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安全观视域下的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考量

寇鹏飞 陈宪良

摘 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多元价值取向的挑战以及全媒体舆情的冲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立足国家安全发展，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重要作用，厘清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探索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路径，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筑牢全体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20.06.013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20）06-0060-05

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以其特有的思想文化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世界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局部战争频发、各种不确定因素不断出现;国内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日益突出。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审视意识形态安全，使其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任务仍然艰巨。

一、 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1.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与社会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和概念的统称，表现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形式，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下产生的思维交往方式。意识形态一般包含认知—解释、价值—信仰、目标—策略三个基本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认知—解释是基础层面，它着重阐释的是意识形态的概念问题，价值—信仰是核心层面，它着重阐释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问题，目标—策略是实践层面，它着重阐释的是怎样构筑共同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三个层面彼此支撑，相互联系，共同形成意识形态运行的整体机制。意识形态虽然是一个哲学命题，但也是一个实践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统治阶级精神力量的论述说明了统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既要在经济建设方面处于统治地位，也要在思想建设方面占据统领地位，以此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但其始终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集国家安全的多种表现形态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意识形态安全熔铸于国家安全的各领域，是维护各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从“总体国家安全”概念上理解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并且保持自身结构上的稳定，在发挥正常功能性作用的同时，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或者说免遭来自其他意识形态因素的侵蚀、破坏，巩固自身的主体地位。在当下多元化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安全暂时难以达到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统一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认同，通常是绝大多数人基本认同国家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因此，存在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我们所说意识形态安全指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即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起到主导作用，在社会思潮的引领方面具有凝聚力和掌控力。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通过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意志的意识形态武装全体人民，达到思想共识，从而形成全体人民都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

2.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強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4]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中央在综合研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基础上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科学解读，是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

意识形态安全为政治安全提供思想准备。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根本上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始终在政治大局下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政治安全的核心内容是执政党在政治意识、政治需要、政治内容、政治活动等方面免于内外各种因素侵害和威胁的状态，具体体现在国家政权的安全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等方面。而“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5]这是对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对国家机器反作用的准确诠释。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多是最先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虽然思想领域的蜕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思想防线一旦瓦解，其他防线不攻自破。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主流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阐释、解读，对现行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研判，对社会发展进行客观预测，形成对社会成员正能量的引领，进而促进国家政权的稳定。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从政治安全的根本目标出发，通过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的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阐释、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过程中从思想理论层面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建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意识形态安全为经济安全提供思想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只有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才能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存在并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当意识形态与经济体制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就会对社会发展起到阻碍作用。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在其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理论论证的方式证明统治阶级经济基础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引导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巩固它所服务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我国，维护好和服务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意识形态的使命和责任。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协调，将意识形态潜在风险与经济领域的风险进行联合评估是确保经济发展正确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意识形态安全是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认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只有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才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观念，才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同，产生共鸣，也会成为社会成员自觉接受、自愿遵循的价值规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7]让全体人民在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导向的引领下团结奋斗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遵循。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能够澄清谬误、以正视听，凝聚人心、增进认同，确保国家主流文化发展不受腐朽观念影响，保证主流文化始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新时代构建全体人民的思想文化基础，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归属和价值认同，这种价值归属和价值认同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安全的价值基础。党中央从国家层面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为夯实意识形态安全提供重要抓手。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极大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忧虑情绪、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文化吸引力、分辨力、说服力，能够使人们在凝聚社会共识中构建价值认同，共筑共同的理想信念。

二、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内外环境十分复杂。在国际方面，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意图始终没有改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始终没有间断，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在国内，价值多元化及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适应性更加困难。

1.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产生重大威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面向世界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交流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运用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西化、分化我国的企图从来没有停止，而且渗透到我国社会诸多领域和不同阶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文化交流、学术论坛等方式以抽象的“人性论”做掩护，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大肆宣传所谓“普世价值”。他们惯用西方的自由平等理论点评中国问题，利用学术阵地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达到所谓的“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敏感事件借题发挥。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十分注重渗透时机。当有敏感社会问题发生时，他们就会夸大渲染，歪曲事实甚至散布谣言，借机诋毁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权形式，以达到动摇民心的目的。总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是企图通过宣扬和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政治模式和“普世”价值理念，来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最终达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2.多元价值取向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升，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价值观念也向多元化转变，主要表现为，在创新、进取、效率、公平等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被认可并得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社会分层和社会人员构成都在不断变化，出现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多元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同时，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多元文化交汇共存。多元文化在发展中总会承载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形成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全球化背景下价值观念交流融合的进一步加深，使多元文化之间发生冲击，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提供了外部因素。我们应该看到，上述多重因素对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响从根本上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经过程，这些错综交融的多元价值观念其差异性有时会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分歧，一定程度上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

3.全媒体舆情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能力面临挑战

在全媒体融合的时代语境下，新媒体舆情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管控形成挑战。在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自身具有的较强渗透性，全媒体在信息传播生态上的巨大变化，互联网上出现的极端言论、负面新闻扰乱网络正常秩序、煽动社会情绪、侵害网民利益。自媒体与后现代“联姻”，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行为，全面解构了传统媒体信息生产与意识形态传播一致同构的运作结构。个别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在利益驱使下，有意利用有些人的猎奇心理加大负能量的释放，利用粉丝效应，把普通事件炒成热点事件，把原本一個普通话题炒作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话题，进而上升为意识形态事件，借机煽动民众负面情绪。“自媒体用户的自主权空前加强导致话语客体流失。”[8]在自媒体下，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拥有了话语权和传播权，但部分辨别能力不强的网民对社会各阶层、各种利益群体把握不够，对不同方面可能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判断不准确，对于负面舆论缺乏正确的辨析和批驳，有时还把它误当成有趣的东西“享用”，反而成为某些错误思想意识的消费者。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9]当前，自媒体时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充斥着网络空间，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总体安全观视域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指出：“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0]意识形态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居于重要位置，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抓牢抓实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举措。

1.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筑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我们党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进行明确概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执政理念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首先，开展系统的理论学习，不断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力和实践指导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坚持并完善理论学习制度，深入学习党章党规，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其次，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将思想理论建设与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始终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独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