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寡言而勇敢的首任特首

2020-03-13 08:15黄靖芳
风流一代·经典文摘 2020年1期
关键词:行政长官特首香港

黄靖芳

1997 年,7 月1 日。

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的七楼,举行着这片土地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场地内人群涌动,在特区政府成立及宣誓就职仪式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读出了他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

高地上,一艘承载着“一国两制”大业的轮船已经起航,舵手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身上。对于轮船,董建华再熟悉不过了,在航海业巨擘的家庭里成长,他似乎天生就带着这样的使命。

击倒风浪,勇敢前行。

平稳过渡

1995年年底以前,董建华还不是香港社会的公众人物,在他成为行政长官热门人选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谁?

但是在全世界的航运业,这个名字无人不知。1937年,董建华作为董浩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上海徐汇区一幢两层高的洋房里,这位长子自诞生起,就被父亲寄予了厚望。

大海,是日后成为一方巨贾的董浩云近乎信仰的梦想,航运则被称之为他“心爱的事业”。二战时,董浩云因为碰上战争对航运业营造的巨大需求,生意如日中天,待董建华接手时,其家族已经拥有了各类船舶149 艘,总吨位达到了1100 万吨。

“船王之子”,是董建华所拥有的第一个称号。第二個称号,是他从没想过的另一条路。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作为香港最重要的宪制文件《基本法》开始起草。受到邀请,董建华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一起,开始了为期四年零八个月的咨询工作。

按照《基本法》的安排,主权移交后,原来的行政架构将会全部留任,改变的只有特区行政长官取代了英国政府派来的港督,以及特首委任行政会议取代了港督委任行政局。

但即便如此,没有人知道“一国两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变化,身处现实之中的香港人亦如是。流传在人群中间一个最经典的问题是,“7 月1 日醒来后,我下楼买早餐该用港元还是人民币?”

这样的探索,犹如需要把一块浸润了百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拼图,几无缝隙,平整润滑地镶嵌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庞大版图中。新任特首则近乎孤身一人探入港英政府班底,他需要与这个系统日夜共事相处,保证这块1106.42平方公里的土地平稳过渡。

“一国两制”通过董建华的施政,得到了平稳的开局,回归前充斥在人们心里的不安和疑虑全部烟消云散。当选特首时,其实他已经年近60,但是董建华依然身体精壮,力求勤勉。每天他都在早上7 点到来,在深夜11 点下班,这样的作息为他博得了“711 特首”的称号。而在他的任期内,留下了很多如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时需要胆量和智识开创的制度,无论成败,都见识了第一任特首的担当。

“孤独”的工作

特首的工作是一份难做的工作,几乎每一位在任内都会受到来自市民的挑剔。但是对于董建华的人品却无人毁谤。很多人喜欢喊董建华为“董生”,因为他时刻谦逊,在人们心目中是先生、绅士的形象。面对着记者,他也同样愿意敞开心扉,有主持人曾经问及,从商人变成政治人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他不无感慨地说道,“作最后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最后就是你自己要作决定了,就是这样了。”

香港坊间喜欢用“热厨房”来形容政治生活,尤其是管治团队的组建过程,几乎注定了会处于一种热气腾腾,并且在民意前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循环状态。对于争议和不解,董建华没有置之身后,他直率地表示,“这实在反映出香港人是在当家做主,对政府的期望和对特首的要求也比较高。”

领导这个充满着多元文化和思想、有深厚西方文化扎根的东方土壤,每一项政策的成败都需要经受双重检验,孤独感是萦绕左右的。

成长背景和家庭教育所带来的涵养让董建华无论何时都恪守着一份政界少见的内敛与持重,这是他时刻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的根源,也让他或多或少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2005年,时任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在电台采访中提到,董建华的管治风格是“不作秀”,他不像“末代港督”彭定康一样经常巡区去抱抱小朋友,吃蛋挞,喝凉茶,上演亲民作风,董建华时刻都试图以道德、伦理教化去感召身边的人,不厌其烦解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的道理。

他是在讲述着最朴实的道理,在他任内,“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的确为香港带来了更多的机遇。2003年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帮助香港走出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疫情而引起的经济低迷,随后“自由行”开通,香港的各行各业得到实惠。

生意场上锻炼出的敏锐目光让董建华能清晰看见香港社会的盘根错节,并且也在实际中触及了根本。他任内的一系列举措,在十年、二十年后回看,还意外地引起怀念和触动。

富有远见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看到了支撑这颗东方之珠的柱子并不牢固,以房地产为主业的结构难以长远,所以很多场合言必谈“经济转型”。事实上除了“中药港”的计划,董建华还提出了“数码港”的建设方案,推行信息科技工业,那是1999 年。只要想想那个年头各家互联网公司的动态就知道这个提法的深谋远虑:谷歌还在私家车车库里创业, Facebook、Twitter 还没有影子;腾讯只是一个10 人的小创业团队,马云刚刚开始在家中创业。

2005年,因为健康原因,董建华宣布辞去行政长官的职务。他没有辜负历史和国家背负在他身上的使命,“一国两制”成功在香港落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内涵保持了社会的活力与生机,“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时隔九年,77 岁的董建华在2014年重回大众视线。他牵头成立了团结香港基金会,希望建立一个与这座城市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智库。基金仍然着力在房屋问题的研究上,发布一份又一份研究报告。“团结”两字,在往后的日子里,对于香港社会有金子一样的宝贵意义。

这个少言、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前特首,仍然埋头在严肃的政策研究中,每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房屋建设的可行方案,便会撕下来交给基金的同事研究。这位航行者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责任,在其辞职感言里早就有过动人的描述。如今再度回顾董建华的特首历程,这样的声音言犹在耳:

“八载风雨路崎岖,市民的痛苦、忧虑,和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我未有一刻忘怀。为疏解市民的痛楚,我鞠躬尽瘁,从未敢一日懈怠……我有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

(桂玲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20期)

猜你喜欢
行政长官特首香港
香港ifc商场 本季好FUN乐
香港ifc商场
香港
六成港人愿接受政改方案
供养一位特首的价格
本期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