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烟草种植及传播动因探究

秦 磊， 单啸洋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烟草，亦称为“菸”或“淡巴菰”，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植物。15 世纪末哥伦布航行发现美洲新大陆，在其航行途中经过圣萨尔瓦多岛时 ,看见当地许多土著人嘴里含着一种燃烧的叶子，吞吐着烟雾，后来圣萨尔瓦多岛被命名为多巴哥岛，这种可以吸食的叶子也被称为“多巴哥”，烟草的英文名“tobacco”以及别称“淡巴菰”也由此而来。自此，哥伦布以及他的水手率先将烟草带回了欧洲，烟草也同玉米，番茄，辣椒等美洲作物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烟草在传入我国后，迅速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贵州是烟草种植大省，自明清烟草传入以来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种植烟草的历史悠久。目前关于贵州烟草问题的研究多集中民国时期以及烤烟的研究，关于贵州晾晒烟问题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现存贵州清代至民国地方志为主要资料，试对清代以来贵州地区烟草种植情况进行粗浅梳理，并探析烟草在贵州迅速传播的动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在梳理分析清代贵州烟草种植和传播情况之前，首先应对烟草传入中国大陆的时间和路径作简要梳理。早在唐代李白所写诗歌中，便出现了“相思若烟草,历乱无冬春”[1]136的诗句，赵翼所著《陔馀丛考》一书中认为：“唐诗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时已有服之者。”[2]652与此同时，在唐代也有使用“烟剂”治疗哮喘的记载，唐代王焘撰《外台秘要方》中，便对使用“药烟”治疗哮喘有所描述，“款冬烟自从筒出，则口含筒吸取烟咽之，吸烟使尽之。”[3]240但此时的“烟草”和“烟剂”是否就是后来种植遍及全国的烟叶，仍需进一步考证。

一般认为，烟草是在16 世纪末至17 世纪正值文化发展黄金期的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的。最早关于烟草可考证的文献记载是明万历姚旅所著的《露书》卷十《错篇》中的所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4]261可从这段材料推断，烟草多在吕宋（今菲律宾）种植，于明神宗万历年间被带到中国，至传入中国福建漳州地区后，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反而演变为了一种外贸商品出售给吕宋。《台湾府志》中亦记载∶“淡芭菰冬种春收，晒而切之，以筒烧吸，能醉人，原产湾地，明季漳人取种回，今名为烟，达天下矣。”[5]16可见明末时期烟草经由台湾，又或从吕宋国传入福建漳州等地，这是一条公认的中心路线。但烟草传入中国的具体路径其实不止吕宋一条，大致共有三条路径[6]17。除由吕宋传至福建一条路径外，还有一条经由交趾（今越南）传入广东，清代杨士聪《玉堂荟记》中记载：“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仍渐有之，自天启（1621-1627）年中始也。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7]105，可知烟草亦由军队由广东引入中国内陆。最后一条路径经由日本传入朝鲜，继而再传播到我国东北地区。乾隆《汀州府志》记载：“烟名淡芭菰，种出东洋，海内竞莳之。”[8]145后朝鲜吸烟者日多，随由商人将烟草从沈阳带入。此时传入我国的烟草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卷烟，而是晾晒烟，也就是俗称的“叶子烟”。

烟草传入中国后迅速传播，据光绪《黎平府志》所引《因庵琐语》记载：“烟叶，出自闽中，边土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叶一斤。明崇祯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间私种者，问徒，寻令犯者斩。然不久，因边军病寒无冶，遂停是禁。由是，遍处种烟，虽三尺童子，莫不吸烟矣。”[9]302明末时因烟草获利甚厚，而政府下令禁烟禁种，虽禁令之严，然收效甚微，开放禁令后烟草迅速传播，遍及全国。后清初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写道：“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与隶妇女，无不食烟草者，田家种之连畛”[10]45，“今处处有之(烟草),不独闽矣”[10]45。可以看出烟草种植和消费发展之迅速，继而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经济农作物。

二、清代贵州烟草的传入和种植

关于清代贵州烟草种植的情况，笔者根据现存贵州地方志记载制成表1，从表1 来看，乾隆十四年(1749)《黔南识略》记载余庆县、麻哈州、清平县最为适宜种植烟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玉屏县志》物产志记载：“菸”[11]77，嘉庆三年（1798）《桑梓述闻录》载：“货属，菸”[12]508，说明此时烟草已经成为贵州部分地区的特产并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贸易，嘉庆六年(1801)《黄平州志》载：“旧志亦不载烟草，今则遍地栽之，州南及东北一带为甲。王阮亭香祖笔记烟草考之，本草尔雅皆无此名”[13]140，可见至嘉庆年间烟草已在贵州各地广泛栽种。清初贵州烟草种植从地理条件来看，由于贵州地貌属于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东部地势较为平坦，气温较高，较为适宜烟草这类喜温作物的栽种，因而最早关于烟草记载的史料均集中于贵州黔东、黔南地区。从社会条件来看，烟草传入贵州可能有当时湖广行商的作用，虽然关于烟草贸易的文献记载很少，但是当时民间的商贸交流十分频繁，加上有地方志记载的余庆、清平、玉屏和黄平等地都位于贵州黔东，黔东南地区，靠近湖南、两广。因而烟草有可能作为一种货物商品由行商从湖南，两广地区传入贵州。

至道光、咸丰年间，烟草已在贵州境内广泛种植，并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道光二十年(1840)《贵阳府志》载：“烟，贵定产者味酽，吸之能醉人，一名淡巴菰”[14]924，道光二十一年（1841）《思南府续志》载：“菸，枫香溪、合朋溪产者味酽，吸之辄能醉人”[15]118，咸丰元年(1851)《安顺府志》载：“府专产，烟叶，归化磨向产者亦佳”[16]336，咸丰四年(1854)《兴义府志》载：“叶烟，按叶烟，全郡皆产，叶似枇杷叶而长”[17]421，据上述地方志史料记载，道光、咸丰年间烟草在成为贵州重要地方特产的同时，亦涌现出一批优质烟草产地，这其中贵定所产烟草也成为了后来贵州重要的优质烟草种植地和销售中心，清初贵定“虽亦产烟，因山阴沙重，售价遂贱。以烟制成丝烟，在道光系合十斤为一大包，货色粗丑，仅售下司古州等路”[18]39，至“光绪初年逐渐改良，于是有半斤一包之白丝，四两一包之奇品”[18]39。清代贵州诗人张国华也在其所著《全黔风俗竹枝词》中对贵定烟草种植之兴盛进行了描述：“禾黍丰收烟草茂，相思（烟名）曲共甫田编。”[19]168

烟草自乾隆年间开始在黔东、黔东南等地区种植并渐及全省，继而成为与贵酒、贵茶并列的地方特产之一，吸食烟草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清代贵州诗人黎庶番曾以烟草为名作《淡巴菰调》一诗：“寄醉花阴象管筠，筒新制就呼吸香。先透金绣一丝丝，化作烟云清共闲。消受夜长人困秋，灯瘦拈到双红袖。薄醉上眉心隔雾，看花酒渴茶香候。”[20]497在其诗词赞颂中，足见烟草的流行以及对吸食烟草的喜爱。随着各地烟草种植面积，产量的不断提高，咸丰十年（1860）经清政府批准，贵州正式设立厘金，将烟酒列入百货厘金中，开始对烟草征税，至清末，贵州丝烟铺已发展至数百家，产烟百万余斤，光绪年间仅贵定县就有“烟铺至三百余家，销售极远”[18]39。

表1 清代地方志烟草史料记载

三、民国贵州烟草种植概述

民国年间贵州烟草种植范围更广，现依照地方志记载列出表2。自明末烟草传入贵州以来，黔东、黔南一直是贵州烟草种植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大的区域，亦是烟草行业发展最早的地区，然至民国时期两地烟草种植情况却截然不同。民国《沿河县志》载：“叶烟 （种植面积：六000市畝；全年产量：三00000 市斤；消耗数量：二00000 市斤；附：自给自足）”[21]631，仅沿河一县所产烟草就供本县消耗且有剩余，可见民国时黔东地区烟草种植面积之广，产量之大，民国《思南县志稿》载：“丝烟匠，自店切售，逢二、七场期摊售之，其味不及四川秀山及本县铜仁之运售者”[22]580，民国《石阡县志》载：“烟盒，城西南五里燕子岩夏姓制，形如猪肾而较大，俗称猪腰子盒，结麻线为质，敷瓷灰内外髹以漆，贩运独山都匀等处”[11]510，此时黔东地区不仅烟草成为当地重要的商品，而且烟草副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石阡县所产烟盒亦成为一种地方特产贩运至黔南。相反，民国时黔南地区烟草种植较黔东稍有衰落，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载：“烟叶……二十年前，运售外县，近十年来，又仰给于外”[23]401，由此可见黔南地区烟草种植产量较前代有所下降，部分地区可能还需外地输入。

尽管黔东、黔南地区种植烟草时间最早，但民国时期黔中地区却成为了贵州烟草种植发展最快、烟草行业最为兴盛的区域，时至今日仍是如此。贵定县“民国以来有运烟叶至镇远铜仁洪江发庄至条丝者，有运至安顺遵义制丝烟者”[18]39，贵定所产烟草除供自给外，还运至黔东、黔北地区销售，后戴循若赴京时，曾带贵定烟叶至上海考验，烟草公司云：“贵定烟质软而味香，制为纸烟，可以专利。”[18]39民国《开阳县志》亦记载开阳县“有柳叶烟、国鱼壳、蓝花烟、滑口烟四种，各地均产，以新垦荒地为宜，而二区甲万所产为最有名。烟叶色味均佳，产量亦多”[24]400，且“据县府民二十七年统计。全年约产二一一六零担。除供本县消耗外，尚有余存输出邻县。”[24]400据以上史料，足见民国时黔中地区烟草种类之多，质量之优，烟草种植之盛。

民国时期黔北种植烟草亦不少，主要集中在遵义、桐梓、仁怀、绥阳、湄潭等地，民国27年（1938），遵义、桐梓县出现较多的烟丝手工作坊。桐梓县松坎镇的温锡清、伍国宾两家作坊，年产丝烟2 万多公斤[25]9。而黔西地区烟草种植情况因地而异，如镇宁县“烟草，产量甚少”[26]607，民国《普安县志》将烟草划入工艺作物一类，可见产量不高。但郎岱、盘县、水城县除了均各有加工、经营丝烟的私营作坊、烟庄2 ～3 家以外，至民国23年，境内种植晒晾烟面积还达到了11500 亩，产量6000 担[27]5。

表2 民国地方志烟草史料记载

四、烟草在贵州的传播动因

烟草自万历年间传入贵州地区后，传播速度很快，至清末，烟草已经成为贵州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无论是烟草种植、加工、销售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烟草产业链，烟草在贵州地区的传播如此之快所涉及到的因素很多，涵盖社会、自然地理、经济等方面。

（一）社会因素

贵州地区最早种植烟草可以追溯到明末崇祯时期，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四十八本草正记载：“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之矣。然总不若闽中者，色微黄，质细，名为金丝烟者，力强气胜为优也。求其习服之始，则向以征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服烟，由是遍传，而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28]639据此可知，明末时期烟草在吴楚地区广泛种植，但吸服烟草始自于“征滇之役”，这里所说的“征滇之役”应该是指明朝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宣慰司安邦彦所发动的联合叛乱，又称“奢安之乱”，朝廷为镇压叛乱遂调集军队入川黔，而贵州地区因山脉众多，山高谷深，长年瘴气环绕，爱必达《黔南识略》记载：“贵州极南，热多寒少，每春夏之交，阴雨暴霁，岚气薰蒸，中人如疟，有头疼、胸懑、脾泻诸症，盖瘴疠最多云。”[29]222无论是黔地居民生活亦或士兵作战行军，都容易受到瘴气的影响，士兵在外作战行军，本身就容易患上风湿疟疾等疾病，加上贵州境内的瘴气对身体的侵害，不利于行军作战。而烟草在古代医药典籍中就有祛除阴邪湿气的功效，姚旅的《露书》中写道：“烟草能令人醉，且避瘴气”[4]261。所以当时烟草对部队行军打仗有避瘴、驱寒的功效。由此可知烟草在贵州的快速传播离不开战争的驱动作用。

（二）自然地理因素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作物能够快速适应以及传播的重要原因。贵州属于西南烟区，是我国六大烟区之一，全省无论是气温、降水量、土壤都十分适宜烟草种植，从气温条件来看，烟草属于喜温作物，贵州全省境内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在14℃以上，冬季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绝大部分地区在3℃～6℃。夏季（7月）大部分地区在22℃～26℃之间，基本都在烟草生长的适宜范围内。[30]24-25从降水条件来看，一年四季降水量充沛，充足的降水量是烟草生长的必要条件，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1 100 ～1 400毫米之间，烟草大田生长期所需水分相当于528 毫米的降水量，[30]26贵州省5 到8月间的降水量均在600 毫米以上，满足了烟草对于降水量的需求。最后从土壤条件来看，贵州省土壤类型多样，分布规律明显。全省有土壤类型9 个，即黄壤、红壤、赤红壤、红褐壤、黄棕壤、石灰土、紫色土、山地灌木草甸土、水稻土。这其中适宜种植烟草的土壤为黄壤、石灰土、紫色土。黄壤主要分布在黔中和黔西南的广大山区，石灰土主要分布在黔南地区，紫色土主要分布在黔北、黔西和黔南部分地区，这三种土壤的共同特点都是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非常适宜烟草种植。因此，自烟草传入贵州地区以来，优良的种植环境亦促使其在贵州境内广泛传播。

（三）经济因素

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推动烟草在贵州迅速传播的重要动力。据光绪《黎平府志．卷三·食货志》记载：“大约烟之利过种稻数倍，是以人争趋焉。”[9]302民国《开阳县志》亦载：“农产中品类甚多，如……叶烟……皆为经济上极有价值者。”[24]398由此可知，烟草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所获利润颇丰，竟超过种植稻谷数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说：“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只要有真正的高收益，他们就会做出反应。”[31]13对于农民来说，不论种植农作物还是烟草这些经济作物，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以及经济利益，既然种植烟草的经济利益远大于种植水稻小麦，那么自然就会竞相种植烟草。与此同时，商人在烟草传播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商人的逐利本性会使得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新事物快速进入市场，并得以推广开来，由于烟草种植以及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商人争相贩卖，抢夺盈利先机，烟草贸易成为更加容易发家致富的产业。因此，经济利益的推动使得烟草在贵州传播也继而扩大开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自明末烟草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是大跨度，跳跃式的，在烟草向全国传播的过程中，地处西南的贵州也开始广泛种植烟草。清代时期烟草已传播至全省，并成为部分地区的地方特产之一，至民国时期贵州已经成为重要的烟草产地，烟草产量已与山东、河南、安徽齐名，省内烟草种植和烟草业发展十分兴盛。烟草之所以在贵州传播如此迅速，除了适宜烟草种植的自然地理因素，还与明末以来战争的推动和种植烟草获利甚多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