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淳”与“元祐”
——南宋诗人如何看待苏轼？

坂井多穗子(文)， 黄伟豪(译)

前 言

人们在讨论南宋诗人的时候，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大多数总是把焦点放在李白与杜甫，乃至韩愈、陶渊明等唐代及先唐诗人身上，以此作为沿波讨源的一个探讨方向。然而，这种无视南宋与北宋之间的关系而径自将南宋与唐代直接联系的思考方式，恐怕不完全符合南宋的实际情况。举例来说，与陆游同年出生的诗人姜特立(1125—？)有以下两句话，颇能揭示当中的端倪：

苏黄自是今时友，李杜还为异代豪。(1)姜特立：《看诗卷》，载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2147，第3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第24198页。

对于姜特立来说，李白与杜甫是“异代豪”，这表示李、杜二人都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个体；至于北宋的苏轼(1037—1101)与黄庭坚(1045—1105)则是“今时友”，也就意味着苏、黄二人是与姜特立时代相近的同期诗友。这种判断与认识，其实并不单单限于姜特立本人，而是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们之共同想法。身处于南宋中期的这些士大夫认为，北宋的苏、黄不仅是相当于他们祖父一辈的诗友，也是象征宋王朝的辉煌与大一统的盛世之偶像。准此，本文以“乾淳”与“元祐”为讨论焦点，试就南宋诗人对北宋的接受问题加以考辨。

所谓“乾淳”，是对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1162—1189在位)在位时期中的“乾道”(1165—1173)与“淳熙”(1174—1189)这两个相连年号的一种略称。此一名称，不但表示时间上的一种区分，而且是独立诗风的一个标志并为人所认识。元代的方回(1227—1305)曾说“章泉、南塘有乾淳之风”(2)参见方回:《跋胡直内诗》卷四，清嘉庆宛委别藏本。,此类诗评可以说是明显的例子。其中的“章泉”即赵蕃(1143—1229)，“南塘”则是赵汝谈(？—1237)的别称。方回认为，二人有“乾淳”遗风，所以才有此评骘。

“乾淳”诗坛的代表诗人包括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杨万里(1127—1206)及尤袤(1125—1194)或萧德藻(生卒不详，1151年进士)在内的“南宋四大家”，笔者已有另文对其中的杨万里作专门论述(3)参见坂井多穗子：《杨万里对苏轼的继承所在——以次韵与櫽括为中心》，载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橄榄》2016年3月第20号。，本文则仅以极小限度篇幅言及。又碍于尤、萧二人存世作品甚少，故本文亦不拟提及。相反地，本文以陆游与范成大为讨论中心，列举与陆、范二人同时期的诗人，并且对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作进一步考察。此外，本文所讨论的“乾淳”诗人的范围，将以比陆游等人年少七八岁的一代诗人为限。

另一方面，“元祐”(1086—1094)是北宋第七任皇帝哲宗(1085—1100在位)的年号。这段时期，正值支持新法的神宗赫然驾崩、嗣位的幼主哲宗受皇太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的阶段。而“元祐”诗坛的代表诗人主要是苏轼及其门人，后者即以黄庭坚为首的所谓“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考“南宋四大家”中的任何一位诗人，都或多或少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对此，“南宋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宗黄庭坚之间的继承关系和相关的前瞻性研究并不匮乏。饶是如此，对于他们如何看待黄庭坚之师苏轼的师法取向，与之相关的考论并不云多。基于此，本文以苏轼及“元祐”士大夫为中心，并且以“乾淳”士大夫效法前人之相关问题为轴心，尝试加以研究与剖析。

笔者此前曾经撰文专门探讨杨万里对苏轼文学的继承问题，并以次韵与櫽括为中心进行考察，发现杨万里通过学习苏轼的技巧，以令其“诚斋体”具有“变”与“进”的新元素。(4)同上。为此，本文旨在探讨此一创作倾向究竟是杨万里的固有创作产物，还是南宋中期士大夫的普遍创作倾向。

一、南宋中期对苏轼文艺的评价

“元祐党禁”解除以后，不论皇帝还是士大夫，都对苏轼寄以瓣香。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1127—1194，1162—1189在位)甚至随身放有苏轼集，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5)赵昚：《御制文集序》，载苏轼著，郎晔注：《校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上册，世界书局，1960，第1—2页。。至于士大夫，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建炎(1127—1130)以降，作为苏轼出身地的西蜀一带，知识分子之间都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称。该书更记载蜀中见闻，称学习、精通苏轼的文学，是升官进爵的必备条件。

那末，对于“乾淳”的士大夫来说，他们在实际上仿效苏轼的比重程度又如何呢？学者黄伟豪曾经就“中兴五大家”的诗歌化用先秦至南宋的主要文学家与文学作品之频次做过相关调查，发现其中提及较多的时代及诗人次数情况如下。陆游：盛唐476次(杜甫343次、李白74次),北宋259次(苏轼121次、黄庭坚59次)；范成大：盛唐122次(杜甫76次、李白27次)，北宋79次(黄庭坚35次、苏轼29次)；杨万里：盛唐162次(杜甫94次、李白45次),北宋92次(苏轼29次、黄庭坚20次)；尤袤：盛唐27次(杜甫19次、李白3次),北宋18次(苏轼6次、欧阳修4次、陈师道3次)；萧德藻：盛唐11次(杜甫2次、李白2次),北宋15次(苏轼5次、黄庭坚2次、李之仪2次、王安石2次)。(6)黄伟豪：《文学师承与诗歌推演――南宋中兴诗坛的师门与师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63—164、203、239、264-265、290页。

从仿效对象来说，北宋的数量是紧接盛唐的，位列第二；而在北宋诗人之中，以苏轼及黄庭坚为最多。作为“江西诗派”之宗，黄庭坚之多被提及是理所当然的；而陆游与杨万里之言及苏轼的次数都是多于黄庭坚的。黄伟豪主要是从量化的方向来考虑，虽然这本身不能反映出他们对苏轼的瓣香程度有多大，但至少揭示出“中兴五大家”对苏轼不可能不关注。

至于“中兴五大家”以外的“乾淳”诗人，吕祖谦(1137—1181)在其自编的北宋著名总集《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中选录了苏轼的作品275篇。(7)具体篇目包括：赋8卷、诗114卷、骚2卷、诏8卷、批答9卷、制5卷、诰15卷、奏疏5卷、表13卷、铭10卷、赞8卷、碑文3卷、记9卷、序3卷、论4卷、策3卷、说3卷、制策2卷、说书3卷、书7卷、启11卷、策问3卷、杂著1卷、琴操1卷、题跋5卷、乐语1卷、哀辞2卷、祭文11卷、行状1卷、墓志1卷、神道碑铭3卷、传1卷。此外，根据周必大(1126—1204)所载，杨愿(1106—1184，字谨仲，新喻[江西新余]人)透过向子諲(1085—1152)的文人雅会作品结集《芗林诸帖》，发现提及与会的童敏德(生卒不详)“不合学东坡”，乃至遭到“殆非知诗者”的非议。(8)周必大：《同年杨谨仲示芗林诸帖皆以老杜相期惟童敏德谓不合学东坡殆非知诗者辄用此意成恶语一篇为诞辰寿祝颂之意见于末章》，载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2323，第43册，第26729页。如是者，周必大有以下诗句表达：

波澜正使来西蜀，廉陛何妨逼少陵。

这两句意谓：苏轼创造了新的潮流，杜甫虽为“廉陛”所迫近，但也不应对杜甫予以否定。这本身反映了对苏轼的一种拥护。

向子諲是“江西诗派”词人，致仕时与秦桧对立而被奉为有骨气的人物。他卜居于临江五柳，并且为其居所命名为“芗林”，自己因而有“芗林居士”的称号。“芗林”在临江五柳，位处江西一带，而向子諲每逢雅会所招集的文士也多与“江西诗派”有关联。须知“江西诗派”推尊杜甫为祖，并视黄庭坚为宗；而童敏德之所以批判苏轼，则缘于苏轼并不位列“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中。话虽如此，作为雅会的主人翁向子諲，南宋初期的胡寅(1098—1156)曾评价他“芗林居士步趋苏堂，而哜其胾也”(9)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载曾枣庄主编《全宋文》卷4176，第18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758页。。此语正好意味着向子諲与苏轼的风格相近。因此，童敏德在向子諲面前大骂苏轼，此番大言不惭的话恐怕未必无据。至此，周必大对苏轼的评价应该正确，而这种评价也应该不只限于周必大的个人意见。

下面，笔者拟讨论所谓“学苏”的具体意涵，另外也探讨一下在“乾淳”士大夫当中，究竟何人具有自觉意识去学习苏轼的创作技巧。(10)译者按，原文于每一章节末尾，都有此类简短段落交代接下一章节的讨论焦点，翻译时一概保留，以见日本学者行文与中港台学者的差异以及日本学者的治学特点。

二、苏轼的创作技巧及“乾淳”诗人

究竟苏轼的创作技巧，其具体特征有什么元素？周紫芝(1082—1155)在《太仓稊米集》卷五九《见王提刑》中曾谓：

至元祐间，内相苏公之兄弟与其门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为表里。于是诗人蹑踵相望，大抵不减唐之晩世。

此语意谓“元祐”诗人苏轼、苏辙兄弟及其门人之间酬唱之事相当盛行。所谓酬唱，其实指向和诗，这也是苏轼创作技巧的一种代名词。那末，我们可以从和诗角度考察“乾淳”诗人是否学习苏轼的诗词；而且可以借此去判断他们创作诗歌时，有否运用带有苏轼以及“苏门”象征性质的艺术技巧。具体来说，这体现于他们是否运用苏轼开创的技巧以及是否将苏轼视为瓣香对象。大抵再细分为以下五类。第一，苏轼始创的技巧，包括A.次韵古人的诗作：a.和陶诗,b.和苏诗;B.櫽括；C.白战体。第二，苏轼被视为瓣香对象，包括D.为苏轼的书画而作题跋文字。

上述A(次韵古人的诗作)及B(櫽括)都是苏轼所始创的，相关问题已有学者探讨。(11)可参看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载日本中国诗文硏究会《中国诗文论丛》第7集，1988，第116-145页；《两宋櫽括词考》，载《村山吉广教授古稀记念中国古典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第731-751页。次韵(和诗)是同时代文人之间广泛流行的创作题材，而苏轼较早次韵古人的众多作品中，尤以逾一百首的次韵陶渊明诗为代表。此外，櫽括是以除词之外的作品为对象的，既可以对词语进行改编，又必须在内容上做最小限度的新变。这种题材是为了配合歌唱而作的一种技法，开创者则是苏轼。C(白战体)是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所始创，但正式着力创作的仍是苏轼。至于D(为苏轼的书画而作题跋文字)，其出现背景源于鉴赏者与爱好人士需对流传的真迹加以手批、评骘，并且撰写题跋。须知南宋士大夫大都喜好北宋以前文学家的真迹，而且当时流行对相关真迹进行收集和鉴赏。特别是苏轼与黄庭坚的时代与南宋士大夫所处时代相近，有关的真迹自然多有存世。

那末，“乾淳”诗人是指谁呢？上文提及过苏轼饶富特色的艺术技巧，“乾淳”诗人又偏好运用该五类当中的哪一类呢？现据《全宋诗》与《全宋文》南宋中期(“乾淳”)的诗文做全面稽查，结果如表1所示(使用之有与无，分别以符号○及×来表示)。

表1

首先，按照上表对“乾淳”诗人各自的特征来看，“三大家”之中，杨万里与范成大、陆游的取向几乎完全相反。在创作上能够同时兼及五类的只有杨万里一人。相形之下，陆游只涉及题跋文，其余四类则无。范成大除题跋文外，则只有创作和苏诗而己。范成大之所以创作和苏诗，缘于他造访苏轼的遗迹，因而这种创作只属于一种偶然性的表现。倘若他没有造访，也就可能不大创作和苏诗了。

至于“三大家”以外、却又与之过从较密的，则包括喻良能、朱熹、张孝祥，他们的创作倾向也比较显著。(12)前文提及的吕祖谦以及“苏辛派”的豪放词人辛弃疾，他们的诗作及题跋现已散佚。在櫽括方面，根据《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中的辛弃疾作品，譬如《定风波·大醉归自葛园，家人有痛飮之戒，故书于壁》中的“非鬼亦非仙”，即化用苏轼《夜泛西湖》一诗的“湖光非鬼亦非仙”，并作部份的转化使用，姑勿论笔者暂时仍未能找出一篇櫽括作品作为实例，以管窥端倪。众所周知，朱熹曾在学术上对苏轼有过颇为严厉的批判，但除了白战体外，他的诗文创作仍涉及其余四类。我们亦由此看到，朱熹对苏轼的学术评价与文学评价不完全一致。至于喻良能，则有三类。不过，喻良能的文章，《全宋文》仅收了九篇作品而已，其中包括散佚的题跋文。事实上，喻良能与朱熹一样，在学习苏轼的艺术特色方面可谓仅次于杨万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及的周必大，其文章创作比诗歌创作更加有名；而他在诗歌创作上，除和陶诗外，并没有创作其他几类。

题跋文方面，根据上表，涉及者竟多至陆、范、杨、周、张、朱共六人，这可反证南宋中期苏轼真迹仍多有存世；而其书法家的名声，也被苏轼真迹之受普遍关注的风气所掩。至于和苏诗方面，除陆游外还有另外五人都曾涉猎，而櫽括更有三人曾经创作。相反地，对于白战体，除杨万里外，其余数人皆无染指。有关杨万里与喻良能、周必大、朱熹四人的和陶诗，本文不另赘述。

下面拟以和苏诗与櫽括的艺术技巧为中心，剖析以范、陆为首的 “乾淳”诗人如何学习苏轼，同时分析各自的特征。

三、范成大与陆游

(一)和苏诗

如前所述，没有明显的迹象看到范成大与陆游二人学习苏轼的创作技巧。撇除题跋文的话，范成大也创作过和苏诗，譬如《宿妙庭观次东坡旧韵》二首。此诗是就苏轼《富阳妙庭观董双成故宅发地得丹鼎，覆以铜盘承以瑠璃盆，盆既破碎丹亦为人争夺持去，今独盘鼎在耳二首》一诗所作的和诗。根据苏轼原唱，董双成侍奉西王母，而苏轼前往造访董双成的旧居妙庭观时，发现地中有鼎与铜盘，不禁发出“人去山空鹤不归”的感慨。范成大的两首和诗，其开首如此写道：

桂殿吹笙夜不归，苏仙诗板挂空悲。

就是在妙庭观里，曾经留下“诗板”，而这“诗板”正是“苏仙”(苏轼)的笔迹，范成大对此加以咏叹。范成大在第二首诗的尾联，更进一步写到“扣门倦客惟思睡，容膝庵中一枕安”，书写自己的客旅疲惫。实际上，这也就是他造访妙庭观所作的纪行诗。前文已经谈及，杨万里透过苏轼集以激发其灵感而创作次韵诗，范成大则与之不同。范成大是在特定场合下才创作的，如果没有造访此地，应该就不会有所谓的次韵诗作。范成大的创作灵感，是受到他造访苏轼的足迹激发而来的。置身于前人苏轼的渊薮，范成大撰作这种次韵诗，更加富有意味了。

陆游虽然没有留下和苏诗，但我们从某些材料可以看到陆游对和苏诗也有一些见解。在《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中，陆游曾对和韵的种类乃至当时次韵诗的流行情况有过叙述，并总结如下：

今苏文忠集中，有“雪”诗，用“尖”“叉”二字。王文公集中，又有次苏韵诗。议者谓非二公莫能为也。通判沣州吕文之成叔，乃顿和百篇，字字工妙，无牵强凑泊之病。成叔诗成后四十余年，其子栻乃以示予。予固好诗者，然读书有限，用力鲜薄。观此集，有愧而已。乃书集后，而归其本吕氏。开禧元年乙丑十一月丙申，笠泽陆某务观书。(13)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载《全宋文》卷4939，第223册，第46页。

此文所指的是吕成叔就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所作的和诗，陆游曾在其后附以自己所作的跋文。当中所指的吕成叔百篇和诗，现已失传，无从见睹。而以“尖”“叉”二字为韵来次韵，其实创作相当困难，只有如苏轼、王安石之类具有特殊才力的人物方能做到。相反，能力不足者要是创作，只会自暴其短，显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干，最后令自己蒙羞。

该首雪诗，其实属于险韵的作品，甚至有人称这种咏雪的技法为白战体。这种诗体是由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始创的，到了苏轼则正式运用。具体来说，咏雪常用的比喻或形容词，诸如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全都一律禁用，以期尽可能运用不同手法产生新的表现效果。

这类次韵诗，除了陆游所举的王安石外，苏辙也曾作过。(14)王安石的次韵诗有《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五首》，苏辙则有《次韵子瞻赋雪二首》。另外，杨万里也曾创作过白战体的雪诗，不过并没有针对苏轼的这首诗而作次韵之作。须知道，次韵诗本身受到表现手法与同押原韵的双重制约，所以世间有“非二公莫能为”的评价，正好说明其难度之高。(15)“乾淳”一代诗人的后辈赵蕃(1143—1229)，也曾就苏轼此首诗作作过次韵诗，题为《顷与公择读东坡雪后北台二诗叹其韵险无窘步尝约追和以见诗之难穷去岁适无雪春正月二十日乃雪因遂用前韵呈公择》(载《全宋诗》卷2640，第49册，第30911页)。方回《瀛奎律髄》卷二十一“雪类·七言”曾载赵審诗的评语，称“‘花’‘叉’‘塩’‘尖’之难和”。陆游也曾为没有次韵而感到羞愧。我们当然不能说他没有能力创作次韵诗(《剑南诗稿》收录了他与友人的次韵诗超过三十首)，更应该说，我们可以由此推测陆游模仿苏轼的效果应该并不特别理想。

以和苏诗为代表以及包括和陶诗、櫽括、白战体在内的苏轼技法，陆游都没有尝试挑战，也沒有进行创作，这或许反映出他对苏轼的技法与技巧在某程度上颇有忌讳与戒惧。根据范成大所说，他曾经向陆游提议为《苏轼集》作注，但陆游强调苏轼的诗歌极其难解，故无从为之作注。(16)参见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载《全宋文》卷4933，第222册，第344页。即便如此，学诗者还是追慕苏轼的诗风，而不是对其敬而远之。(17)此即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所说的“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载《全宋文》卷4937，第223册，第8页。尤其在滞留西蜀期间，陆游积极造访苏轼走过的足迹，通过实际的场景与苏轼的描写之相互结合，表达其追慕之思。

下面，笔者将尝试探讨陆游与范成大仕宦过程的纪游创作。

(二)宦游之路

陆游与范成大都曾经在同一时期到蜀赴任，特别是陆游。从他的诗中，我们推知陆游曾经亲自看到蜀中苏轼的多幅遗像，他也由此对苏轼的生平与文学有进一步的思绪与感触：

我生虽后公，妙句得吟讽。整衣拜遗像，千古尊正统。(18)陆游：《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一诗，载《全宋诗》卷2162，第39册，第24439-24440页。

如此说来，虽然陆游出生晚于苏轼，但也正因如此，才能吟讽出“妙句”，并于住处端庄地向着苏轼的遗像顶礼膜拜。陆游这种感兴，在他滞蜀时期显得尤其明显。

不单如此，我们从陆游与范成大提及过苏轼的相关题咏诗作知道二人曾经造访与苏轼有关的同一地方。譬如说，苏轼在黄州的寓居处有“临皋亭”，陆游即有《月下步至临皋亭》，范成大也创作过《题黄州临皋亭》。可以注意的是，陆游在诗中用了“月下”此一苏轼诗中常见的表现形式，这反映出他似乎也好读苏轼诗作。至于范成大，如果我们联系到其“惟办登临不办诗”，则范成大对客旅的风光与名胜，似乎只作轻描淡写而已。

此种倾向在纪游文章中也有同样的表现。以黄州的相关记述为例，据《入蜀记》卷四载，乾道六年(1170)八月十九日，陆游赴任夔州通判。在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时，他舣舟于黄州水岸，参观当地一带苏轼的足迹。当时，陆游途经雪堂、小桥、暗井、栖霞楼。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想起苏轼的相关诗作，甚至当实际的情景与苏诗相吻合时，他都确认说“正谓此楼也”以及按捺不住地表达“亦佳处也”。他更有五感如“泉寒熨齿，但不甚甘”等客观事实与主观印象的记录。换言之，这全都意味着陆游对苏轼的遗迹怀着肃然的敬意，并对这些遗迹投以相当深厚的情意。

借此也不妨讨论一下范成大《吴船录》所记自己在黄州的造访经历。基本上，他都是以淡淡的笔触书写；每停留一个地方，他都会搦笔记录，却又没有像陆游一样联想起苏轼的相关诗句。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他从赤壁的眼前实景想到苏轼所作的《念奴娇》和《后赤壁赋》，不过他还是以冷峻的头脑指出苏轼这些作品中的“乱石穿空”“蒙茸巉岩”等表现手法未免略嫌夸张。与陆游相比，范成大的记录显得相当淡然。话虽如此，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去说二人对于苏轼的敬慕存在很大的差异。须知道，范成大的纪行文章，笔调基本都是如此。那末，我们也不能因此说他对苏轼的态度显得特别冷淡。由此，可以图表的方式说明“三大家”与苏轼之间的关系(图1)。

图1

尽管我们不能说陆游像杨万里一样持续学习苏轼的表现技巧，但他对苏轼还是比较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是在黄州、成都等地与苏轼有关的一事一物。举凡与苏轼有关的地方，陆游都有强烈的回响。陆游的这种表现，在其他阶段反而比较少见。即使有，也只不过是一时的感兴而已。反观范成大，他的和苏诗与纪行文章一样，笔调都是淡然的，其对苏轼遗迹而引发的感兴显然与陆游不一样。

下面，我们将尝试考察范、陆以外的“乾淳”诗人之中曾经专门创作和苏诗的喻良能与张孝祥二人。

四、苏轼的后代唱和诗人之一——喻良能

和陶诗与和苏诗乃至櫽括作品，喻良能都曾创作。喻良能是婺州义乌(今浙江)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人称香山先生，著有《香山集》。他因与杨万里过从甚密而为人所知。《全宋文》辑有喻良能的文章计九篇(19)《全宋文》卷5400，第241册，第436-443页。，当中有两篇名为《和归去来辞》及《菊赋》，由此可见他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而喻良能本人亦瓣香于苏轼，我们从其《读玉局集》中的“晓读苏仙集，披翻未觉劳”(20)《全宋诗》卷2346，第43册，第46951页。表现自己阅读《苏仙集》(即《苏轼集》)并不感到疲倦以及该诗后半部份，可以想见：

赤壁清风远，黄楼逸兴髙。独嗟生苦晩，不得侍挥毫。

在这里，喻良能以“清风”“逸兴”来形容苏轼的文学风格，写自己其生也晚，无缘亲身看到苏轼搦管“挥毫”，更以“嗟”字来表达当中的感叹。笔者在前一节已经提到，陆游生于苏轼之后，但他本人也喜欢玩味苏轼的作品(即“我生虽后公，妙句得吟讽”)。其实，喻良能对苏轼也有相似的思古之幽情。那末，喻良能创作和苏诗，岂不是也可以视为以另一种“侍”奉的方式看苏轼“挥毫”吗？关于和苏诗，在“乾淳”诗人中，他与朱熹一样写得最多，总共有三首：A.《同从兄季弟游香山追和东坡端午游诸寺韵》(《全宋诗》卷2342)；B.《广信试院追和东坡催试官考校韵》(《全宋诗》卷2344)；C.《元日追和东坡和子由省宿致斋韵》(《全宋诗》卷2355)。

其中A这首诗，是他与族人同游香诸寺而作和苏诗。苏轼原诗题为《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是苏轼游览湖州(今浙江省)的飞英寺而作的。(21)苏轼著,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第3册，中华书局，2007，第951页。至于B一诗，则是喻良能应考国子监主簿一职时在试场作的和苏诗。苏轼原诗题目是《催试官考较戏作》，是在熙宁五年监考乡试贡举时所作。至如C 一诗，则是元日时的一首追和之作。苏轼原来诗题为《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苏轼当时由除夜到元日致斋三天，期间作了此诗。A 诗与原唱都和寺院有关，B诗与原唱和监考有关，C诗与原唱则和元日有关。也就是说，喻良能所写的和苏诗，其情景(包括场所、时节等)与苏轼的原唱一模一样，并且加以“追和”。喻良能是通过苏轼诗引发自身处境与苏轼相同的想法，为他创作诗歌带来另一种契机或动机。

在同一处境下对苏轼原诗作追和的，还有范成大。范成大的和苏诗也与苏轼原唱颇为相似；而范成大作和苏诗时所身处的场合，正是他造访苏轼的足迹(如“临皋亭”)之时，继而作出题咏。他所作的纪行诗之类的和苏诗，便是例子。另一方面，在喻良能所追和的前人中，除了苏轼之外，还有韩愈。而不得不提的是，他次韵韩愈作品时，还是与韩愈的原唱及所处状况相同。我们由此看到，当前人的作品与喻良能所身处的场合及状况一样时，便会触发起他撰作相关的次韵和作(和苏轼或和韩愈)。

那末，对于喻良能来说，追和前人，其意义又何在呢？须知道，喻良能撰作和诗，不仅用韵，就连题材方面也要选用与原唱相同的创作元素。如是者，为他在创作上受到用韵与题材两方面的双重制约。就同一题材同一用韵的和苏诗而言，其原理也与咏雪时在创作上受到白战体所谓“体物禁语”的表现手法之限制一样，是在唱和原作的基础上，试图在表现手法上做新的尝试，姑勿论喻良能并没有白战体的存世作品。

喻良能还有与上举三首不同的作品，那就是《次韵王待制读东坡诗兼述韩欧之美一首》(22)《全宋诗》卷2344，第43册，第26940页。。该诗称颂了苏轼、欧阳修、韩愈三位诗人。对于苏轼，他如此写道：

雪堂羁穷如牧之，得非天欲昌其诗。平生古律三千首，无愧清风白雪词。才如太白更无敌，文似子长兼爱奇。江西诗派不足进，自郐以下曾无讥。流传海内皆珠玉，到处逢人俱愿学。不须酬唱说西昆，宋有欧苏唐有韩。二文邈乎其杖几，一编且诵苏夫子。

这里说“雪堂”(即苏轼)本人与“牧之”(即杜牧)的“羁穷”(历任地方官时的苦困)之不偶相似，但这种不偶却又令其诗得到“昌”盛。喻良能盛赞苏轼的诗文才力足与“太白”(即李白)与“子长”(即司马迁)相颉颃。他所说的“江西诗派不足进”“不须酬唱说西昆”，表现了其对学习“江西诗派”与“西昆体”的否定态度。至于“宋有欧苏唐有韩”，抒写了他对宋人欧阳修与苏轼以及唐人韩愈的赞扬。“自郐以下曾无讥”一句，则化用自《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意谓微不足道、不值得议论。喻良能在别的诗里说过“作诗必坡老，作文必欧公”(23)《怀东嘉先生因诵老坡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作小诗奉寄》一诗，载《全宋诗》卷2353，第43册，第27025页。，可见他奉苏轼与欧阳修为文学创作上的楷模。该诗尾联，“二文”(韩愈与欧阳修)其存在已经“邈乎”。喻良能以“一编且诵苏夫子”作结，指出倒不如吟诵苏轼诗歌。这意味着比起韩愈、欧阳修，苏轼的存在令人更觉亲近，而且堪称为同期诗作的一种典范。

喻良能的櫽括作品《村居夜坐读王右丞山中与裴迪书爱其清婉有魏晋风味因集其语作诗一首亦老坡哨遍之义也》(24)《全宋诗》卷2346，第43册，第26959页。中“亦老坡哨遍之义也”一语，暗示了他有意识学习苏轼的技法。在这篇作品中，喻良能称“王右丞”(即王维)给友人裴迪的书信(《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有“魏晋风味”，于是以櫽括的手法写下此诗。当中的檃括是苏轼把非词体作品改造成词体作品，同时也配合既有的旋律与歌唱的技法。杨万里也曾经作过櫽括作品，只不过他作的是诗而非词。在诗的櫽括上，喻良能也与之相同。正如前文的列表(表1)所示，和苏诗与櫽括此两种题材，“乾淳”诗人曾经创作的其实很少，而创作“櫽括”诗歌则只有杨万里及喻良能。究竟这是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呢？

有关喻良能与杨万里之相似处，早已有人指出。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收《香山集》十六卷(25)参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十二及别集类十二。，对他引用杨万里《送喻叔奇知处州》其中的一联(即“括苍山水名天下，工部风烟入笔端”)有以下评语：

而良能集内亦多与万里酬唱之作，故其诗格约略相近，特不及万里之博大耳。

喻良能多与杨万里互相唱和，该诗的风格也确与杨万里的诗歌几乎相近。(26)然而，据《宋才子传笺证》(辽宁出版社2011年版)，辛更儒指“按，喻良能诗格，清新雅健，不与杨万里相近，四库馆臣所言，未为有得”，这里对喻良能之与杨万里的“诗格”类饮说，则持否定立场。那么，两者确实存在类似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以学习的姿态去创作和苏诗与櫽括诗。即便在受到杨万里的影响而次韵苏轼诗作以及创作櫽括诗，但与杨万里相比，喻良能对苏轼的瓣香程度似乎更高。前文曾引喻良能《读玉局集》“独嗟生苦晩，不得侍挥毫”，既然以“侍”奉的方式睹见苏轼“挥毫”已经不能实现，笔者认为，他是通过次韵与櫽括的方式，以体验苏轼的所谓“挥毫”的。

五、苏轼的后代唱和诗人之二——张孝祥

先生气吞百代而中犹未慊，盖尚有凌轹坡仙之意……是时先生诗文与东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而乐府之作虽但得于一时燕笑咳唾之顷，而先生之胸次笔力皆在焉。今人皆以为胜东坡，但先生当时意尚未能自肯，因又问尧仁曰：“使某更读书十年，何如？”尧仁对曰：“他人虽更读百世书，尚未必梦见东坡。但以先生来势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吞此老有余矣。”

据谢尧仁所说，张孝祥生前已经对苏轼的文艺表示倾倒，其中“凌轹”也就是说他有凌驾在苏轼之上的勃勃野心。世人也确曾评价张词胜于苏词;但张孝祥本人还是不满足于这种定评，乃至要积十年之力去钻研以力迫苏轼。张孝祥死前，还是积极学习苏轼，希望更上层楼，再攀高峰。与喻良能相比，张孝祥无疑更积极、更有意识地肆意学习与吸取苏轼作品的精粹。

学者彭国忠指出，张孝祥与苏轼都有相似的背景，同样历任地方官，同样颁布善政，其经历是相同的。(28)在《张孝祥诗文集》前言(黄山书社，2001)，彭国忠指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其三、《赭山分韵得成叶字》其二，彷佛是苏轼《吴中田妇叹》《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晩》的南宋“新版”诗作。特别是二人的作品都有歌咏农事与农夫，因而有人称这些作品可以视为姐妹篇。不难想象，张孝祥试图体验苏轼的作诗过程，以期力敌苏轼。那么，其中重要一环便是创作和苏诗了。

今考张孝祥的和苏诗，有《与邵阳李守二子用东坡韵》及《次东坡先生韵》。(29)分别收入《全宋诗》卷2400及卷2408。这两首诗的诗题，都明确注明是根据苏轼的原唱而作；但这两首却又不像喻良能那样基于苏诗与自己的处境一致而触发创作和诗。二诗当中，前者的“邵阳李守二子”究竟所指何人，仍然不详，笔者推测应该是指请教张孝祥作诗的年青人。在此，笔者集中讨论后者，即《次东坡先生韵》一诗。

该诗的原唱题为《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时值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杭州通判的赴任旅中。苏轼离开都城赴往陈州(今河南省)造访苏辙之际，在船上发现有不知名的歌咏者题咏过“小诗八首”，他有感而发(即“有感于余心者”)，遂作和诗。该八首诗都是五言的古体绝句，其中第一、二、四、七首都押仄声韵。张孝祥的和诗，也同样是五言古体绝句。无名氏的“小诗八首”，苏轼和之，其后张孝祥再和之。其中尤以苏轼与张孝祥的第三首较具特色：

烟火动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苏轼《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其三)

悠然望江南，日出烟霭微。倚门双白髪，屈指待儿归。(张孝祥《次东坡先生韵》其三)

苏轼诗的承句(译者按，第二句)“熹微”以及结句“胡不归”，都是化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而张孝祥诗的起句则活用陶渊明《饮酒》诗的“悠然见南山”一句，至于转句(译者按，第三句)“倚门双白髪”则化用《归去来兮辞》中的“稚子候门”一语所表达的语意。

不管苏轼诗还是张孝祥诗，都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苏轼在撰作此诗之前的不久，在都城与王安石一派发生论战，其意见最终没有被接受，于是离开都城；其受挫折的心境从他化用陶渊明“胡不归”的感叹，可以看出是借此吐露某种心声。至于张孝祥创作该诗的具体时间，仍然未明；而他同样化用陶渊明的诗句，而且追和苏轼。不过，与苏诗对照之下，他反而用了“悠然”以书写归隐之意。换言之，张孝祥该诗确实用苏轼原唱的同韵，并且同样使用陶渊明的典故，而他咏歌的内容则是针对原唱的“胡不归”以及苏轼的慨叹而作的一种归隐诗作。

喻良能慨叹过“不得侍挥毫”，应该是在与苏轼诗同一情境下而产生的思慕之情，于是才有次韵之作。相形之下，张孝祥不但对苏轼同样表达思慕之思，甚或带着一种凌驾苏轼之上的强烈思想有意识地踵武苏轼作品。我们从张孝祥次韵苏轼之作，其气概彷佛是在与苏轼对话，庶几亦可借此窥见一斑。

结语：“乾淳”诗坛对苏轼接受背后的意义

在“南宋三大家”中，杨万里比较特殊，他特别积极吸取苏轼的创作技巧。而陆游虽然不太学习苏轼的技巧，但毕竟对苏轼表示景仰，而且好读苏轼作品。范成大则与陆游有相似的倾向，但他对苏轼表现出一种淡然的态度，而他在造访苏轼昔日足迹时，创作过纪行诗一类的和苏诗。

至于其他“乾淳”诗人如喻良能与张孝祥二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学习苏轼的痕迹比较明显。喻良能以不得与苏轼同一时代出生而感到遗憾，他本身创作了比杨万里更多的和苏诗，总共有三首。每当他身处的情景与苏轼相类似时，他都由此想起苏轼的相关作品，继而着力创作和诗。不仅和苏诗，就连櫽括他也曾创作，因而可以视作与杨万里有共鸣的一位诗人。张孝祥以追和苏轼为手段，以超越苏轼为目标。这是他与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须知道其他诗人都是透过外在要素的触发(譬如造访苏轼生前足迹、感到当下环境与苏轼一致等)，然后撰作诗歌。相形之下，张孝祥不为外在因素所驱使，显得颇为不同。他本人以和苏诗的形式作为对苏轼的一种唱酬。除此之外，还有本文未及详细探讨的朱熹(1130—1200)也值得一提。他在乾道四至五年(1168—1169)曾经批判过苏轼的学说，但朱熹对苏轼的批判，还是把学术与文艺两方面分开以作不同看待的。(30)诸如莫砺锋《论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观点》(《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等均有相关的论析。而在批判苏轼学说大概十年之前，时值二十八岁的朱熹还曾创作过两首和苏诗(31)即《和李伯玉用东坡韵赋梅花》《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适得元履书有怀其人因复赋此以寄意焉》，载《全宋诗》卷2384，第44册，第27495-27496页。，再过四年之后又创作过一首和苏诗。(32)《丁丑冬在温陵陪敦宗李丈与一二道人同和东坡惠州梅花诗皆一再往反昨日见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旧时不复可记忆再和一篇呈诸友兄一笑同赋》，同上书。不过，朱熹这三首和苏诗，都是次韵苏轼同一首原唱作品。那么，与其说朱熹学习苏轼诗歌，倒不如说他通过撰作旨在与聚会的人们彼此交往和酬酢。

杨万里积极学习苏轼，在“乾淳”诗人中喻良能与张孝祥都与杨万里有相同的倾向。而比他们更晚的，诸如赵蕃、楼钥、张镃等人在创作和苏诗外，也曾挑战地创作白战体(杨万里以外的“乾淳”诗人并没有如此)，其学习苏轼姿态之明显，自不待言。在这方面，杨万里可以说是执先鞭者。

那么，“乾淳”诗人学习“元祐”时期的苏轼诗，其背景又如何呢？对此，钱钟书称，由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整个诗坛都可以说是黄庭坚的天下。没有染指“江西诗派”而又倾倒于苏轼的，则有汪藻等人(1079—1154)。(33)参见钱钟书《钱钟书集·宋诗选注》“汪藻”条，三联书店，2002，第193页。到了南宋中期，王质(1127—1189)、章甫(生卒不详)也受苏轼的影响，其中张孝祥更自膺为第二个苏轼。(34)同上书“王质”条，第339页。从钱钟书的话我们可以判断：“乾淳”诗人学习苏轼，是随着“江西诗派”与黄庭坚的影响逐渐变小而出现的。“乾淳”四大家年轻时，都对“江西诗派”表示倾倒，到了后期则极力摆脱其影响(陆游与杨万里却没有完全摆脱)。向“江西诗派”告别的“乾淳”诗人，都是从苏轼诗中去学习的；不仅学其技巧，而且学其大胆豪放乃至自由豁达的诗风。陆游在《跋东坡七夕词后》明确表示学诗者应该向苏诗的这一方面学习。

另一个学习苏诗的背景是“元祐”党禁之完全解除。孝宗曾倾倒于苏轼，这促使士大夫对苏轼再做重新的评价。由于社会与潮流等外在环境出现变化，苏轼的接受问题也因之而得到重新审视。

如果考虑到这些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有意树立与“江西诗派”不同的诗风，应该是“乾淳”诗人共同探索的目标。自从苏、黄得以并称以来，黄庭坚明显有着与众不同的诗风，这启发了文人们尝试寻求“元祐”诗人的另一面作为创作源泉。再者，在苏轼的诗歌里，存在着“宏观的哲学”(35)参见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三章第三节“苏轼之二：宏观的哲学”，(东京)岩波书店，1962。。苏轼摆脱唐诗以来以悲哀为题材的一贯写法，而且以多角度去书写人生，这或许是“乾淳”诗人所认可的创作旨归。面对国土只剩下半壁江山，固然足以令人在现实中沉湎于悲叹；但如果还是如唐代诗人一样在诗中日夕悲叹的话，“乾淳”诗人还是解救不了现实的局面。倘若从多角度来玩味人生，抱持苏轼的哲学以免沉湎于绝望，这对于身处南宋的“乾淳”诗人来说，自然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