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与关系视野下孔子礼文化传播思想初探

2020-03-27 12:19汪振军刘轩轩
新闻爱好者 2020年2期
关键词:关系结构

汪振军 刘轩轩

【摘要】中国的礼文化起源于原始的祭祀仪式,这些传统的祭祀仪式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与文明。孔子《论语》中有大量礼文化传播思想,从结构主义的视角看,孔子礼文化传播结构可分为礼物、礼节、礼仪和礼义四个层面。从人的社会关系看,礼文化传播主要涉及父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师生六种关系。在具体的礼文化传播中,孔子又集中论述了礼与乐、礼与度、礼与仁。总之,孔子礼文化传播思想是将人的传播放置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语境中,侧重点是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孔子强调“外礼内仁”,仁礼一致,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结构;关系;外礼内仁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传播正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还有行为交往和情感交流,正是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图景。本文试图从结构与关系的角度分析孔子礼文化传播思想,以期对现代社会的人际传播有所启示。

一、礼文化传播的内在结构

中国的礼文化起源于原始的祭祀仪式,这些传统的祭祀仪式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与文明。礼文化传播是一种社会传播,目的是在利用礼文化来影响个体及群体,规范、调和社会关系。

西方结构主义认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找出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系统性,二是强调共时性。系统性就是着眼整体而不是部分,它研究的是事物的整体结构。共时性是相对历时性而言的,它着眼于结构的组成与内外关系,结构的运动变化与本质。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与方法,结构主义研究的对象既有神话、传说、故事,也有文学作品、宗教礼仪、日常仪式,结构主义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探究文化的深层结构,挖掘人类符号活动的意义。

按照结构主义的看法,中国的礼文化自身也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结构,有其复杂的要素组合。礼文化在体现历时性特征的同时,有着强烈的共时性。小到个体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大到社会的道德约束和国家制度,无不渗透着礼的思想。从《论语》看,“礼”贯穿了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在孔子的思想、言论、行为中皆有表现。孔子所论的礼文化并不是简单等同于“周礼”,而是以“仁”为核心,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内涵。礼文化结构分为礼物(物质层面)、礼节(行为层面)、礼仪(仪式制度层面)、礼义(精神层面)等。“礼物,是承载着仪式和礼节的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物品;礼节,是行为的节制与规范;礼仪,是人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礼义,则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1]

(一)礼物——物质层面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想、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2]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非常注重人际关系,无论是家庭亲缘关系还是社会人际关系,都对人的思想、情感、行为、态度有着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又对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人们社会活动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的就是“禮”。

礼物作为一种社会交往产物,包含着“礼”和“物”两层含义。物是礼的外化,礼是物的内涵。孔子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①束脩就是十条干肉,是古代用来作为初次拜见的礼物。凡是学生初次见面主动给孔子一些见面礼当作学费的,孔子都给予了教导。“束脩”这种物在赠送给孔子时,就承担了见面礼和拜师礼的作用。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中国的礼讲究互动,相互赠送,才算知礼。比如在参与亲朋好友的婚礼时,除了在言语上恭喜,还要掏份子钱来“随礼”,以此来表示对主人家的祝贺。与之相应,当自家有喜事时,亲友也会前来送礼,这是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社会礼仪进行的礼物往来。再比如“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礼物的贵重与否不在于礼物本身的价格,而在于送礼人的情意。双方处在社会之中,礼物是情感的外显,通过这种礼物的交往,密切彼此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礼”就是借助“物”这个载体来实现的。

(二)礼节——行为层面

儒家要求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遵从礼的制度。中国人讲的“礼节”,除了有必要的仪式外,还要主张言行符合规矩、规范。“‘礼节的‘节就是节制、节律、调节。礼文化将‘礼与‘节组成专用概念,表示‘节制明礼的意思。”所谓节制,就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为“君子”。

君子要践行大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君子知晓大义,而小人只知道利益。“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②君子对待天下各种事情,既不存心敌视,也不倾心羡慕,只以正当合理作为衡量标准。君子要时刻把“仁”放在心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③,时时约束于礼,并把这样的“约束”延续一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④君子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懂得反省自身。“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⑤君子要少说话,多做事。“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⑥君子以正义为本质,通过礼制实行它,用谦逊的语言表达它,守住信任完成它。这才是君子。

(三)礼仪——仪式制度层面

如果说礼义是礼文化的内在意蕴,那么礼仪则是礼文化的外在表现。《论语》中孔子讲的礼仪有很多,其中一些是生活中的礼仪规范,比如“席不正,不坐”。⑦坐席没有摆正的话,就不能落座。“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⑧和乡里人一起吃饭喝酒,结束后要等老人先走自己才起身离开。还有一些外事礼仪,比如:“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⑨国君召孔子去接待宾客,孔子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了起来。向同他站在一起的人作揖时,向左向右拱手,衣服前后摆动,都很整齐。快步走的时候,像鸟儿展翅飞一样。宾客走后,必定向君主汇报说:“客人已经不回头张望了。”

由日常礼仪逐步演化为系统的礼制,周代确立的礼仪制度成了后代礼制的基础。“历代统治者都把礼仪与其统治政策相联系,逐步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成了统一思想行为,维护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礼成为大家处世行事的规范并代代相传,这种礼俗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无形的强大力量,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确定彼此的标准,起着不成文法律的作用”。⑩

(四)礼义——精神层面

礼义是礼文化最重要的东西,它是礼文化的核心。何谓“义”?《说文解字》中,“义”被解释为军队的出征仪式。“义与仪、舞相关,乃巫术礼仪中之正确无误的合宜理则、规矩。此‘仪‘义后理性化而为‘礼的具体言语、举止形式,再变而为抽象化之‘合宜‘适度‘理则‘应当等范畴,具有某种外在强制性、权威性或客观性,再引申为‘理。就个体说,‘义便成为行为的准则、规范、义务、责任。它基本上是某种供实用的理性原则或范畴。义作为行为准则规范,是儒学道德伦理的最高范畴,它既是绝对律令,又是自律要求。”[4]“礼也者,理也”,礼就是“理”。在整个礼文化结构中,理为内核,礼为外延。礼是理的外在表现,理是礼的实质内涵。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5]君子信守诺言,说的话就能兑现,有诚信,行为态度端庄合理,就不会遭受侮辱。这里的“义”是君子信守和追求的大义、道义。孔子说到“礼义”的地方很多,“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輥?輯?訛每个人在社会中找到确定的身份,他们的身份决定他们应尽的责任,应有的义务。这样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成为儒家礼的意义基础,即礼义。

礼义是礼文化的最高范畴,也是礼文化的精神追求。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体现着人际交往中的包容原则,而包容原则的背后是孔子强调的精神和对于人的态度——“仁者爱人”与“温良恭俭让”。

儒家的“性善论”衍生出人生伦理,由人生伦理派生出人身规范。“从‘人性到‘理义,再从‘理义到‘礼义,概括了中国文化哲学内在的逻辑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义就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礼义就是‘理义,等同于儒家的伦理主旨与精神内容”。?輥?輰?訛而儒家的伦理主旨即“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孔子把“人”看得贵重,“仁”的社会就是“人”的社会。“仁者爱人”,实践礼的本义,旨在爱人、敬人、亲民。

二、礼文化传播的人际关系

人是自我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作为自我的存在,人有自然性、个体性、独立性。作为社会的存在,人又具有社会性、群体性、关联性。要全面理解人的本质,必须看到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任何一个人,虽然对于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离不开社会而生存。人无时无刻不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他的个性、情感、意志无不受到社会的影响。因此,人际传播实际上是关系传播,它使一个人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从个人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个人学习语言、知识、技能、行为准则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从社会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从而使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的过程”。[6]

人际传播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而人际传播又是伴随着传播情境而改变的。礼作为社会关系行为,无时无刻不处于人际关系情境之中,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礼文化传播既有稳定性,又有灵活性,不同的人际关系,决定不同的传播情境。這种关系涵盖了先天的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也包括后天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礼的目的是“和”,从调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再到人与人的关系,通过调和使人际关系和谐、和睦。

列维-斯特劳斯所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土著部落生活中的制度、惯例、习俗、信仰等,他侧重于亲属关系名称和亲属关系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或基本单位有四种类型:兄妹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舅甥关系,其他所有亲属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指出,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在人类的意识上,而不是放在客观的血统联系上或者亲族关系上,即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非自然关系。

孔子礼文化传播既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注重人与人之间的非血缘关系。孔子在讲“礼”的时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组成不同的传播情境,礼文化正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体现不同的社会意义。在《论语》中,孔子集中论述了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君臣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

(一)在父子关系中,孔子强调孩子对长辈要孝顺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7]父母活着的时候,不远走高飞,如果走,也要说明有一定的方向。不让父母担忧,体谅父母的心事,才是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輥?輱?訛怎样做才是孝?孔子认为,孝顺就是不要违背父母的意志,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按照礼制来侍奉;死了,按照礼制来安葬,按照礼制来祭祀。宰我曾问过孔子,父母死了守丧三年是不是太久了?孔子反问,这三年让你锦衣玉食,你安心吗?宰我说安心。孔子就非常生气,认为宰我不孝。其实孔子并不是在意宰我是否应该守满三年孝期,孔子更在意这背后的情感。小孩子在父母的怀里呵护着长大,宰我接受过父母这些年的呵护,竟然不懂得感念恩情,在孝期还能安心吃珍馐穿华服,简直是不孝不仁。

(二)在夫妻关系中,孔子认为人的德性很重要

夫妻关系也是男女关系,两者组成家庭一定要夫妻和谐,所以在选择对象时,不要过多地看对方的权力、金钱和地位,而要看其人品是否可靠。孔子为自己的女儿和侄女择婿时正是按照这个标准。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輥?輲?訛公冶长是孔子的弟子,孔子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关在牢狱里,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呀。”于是,孔子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在这里,孔子对公冶长做了较高评价,从这一段文字所谈的内容看,虽并未说明究竟公冶长做了哪些突出的事情,不过作为公冶长的老师,孔子对他有全面了解。孔子能把女儿嫁给他,说明公冶长是具备仁德的。南容的情况和公冶长相似,孔子之所以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也是因为他的品德很好。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的世俗气,而显示出纯真高尚的一面。

礼和乐并不只是僵化的外在表现,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輦?輲?訛难道供玉献帛就是礼吗?难道敲钟打鼓就算是乐了吗?孔子并不认为礼乐就是外在的仪式、容色和声音,而是整套制度,是礼制和乐教,更是内心的情感。具体的礼乐表现可能会随着社会或者时代的变化而不尽相同,但是礼制和乐教的教导训练中的情感结构是相同的。“文化心理的‘形式原则则永在常新,即非人文不足以成人性也”。?輦?輳?訛

(二)礼与度:礼文化传播关系中的分寸把握

人际传播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参与传播的主体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连接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使用语言,还包括运用表情、神态等渠道和手段传播,传播的内容也会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来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进行相应的修改、补充或者是改变传播方法。孔子认为,在传播中,分寸的把握格外重要,而这个分寸,也就是度,是儒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庸。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輦?輴?訛中庸作为仁德,是最高的了。朱熹曰:“庸,平常也。”庸是指平常的行为,即随时随地,每一个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无过无不及的行为。人人可以实践,人人应当实践的行为生活,即是中庸之道,也是孔子所要建立的人道。而处于交往关系中的礼文化,也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中庸之道。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輦?輵?訛礼的作用,以恰到好处为珍贵,前代圣王的规矩,这样算美;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即如果为恰当而恰当,不用礼来规范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在礼的作用上,缺了就是不足,超过同样也是不足,“过犹不及也”,恰到好处为和、为美,这就是“度”。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輦?輶?訛文就是礼节仪文,质朴超过仪文就是粗野,仪文超过质朴就是死板。仪文和质朴结合匀称,才是君子。君子是孔子理想化了的人格,不仅地位崇高,而且道德品行也十分高尚,是以仁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一类人,他们需有仪文,也需质朴,要中庸、文质协调才能称呼其为君子。

子贡盛赞孔子“温良恭俭让”,正是因为孔子谦逊,懂得把握尺度。“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者,唯谨尔”。?輦?輷?訛孔子在本乡的地方十分恭顺,好像不能说话的样子。他在宗庙里、朝廷上,有话便明白而流畅地说出,只是说得很少。孔子的治国理政水平众人皆知,但是在本乡的时候态度却非常谦恭,在宗庙之上也是如此。尽管孔子心里一清二楚,但仍然是谦虚地点到为止,并不夸夸其谈。

(三)礼与仁:礼文化传播关系中的外和内

孔子批判性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是以仁为核心,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其本质,其本质就是仁。“礼”是因循,而“仁”是创造。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輧?輮?訛孔子说:“用麻来纺织帽子,这是礼制;今天用丝织,简朴,我跟随大家。堂下作揖,这是礼制;今天改在堂上,这是傲慢,虽然违反了大家,我还是要坚持在堂下。”同样,在子贡想要免掉每月初一祭祀要宰杀的羊时,孔子说:“子贡啊,你爱惜那羊,我爱惜那礼。”?輧?輯?訛“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輧?輰?訛所谓礼,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在丧礼中,与其仪式隆重,不如真正悲伤。孔子认为礼的根本不在于仪式,而在于其后的情感(仁、爱)。由此可见,孔子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传统礼制,涉及原则性的必须坚持,而这种大多是属于直接联系内心情感的行为活动;而不必坚持的,大多是纯外在的仪文规矩。

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輧?輱?訛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空壳和仪表而已。“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輧?輲?訛。在孔子看来,从礼的本源意义上讲,宽政是为官之本,恭敬是为礼之本,哀戚是举丧之本,而现实中却是不宽、不敬、不哀,一切礼仪在没有仁作为核心时,都沦为徒有其表的外在形式。

“孔子释‘礼为‘仁,把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在这种日常现实世间生活的人群关系之中,便可以达到社会理想的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成、心灵的满足或安慰。”[11]

四、结语

西方传播学在讲人际传播时,主要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发现和提出选择性定律。“所谓选择性定律,是就人们对信息进行接受、理解和贮存而言的,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三层含义。”[12]但是这种观点并不能揭示人际传播的本质,因为它忽略了传播的社会关系和人的情感态度,以及传播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观。这种以科学态度研究人类传播的方法,固然有一定的效果和意义,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它无法说明传播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无法解释人类传播的功能、价值和意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传播学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价值。因为这些思想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人,从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中理解人,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理解人,从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中来理解人,这些经典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消磨它的光彩,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它的当代价值,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建构的“礼”文化体系,它的传播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一套自己完整的文化体系、文化秩序,这种文化体系、文化秩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礼”。

“礼”虽然是观念的东西,但是对人的行为却有着强大的约束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人际传播的特点。礼的本质是“以和为贵”,在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其目的是促进社会和谐。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是一种带有社会规范性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不是法律的法律。以儒家的观点,“在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权利和义务相互对应的关系,中国的礼正是为协调社会关系权利和义务而设定的”[13]。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孔子的礼文化传播思想,其“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对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平台项目“孔子人际传播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7-XWXY-004)]

注 释:

①至?輧?輲?訛均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二版。

参考文献:

[1]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1-83.

[2]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1-59.

[3]盛邦和.《礼记》与中国礼文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9(01):204-208.

[4]张兵娟.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10.

[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80(0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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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澤厚.论语今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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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泽厚.孔子再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80(02):77-96.

[11]李泽厚.孔子再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80(02):77-96.

[12]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21.

[13]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9(02):5-11.

(汪振军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轩轩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硕士生)

编校:郑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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