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研究

张彦台

提 要：20世纪上半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动态演进历程。20世纪初，唯物史观作为西方的思潮之一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后，早期先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了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入。20世纪20年代起，唯物史观在中国逐渐进入实践阶段。20世纪30年代前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逐渐结合起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唯物史观注重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趋向日益明显，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这个动态发展的历程中，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经历了一个由不全面到全面、由重唯物到讲辩证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取得胜利和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作用时说：就像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论的“发展规律”，推倒了神造论同样伟大，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人类必须先满足了吃饭、穿衣和居住的根本生活所需后，才有能力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6页。等其他活动。一个民族的发展也遵循这个规律。一个民族首先要“满足基本生活资料”，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也才能够发展国家的公共设施、法律、艺术、文化、信仰和 “宗教的观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6页。。

唯物史观从西方传到中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其过程和形式跨越国家、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文化。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给中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支持”和突出的“社会史意义”③王学典、陈锋：《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史学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对中国史学转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起到了支持作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 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动态演进历程。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入

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便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外来的思潮纷乱杂章，并未过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孙中山、马君武、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曾经简单提到过马克思主义。①王贵仁：《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第21页。然而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如马君武在其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指出，马克思认为在历史发展中，“阶级竞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力量，马克思本人是“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②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11期，1903年2月25日。。正如李大钊所言，由于当时中国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术著作付之阙如，因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都不甚注意”，了解不多，更谈不上研究与运用。③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六卷5、6号，1919（5）、（11）。五四运动后，早期先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入。特别是李大钊先生在其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准确把握和全面诠释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主要内容、重要观点和对中国革命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1919年9月，在《新青年》杂志上登载了由李大钊撰写的理论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关键词，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过程、形成的历史脉络、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联性等相关内容。李大钊还一一回应了各种对唯物史观批评的错误观点。此后，李大钊发表了系列理论文章，进行重点图书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思想指引。

唯物史观是人民的历史观。李大钊在他的理论文章和书籍中重点强调了人民历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唯物史观彻底否定了忽略人民的作用、强调神的作用的唯心主义宿命论思想。李大钊强调，以前的史书并不记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而是专门记载“王公世爵”“达官贵人”们所谓“英雄”的事迹，对于一些问题，不用科学的方法描述事实，反而采用“神学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用的方法，则正好相反。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张从人民群众的自身去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中去找寻社会前进的力量，而不应该从人民群众之外的其他事物上寻找。④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八卷4号，1920年12月1日。人类社会过往的一切历史和发展都是我们人民群众靠着“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绝对不是唯心史观过去所宣传的“伟人或圣人”“上帝”等给予或“赐予”人民群众的。未来人类的历史亦是如此，也是人民的历史。因此，人民群众应该“赶快联合起来”，打破唯心史观的束缚，按照客观规律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⑤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八卷4号，1920年12月1日。这就是唯物史观中所倡导的人民历史观。

在《史学要论》中， 李大钊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思想和观点，提倡在中国进行史学革命，彻底否定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史学论点，倡议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去“改作”“重作”过去的中国历史，⑥李守常（李大钊）：《史学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运用打下了理论基础。

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陈石孚翻译的日本河上肇的《历史的经济说明——新史观》，成为中国较早的专门介绍唯物史观的书籍。该书的出版对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产生了“导引作用”。①陈峰：《“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先进知识分子还通过在高校课堂授课的方式对唯物史观进行传播。1920年的下学期，在北京大学授课的李大钊，至少每周都有“唯物史”课程，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②朱文通：《李大钊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

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不仅销售《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等含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创办了刊物《我们的》《互助》并允许他们借阅书籍。利群书社成员中的青年学生，后来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萧楚女和施洋等在利群书社的影响下，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③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讲演也是当时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常用方式之一。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学校、工厂附近的讲演受到人民群众和工人们的普遍欢迎。④谭一笑：《论马克思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5页。他只要一到某个地方，就立刻受到“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的热情邀请，请他为大家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讲。⑤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除李大钊、陈独秀外，对唯物史观进行介绍和宣传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博贤、胡汉民、杨匏安等。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初步实践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唯物史观阐释旨趣发生了转变。受时代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改造”的内容和观点成为当时唯物史观阐释的目的和中心。在此期间，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三次论战。

第一次是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唯物史观的争论。五四运动结束后，中国社会很快展开了关于“社会改造”的讨论和辩论。“中国向何处去”?走“法国大革命”之路还是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成为当时中国人普遍关心的一大难题。

其时，以胡适、梁启超和张东荪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十分盛行。1919年7月，《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了由胡适撰写的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文章极力鼓吹实用主义哲学，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散布马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用阶级调和论反对阶级斗争说，用庸俗进化论反对社会革命论，极力宣扬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主义主张。

为了反击胡适的错误观点，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他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矛盾的，我们所说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⑥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李大钊还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强调经济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一旦解决了经济问题，那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等，便迎刃而解了。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①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17日。。

这场论战从本质上看，讨论的焦点是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唯物史观的争论。这场论战捍卫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地位的确立。

第二次争论是讨论中国是不是应该发展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到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虽然和胡适他们一样反对唯物史观，但不同的是，他们以了解社会主义自居，挑起了一场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他们假意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依据所谓“经济条件论”，认为主张在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根本改造”条件不成熟。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灭亡后，会兴起社会主义，为了兴起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所谓的“阶段说”②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1页。。同时，他们还强调应该施行基尔特社会主义，采取劳资协作的方式，以此避免阶级斗争的爆发。这些观点遭到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强烈批判。李达、陈独秀等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指出，中国要想改造社会，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要想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进行生产社会化；而要想完成生产社会化，则必须借助政治权力；要想借助政治权力，采取的方式必须是革命的方式；要想革命成功，则必须给大家进行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积攒实力。③C.T.：《读费觉天君“从罗素先生的临别赠言中所见的‘政治支配经济策’”》，《觉悟》，1921年9月25日。通过这次论战，从根本上分清了伪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第三次讨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更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区声白、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虽然也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但是他们的“根本改造”与唯物史观的“根本改造”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强权政治，主张绝对的自由，他们拒绝政府，拒绝国家，拒绝法律，拒绝领袖，提倡要彻底废除一切制度，一切社会财富均等化。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1982年版，第26页。一切形式的国家“既是国家，是政府，那么，就不能不限制个人的意思(志)自由”⑤《民钟宣言》，《民钟》（第一卷）第1期，1922年7月1日。。唯物史观主张社会“根本改造”并不是摧毁一切。陈独秀、李大钊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抽象的个人“绝对自由”是完全脱离社会的，而如果抽象的个人脱离社会环境，实质上，是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的，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唯物史观主张社会改造，它既不同于保留资本主义，实行改良主义，也不同于破坏一切、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唯物史观主张从社会变革的实际出发，从社会经济入手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实践性指向。”⑥王贵仁：《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第50页。

综上，在20世纪20年代的三次争论中，唯物史观在中国逐渐进入实践阶段，由五四时期后的介绍、阐释和宣传，发展到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观点具体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活动。

20世纪20年代，唯物史观历史学实践开始起步，学者们注重于把唯物史观研究与政治宣传结合在一起，注重研究党史与革命运动史。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学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社会改造思想具体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这个视角来看，是中国现实的需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比如以瞿秋白所著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所著的《现代社会学》、蔡和森所著的《社会进化史》、恽代英所著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和范寿康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等为代表的研究成果，配合党的“二大”宣言，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把已经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史论结合，指导当时革命斗争实际。“他们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又用历史反过来促进唯物史观的宣传。”①王贵仁：《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第72页。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在这种把政治宣传与历史研究合为一体的学术活动中起步了。

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则出现新的高潮。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大量译介以“新兴社会科学”名义，反而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出现。②[美]德里克·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在此阶段，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未来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史论战”。

社会史论战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问题。“新生命派”“改组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学者们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系统地理清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领会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核心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数千年来中国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阐述，理出阶段特点，建立起中国历史规律体系。

随着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再单单是一种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行动指南”对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学术研究起到指导作用，并给当时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较大影响。从1928年到1932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但是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介绍的书籍蔚为大观。作为教员或者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是一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还会让人瞧不起的。③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正如彭康曾所言，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历史、改变社会、推进人生。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唯物史观成为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④彭康：《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文化批判》，1928年第5期。

以张如心、沈志远、吴亮平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张如心所著的《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光华书局，1929年）、《辩证法学说概论》（上海江南书店，1930）、《辩证法与唯物论》（光华书局，1932年）；沈志远所著的《黑格尔与辩证法》（笔耕堂书店，1932年）、《现代哲学基本问题》（生活书店，1936年）、《新哲学词典》（笔耕堂书店，1933年）；吴亮平所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上海心弦书社，1930年）等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及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些著作发表的意义重大，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认识和理解，学者们逐渐将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最终建立起中国唯物史观学说体系；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与运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要提出的三部著作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三部著作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奠基之作。这三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不单单开辟了一个既有别于古代史学，又有别于近代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全新史学“范式”，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体系建立。王贵仁认为，从历史学角度看，郭沫若、吕振羽等人努力建立起的新史学体系，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①王贵仁：《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历史学在20世纪中国的推进历程》，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第85-88页。

20世纪30年代前后，除了发表著作之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经典著作得到大量翻译，其中光是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近40种。另外，德波林所著的《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林伯修译，1929年版）、德波林所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林伯修译，1930年版）、米丁所著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沈志远译，1936年版）、米丁所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译，1936年版）、乔治普赖汉诺夫所著的《近代唯物论史》（王若水译，1930年版），布哈林所著的《历史的唯物论》（刘伯英译，1930年版），伏尔佛逊所著《辩证法的唯物论》（林超真译，1930年版），伊科维兹所著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樊仲云译，1930年版）等书籍都被翻译成中文。这些译作使中国学者更全面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全貌，发扬光大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声望地位。

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战争的炮火中，忧国忧民的中国革命者和学者们并没有丧失救国的热忱，希望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道路。故而，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方面自觉地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入探究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本质内涵、方法观点等相关内容，掀起了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热潮；另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中国的历史进行探索，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将中国革命实际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妥善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和中国革命的实践。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编译部的正式创建，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哲学著作的专门机构，主要用来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并由党的出版社在自己的根据地出版发行。党中央还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它一方面派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检查出版发行工作，从敌后抽调干部开办训练班，同时又担负着出版、印刷、发行的具体工作任务，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1938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延安解放社以“马克思恩格斯”系列丛书的方式，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丛书第三种，1938年6月）；《共产党宣言》（丛书第四种，1938年8月）；《法兰西内战》（丛书第五种，1938年11月）；《政治经济学论丛》（丛书第六种，1939年3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丛书第八种1939年4月）；《马恩通信选集》（丛书第七种，1939年6月）；《〈资本论〉提纲》（丛书第九种，1939年11月）；《哥达纲领批判》（丛书第十种，1939年12月）；《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丛书第十一种，1940年8月）；《法兰西阶级斗争》（丛书第十二种，1942年7月）。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308、308页。

以毛泽东、艾思奇、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在大众中宣传唯物史观思想。艾思奇与吴黎平《唯物史观》（1939年版）一书，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关理论展开了全面深入系统的阐释，作为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项举足轻重的科研成果，《唯物史观》一度被选定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干部研习的参考必读书籍。该书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唯物史观的普及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②吕希晨、何敬文：《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1941年版）一文中，艾思奇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视角，强调必须要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毛泽东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些论著，对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③蔺淑英：《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1919-1949）》，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76页。

为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著作翻译工作的质量，中共中央决定对高级干部应读的马恩列斯的译文进行校订。中央书记处讨论确定了《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成立由专人组成的翻译校阅委员会，把翻译审阅校对活动视作对党最负责并能够如期顺利完成的业务范围之一部分。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曾两次谈到 ：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要大大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报的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首先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著翻译出来。苏联先进的著作和文章，其余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文章，还有历史上许多著作和文章，虽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有进步意义的著作和文章，另外还包括一些民主主义者的论著和文章，我们都要进行中文翻译。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308、308页。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干部理论修养，各解放区陆续出版了许多干部读物。其中，《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社会发展简史》《思想方法论》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摘编。1949年，解放社出版发行了何思敬译成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1948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发行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版，包括《宣言》两位作者为各种版本所写的全部七篇序言。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根据地大力出版马列著作，而且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用尽一切办法，领导进步出版界出版发行革命书籍报刊。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308、308页。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重视唯物史观思想理论的同时，加强了对历史学学方法论的研究。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以及翦伯赞的《略论中国史研究》、华岗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等文章，都对史学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探讨。翦伯赞认为“不懂得方法论，不但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历史，而且就是单纯的搜集史料也是不够的。”①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上海：新知书店，1939年版，第155、54页。吴泽强调，史料愈多愈好，但方法论的正确更为重要。具体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历史学方法论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关联性和规律性。翦伯赞等强调：“科学的历史观，是要把握一切方面的关联性，否认一切片断的割裂，是要从一切方面的关联性中，看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历史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活生生的历史上的巨大变革。”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上海：新知书店，1939年版，第155、54页。华岗也指出，历史研究“应该找到中国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性”③化冈（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期。，“中国历史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部或一环，中国历史的规律与世界历史的规律是统一的”④化冈（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期。，“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历史的具体面貌”⑤化冈（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期。。

第二，考证学是探索历史规律的基本方法。在抗战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很注重考证，但更重视解释。李大钊认为考证“只是为了全部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⑥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抗战时期，唯物史观史学家对考证的认识有了新的转变。华岗指出，考证学“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让他局限在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考证学再不能“单纯做材料的汇集、归纳、辨证”，而是在新史观的指导下，用考证可信史料作为新史学的依据，使考证学成为探索历史规律的基本方法。⑦化冈（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期。

第三，运用阶级分析法。马克思说，“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阶级分析法也是唯物史观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把许多被歪曲的历史加以辩证，依复历史事实的真面目，把历史从帝王、贵族、军阀、地主、法西斯蒂等喝血者蹂躏之下解放出来，使他成为广大人民的历史”⑧华岗：《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上海：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版，第31页。。范文澜指出，中国“整部历史只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的历史”。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瓦解了，这便是历史发展的逻辑，这就是几千年的历史记录。用这个观点阐释历史发展的逻辑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与这个观点背道而驰的，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唯心主义”。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从总体上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星散乱、片段杂乱的介绍到全面整体系统的诠释，再到多元化大众化介绍这样一个循序渐进、动态的曲折发展进程。在这个动态发展的历程中，“唯物史观先后整合了阶级斗争理论和辩证唯物论，最终定型为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个动态发展的历程中，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经历了“一个由不全面到全面、由重唯物到讲辩证的过程”。⑩谢辉元：《民国时期唯物史观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第00期。在这个动态发展的历程中，唯物史观在中国逐步走向科学与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