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者草根组织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关系
——基于杭州的调查

熊远来

(浙江树人大学 树兰国际医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经历长期的排斥后，城市社会进入“主动吸纳”外来务工者(1)外来务工者和农民工概念不同，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被认为是最早的外来务工者，也是外来务工者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异地务工者，对户籍没有限制，因此用外来务工者更准确。的阶段，这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有明显体现，后者强调要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强化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前者作为新时期全面系统的农民工政策文件，除了阐明要推进城镇落户、推动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外，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以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同时，《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他们(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协同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合的积极作用”。因此，提升外来务工者政治、文化和社交方面的社会参与，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已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成为新时代广大社会组织的重要任务。在这一大背景下，新兴的草根组织能否广泛有效地促进外来务工者的社会参与，值得深入探讨。本研究试图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定量分析草根组织参与和外来务工者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和社交等参与之间的关系，并且从草根组织自身角度进行解释，以期理解、回答这一问题，并为草根组织更好地服务外来务工者提供帮助。

一、文献回顾

总体而言，外来务工者社会参与不足，原因在于制度、渠道与平台的缺失。研究显示，外来务工者政治参与方面处于边缘化状态(2)王维、朱强：《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调查思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37-141页。，而且是双重边缘化状态(3)朱煜、刘强、刘琴：《当代农民工政治关心度与参与度调查分析》，《求实》2012年第1期，第78-83页。，参与率不高、参与面窄、参与项目单一(4)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求索》2010年第8期，第71-73页。，绝大部分属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5)徐志达、庄锡福：《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长白学刊》2011年第3期，第52-58页。，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和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6)孙中民：《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变迁》，《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48-151页。，主要以集体罢工、集体上访、集体抗议和自杀性威胁、报复、暴力活动、参加非法组织以及参与串联活动等形式出现(7)高洪贵：《青年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论析》，《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0期，第59-63页。；文化参与频率不高，质量不高(8)侯志阳、孙琼如：《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参与状况调查》，《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25-30页。，以休闲娱乐为目的居多，具有花费少、易获得的特点，项目主要是以球类项目、健身类和体育欣赏为主(9)李相如、吴建美：《北京市农民工参与休闲体育的现状调查与研究——以海淀区建筑行业、民营企业、服务行业为例》，《中国体育科技》2009年第1期，第133-138页。；社会交往方面，外来务工者群体社会支持网络规模与流动前相比显著变小，以强关系为主(10)李树茁、杨绪松、悦中山等：《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67-76页。，该群体尤其是中下层易于过度依赖同质性群体，呈现情感互动的内卷化趋势(11)冯建蓉、周永康：《关系与排斥：进城农民工生存境况的社会学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04-109页。，而且这种特征具有时代延续性。而政治、文化和社交参与不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度、渠道与平台的缺失，有学者具体分析《宪法》《户口登记条例》《选举法》后认为，外来务工者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保障是缺位的(12)刘建发：《农民工政治参与立法保障的探讨》，《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2期，第76-79页。，政治参与不足的原因在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组织化平台缺(13)邓秀华：《增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保障》，《求索》2011年第11期，第60-62页。。文化参与组织化程度与参与多少、参与自主性成正相关关系(14)余坤明：《关注城市农民工的社区文化生活》，2008-01-04，http://zyzx.mca.gov.cn/article/lgxd/200801/20080100009462.shtml。，有学者对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后建议，设法增加外来务工者群体尤其是自主性群体交往(15)郭星华、才凤伟：《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30-34页。。

草根组织能否解开症结、有效提升外来务工者的社会参与，进而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有待实践检验和研究证实。从现实角度看，尽管《意见》对包括草根组织在内的广大社会组织寄予厚望，但个别社会事件令人对草根组织产生质疑，比如外来务工者服务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因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而被取缔(16)邹伟：《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2015-12-22，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12/22/c_1117 546098.htm。。从研究角度看，外来务工者的社会参与、城市融入，是在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场景中完成的，是城市性获得的过程，学界也有少量研究关注草根组织在市民化(17)张春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求索》2011年第9期，第73-75页。(18)莫筱筱、明亮：《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研究》，《青年探索》2017年第2期，第65-71页。、城市融入(19)方英、谢建社：《非营利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作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33-38页。、居民融合(20)姜素红：《农民工与当地居民融合的社会组织发展探析——以宁波市为例》，《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66-69页。和社会交往(21)潘旦：《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交增权功能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84-90页。中的作用，但这些研究都以草根组织为中心，关注其服务供给、递送及对象的直接受益，而在特定空间场合如草根组织内的参与并不等同于泛化的参与，也就不能保证他们城市性的获得。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核心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参加社团组织状况，主要指参加外来务工者草根组织情况，为了防止其他种类社团组织与草根组织“共振”而强化草根组织作用的可能性，专门设置了参加党派、妇工青组织和同乡会等选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乡会与草根组织均没有正式入会手续，因此，只要参与同乡会或者草根组织的活动，就被视为参与该组织；二是社会参与状况，包括政治参与、文体参与和社交互动，每一变量均以社会融合为导向设置指标。在政治参与方面，考虑现实制度状况设置维权行为及提管理意见建议两项指标；在文体参与方面，设置文体活动参与及公共文体设施使用两项指标；在社交互动方面，设置困难时帮助支持人数及与原居民的互动两项指标。核心内容对应核心变量如表1所示。另外，问卷内容还涉及基本信息和基本工作生活状况，其中工作生活状况包括职业身份、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工资、社保和住房状况等。

表1 主要变量解释表

(二)抽样和样本情况

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对杭州两个外来务工者比较集中的片区进行问卷调查。一个调查点位于杭州下沙九堡格畈社区的“草根之家”附近。“草根之家”是由外来务工者自行成立的外来务工者服务组织，后来成为区工会的一个服务窗口，自成立以来始终保持服务的初衷与特色，凝聚、吸引了一大批外来务工者。另一个调查点为杭州拱墅区北部的半山片区。该片区聚居了大批外来务工者，与九堡社区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专为外来务工者服务的草根组织。调查时间为2016年4月至6月，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12份，问卷有效率为91.6%，具体样本情况见表2。

三、研究结果

(一)样本群体参与组织和社会参与概况

以受访外来务工者参与社团组织、政治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交参与四个类别，对所得的调查数据进行整理(见表3—表6)。相比其他社团组织，受访的外来务工者参与草根组织的比例较高；文化参与比例较高，参加文体娱学者占60.7%，使用社区、单位和组织机构文体设施者占33.7%；在政治参与方面，受访者权益维护意识较高，社会管理行为较少，曾遭遇权益受损者占26.2%，权益受损后有采取行动者占57.4%，其中求助法律部门的最多，占24.1%，体现了依法维权的意识较强；较少介入社会管理，向务工地组织、社区提意见建议的仅占9.2%；在社交参与方面，与务工地居民交流比较频繁，但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和支持的占比偏少，与原居民有交往的占比78.6%，遇到困难时获得帮助和支持人数为3人及以下的超过四成。

(二)参与草根组织和社会参与的关系

1.参与草根组织和政治参与的关系。为了分析参与草根组织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外来务工者权益受损后的行为再次分类，其中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包括协商、停工、上访、胁迫、围堵等，是外来务工者和用工方之间直接互动的方式，容易失控而导致社会风险，不被政府提倡或允许，因此合并为个体集体行动，是非理性倾向的维权行为。向组织社团、法律部门和媒体等社会服务、管理、监督部门求助，试图在政府设立的、社会允许的规范渠道中解决，可以合并为寻求组织帮助，是理性倾向的维权行为，如此，外来务工者权益受损后采取的行为再次分为四类：未采取行动、个体/集体行动、寻求组织帮助和其他行为。

表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表3 受访者参与社团组织状况

表4 受访者务工地文化参与状况

表5 受访者务工地社交互动状况

表6 受访者务工地政治参与状况

再次分类后，对外来务工者参与其他社会组织与权益受损后的维权行为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草根组织对外来务工者的维权有重要影响，未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中，有53.3%权益受损后未采取行动，有20%寻求组织帮助，有13.3%采取个体/集体行动，而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中，有29.4%权益受损后未采取行动，有29.2%采取个体/集体行动，有37.5%寻求组织帮助，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差异在0.01水平显著(见表7)。

同时，参与草根组织与外来务工者向居住地组织机构、街道社区提意见建议之间的相关分析也显示，草根组织参与对提意见建议之间有重要影响，在未参加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中，仅有6.1%向居住地组织机构、街道社区提意见建议，而在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中，有14.7%向居住地组织机构、街道社区提意见建议，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差异在0.01水平显著(见表7)。

2.参与草根组织和文化参与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参加文体娱乐活动的占77.3%，未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这一比例为51.1%，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0.000水平显著；同样，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使用社区、单位、组织机构的文体娱设施的占68%，未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这一比例为29.8%，卡方检验结果在0.000水平显著。

表7 外来务工者政治参与行为与草根组织参与之间的相关分析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别以外来务工者参加文体娱活动和使用社区、单位、组织的文体娱设施为因变量，以组织参与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状态变量和生活状态变量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获两个回归模型，其NagelkerkeR2分别为0.435和0.470，即自变量分别能解释结果的43.5%和47.0%(见表8)。在控制多种可能影响因素后发现，和未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相比，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参加文体娱学活动的可能性是其4.53倍，使用文体娱乐设施的可能性是其11.732倍，均在0.001水平显著。参与草根组织显著提升了外来务工者参加文化体育娱乐学习的行为和使用社区、单位、组织机构文体设施的情况，显著提升了该群体的文化参与度。

表8 外来务工者参加文体娱学活动与使用文体娱学设施Logistic回归模型

注: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3.参与草根组织和社交互动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受困时获得帮助人数为3人及以下、4—6人、7人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8%、21.3%和30.7%，未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这三项内容的比例分别为36.6%、23.7%和39.7%，卡方检验结果不显著；同样，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有交往的占77.3%，未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有交往的占79.2%，卡方检验不显著。

为了精确分析组织参与的影响，对类别变量进行适当处理，以外来务工者务工地受困时可获得帮助人数和与原居民互动为因变量，以组织参与变量、人口统计变量、职业状态变量和生活状态变量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向后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归(22)社交互动下设两个指标变量，其中获得帮助人数可视为连续变量，适合线性回归；与原居民互动是二分变量，适合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获得帮助和与原居民互动两个模型。两个模型分别能解释因变量20.1%和33.5%的变异，获得帮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加入草根组织与获得帮助的人数呈负相关关系，在0.001水平显著(见表9)。与原住民互动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加入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互动的可能性为未参加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的0.624倍，差异不显著(见表10)。

四、结果讨论

参与草根组织与政治参与、文化参与、社交互动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单方面‘行为塑造’作用显著，互动层面‘关系改善’作用有限”，即对于外来务工者单方面地使用公共文体设施、参加文体娱学活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也能有效提升外来务工者的权利意识，促进其权益维护的政治行为，但在人际帮助支持、与原居民互动等社交互动方面，无明显作用。

表9 外来务工者获得帮助线性回归模型

注: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表10 外来务工者与居民互动Logistic模型

续表10

注: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一)参与草根组织和文化参与

在控制多种影响因素后，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参加文体娱学活动的比例显著提升，再结合调查区域外来务工者服务组织广泛开展文化、体育、娱乐、旅游和法律等方面服务的事实，说明草根组织的存在已经让外来务工者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达到“自醒”，而且可以通过组织自身力量举办形式多样的文体娱学活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从而达到“自为”。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参加文体娱学活动的比例显著提升的同时，使用社区、单位、组织机构的文体娱学设施的比例也显著升高，表明草根组织对文化参与的促进已经深入工作生活的各种场景。

(二)参与草根组织和政治参与

权益受损后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维权的比例较高，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向组织机构、街道社区提意见建议的比例更高，这说明草根组织的服务及其内部群体的交流，提升了外来务工者群体的权利意识，也推动了他们在更广泛的职业、生活场景中表达权利诉求；权益受损后参与草根组织的外来务工者寻求组织帮助的比例较高，这说明草根组织的存在也影响到成员“斗争”的手段与形式：更多地选择寻求组织的帮助来维护权益。组织即使群体的目标需求凸显，也在一定程度上如冲突论学者齐美尔所认为的那样，组织会通过目标的清晰化，让冲突群体更多使用讨价还价与妥协手段实现群体的利益目标(23)Simmel G,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affiliations, Free Press, 1955, pp.143-175.。

(三)参与草根组织和社交互动

草根组织在社交互动方面并未起到作用，可能与社交互动衡量指标、草根组织“松散”的组织特征、“现代化”的运行逻辑和“割裂”的服务定位有关。

1.与指标的选用有关。“遇到困难时获得帮助”是人际距离非常近的指标，草根组织的服务带来了互动的机会，外来务工者也借此相互了解，但这种互动和了解浮于表面，还未形成较亲密的关系。

2.与草根组织“松散”的特征有关。松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否参与草根组织对外来务工者而言较随意，加上他们流动性大，不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草根组织“自助”性质未能彰显，理想的草根组织应当是取之于“外来务工者”、用之于“外来务工者”，但现实情况是草根组织只关注“用”而未关注“取”，对于大多数外来务工者来说，“用”是免费的，这也不利于该群体互动和信任的形成。

3.与草根组织“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有关。为何规范的草根组织对“关系改善”作用有限，归属不同组织的外来务工者获得帮助支持人数的差异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以外来务工者受困时获得帮助支持人数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正式注册的草根组织对于外来务工者从务工地获得帮助人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同为草根组织的同乡会对于外来务工者在务工地获得帮助人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参与党派政治组织、妇工青准官方组织则被排除出模型。各类组织影响的差异应当与组织存在的基础有关，同乡会的基础是地缘亲缘关系，成员彼此熟识，关系稳定持久，容易形成互助预期，而外来务工者服务组织成员虽也高度同质，但已经突破了强关系范畴，运行基础已是文明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责任与社会信任，彼此关系并不稳定持久，难以形成互助预期。如此，当同乡会、外来务工者服务组织均为可选项时，外来务工者在心理上偏向于熟识、信任的同乡会。反过来，越是倾向于向外来务工者服务组织成员寻求帮助，可能意味着其获得来自亲缘地缘的帮助越少，因此获得帮助人数与参与外来务工者服务组织负相关。

4.与草根组织“将外来务工者原居民割裂，专门服务外来务工”的服务定位有关。这对于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的互动融合并没有好处。让外来务工者融入城市社会，外来务工者草根组织需突破两道屏障：一是突破外来务工者先赋的亲缘地缘局限，能无差别地为源自各地各行业的外来务工者提供服务；二是突破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对立的局限，能利用组织扎根社区、掌握一定资源，能联通公共服务、联合社区其他组织的优势，促进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的融合互动。本研究“参加草根组织对于外来务工者文化参与、政治参与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社交互动方面无明显改善作用”这一结果说明，当前草根组织在突破亲缘地缘局限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无差别服务方面是有成效的，但在突破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对立局限方面还需要加强。这与笔者的观察相一致，外来务工者草根组织能有计划、持续不断地提供文艺、旅游、球类活动和阅读、计算机技能培训、法律知识培训等服务，也设有权益维护受理窗口，还能为务工者子女提供课后和周末托管服务，但是，这些服务的使用者基本是外来务工者，鲜有本地居民，而且组织负责人坚持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文体娱学服务的宗旨，未将促进外来务工者与原居民的融合作为组织的使命。

面向外来务工者提供服务的草根组织，既是外来务工者组织化的平台，也是组织化的结果，有助于全面改善外来务工者政治、文化、社交方面的参与。然而，本研究结果显示，草根组织并不是全能的，对外来务工者在文化参与、政治参与方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促进社交参与方面作用并不理想，这种状况与草根组织本身特征、成员基础和运行逻辑、服务定位及服务内容的选择有关，这应当引起致力于服务外来务工者的草根组织的关注。另外，草根组织在各方面参与上的功能与草根组织各方面属性之间具体关系如何，可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