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及其党史题材创作的意义

吴东峰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凡有文化者几乎没有不知道叶永烈大名的。在我们这一辈人心中，叶永烈不但是当时小读者所喜爱的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更重要的他后来还是一位著名的红色传记文学作家。

互联网上叶永烈逝世的消息不停地刷屏：“当代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5月15日9时30分在上海长海医院病逝，享年80岁。”细读之下，令人感到迷惑和不解。消息首发者是上海澎湃新闻：“科普作家叶永烈去世，曾为我们回答《十万个为什么》……”全文1000多字，大体是介绍叶永烈系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他的作品如何给当年的小读者留下深深的印象。《十万个为什么》的发行已经超过一亿册，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叶永烈后来更是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等诸多作品，用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而叶永烈下半生创作的海量传记文学作品，则只字未提。

上海澎湃新闻首发后，检索如下的跟进报道，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新京报官微）

叶永烈去世，作品有《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记》等影响一代人（潇湘晨报）

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参与创作《十万个为什么》（中国新闻网）

叶永烈去世，那个告诉我们“为什么”答案的人走了（环球人物网）

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你用过的小灵通就出自他的《小灵通漫游记》（钱江晚报）

……

叶永烈逝世的最早报道在互联网上一家独尊，迅速攀升，但其内容也仅仅是一位有影响的科普作家而已。叶永烈早年参与写作的《十万个为什么》，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把它当作叶永烈个人的代表作显然不适合。而作为著名“红色传记文学作家”的叶永烈，却被人为地消失、夭折了，不知是记者的确实无知，还是媒体所谓的敏感回避。作为讣告文字，这显然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也是对社会和读者的不负责。这不禁使人想起有人一度要把“十年浩劫”改为“艰难探索”那些事儿。

我们这辈人不少是读着叶永烈作品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是读着他的作品成熟起来的。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仅仅十年时间，叶永烈完成了他从科普到纪实写作的成功转型，“井喷式”地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史人物与事件的纪实作品。

叶永烈被忽略了的下半生创作主要有这些：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

《“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

《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

《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详细记录。

此外，还有《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走进华国锋》《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走近钱学森》《美国自由行》等。

他还写过傅雷、马思聪、殷承宗、戴厚英、罗隆基、王造时、陶勇、常溪萍、彭加木等等。

叶永烈逝世后，还留下了一部未出版的著作，记述改革开放先行者万里的传记《走近万里》，总计70万字。

1989年，叶永烈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10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我们这一辈人，更熟悉更喜欢阅读的就是叶永烈这一时期写作的红色人物传记系列。他的作品，“内容广泛、全面。不仅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党史文学’，而且还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的‘形象历史’”。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每当叶永烈较有影响的作品发表，总会引起一段时间的阻滞和歧义，但若干年后同样的作品又被有关部门作为“准正能量”作品放行传播。

叶永烈逝世后，陆续接到许多朋友和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要我说些什么，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我肯定认识叶永烈。其实不然，我虽然从小就读过叶永烈的《十万个为什么》，但他在“井喷式”发表作品时，我才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只能望其后背而徒生敬羡之情。很遗憾，此生没有见过叶先生，但还真想起了一起与他没有见面的交往。

2007年至2008年间，我所著的《开国将军轶事》《寻访开国战将》遭遇了两场名誉权官司，在纪实文学界闹得沸沸扬扬。上海《文学报》记者于2008年春以此为例，组织了题为《纪实文学：一不小心踩“地雷”》的专题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和强烈反响。没想到叶永烈也参加了这场讨论，这是我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他虽然没有对我的两场官司明确表态，但他的观点一直影响着我以后的创作。

在《文学报》2008年5月8日的这篇报道中，记者写道：上海作家叶永烈说起此类文学创作的注意事项头头是道：“纪实文学始终要遵循事实的准确，用事实说话；纪实不允许虚构，要脚踏实地，准确记录；作者不能偏听偏信，要兼听则明；还要善于辨伪，引用资料要注意。”

叶永烈还以他为温州市委原书记、公安部原部长王芳整理回忆录的一件事举例。他说，书中有一段话，提到了当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妻子”。王芳回忆录出版后，彭柏山子女打电话给出版社，说不是“妻子”而是“前妻”。叶永烈举这个例子意在告诫我们，纪实文学的写作一定要下功夫采访，保证事实的准确，否则就会遇到你意想不到的麻烦。

2008年秋，叶永烈来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活动，其时，我的两场官司都已尘埃落地，一胜一败。有记者借此事问叶永烈：“对吴东峰的官司如何看？”叶永烈回答：“我知道吴东峰……纪实文学不是虚构文学，要三分写作，七分采访。一丝一毫也错不得，作家采访写作真的很不容易。”

对叶永烈为我的两场官司发表的意见，我至今仍心存感念。这是他的写作准则，也是他的写作体会和经验，我也因此在以后的写作中受益匪浅。

据说叶永烈先生写的作品大多能通过出版的审查，这在我们这个圈子是个奇迹。他总结的体会就是，纪实作品没有虚构成分，要遵循事实的准确，重要史实要百分之百的准确。比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他做到了凡是毛泽东的话，均注明出处，凡是他自己采访所得，均注明采访人物、时间、地点，尽力做到无懈可击。

叶永烈是浙江温州人，长大后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温州人的精明不但表现在经商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叶永烈对写作主题的选择和策划。叶永烈不但是高产作家，也是高智商和高情商的作家。

叶永烈曾说：“我是上海作家，上海的各个时代基本都有作家写，唯独缺了党的诞生地和‘文革’发源地这两部分，我想填补这两个空白。‘四人帮’又叫上海帮，他们都在上海起家，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以新的视角，重构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进程，是叶永烈为上海填补党的发源地写作空白的巨献。

2014年8月，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为上海填补“文革”发源地创作空白的又一力作。

据有关报道称，该书共分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25章，近200万字的篇幅，通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个人发迹史，及相互交叉的人生轨迹，深度揭示了“史无前例”的来龙去脉，记述了“四人帮”及极左路线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党和国家与“四人帮”的殊死搏斗，并取得最终胜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有人把叶永烈书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物，取名为叶永烈的黑色系列作品，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叶永烈写的这批作品依然属于党史范畴，这些人物的历史和兴亡，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反证，是改革开放必然和正确的反证。更为重要的是，叶永烈写这些人物，首先吃透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内容和精神，始终遵循着“两确”的原则，即努力追求观点的正确，努力追求史实的准确，正面人物不神化，反面人物不鬼化，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由此为后人留下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特殊十年的真实纪录。

这是叶永烈潜心三十春秋，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为了这套书的出版，叶永烈收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众多当事人。从采访陈伯达，到采访关锋，再到采访王力、戚本禹，一些知情者相继作古后，采访者叶永烈仍在不停地书写。

“四人帮”兴亡的历史，在叶永烈的笔下，经过一次次修改、一次次增删、一次次补充，变得更加真实、客观、全面、完整，同时又不失细致、生动、深刻、丰富。

叶永烈说，我写《“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和巴金老人提议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期望是一致的。叶永烈的晚年似乎感到了一些“令人悚然”的事情，他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重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对于90后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连“四人帮”的名字都认不全，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段永难遗忘的记忆。

2014年，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出版了。就在这一年，叶永烈决定将自己的创作档案，无偿捐给上海图书馆。捐献资料包括手稿、采访本、采访录音、名人书信、照片等共计40箱。据说一辆卡车都装不下。其中光录音磁带就有1135盘，每盘磁带都清楚注明哪年哪月哪日采访某某人，总目录则更加详尽，子条目也清清楚楚。这批数量庞大的捐赠文献将以“叶永烈专藏”的名义，在上海图书馆永久收藏，供后人交流利用。

当年的报纸报道，叶永烈那天十分高兴，说：“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我故世之后，在墓碑上可以书写：请到上海图书馆找我！”

我突然觉得，上海图书馆里的“叶永烈专藏”不正是巴金期盼的“博物馆”雏形吗？

叶永烈人生的亮点，也正在此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