认同。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这些思想与时俱进，洋溢着时代精神，至今对解决全球性问题还有重要借鉴意义。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修齐治平的担当精神的推崇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无论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是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体现了敢于担当的中国精神，体现了解决共同问题的信心、能力和情怀。

纵观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可见多民族文化混杂、碰撞与融合的多元一体的成长经验，中华文化可谓文化融合与创新的范例。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国之所以能一直保持文化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既因为中华文化在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开放性与包容性气质，也因为中华文化体现了整体性和统一性品格。即使在中国与异族争战的历史中，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与主流趋势，甚而形成社会文化心理的“超稳定结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汤因比看来，中国在历史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世界精神”[2]〔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77页。。中华文化强调“天下一家”“九州大同”，虽曾有过“天朝上国”的幻梦，有过在近代被外族铁蹄践踏的记忆，但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的中华文化始终是开放、包容的，始终闪现着走向世界的光芒。

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碰撞中一度衰颓，为扶中华大厦之将倾，先进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德先生”和“赛先生”更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华传统文化步入现代。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现代中国人逐渐实现科学启蒙，避免为西方强势文化沉陷于物质之中的取向所左右。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比较与对话的经验，要在开放的世界中更好地解决当今全球共同的文化问题，努力形成包容、联动、会通的世界文化交往图景。

多样性文化交流互鉴体现在世界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实践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前提，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文化是“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文化以精致的形式展现人类实践活动与社会存在样态。文化交流互鉴因而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形式，文化交往体现了人类的交互活动，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彼此了解、形成共识的基础。正是在全球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意识，形成了世界历史性的交往经验，并在世界文化交往中明晰了自我的文化主体身份。

通过多样性文化交流互鉴，人们丰富了文化发展的方式，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和固有观念的束缚，进而实现了文化繁荣。毋庸置疑，任何文化在塑造自身的过程中都要传播和发展，都在文化对话与文化选择中呈现具有发展节奏和内在张力的多样性。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各种流动的、开放的文明体现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类实践的动力和规律，体现着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轨迹，体现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愈益成为世界历史性文化的趋势。在当今时代，我们要尊重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识各种文明的独特价值，化解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各种冲突，汇聚多样性文化的合力，消解单向度文化逻辑，倡导崇尚平等与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五、倡导崇尚平等与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携起手来，切实解决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核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0页，第538页。面对全球共同的问题，必须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世界意识，遵循“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铭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已经超出一国范畴而引发多国联动。既有的全球化逻辑通常体现为各国为赢得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普遍交往，它在全球化时空展开，却并未真正形成全球共享的发展格局。因而，世界发展需要更合理的新全球化意识，形成促进世界各国平等与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为此，应避免资本在全球流动中获得不当增值，避免加剧全球性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避免全球贫困、气候变化、文化冲突等问题愈演愈烈。要真正着眼于人类共同的命运，倡导崇尚平等与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形成追求平等与共享的文化共识，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努力中实现合作共赢。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见，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倡导全球治理新理念，形成与此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要基于中国发展实际与世界发展趋势，努力形成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交往格局，共同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疾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贫富差距等难题，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凝聚新的国际共识。为此，要促进世界各国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全球共同发展格局中，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享有自主、自立的权利和尊严。应当看到，人类的命运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国际事务由世界各国共同治理，国际规则由世界各国共同制定。要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习近平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瑞士联邦大厦穹顶上刻着拉丁文铭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0页，第538页。为此，要建立面向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切实解决困扰各国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各国平等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时，要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的束缚，以和平与合作取代战争和对抗，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此，要倡导多边主义外交理念，通过协商与对话解决国际争端，更好地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要在国际交往中实现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在文化对话与交融中理解人类共同的命运，实现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要切实寻找最大公约数和合作契合点，真正在文化对话与文明共享中确立具有吸引力的国际合作前景，自觉重建未来理想的文明形态，使秉持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人们的文化自觉。只有秉持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真正实现各国的安全。各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邻国动荡的基础上，世上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也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全球安全需要各国共同维护，也需要以平等和共享的原则确立共同的、综合的、合作的、可持续的安全观。

基于各国平等与共享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世界释放了最大的善意，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倡导各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参与的“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也切实反映了各国在合作共赢中秉持的平等与共享的新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实现了各国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推动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带动了各国教育、旅游、翻译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带一路”唤醒了沿线国家的文化记忆，拓宽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空间，加强了各国人民的彼此理解。“国之交在民相亲”，习近平指出：“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特征，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2页。可以说，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纽带，进一步推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在深度合作与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实现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举措。

综上所述，作为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体现了为新时代人类创造美好生活提供的中国智慧。面对科技昌明时代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我们既要把握各国发展的内在价值，也要形成关怀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意识。为此，应秉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开放观念，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与世界整体具有内在一体性关系，并在比较研究中把握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复调格局。在此基础上，以新价值观、新时代观和新文明观促进国际合作与对话，汇聚文化发展的合力，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实现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与文化交融，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在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的过程中培育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规定，也是面对各种复杂而深刻的全球性问题的现代人应当达成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