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探究

马国庆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为使现代化农村建设的乡村治理模式符合我国国情，在全国基层农民的不懈努力下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切实做到：要体现出农民的自治角色，要统筹协调农村的各种资源，要充分借助农村的合作机构。

关键词：新时代 乡村治理模式 两委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3-0235-02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迎来了从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样构建一个不仅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而且在具体建设实施中又能体现低成本、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乡村治理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在现有的模式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改革与调整。通过调研和查找资料发现，目前我国乡村治理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同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乡村治理模式需要创新。

一、有关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

通过对现有乡村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对我国乡镇机构的政权性质和村民自治持支持态度，其观点类型可称作“乌托邦理想主义乡村村民自治”模式，此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治理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乌托邦主义理想”的进步创新。二是对我国现存的村民自治实际方法和理论进行客观辩证的评判，提出“消除乡村村民自治”的观点。

（一）“乌托邦主义理想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类型

1.县政府到乡下派及村自治的模式

这种模式把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当作自身所在辖区县一级单位在基层的外派机构，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县政府所指示的一些任务。乡长职位来自于所在辖区县长或县委组织的授权，因而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村民委员会主要的职责变成了进行村民的自治管理，而乡村的众多具体事务和一切财务开销，则需要经过乡村的村民会议、村民的代表会议来共同研究表决定夺，本村的乡村村委会直接对所有居住在本地的村民担负起直接的责任与义务，由此一来，乡村基层组织的职权任务也更明确具体。

2.乡派出及镇治理的模式

这种模式，把乡一级政权组织形式改成所在辖区县的外派机构，同时也扩大了乡所在辖区镇的自主管理权，通过将传统的镇和乡进行改组创新，变成县级单位下辖的镇级单位和辖区市级单位以下基层的地方自治管理单位。由此便形成了新的县到乡、再到村，以及市到镇、再到社区的双模式并行的运行机制。

3.乡派出及镇行政的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辖区县政府在所在地区的乡村设置自己的代表机构，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基层组织管理机构。这种模式注重提高现行镇的建制标准：如果该标准达不到新的建制镇标准，那么那些仍然以传统的农业消费为主要形式的镇，则恢复成原本的乡一级建制机构。

（二）对现行的“乡村自治”持异议的观点及代表范式

1.乡村及自治的模式

此模式的观点认为，在乡自治的基础上应该实行乡或镇的民众自治，我国取消乡镇一级组织形式的时机已经成熟。支撑其观点的理由首先是乡镇一级的机构重叠，实质上乡镇的政权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其次，乡镇政权由于财政支出消耗巨大，实质上现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预算收支中的最大消耗者，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消费机构;如果把乡镇一级的组织形式取消，不仅可以减少所在辖区农民的负担，将财政运用到更需要的地方;而且由此形成的权力真空也能由辖区农民自治和农民组织的形式来填补，不会造成一种无组织的混乱现象。

2.乡自治到村政及社有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观点认为，我国应当在不久的将来实行一种两级地方自治的组织模式。具体来讲就是把我国现有的地级行政单位只是作为上级地方政府在乡村自治的一种模式体系。这样一来，乡便成为所在社区的自治机构，其依法成立并开展工作，主要的工作范围及内容是服务所在的社区;辖区选民通过民主的选举产生镇长、乡长等负责人。在乡镇所在的辖区建立村级基层组织机构。村的议事机关是村民的代表会议，其主要工作内容与职责是听取和监督辖区村长工作报告，提供关于乡村所对自治事务的咨询意见、建议等，决定乡村的内部公共事宜。社有即指通过立法来规定农村土地应当归属辖区村社。

二、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问题和建議

农村改革和建设是一项复杂的事务，应该从包括医疗、卫生、福利及政经内容等关系农村社会和个人等的多方面的利益格局入手。

（一）创新乡村的政治指导思想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层组织建设其重点是为基层组织，如乡村一级的提供有效的政策服务和相应的配套监督，而非对乡村的公共事宜和乡村自治作出过多行政干预。力图从组织计划领导向适应新时代背景下提供可行的服务、咨询和有效的保障角色改变，进行组织角色上的创新。

（二）创新乡村干部选拔与考核机制

我国目前的公务员机制对干部的激励惩罚措施，主要是事业型留人考核机制，即升迁免除。从现实因素来看，传统的考核体制已经凸显出很大的局限性。现实中一些干部将自身的职位视为一种权力符号和关乎自己生财的资本。在缺乏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客观环境因素就促使一部分干部经不住政治纪律约束和现实物质利益的考验，利用所在岗位职务便利谋取私利，大搞形式主义和权力寻租，不仅给我国改革攻坚克难时期的乡村建设伟大事业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及伤害，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原本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使一些人在党的建设事业上迷失了自我，最终腐化堕落，脱离群众和党组织。

基于以上原因，在新时代的农村建设中，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和尽快改变现有的干部选拔和考核机制。

1.借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干部队伍组织建设经验

只有在把乡村干部队伍的建设工作，通过实际行动切实落到实处和有效组织建设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我国新时代农村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才能确实服务好乡村群众，落实党的政策，把“三农”问题解决好，搞好脱贫工作。

2.考核标准

在基层党组织的干部考核机制上，应该将主要考核标准定为是否提高了农村生产、带动了基层组织和是否作出了实际业绩，最终评判的标准是以是否使得自治组织的规模和综合绩效（经济量）壮大为可行性依据。

3.使监督的权限清晰明朗

只有监督的权限清晰明朗，構筑一种基层组织的干部自觉依法执政，自觉而又积极地为自己所在乡村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有效奉献付出的机制，才能形成一种意识，一种习惯。

此外，还要努力培育乡村中的各种积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引导它们在乡村治理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农村两委会的关系及它们各自职能的定位

农村两委会的关系及它们各自职能的定位是基层组织建设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实践发现，“两委矛盾”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将乡村党支部和乡村委员会的关系理解为陷入相互矛盾、对抗的思维境地，最终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妥协与协商、合作的现实可能性。

它们的实际关系：第一，基层党组织的支部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即基层组织的党支部指导村委的实际工作，在村委会发展和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的同时，强化乡村党支部的领导作用。第二，乡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人员构成只有一套、形式是两种模式”的理念下发挥基层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同时发挥乡村村委的主要的自我管理作用。

我国农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党政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我国政治体制多重关系的汇集点。乡村的村支部不仅仅是对农村的公共事宜进行政治方面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还扮演着更重要的国家基层组织行政机构的角色，行使的是国家基层组织行政方面的权力。因为在乡村层级上，譬如招兵、收缴、税费等任务都是由村支部组织实施的，也是由上级下达给乡村一级的任务，即传统意义上的“政务”。村支书是每年与所辖乡镇签订目标责任书的第一负责人，同时乡村党支部书记也与每年乡镇下乡检查或布置任务时的干部直接打交道。

在乡村治理模式的对策上，如果对现有组织形式实行乡村一级的村委直接选举改革，那么基层乡村的村委干部，尤其是村主任的服务角色意识，以及自觉维护所辖乡村村民利益的角色意识明显会提升很多，而此时扮演上级镇或县政府“代理人”与“经纪人”角色的则是支委会的支部书记，我国乡村村干部双重角色的矛盾与冲突，在现实中实质外化为乡村两委会，即村书记和村主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三、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进行农村改革建设需要范式的创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一是要体现农村农民自治的作用，即乡村的发展和治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形成有效制度，保障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现实作用。二是做好统筹乡村资源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要努力减少城、乡发展带来的二元差距。因此，在乡村的农村建设过程中就要从长远出发整合乡村治理的资源，不仅要做到减少农村自身内部的发展差距，而且还要做到减少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三是积极推动乡村农民协作机构的发展。协作机构有利于培养我国农民民主意识与民主素质，应积极发挥乡村一级的农村协作机构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鼓励、指导和支持协作机构参与到基层农村的某些公共事宜中来，例如健康卫生、医疗养老、治安防治及素质教育等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农村建设中，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核心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侧重体现和尊重农民的自治角色地位，关注农民、农村、农业中的现实利益问题，积极构建以农民为主要参与角色的乡村一级的参与治理机制，充分激发我国乡村社会的创造力、活力。只有落实、做好以上的措施，新时代我国的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地突破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继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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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