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 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
——基于塘约、大坝、娘娘山、岩博四村调研与思考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59期中青班课题组

从党的十八大至2019年8月，贵州全省贫困人口从923万减少到155万，减贫人数居全国第一，贫困发生率从26.8%下降到4.3%。塘约、大坝、娘娘山、岩博四个村是这一轮脱贫致富的典型代表。通过调研发现，这四个村发生巨变的重要原因和经验在于：均有优秀的基层党组织书记，且在书记带领下加速农民组织化发展，从而推动乡村华丽转身。

一、农村发展需要提升农民组织化

（一）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次飞跃

邓小平同志在 20世纪90年代提出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该理论意味着：中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也还需要走集体化、规模化道路，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释放农村发展红利。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运行的负面效应显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逐步探索并成型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人民公社制缺点，形成了“农地经营得越好农民家庭收入越多”的激励机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但农户靠个体经营、单打独斗，经营分散，规模狭小，在应对自然、市场等领域的风险上势单力薄；农村缺乏集体经济支撑，村里公共事务无从开展，村庄公共性严重衰退，村民自治也难以有效进行；城乡差距扩大，再加上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经商，农村社会“空心化”严重，乡村功能和魅力愈益衰减。

（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尚存诸多缺陷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07年实施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猛发展。截至2017年9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93.3万家，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数量庞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背后，其缺陷和不足也非常明显。一是无力开展业务的空壳社不少；二是即使能够维持运转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其合作广度有限、深度不足的问题也广泛存在，且大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在社会、文化等领域较少涉足，囿于在农业种养环节开展合作，很少递进到产、销和再加工等全产业链上开展合作；三是一些合作社受少数个体老板、资本拥有者主导、控制，出现“精英俘获”现象。

二、提升农民组织化的探索与实践

（一）优秀书记龙头带动强引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也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车头”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塘约村支书左文学、大坝村支书陈大兴、娘娘山联村党委书记陶正学、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他们在建强基层党组织、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上有三个特征。一是在探索产业发展、脱贫致富上都是“能手”。最近十余年或几年来，他们各自带领所在区域的村民从贫困（十八大召开之前这四个村都是二类贫困村）走向富裕（截止到2018年，村民人均纯收入都在12800元以上）。二是切实发挥了乡村建设领路人作用，在推动村民自治上都有“高招”（塘约村有“红九条”，大坝村有“三治”，岩博村有“法治统领”）；三是都被各级组织表彰为“先进”（脱贫攻坚创新奖、奋进奖，道德模范奖等都是他们曾摘取过的各种殊荣）。

（二）农民股权制度变革激活力

塘约村自2014年后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权、农村集体财产权“七权同确”，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即金土地合作社，把承包到户的责任田通过自愿入股方式全部集中到村集体，合作社统一经营，实行“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发展模式；大坝村2012年即成立了大坝村“延年果”合作社，按照支部带合作社、合作社带产业、产业带村民发展模式，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建立了企业、合作社、村民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村社联动”组织体系；娘娘山在2016年5月成立了盘县普古银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之路，成为“三变改革发源地”；六盘水市委组织部将岩博村2004—2011年发展经验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是“发动群众参与入股，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三）产业发展经济腾飞增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激活农村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关键性、基础性举措就是要发展产业。塘约等四个村在基层党组织书记带领下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根本出路。以“产业求增收”的塘约，通过探索种植“羊肚菌”调优结构，围绕“水果上山、苗木下田、科技进园”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通过打造农业产业园、农业综合体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加强产业风险防范，促进产业大发展。增加了村民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以“产业拔穷根”的大坝，按照种养结合、工农结合、农旅结合的“三结合”思路，大力发展多元业态现代农业，实现农业“接二连三”；推动“多元产业发展”的娘娘山，坚持把产业做成生态，把生态做成产业，流转土地21800亩，带领老百姓发展了刺梨、蓝莓、猕猴桃、红豆杉等特色产业，带动8个村整体快速协调发展；在“产业发展上屡出奇招”的岩博，把彝家小锅酒发展成了年创20亿元产值，名震全国的“人民小酒”，愈益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四）乡村治理共建共享聚合力

走进今天的塘约，村里随处可见张贴、喷绘的醒目式“红九条”：“除婚丧嫁娶外，其他任何酒席都不得操办，村民也不得参与除婚丧嫁娶外任何酒席的请客和送礼，以及为操办酒席者提供方便……”据塘约村支书左文学介绍：2015年，塘约村广泛征求民意，结合村里滥办酒席、卫生习惯尚未养成等实际制定村规民约，商议形成了塘约“红九条”，强化村民文明意识；大坝村坚持走自治（议村务）、法治（调纠纷）、德治（转民风）“三治融合”乡村治理路子，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由乱到治”，乡风民风“由差到好”；娘娘山联村党委书记陶正学将“农村为什么穷”的根源总结为“散”，即资源分散、资金分散、人的思路分散。为解决农村“散”的问题，娘娘山在探索农旅结合发展道路的同时，通过发展改变全村面貌、提升治理能力。村里计划建立“全民考核制”，即以村规民约对村民参与文明、环境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用机制促进治理效能提升；岩博村以法治建设为基本保障，既立村干“规则圈”——“所有村干部都不准承接建设村里工程项目”，又建村民“法治圈”——以红白理事会、乡贤调处会等为载体，健全完善岩博村规民约和各项制度机制，岩博村形成了集自治、法治、徳治于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

三、农民组织化探索的借鉴与启示

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中愈益增加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科技等领域风险态势，只有在组织化形态下的农民，才更有可能抗御渐次积累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农民组织化发展，成为决战脱贫攻坚、开启乡村振兴征程的关键一招。塘约、大坝、娘娘山、岩博四村以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关键一招”，提高了农村农民组织力，推动乡村由贫至富的变革，对其他农村有借鉴意义与价值。

（一）基层书记引领走向致富路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脱贫攻坚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在“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决胜关键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必须用“心”，从内心深处怀着对贫困群众的关爱、对困难群众的同情，坚持行善向善信念，变任务为责任，变压力为动力，用激情和爱心投身扶贫攻坚战役；必须用“力”，在精准弄清“扶持谁”后，要“开对药方，对症下药”，确保脱贫攻坚有的放矢，彻底拔掉“穷根”。要做到既“输血”又送“真经”帮其健全“造血肌体与组织”，让帮扶起到“四两拨千斤”效果；必须用“和”，发挥村民自治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塘约村左文学以“第一个在村里搞特色种植、第一个在村里种草养畜、第一个在村里办厂”为示范带领群众勇闯善干；“村民没钱购买苗木，陈大兴送!”，“群众不懂种植技术，陈大兴教”，“不当‘陈百万’，却要当‘陈白劳’”，村民不解的背后，是大坝村支书陈大兴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无限情怀；2012年，陶正学关停煤矿和洗煤厂，用自己高达4.5亿元资金毅然返乡，开启娘娘山周边8个村寨脱贫致富蝶变之旅；作为全村最早创业起家的女能人余留芬，其善于经营的头脑和敢想敢拼的闯劲儿深受村民赏识，大伙毅然决然地选她担任岩博村党支部书记。她上任第七天就自掏腰包4万元买来钢钎、大锤等工具，和男劳力一起开辟走出大山的路。四个村的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作为领头人既指引了方向，又开辟了道路，凝聚力量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制高点。其他农村要消除并抵御贫困，必须首先建强组织、选好育好领头人。

（二）物质精神两个贫困同消除

贫困不仅包含物质上的“缺衣少食”，而且包括“思想上的贫困”。物质上的贫困和思想上的贫困往往是孪生姐妹，相互依存。塘约、大坝、娘娘山、岩博四村，在四位村组织书记带领下，不仅通过发展产业改变贫困落后状况，而且通过持续探索、与村外更广市场、社会各界加强互动，广大干部与群众在比较和学习中对自身贫困状态及原因有了准确判断，如塘约提出“穷则思变”，岩博认为全村发展首要任务是修通与外界连接的公路，大坝认为产业发展是全村进步的“牛鼻子”，娘娘山认为必须要有人领着农民干。村级党组织书记带领全村不仅要争取脱贫发展项目、物资等扶持与帮助，而且要通过示范带动并与农民一起干，提高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意识，使之掌握现代从业、创业、开创产业发展新局面的技能，方为抓住提升农民组织化的“切入点”。

（三）产业发展农民活力齐共振

在农村开展调研常能听到一些信息，如部分农村群众对已经发展的扶贫产业心存顾虑，他们担心一旦扶贫政策退出、优惠措施取消、扶贫干部撤走，这些产业可能很难经得起市场考验。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贫困农户自身产业发展能力不足、一些扶贫产业“外援”依赖明显，过度依靠政府采购和人际关系认购，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利益联结不紧密等可能是主要原因。塘约、大坝、娘娘山、岩博四个村的产业发展，则共同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带头人来自乡里乡亲，与当地村民是情感和利益共同体；二是实施并在积极探索村民参股、入股，全村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结非常紧密；三是通过“反复折腾”，大家在结合市场变化组织产业发展上积聚了经验。这三个特点实质体现的是这四个村抓住了提升农村组织力的“根本点”。

（四）现代治理促脱贫效能提升

中国反贫困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在价值取向中坚持人民性，并兼具“救急”和“发展”相统一；持续推进改革以建立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制度体系；精准追问和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同时明确“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塘约、大坝、娘娘山、岩博四个村在村党组织书记带领下，持续探索产业发展增强农民发展能力和集体经济实力，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全村发展综合施策，以乡规民约为基础健壮治理体系，培育乡村文明和文化新风暖人心，在党建引领、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治理上强力探索。他们积聚的经验体现的既是提升农村组织力的“根本动力”，又将“出发点”和“靶向”融合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