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重写”的故事

陈培浩

人们常常忘记了一个概念得以成立背后的观念装置。某种意义上，离开相应的观念装置，任何概念都是无法理解的。比如“当代文学”，在中国大陆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在歐洲、日韩甚至港澳台地区，其内涵就显得颇为模糊，也缺乏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这些地区的读者对于何谓“中国当代文学”经常是一头雾水。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必须打进引号里的概念，我们不仅要问“它是什么”，更要问“它是怎么来的”。多年前，洪子诚先生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当代文学”的概念》这篇文章中，洪先生敏锐地发现：“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迅速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当时的文学界赋予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含义，当文学界用‘现代文学来取代‘新文学时，事实上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方式，是在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因此，“当代文学”并非在时间上自然承接“现代文学”出现的命名，它们是同一逻辑的产物。洪子诚指出，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命名转变中，镶嵌着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转换而来的“多层的‘文学等级划分”。换言之，“新民主主义论”是塑造1949年之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装置性话语。“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的社会进程作了“旧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分法描述，这三种社会形态在文学上各有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