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中的反腐与社会生态关系研究

摘 要： 早期改革小说中，清官反腐重公心轻私欲，具有改革想象色彩。在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中，除了延续传统的清官反腐外，还出现了丧失公心变味变调的清官反腐，清官家风也摆脱了“夫良妻贤”的既定模式。部分小说中官员灰色权力运作，表现了现实生存法则、权力运作机制对人性的异化对社会生态的破坏。小说刻画的贪腐查处有汲取新闻案件，但还有艺术创作及社会影响的考虑。小说中的贪腐/反腐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但其思考对于反腐倡廉建设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反腐 清官 灰色权力 查处 社会生态

新时期小说中的“反腐”主要体现于改革文学、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中。在改革文学中，革新与保守、先进与落后是该类小说的主要矛盾，为此经济问题之外的工作不作为、思想颓废、麻木不仁等也成为反腐内容并占相当大的比重。随着经济转型，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中，经济问题上的腐败/反腐已成为重点。在新时期小说中不乏清官、贪官以及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官员形象，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官员在思想观念行动选择上与其所处的社会生态有着怎样的关联？小说如何表现？给出了怎样的思考？对于当下的反腐倡廉建设可以提供怎样的启示？

一、清官反腐与家风

清官反腐在新时期小说中是比较常见的主题，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清官反腐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特征。

1979年拉开改革文学序幕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着力写了以乔光朴为代表的改革者保持公心与注重私欲的保守派冀申之间进行斗争较量。1980年柯云路的《三千万》中的丁猛属于“开拓者家族”的英雄谱系中的一员，为了至上的国家利益，即使明知在张安邦背后站着一个利益集团，仍保持了勇往直前的豪迈斗志。在1981年的《耿耿难眠》中，杨林与董乃鑫之间斗争的焦点依然是如何对待国家利益。可以看到在改革初期，在改革想象中，以改革派为代表的清官其反腐目的是出于公心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早期的改革文学中，清官家庭的私领域并不是表现重点，这也与小说中清官重公心轻私欲的特征相吻合。

在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中，陆天明是代表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清官形象基本沿袭了早期改革小说中的清官类型，不过对清官家庭私领域却有了细致的刻画。2002年出版的小说《省委书记》以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为背景，表现了当代高层政治生活和高层政治人物，作品兼具了改革文学和政治小说/官场小说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小说细腻地展现了在任省委书记贡开宸、老书记潘祥民和省委书记后备人选马扬三位清官的工作生活。在反腐问题上，贡开宸的态度是首先要调整大山子经济结构，抓效益，对于腐败的围歼战要注意方法和策略。对于贡开宸清官形象小说强调突出他敢于担责没有“乌纱帽情结”。在家庭生活方面，贡开宸的老伴去世，自己亲生的大儿子牺牲，其他子女是他领养的孤儿，在对子女的管教方面贡开宸颇为严厉，但即便如此以张大康为代表的商人还是利用手段接近贡开宸的亲属为谋取不当利益创造便利。在业缘方面，贡开宸铁面无私将自己一手培养的宋海峰“双规”了起来。退休老书记潘祥民也是拒腐清官，新娶的老伴是知书达理之人，不貪慕钱财，不干预潘祥民的反腐作为。马扬坚定地进行大山子改革坚定地要查处凶杀贪腐案件，为此遭恐吓性袭击，险些丧命。改革型清官马扬对事业理想执着追求，离不开贤妻良母型妻子黄群的理解与支持。小说中这三位清官能防腐拒变，关键靠的是个人有高尚的理想信念觉悟，且家风良好不拖累清官。

在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中，另一位代表作家周梅森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情形，清官及其家庭关系摆脱了传统的“夫良妻贤”好家风的既定模式。发表于2017年的《人民的名义》中，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耿直无私锐意进取，拒腐反腐，然而由于忙于工作，疏与妻子交流，后妻子贪污被抓。在周梅森的小说中还有一类清官，颠覆了传统的脸谱化和概念化的清官形象，丧失了公心属于变味变调的清官。发表于2000年的《至高利益》中，副省长赵达功有事业心不贪财，妻子贪污了他也不袒护，但这位清官，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为了自己的仕途，而不是为百姓谋利益。与之相似的是发表于2001年的《忠诚》中的刘意如，算得上是合格的市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但其反腐纯粹是为个人私欲，她掌握了官员受贿的证据，但引而不发，伺机而动，只是希望借反腐达到让自己的女儿取而代之的目的。这类变味变调的清官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好官，但从人性角度考察却不失现实意义。

二、社会生态中的灰色权力运作与反腐问题

在新时期小说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官员灰色权力的运作，表现了具有普通人思想情感特点的官员在社会生态场域中的艰难选择，表现了现实生存法则、权力运作机制对人性的异化对社会生态的破坏，其思考价值对于防腐拒变有着参考意义。

有着官场历练体验的王跃文在1999年发表了小说《国画》，该作中的主人公朱怀镜深谙官场之道，但又良知未泯，为求仕途升迁，在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进行灰色权力运作官运亨通。小说中有写到反腐，但身涉腐败案中的小官将记录上级领导的贪腐材料作为升官保全自身的交换筹码，于是在抵赖串通中，有的人被枪毙，有的人升了官。《国画》可贵之处在于揭示腐败的根源不在个体腐蚀，而是官场体系乃至社会生态出了问题。在《梅次的故事》中，朱怀镜想做清官，但又深知官场的复杂诡谲，他将送上门的钱悄悄捐助给社会福利事业以保自身的清白，而对于官场上的贪腐他见机行事进行反腐抗争。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以驻京办这样一个政府平台，以跑“部”“钱”进为引，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官员，其中有政治品格高尚的官员，有从改革精英蜕变为腐败分子的官员，还有丁能通这样同流而不合污，在堕落与坚守之间挣扎的秘书形象。《国画》《梅次的故事》《驻京办主任》，展现了反腐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为系统化的廉政建设提供思路参考。

发表于2003年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涉笔官场腐败，展现了主人公池大为的心路历程、人生选择及其命运转变。池大为在现实生活暴击下放弃父亲正直善良的遗训，献媚厅长获得提携。在获得实权后，有人向他行贿，他守住底线巧妙婉拒，实现了个人拒腐，但同时他又利用操纵内部消息指使妻子以妻子母亲的名义进行股票交易从而获利颇丰。《沧浪之水》揭示出现实生活中道德的脆弱，揭示了腐败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及人性原因。

三、小说中的贪腐查处与新闻案件

新時期小说中塑造了不少贪官形象，在绝大多数的作品中，贪腐官员最终被查处绳之以法，这样的结局尤以刑侦破案为主的反腐小说最为常见。小说中贪腐被查处，最常见的是在谋杀案、出逃案的侦破过程中逐渐展开，如《高纬度战栗》《省委书记》《十面埋伏》《人民的名义》等。有意思的是，在新闻中经常出现的因情感纠纷引发的举报贪腐被查处，如情妇“小三”举报贪官、离婚儿媳举报夫家等在小说中倒是很少。从小说创作角度分析，涉及案件侦破，情节可以跌宕起伏、扑朔迷离，更能吸引读者，而情感纠纷引发的贪腐查处，因举报人是亲近熟人窝里反，证据充足，案件审理比较简单，情节上少曲折，并缺少廉贪、正邪、善恶之间的斗争元素，为此自然不被作家所重视。

当然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实生活中新闻中出现的贪腐查处案件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周梅森在谈创作时就曾说，他采访过很多落马的贪官“他们不是魔鬼，也没有人天生就是贪官，而《人民的名义》希望能真实生动地还原他们，塑造有血有肉的人”a。《人民的名义》中的贪官不乏现实原型。如小官大贪的赵德汉，其原型就是“亿元司长”魏鹏远。此外贪官市长丁义珍、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以及祁同伟等角色都可以在新闻案件中找到参考的原型。这些有原型的贪官被集中在一起展示，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新时期小说中还大胆写出了逃脱制裁的贪腐官员。小说《大雪无痕》中反面主人公副市长恶行败露，但受贿的某省级领导却逃脱了法网。小说《国画》更有多条漏网的狡猾大鱼。皮市长受贿，动用权力影响为开公司的儿子捞好处，但在利益共同体的掩护下只是降了职逃脱了法律制裁。柳秘书长在钱财上也不干净，生活作风虚伪混乱，但毫发无损。还有狡诈狠毒不惜为掩盖贪污腐败而草菅人命的张天奇更是步步高升为荆南市委书记。这类小说虽然没能实现读者喜闻乐见的腐败分子终得严惩的结局，但却不乏反映生活之真。从新闻案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些贪官边腐边升，直到最后被查处了才发现其腐败行为早就有迹可循。

新闻中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是当代腐败的重要形式之一，这种“一窝黑”“一班蛀”案件在小说中有一些表现但往往被略写。这样的略写不乏考虑“度”的把握，还有考虑“主旋律”、考虑传播影响的原因。

新时期小说中的“反腐”创作，成就高低不等，但其塑造的不同类型的官员形象以及对社会生态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对人性精神深处的开掘，对现实生存法则与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对于当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a 《人民的名义》开播大获全胜小官巨贪震撼观众[EB/ OL].http：//news.youth.cn/jsxw/201703/t20170330_9388362. htm，2017-03-30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廉政视域下中国新时期文学精神生态文化建设研究》（2019SJA1368）研究成果之一

作 者： 陈卫萍，硕士，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人文与艺术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大众文化。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