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领域的政治规训与伦理教化
——解放区文学的家庭书写与家庭想象

陈俏湄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一个社会中，家庭如何进行自身的组建和繁衍，如何维持生产和运转，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在中国，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几千年的宗法制影响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与伦理思想，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国”与“家”的某种同构性，20世纪伴随着国事起伏社会动荡，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个新旧杂陈、冲突尖锐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家”是传统伦理纲常、宗法“父权”与现代新思想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的场所，其往往成为历史的缩影、时代的投射。有学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家庭’——包括其全部的话语和实践层面——看作是中国现代性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展开的一个场所。”[1]7自“五四”以来，家庭问题始终是现代文学关注描写的对象。从“五四”时期表现一代青年对家族礼教、封建婚姻的反抗与决然出走，乃至离家后无路可走的迷茫与苦闷，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大家族命运、家庭关系与婚姻问题的思考和描写更趋于丰富与深入，现代文学中的家庭题材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在解放区文学中，有关家庭的书写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更在意识形态意图的渗透与复杂的话语生产中反映出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新方向与新秩序。

一、革命视野中的“家”：从守旧的牢笼到进步的牵绊

“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叙事描写了个体与“家”的决裂与出走，当时的传统家庭暗喻着束缚个性的牢笼。在解放区文学有关家庭的书写中，一部分作品延续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常见思路，“家”被描绘为保守、顽固、禁锢的象征。困于其中的“子辈”“妻”的出走，意味着新一代挣脱旧思想旧传统的钳制走向自由、解放的新生活。在这类叙事中，家长或丈夫往往被塑造成专制守旧甚至反动的化身，表现传统父权、夫权在家中的统治。1940年前后的《凤仙花》《磨麦女》遵循了“压迫—觉醒—反抗、出走”的叙事模式，表现在父亲、公婆的摧残下困于愚昧和不幸的女性终于冲破家的牢笼。

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些作品中，“家”的定位略显暧昧。短篇小说《三张“大抗”》与《回家》都描写了向往革命的青少年对于家的逃离，但他们与家人的周旋，并不表现为凶险的善恶交锋，也不存在冷酷无情的压迫或专制。《三张“大抗”》中的林枫为参加新安旅行团与父母闹别扭，在父亲的严厉看管下试图偷偷溜走。即使被困，林枫所面对的“家”并不缺乏温情。“脑筋不开通”的父亲对新四军的前途和孩子的安危忧心忡忡，母亲忙着“裹混沌、包丸子”给林枫吃，拿“将来念洋书做大官”作为安抚。无论是父亲的固执反对还是母亲的溺爱哄劝，都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切。他们对政治形势的忧虑一度影响了林枫，动摇了他对队伍的信念。三张“大抗”是父亲交给林枫的逃命钱，正象征着家人“爱的捆绑”和他们的私念。最终林枫克服了“听信谣言开小差”的思想危机，完全摈除了家庭的负面影响。《回家》中的陆群深怨母亲坚持带自己离开队伍，但也难以无视她的操劳与慈爱，意识到母亲“也是为了爱我”。然而在陆群眼中，家的图景与朝气蓬勃的队伍形成强烈反差，家里有的是父亲的消沉酗酒、祖母的麻木昏聩、惠姐的怨天尤人。所以她选择了逃离，因为“母亲是不会了解我的，她只知道拖着我的衣角，要我和她一起，共同沉没在家庭的深渊里”[2]1479。

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并不是困于家庭有待被解放的受压迫者，家对他们而言，不同于曾经的“牢笼”意象，更像是一个压抑、落后的深渊或消磨意志的温柔乡，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私”“不觉悟”相联系，从而被视为一种妨碍进步的牵绊。

反映边区干部家庭生活的《夜》和《乡长夫妇》都触及了村干部难以兼顾革命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心态。《夜》中的乡指导员何华明忙于工作无法顾及家中的农活，这让他感到“说不出的一种痛楚”。他惦记着家里的地、家里待产的母牛，“他只盼望着这选举工作一结束，他便好上山去，那土地，那泥土的气息，那强烈的阳光，那伴着他的牛都在呼唤着他，同他的生命都是不能分离开来的”。[3]44如果说这种个体对家庭的顾念，作者丁玲是以其细腻敏锐的笔触客观展现，那么在《乡长夫妇》中，主人公不可抑制的家庭诉求，则被归咎到家人(妻子)身上，成为家庭拖个人后腿的表现。在这篇小说中，乡长冯春生娶了个有钱的寡妇，妻子为生活卖力劳作的热情感染了他，情不自禁更专注于作务庄稼，逐渐对工作有所懈怠。他因此受到支部书记的规劝，妻子对家庭利益的偏护以及她所勾起的冯春生对个人幸福生活的憧憬，被认为是“不正确的意识”，是“脏东西”。对冯春生来说，妻子连同她带来的财产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因为构筑起有关家与未来的美好图景而充满魅力，但同时也像绑住他的绳子，“要叫他离开革命”。小说结束时冯春生提出离婚，以此摆脱家庭的牵绊。

家庭为革命事业带来的困扰并不局限于何华明、冯春生这样的农民干部。在描写知识分子烦恼的《结婚后》中，一对新婚夫妇由于家庭琐事的困扰无法追求革命理想。妻子马莉被刚出生的孩子与生活的琐碎消磨得疲惫不堪，丈夫杜廉困于家庭生活无法自拔，因为婚后生活的舒适，他“几乎忘记了战争，忘记了一切，变成一个麻痹的好吃懒做的动物”。[4]

从林枫、陆群、杜廉到何华明、冯春生，上述作品展示了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与家庭之间的复杂矛盾。家对于他们而言不再是专制的禁锢，而是丛生私念的温床。私有财产、个人利益的吸引力，家庭成员和日常生活温柔琐碎的情感缠绕，都成为个体追求理想的绊脚石。1943年，刘清扬在《现代妇女》中谈到“积久的家庭传统”造成妇女“小气短视的劣根性”，即认为“家庭不但是害苦妇女的牢笼，尤其是陷妇女于无知而狭窄的发源地”。[5]740从“牢笼”到“无知狭隘的发源地”，“家”的这种意义差别背后是历史情境的变迁。自晚清始，在国人思变图强的现代性焦虑中，旧式家庭被视为千年宗法传统的缩影，象征了旧中国专制腐朽的秩序。“五四”时期个体冲出家庭的决绝姿态宣示了对传统的反抗、对个性的张扬，反映了启蒙思想建立现代个人主体的命题。“家”的“牢笼”意象中所包含的对于张扬个体意识的呼唤，恰恰是在“破旧”的历史语境中、在与“旧传统”的对峙中得到支持。而当历史步入“立新”的阶段，到了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伴随中共的现代政权建设，在民族危亡、全民动员的战争背景下，对于“人”的关注重心从“独立自由”的个体性转向“众志成城”的群体性。个体面临在历史中的自我选择，包括对于某种新的意义体系、义务规范的认同与归顺。这一变化也影响到对于个体的安身之所——“家庭”的评价标准，随着“个人主义小家庭”可能导致的对于“一己之私”的维护，家的负面意义有了微妙的转变，除了“守旧”“落后”，还带上了某种狭隘的“以私碍公”的排外色彩。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对于被“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普遍视为理想家庭模式的西方小家庭，李大钊、向警予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即已指出其局限性。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新式小家庭建立在个人主义、快乐主义的伦理基础上，隔绝于社会公共领域，这样的封闭性与自利性决定其无法成为从个人解放到社会革命的推动力量。那么对于追求“公有制”社会理念的中共现代革命而言，个体家庭的封闭性与自利性如何去克服、改造，文学的话语生产要怎样构建与“家”相抗衡的意义空间和伦理符号？

二、另一场“出走”：从克服“家庭观念”到超越血缘亲情

在解放区的文学叙事中，使个体“困于家中”的负面因素既来自旧传统的专制力量，也来自人的“私心”，由家庭所催生的私心常被命名为“家庭观念”。当个体对家庭的顾念已然妨碍到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追随时，如《乡长夫妇》中支部书记对冯春生提出的规劝，需要“自己觉悟起来纠正它”。

纵观中国传统文学，“乡愁”一向是带有诗意色彩的经典命题，恰如古诗词中吟唱的“可怜春半不还家”、“一夜征人尽望乡”，从游子的羁旅之思到征人的讽喻之意，对于家的怀想成为审美的对象，思乡者也凝定成一个个哀愁的、可同情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思乡母题依然得到了深情抒写，家与故乡或者成为漂泊者记忆中的诗意家园，或者困于古老的文化停滞不前，在异乡与故乡的对照中饱含作者对民族、历史的思考。然而在解放区文学中，“思乡”“想家”似乎首次成为了某种软弱、落后的情感，失去了合法性。

小说《老洋人》讲述了一个对“思乡情”进行教育和感化的故事。外号“老洋人”的老杨是八路军兵工厂的弹壳工人，他有个“老毛病”：总是忘不了家。当工友们在傍晚热闹谈笑时，只有他在独自出神，小说写道：

他想起了在他三十岁上才娶过门来的老婆，想起了他的刚订了婆家快要过门的十八岁的女儿，想起了那两个只能吃不能做十几岁还正在小学念书的儿子，他想起了他那墙倒屋歪的宅院，他想起了他的当家亲友……[6]225

老杨心中的家是与自己的生命血肉相连的栖息地，记录他一生的苦乐冷暖、回忆与希望，这段文字表达了他对于这一栖息地的本能怀念。在小说中这样的情感没有得到认可与同情。在人群中格格不入的个体形象显出“老毛病”的异常，人们的议论代表了公共舆论的责备态度：“老家伙，家庭观念老是打不破！”老杨自己也心怀愧疚：“真是老没出息，越老越没出息，不像你们年轻人们，把家啦什么的，不搁在心上，放得下，不在乎，……我得向你们学习学习！”[6]234作品将主人公设定为老人，多少带有进化论倾向。“老家伙”“越老越没出息”暗示了“老”与“没出息”之间的因果联系，似乎老杨的年龄与经历决定了他身上带有某些“旧”社会、“旧”传统的遗留，对家的挂念正是这种历史包袱的表现。“家庭观念”也因为与一个旧世界相联系而强化了“落后”的色彩。对于这种“落后性”，小说中以集体价值观笼罩下的生活检讨会引导个体自我批评，班长陈全代表组织提出规劝“希望杨同志不要老想家，家庭观念是要不得的”。在老杨着凉病倒后，集体的关怀得以补偿、替代家庭的温情慰藉，使他完成思想的转变。身体“生病”恰恰成为一个契机，促成了思想层面“去病”的“驱邪仪式”。小说结尾处，老杨特意交待无需给家里送讯，在被送往医务室时，他恋恋不舍似乎“不愿意离开这温暖的‘家庭’”。经由集体的思想教育和行动感化，个体摆脱了来自家庭的情感束缚，转而投入集体的怀抱。

如果说“越老越没出息”的老杨代表了需要接受教化的落后群体，他眼中对家“放得下，不在乎”的年轻人则示范了对待家庭的正确态度。年轻一代在革命文学叙事中总是表现得更轻盈，他们身上没有传统的沉重包袱，他们的兴趣与精力更多地指向家以外的世界，指向未来，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同步。在以“参军”“出走”为题材的作品中，年轻的主人公们大多表现出对家的了无牵挂甚至是疏远。仅以前文所举作品为例，《回家》中的陆群在被迫回家时怀着犯罪似的“愧悔的心情”，离开队伍让她仿佛“像一个弃儿，要被领到一个可怕陌生的处所去”。《三张“大抗”》中的林枫在新旅学习从不想家，对父母让他回家看看的要求不理不睬，在他眼中，“家里冷冰冰的”，家人“头脑不进步”。诸如“弃儿”“可怕陌生”“冷冰冰”这样的字眼反映了个体与家的隔膜，相比家人的关怀他们的抗拒甚至显出几分不近人情。但年轻一代对于新事物新生活的追求轻易化解了这种异样，反而因为在历史进程中走在前面更突显了进步个体与私人家庭的殊途陌路。

家作为个体情感归宿的属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温情，在“家=牢笼”的文学叙事中曾经被回避或淡化，而当它们得以浮现时，又往往扮演了某种具有错误性或威胁性的不稳定因素，需要被克服、摈弃。这是更为彻底的“出走”，不但家禁锢、压抑人的负面性被否定，其抚慰人心、令人留恋的正面价值也受到质疑。“家庭观念要不得”反映出“大家”与“小家”的潜在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被冠名为“革命大家庭”的想象共同体是作为家以外的另一种归宿出现在文学叙事中的。冲出家庭的年轻一代无需面对“五四”前辈们的迷茫，他们不用在复杂的社会中沉浮或重新困于新的小家庭，而是直接走向团结融洽的集体。《凤仙花》中的凤儿参加了八路军，《磨麦女》中的媳妇桂英在离婚后成了“女同志”，《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折聚英做了边区参议员，跟不上进的丈夫离婚嫁给了残废军人。在解放区文学妇女解放的图景中，出走的女儿、媳妇们似乎无需担心离家后无处可去的难题，另一个组织的、革命的大家庭将成为她们的理想归宿，在那儿她们可以找到新的生活与新的伴侣。

《老洋人》中的班长陈全在劝说老杨时勾画了一副集体生活的和谐画面，“随后他又谈到他们生活多么好，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上课、开会、唱歌……大家都是抗日的同志，又团结、又友爱、又进步……”[6]234集体生活的积极意义在于对个体的思想启蒙和有序组织，即“学习、进步”和“团结、友爱”。更吸引人的是，在启蒙与组织的基础上集体向个人许诺了一个关于光明未来的乌托邦理想。《回家》中指导员有关社会进化与变革的讲话感动了所有人：“在我们的面前，似乎已展开了那新社会的远景，在那儿，人们过着进步合理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却是这个新社会的创造者。”[2]1474将个体融入创造历史的洪流让“每个人都感到光荣和骄傲，似乎自己在顷刻间变得非常之伟大了”，投入集体使个体确认自身行为的目标与意义，个体的价值也得以实现并放大。相比之下，家与家人的爱似乎是目光短浅、让人沉沦的。陈全据此否定了家庭观念的合理性：“比在家里好得多，还想什么家？”《乡长夫妇》则将家庭观念视为革命干部的严峻考验，冯春生想到自己的前车之鉴富农朱金富，他受到斗争的原因在于“参加革命不忠实，尽是家庭观念”。家庭观念与政治错误建立联系，在“革命—个人—家”的关系链中，个人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对一方的亲近会导致对另一方的疏远。冯春生对妻子的抗拒，陆群和林枫对回家的抵触，老杨对思乡情的克服，示范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对于革命考验的正确表态：面对家庭与革命的冲突，个体应做出何种选择。人物在疏远“小家”的同时向“大家”靠近，融入革命集体这一新的归宿。

在这个过程中，“家人”逐渐让位于“同志”。当陆群对队伍和同志的留恋远超过对父亲生病的关切、林枫在团里同志的督促下才愿意告假回家，革命情谊已介入个体与家庭之间，逐渐替代了天然的血缘亲情。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地区的民歌中唱道：“娘女亲，也不亲，出了门儿把路分；姐妹亲，也不亲，一撮丝线两半分；弟兄亲，也不亲，上山打柴把家分。说谁亲，谁就亲，毛主席来了救穷人。”[7]392淡化家庭内部的血缘亲情，突出革命队伍由其“拯救”行为而获得的“说谁亲谁就亲”的合法性，这种超越血缘的“一家亲”式叙事在解放区文学的“军民情”题材中屡见不鲜。善良的媳妇、慈祥的母亲们对萍水相逢的八路军战士悉心照顾、全力掩护，她们的丈夫、儿子往往因为外出参军而在故事中缺席，在战士们的家乡也有他们挂念的妻子、母亲，于是不在场的家人为建立另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创造了条件。最终所有在场的、不在场的个体都在“解放”这一终极目标下融入“同心协力、休戚与共”的情感共振。

在另一些作品中，革命大义与血缘亲情被刻意呈现为对立的矛盾，如短篇小说《儿子》和歌剧《不要杀他》都描写了母亲因为亲生子被八路军战士打死而面临的两难处境。作品通过渲染军民之情、解放之恩或强调儿子“汉奸”身份的反动性等叙事策略，化解了杀子之罪和丧子之痛，母亲最终选择了原谅。[8]在作品结尾处，失去亲生子的母亲会收到革命战士的“代偿式亲情”。《儿子》中的战士临走前对张大妈说：“打死的是汉奸，不是你底儿子，只有我，……才是你真正的儿子。还有，我们所有的子弟兵，都算是你儿子，你不要伤心。”[9]2420新的“母子关系”的确认如同仪式，替代了真实的天然的血亲关系，补偿了母亲的丧子之痛。如果说在“一家亲”的叙事模式中战士与民众因为同仇敌忾而得以亲密无间，那么“母亲丧子”题材则因为设置了革命与亲情的冲突显得耐人寻味。面对强大的母性本能，革命大义的胜利使作品的政治色彩格外突出，在解放区文学中着力表现的“军民情”被渲染到极致。“人民的子弟兵”、“党的儿女”、“战士的母亲”成为超越/替代血缘的象征意象，演示了在集体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建立的新的伦理关系与情感纽带。

三、构建“新式家庭”：组织的介入与意识形态的渗透

必须指出的是，解放区文学的家庭书写绝不仅仅呈现个人对家及血缘亲情的游离，在大量作品中家庭依然是个体安放生活与情感的归宿。尤其上世纪40年代配合根据地建设“和睦家庭”、“新式家庭”的口号，产生了一批表现家庭关系、代际矛盾由紧张走向缓和的作品，如俞林的《家和日子旺》、康濯的《灾难的明天》、林漫的《家庭》、潘之汀的《满子夫妇》等。在这些作品中，家庭矛盾的解决、家庭成员关系的协调过程往往活跃着来自“公家”的调解人，或是弥漫着政策观念的影响，个体与家庭的互动背后显露出组织的干预和政权意志的渗透。

小说《家和日子旺》讲述老寿星家的大媳妇二媳妇闹分家，为了一头牛的使用权争吵不休，对此站出来解决问题的是三媳妇贞贞，在旁推动贞贞的则是她的丈夫三锁。贞贞在生产大会上接受三锁代表民兵队发出的挑战，把家庭内部矛盾的调解上升为两组劳动单位、两个性别群体的能力与觉悟的竞赛。两人的努力促成了家庭纠纷的解决，完成了动员劳动力参加拨工组的生产任务。小说以1944年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为背景，三锁向贞贞发出挑战正是为了响应上级的生产号召。“家和”才能“日子旺”，维系家庭和睦的行为背后，是促进经济生产的现实考虑。1944年上半年，与生产运动的普遍开展相配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式家庭的报道与社论。《解放日报》副总编艾思奇在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建立在家庭》的社论稿中指出：“生产的发展，首先要求家庭关系的改变。……我们需要一个团结和谐的家庭，需要家庭的男女老幼能够同心同德、勤劳互助、共同努力于生产事业，就是说需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家庭。”[10]17立足于组织生产、巩固政权的需要，家庭的建设被纳入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总体规划。

小说的标题“家和日子旺”沿用了民间认可的传统逻辑与“和睦兴旺”的传统理想，而在理想的实践过程中得以张扬的，则是有别于传统的新力量与新秩序。在小说描写的家庭冲突中，家长的权威是缺席的。老寿星并没有表现出作为一家之主的魄力，他依赖贞贞，每当家里的吵闹躲不过管不了时“就该去妇救会找三儿媳妇去了”。老寿星的无能为力意味着乡土社会中维持家庭秩序的力量趋于转移。小说突出了贞贞和三锁在家庭之外的身份，贞贞是妇救会干部，三锁是民兵队长，两人都加入了组织。中共的土改推动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化，个体被纳入各种组织，组织成员构成一种特定的身份[11]186。从家庭层面说，组织成员与家庭成员的两重身份有助于个体推动政权意识形态更广泛地传播和贯彻。在这场风波中，从组织那儿接受的理念成为三锁和贞贞解决家庭矛盾的动力与武器。家里发生争吵，三锁的反应是“看你们妇女多落后，……你们怎么领导的”、“你还是出去解决解决吧”。贞贞也认为这是“妇救会的事”，表现出代表组织介入家庭事务的自觉意识。围观的村民看见贞贞时都起哄：“妇救会的人来啦，叫人家管管吧。”作为当事人，大媳妇和二媳妇也都碍于贞贞的干部身份做出让步。这都显示了代表组织的个人在乡土社会所具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伴随家庭矛盾的解决，男女平等、妇女拨工、经济生产、家庭民主等问题都有所反映，小说结尾写道：“有这两个干部，老寿星家的家庭会开得挺好。”[121975三锁和贞贞成为革命思想、政策观念在传统家庭的代言人与执行者，显示出组织对家庭的渗透和改造。

美国学者威廉·古德在其《家庭》中指出，“尽管家庭被看作是一个激起人们感情的社会单位，但它却是一个为更大的社会机构服务的一种功能性机构，许多其他机构都取决于家庭所作的贡献。……家庭活动也就成为使个人适应外界的一种压力，……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变成广大社会的工具或媒介。如果家庭的职能发挥得不好，则社会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13]8-9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以血缘与地缘关系构建人际网络与民间秩序，现代革命使国家组织介入，取代了宗族、家长的社会职能，建立起新的权力结构。妇救会、农救会、党支部等组织构建起乡土社会公共领域的新秩序，同时积极介入家庭，通过破除旧观念、宣传新思想、指导家庭成员劳动创收等举措，成为协调家庭关系、推动建设新型家庭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其所遵循的不仅是传统伦理观念，更是在现代历史背景下基于国家政权建设需要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规范。就这样借由组织的介入，家庭领域的改造与重建被纳入新政权的建构过程。

一面渲染对家的疏离与超越，一面强调对家的维系和改造，文学领域这种叙事类型的分化与内在冲突，折射出革命政权对待家庭的复杂态度。1944年，毛泽东在论及“根据地新式家庭”时即指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14]238政策的两重性背后是现代革命与传统血缘家庭之间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艰苦的战争环境、敌我矛盾的激化，客观上显示了缓和家庭矛盾、稳定家庭结构的重要性。构建“和睦家庭”，正是强调家庭维护群体和谐稳定的情感功能，保障“一致对外”，同时激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革命组织与队伍需要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支持和加入，现代革命需要将个人从家庭中分离出来，以便完成国家、政治对个体的动员和重新组织。而传统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决定了攻破家庭壁垒、推动出走的必要性。同时，血缘家庭作为私人空间与传统宗法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暗含的自利性、排他性及“旧”的色彩也与现代革命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相悖。在现实斗争中，人们对于家庭、亲人的顾念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成为潜在的阻碍，妨害革命利益。这时革命需要超越家庭的忠诚，要求人们以大局为重、克服个人感情，甚至“干革命要六亲不认”。比起亲人，“革命大家庭”中的战友、同志、阶级兄弟更需要建立起志同道合的亲密情谊，为共同的目标奋斗。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者家庭改制的设想中，家庭之上的社会共同体已初具眉目，类似的规划在解放区文学中得到进一步落实。

由此可以理解解放区文学家庭书写中呈现的“消解—建构”的两重现象。一方面，在现代政权建构的背景下，通过建设“和睦家庭”“新式家庭”，国家行政力量借助组织中的个体完成意识形态对于传统家庭的渗透与改造；另一方面，从克服家庭观念到超越血缘亲情，在有关新社会、新家庭的想象中，集体化的“大家庭”在自足的小家庭之外构建起新的公共空间，以“启蒙”“拯救”的功能性与“团结、友爱、进步”的积极色彩及其所承诺的乌托邦理想，取代了家庭对于个体的情感感召力。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对新的家庭的想象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实际上它是新的国族想象和社会想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解放区文学以其创作实践开启了建国后社会主义文艺的传统，直接影响了其后文学的主题方向与创作手法。在家庭书写中所反映的政治规训、伦理教化以及对于新空间、新秩序的构建，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中均有所体现。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社、互助组的推广落实了国家政权对改造家庭与构建集体化公共空间的设想，而对家庭观念、血缘亲情的抑制和对“一家亲”式阶级情谊的张扬，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延续。例如《创业史》力图揭示“家业使兄弟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的创作主题，赵树理在《表明态度》《三里湾》中以鲜明的倾向性表现个人在自家与公家之间的摇摆与不同选择。到文革时期，这种创作倾向在样板戏中发展到极致，革命家庭中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寡妇比比皆是，他们的情感归依从亲情转为阶级友谊。最为典型的是《红灯记》中李铁梅一家三代不同姓，以志同道合的同志情谊取代血缘的联系，展示了脱离血缘基础的新型家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