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疫灾的应对机制研究

2020-03-28 02:30白恒源夏文华
文教资料 2020年35期
关键词:应对机制清代山西

白恒源 夏文华

摘   要: 疫灾是清代山西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往往与其他自然灾害紧密相连,多以次生灾害的面貌出现,扩大灾情的范围与影响。山西社会各阶层对疫灾的应对是古代社会对抗疫灾的一个缩影,无论官员、士绅还是普通百姓,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积极应对,有效减轻疫灾的危害。这一时期的疫灾与现代社会的疫灾有着显著区别,但疫情造成的民众心理变化有相通之处,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疫灾   应对机制   清代   山西

“疫灾”是一种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的疾病灾害,始终伴随着人类发展史,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直接的危害。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山西属于疫灾重灾区,清代是疫灾频率最高、资料留存最丰富的时期,相应地成为疫灾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学界对清代山西疫灾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但主要集中于对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较少关注这一时期不同社会角色应对疫灾的措施。宏观上的规律探究是认识疫灾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微观上的考察同样值得重视,当疫灾来临时,民众是如何应对的?处于何种心理状态?本文以疫灾记载最丰富的地方志为研究资料,考察清代山西疫灾的应对机制。微观的考察有助于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引发对当代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清代山西疫灾概述

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记载清代全国共发生疫灾74次②(23),为历朝之最,但这一数字主要是对正史的整理所得,难免有所遗漏,事实上,仅山西一地发生的疫灾都远超这个数目。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对疫灾的考察呈现出精细化趋势,有关学者以详备的史料为支撑,对清代山西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了细致和全面的考察。研究显示,山西在清代共有82个年份爆发过疫灾,平均每3.27年就有一个疫灾之年,且前中期疫灾的频率较低,半数以上疫灾发生在道光朝之后,夏秋两季是疫灾爆发的高峰时期,基本山西各地都或多或少发生过疫灾,呈现出独特的时空分布规律③(25-41)。

疫灾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很大,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窥见巨大的危害。比如,顺治十一年,榆次县大疫,“有一家尽死者”④,道光七年,大同县瘟疫横行,“有绝户者”⑤,整个家庭因瘟疫而消失;康熙三十一年,夏县瘟疫大作,“死者枕藉”⑥,道光元年,垣曲县大疫,“死者无算”⑦,尸体不计其数;危害有时会波及家畜,加剧饥荒和瘟疫的蔓延,如康熙三十七年,静乐县瘟疫大作,“人畜死者甚众”⑧;强烈的传染性令人防不胜防,如雍正六年,沁源县发生瘟疫,“传染迅速,鲜能免者”⑨,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吊送者绝迹”的状况,可见人们对瘟疫的恐惧。

清代山西的疫灾往往以次生灾害的形式出现,即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单独的瘟疫流行现象较少发生。旱灾是瘟疫流行主要的诱因之一,如康熙三十六年,永宁州“夏大旱,草皆枯死,秋,瘟疫盛行,民死亡殆尽”⑩;同年,翼城县“夏大旱,民饥,瘟疫盛行”{11};康熙六十一年,介休县“大旱,疫死民人无算”{12}等。洪涝灾害与瘟疫也有一定的关联,如道光二年,大同县“闰三月大水,七月疫”⑤;同治十年,“七月大雨,文水溢,决堤伤稼,冬,大瘟疫”{13}等,但与旱灾相比,影响要小得多。蝗灾是古代社会面临的主要灾害之一,飞蝗过境之后往往会爆发较大规模的瘟疫,如咸丰九年,垣曲县“七月,蝗食禾,八月瘟疫”⑦;同治元年,夏县“蝗伤稼,瘟疫作”⑥等。此外,风雪雨雹等天气的严重变化会引发瘟疫的流行,如顺治七年,陵川县“雨雹如鸡卵,伤人杀稼,岁大疫”{14};康熙五十五年春,翼城县“大风寒,无麦,又大疫”{11};道光六年,崞县“大风昼晦,瘟疫流行”{15};道光十三年秋,阳城县“陨霜杀晚禾,民多疫”{16};同治九年,平陆县“雪大如掌,夏秋瘟疫盛行”{17}等,但异常天气状况引发的疫灾总体上数量不多。

虽然自然灾害与瘟疫流行紧密相连,但通常不是疫灾爆发的直接原因,“饥疫”是疫灾记载中最常见的表述,有的记载更是清晰展现了各种灾害之间的联系,如乾隆八十五年,稷山县“旱,道殣相望,树皮剥食,瘟疫流行”{18},干旱导致了饥荒,引发了瘟疫;同治元年,猗氏县发生蝗灾,“食禾始尽”{19},引发瘟疫流行;同治十年文水县大雨引发洪涝,“决堤伤稼”{13},不久即发生大瘟疫。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各种灾害的递增关系,通常的情况是旱灾、洪涝、蝗灾、风雪雨雹等自然灾害毁坏农田,導致了饥荒,饥饿降低了人体免疫力,疫病乘虚而入,尸体无处掩埋进一步加剧了瘟疫的流行,各种灾害之间的相互作用扩大了疫灾的影响范围,增加了力度。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数灾并发”的局面,如康熙三十年夏,曲沃县发生大旱,到了秋天,“蝗、雹、疫、霪雨、饥”{20}等灾害交错爆发,造成巨大的破坏。

除自然灾害之外,战争等其他因素会导致疫灾的爆发。如,顺治七年,永宁县“张和尚掠县,盖遇时盘踞,至庚寅年二月,赖道府提镇四路攻破之,是年大饥,荒瘴交攻,灭烟者十有三五”{21},战争破坏农业生产,造成饥荒,进而引发了瘟疫;道光二年,凤台县“安南贡象道经邑,民多疫”{22},外来物种路过引发瘟疫。此外,还记载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引发的瘟疫,如同治元年,清源县“雨黄土如雪,自辰至午乃止,是年疫大作”{23};同年,昔阳县“有五色蜨蝶,大如掌,群飞蔽日,是年疫疠盛行,死者无算”{24}等,或许是纯粹的疾疫成因,时人无法解释,故托之于神秘现象。

总之,清代山西疫灾爆发频率高,波及范围广,成因多样,与其他灾害的关联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这一时期的疫灾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相当严重。

二、官方对疫灾的应对

疫病流行通常伴随其他灾害,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往往令民众怨声载道,再加上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对官方统治的稳定性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其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历代统治者对灾害治理措施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灾害发生后,地方官府将灾情报告朝廷,朝廷从宏观上发布治理措施,地方实施具体的救济行动,清代山西疫灾中的官方应对基本沿袭了这一惯例。

遣使赈济与蠲免钱粮是朝廷治理疫灾最常用的手段。如康熙二十年,忻州、阳曲两地发生疫灾,朝廷下令“遣使赈济,仍全蠲历年逋赋并本年地丁钱粮”{25},不仅派遣专人组织救济,免除当年地丁钱粮,更将此前拖欠的赋税一笔勾销,在落实灾害治理的同时赢取民心。在灾情扩大之后,针对某地单独的治理行动会转变为多地联合治理,康熙三十一年,泽州与沁水发生疫灾,又有多地发生水旱灾害,饥荒蔓延,朝廷下令“结盟蠲赈,仍诏所司抚恤”{25},多地联合救济的手段有效阻止了疫灾的蔓延。

除朝廷的宏观政策外,地方官员在疫灾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动更具体。如康熙三十七年,永和县疫病蔓延,知县王辅“详请发翼城仓米,煮粥赈济”{26};道光十二年,广灵县受饥疫侵扰,知县李和春“奉发协济银五百两,并劝捐米石”{27};在光绪朝的特大灾荒“丁戊奇荒”中,山西全境遭受干旱,瘟疫大行于世,百姓苦不堪言,当地官员“奏请发帑数百万金,并函请各邻疆十余省截漕挽粟,层叠赈济”,又赴他地采办粮食,开方仓谷,“劝谕富室捐米助赈”{28},实施了有效的救济。

此外,施医救济在疫灾期间的作用尤为突出,地方官员除依靠官方医药机构外,还会聘请名医,集中力量对百姓进行救治,如康熙四十七年,沁州大疫,传染迅速,知州张兆麟的仲弟张兆麒精通医学,“立方施药,全活多人”{29}。然而,有限的医疗力量始终无法应对大面积的瘟疫蔓延,当死亡人数迅速增长时,对尸体的处理成为官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疫灾爆发后,露天的尸体带有极强的传染性,有可能扩大瘟疫范围,此时的官方会提供大量棺木或修建义冢,处理无人收置的尸体。如康熙三十四年,平阳府因地震引发了瘟疫,知府王辅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死者给以棺,不足继以席,又不足为大冢数十,男女各以类从,俾无至暴露”{30},对露天尸体的及时处理有效控制了瘟疫的蔓延。同时,与旱灾时期设坛祈雨一样,祈禳也是地方官员面对疫灾的常用手段,如顺治十一年,交城县“疫盛,知县高纯忠祷而止”{31},这种在今天看来迷信无益的行为,在古代却是必要的应对措施。出于职责与人道,地方官在疫灾发生时一般能积极投入,保境安民。然而,部分官员为了保全自身利益,在灾害严重时,隐瞒不报,如康熙三十六年秋天,永宁州瘟疫盛行,“民死亡殆尽,连岁奇灾,巡抚委公竞未入告”{10},导致损失扩大。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疫灾往往作为一种次级灾害而发生,与旱灾、蝗灾等破坏力更强、直接造成饥荒的灾害相比,受到官方的关注度明显较小,官方实施的一些措施如开放粮仓、开设粥棚、劝富人捐粮等,并非专门针对疫灾展开,主要是为了解决饥荒。当数灾并发的局面出现时,官方对疫灾的应对大部分是包含于对其他灾害的治理当中的,总体而言,作为国家力量的集中表现,官方的行动在疫灾治理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三、民间对疫灾的应对

官方在疫灾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行动并非及时有效,相比之下,民间力量对疫灾的应对更有针对性,更灵活。瘟疫蔓延时,民众会自发地采取一些行动应对,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绅阶层也在特殊时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士绅阶层一直是明清社会最具活力的民间力量之一,在维系社会的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施医药救济是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如顺治十一年,文水县瘟疫盛行,甚至有灭门惨况,儒医武承业等人“广用良药起之,全活甚众”{13};同治六年,稷山县瘟疫流行,梁芝发“自治药珥,历各庄散给之,病痊酬以资,不受”{32}。捐济棺木是士绅阶层应对疫灾的另一手段,当灾情严重,死亡人数众多时,仅仅依靠官方已经无法处理尸体,士绅阶级捐献的棺木成为救急之物。康熙三十一年,芮城县大疫,贡生寇玉“捐棺不继,复施苇席五百余掩之”{33}。无论是施医药还是捐棺木,士绅阶层的这些行动与官方相辅相成,切实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的蔓延。

整体而言,清代对疫灾的“治理”能力相对欠缺,官方或士绅的行动所救济的灾民始终有限,民众最常采用的方法其实是“迁移”。顺治三年,武乡县大疫,朝病夕死,蔓延迅速,持续数月之久,“阖县人民避居深山,城市虚无人焉”{34},集体性地暂时离开病源地躲避瘟疫,这是百姓面对疫灾的本能反应。更常见的情况是盲目逃亡,如康熙三十七年,永和县疾疫蔓延,百姓“逃亡几尽”{26};乾隆二十五年,盂县发生瘟疫,“民多逃亡”{35};光绪四年,平定州大疫,“人民流离”{36},饥荒与瘟疫的双重侵害,令百姓不得不背井離乡,更有甚者在迁移途中已饿死或病死。不过大部分迁移并非永久性的,当灾情减缓或消失之后,不少百姓仍会回归故土,如康熙二十年,大同县饥荒,人口大量流失,等朝廷的救济粮下发之后,“民赖以甦,逃亡者渐归故土”{37}。

面对疫灾,除躲避、逃亡之外,民众也有一些自救的方法,最典型的是民间盛传的避疫药方。如道光元年,太平县发生名为“乌鸦”的瘟疫(据其症状研究,应当是霍乱{38}(39)),医治稍缓便有性命之忧,民间流传着一套治疗方法:“看舌根下有青红紫泡,急用针刺见血,点以雄黄,蒙头汗出,忌风三日,多效,或用平安散及藿香正气丸。”又有由羌活、白芷、细辛、吴茱萸、大黄等组合而成,供随身佩戴的避疫药方一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39}。

古代社会把疫灾看作阴阳失调或神灵作祟的现象,与官方祈禳应对瘟疫一样,其行为在民间更盛行。同治元年夏,太平县发生瘟疫,“居民于八月初一日张灯彩以禳之”{40};光绪二十八年,太原瘟疫波及四方,“人民畏而祭瘟”{41}(113),瘟神本就属于民间信仰的众神之一,正月间各地会有“送瘟神”的习俗,以避灾祸,当瘟疫流行时,出于畏惧,祭瘟神的活动会更加频繁。张灯结彩、祈祷、祭祀等相对迷信的活动,本质上是民众对不可名状的疫灾的恐惧与盲目应对,但是积习成俗,久而久之,类似的行动成为民间应对疫灾常备措施,对疫灾期间民众心理的安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士绅与普通百姓共同组成了应对疫灾的民间力量,无论是前者的施医药、捐棺木还是后者的迁移乃至祈祷等行动,均体现了民众的能动性,在对抗疫灾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疫灾期间的民众心理

提到疫灾期间的民众心理,大多数研究会用“恐慌”一词概括,确实是民众面对疫灾的心理基调,若是将疫灾中的每个人都视为有血有肉的生命,而非简单的群体符号的组成部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官员、士绅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对疫灾的恐慌还会衍生出其他心理。“了解之同情”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古人在疫灾期间处于何种心理状态?与今人有何异同?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必要对清代山西疫灾期间的民众心理进行考察。虽然有关疫灾的史料很少涉及民众心理,但仍然可以通过有限的记载窥探大部分人在疫灾时期的心理现象。

光绪六年,临晋县知县艾绍濂主持续修县志,作诗数首感慨光绪三到四年间发生的各种灾害,其中有《瘟劫》诗一首,描绘了疫灾时期的社会状况。艾绍濂亲历“丁戊奇荒”,距作此诗时仅仅两年,可信度较高,通过对《瘟劫》诗文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时人面对瘟疫的心理状态。“亟延扁鹊医,束手苦无策;病疟莫能名,朝偏不保夕”,未知的是最令人恐惧的,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不足,便是医生也无法医治未知疾病,无疑加深了民众的惊惧与社会恐慌。“无分老少年,贫富何曾择”“纵然仕宦场,一样填沟壑”,对瘟疫的恐惧令民众产生了幻灭感,生命尚无法保障,财富、地位之类的东西又有何意义呢?“传染或全家,其间冤莫白”,瘟疫传染迅速,一人得病之后,首要的传染对象是家人,“有全家病死无人问者”{42},全家暴毙是常有之事,无处喊冤。“忝居父母官,掩盖是其责”,当百姓生命受到威胁,发现官方治理不够积极时,对疫灾的恐惧心理会再次上升到对官员的抱怨与责难,从侧面反映了官方应对的不足{43}。

与其他灾害相比,疫灾因其传染性和未知性,影响了民众心理,对传统社会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葬礼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可由于怕被传染,人因瘟疫死亡之后,往往没有一个人前来哀悼{44};放置尸体的棺木不济,以草席代替,甚至在郊野挖掘两个大坑,将尸体分男女堆积其内,便算下葬{45};自杀向来被民众视为不齿之举,然而当饥荒瘟疫一同袭来之时,民不聊生,自杀现象愈演愈烈,“每有举室闭门仰药或投环赴井者,邻里不及过问,辙数日无人知”⑥。

普通民众在疫灾期间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波动,对瘟疫的恐惧令其对生命、对名利、对官方行动都产生一些思考,传统的社会观念受到了冲击,甚至会发生心智失控的极端行为,与后世疫情蔓延期间的民众心理有相通之处。

五、结语

清代山西社会各阶层对疫灾的应对是古代社会对抗瘟疫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官员、士绅还是普通民众,大都积极主动地应对,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灾的危害。这一时期的疫灾与其他災害关系密切,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应对,除医药救济方面的其他措施外,都与其他灾害有一定的联系,不能算是专门治理疫灾而采取的行动。此外,疫灾的结束往往不是因为应对有效,而是造成瘟疫传播的重要根源——饥荒——得到了解决,《昔阳县志》的记载很好地反映了这一关系:“(乾隆)二十五年春,因上年饥馑兼瘟疫大作,死尸枕藉,死亡过半,至夏秋俱大有,民始安。”{24}通常在丰收之后,瘟疫便得到了有效遏制。方志中记载的清代山西“疫灾”与现代社会面临的疫灾在起因、性质与表现形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往往与自然灾害联系紧密,后者主要通过病毒传播,但不同群体的应对措施仍有历史意义,而且疫情造成的民众心理之变化颇有相通之处,对其考察能提供一些启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注释:

①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2005);单联喆:《明清山西疫病流行规律研究》(2013);李孜沫:《清代山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2014);张娜:《危情与控制:明中后期山西疫情治理考察》(2016);龚胜生、李孜沫:《清代山西地区疫灾时空分布研究》(2017)等。

②邓拓.中国救荒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③李孜沫.清代山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④同治《榆次县志》卷十六《祥异》

⑤道光《大同县志》卷二《星野·岁时》

⑥光绪《夏县志》卷五《灾祥志》

⑦光绪《垣曲县志》卷十四《杂志》

⑧康熙《静乐县志》卷四《赋役·灾变》

⑨雍正《沁源县志》卷九《别录·灾祥》

⑩康熙《永宁州志》卷八《灾祥》

{11}民国《翼城县志》卷十四《祥异》

{12}嘉庆《介休县志》卷一《灾祥》

{13}光绪《文水县志》卷一《天文志·祥异》

{14}雍正《泽州府志》卷五十《祥异》

{15}光绪《续修崞县志》卷八《志余·变异》

{16}同治《阳城县志》卷一八《灾祥》

{17}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之下《杂志·祥异》

{18}同治《稷山县志》卷七《祥异》

{19}同治《续猗氏县志》卷四《祥异》

{20}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三十七《祥异》

{21}乾隆《永宁县志》卷一《灾祥》

{22}光绪《凤台县续志》卷四《纪事》

{23}光绪《清源乡志》卷十六《祥异》

{24}民国《昔阳县志》卷一《舆地志·祥异》

{25}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三《祥异二》

{26}民国《永和县志》卷十四《祥异考》

{27}光绪《广灵县补志》卷一《方域·灾祥》

{28}光绪《续修临晋县志》卷二《祥异》

{29}乾隆《沁州志》卷九《灾异》

{30}雍正《山西通志》卷八十一《职官九》

{31}光绪《交城县志》卷一《天文门·祥异》

{32}光绪《续修稷山县志》卷一《艺术》

{33}乾隆《解州芮城县志》卷九《人物》

{34}乾隆《武乡县志》卷二《灾祥》

{35}乾隆《盂县志》卷二《禨祥》

{36}光绪《平定州志》卷五《祥异》

{37}雍正《朔平府志》卷十一《外志·祥异》

{38}单联喆.明清山西疫病流行规律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3.

{39}道光《太平县志》卷十五《祥异》

{40}光绪《太平县志》卷十四《杂记志·祥异》

{41}[清]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2}光绪《补修徐沟县志》卷五《祥异》

{43}光绪《续修临晋县志》卷二《祥异》

{44}光绪《怀仁县新志》卷一《分野》

{45}光绪《长治县志》卷八《大事记》.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山西地方志疫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0101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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