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机理和驱动因素研究

摘   要：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乡村图书馆的功能、理念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具有内在契合的一致性，乡村图书馆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五个方面”都可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乡村图书馆的有效、持续參与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构建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因素体系，包括法律驱动、政策驱动、经济驱动、利益相关者驱动和其他驱动因素。

关键词：乡村图书馆;乡村振兴;作用机理;驱动因素

Abstract China's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profound practical reasons. The function of the rural librar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rural librar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and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of rural librari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ystem of driving factors for rural librarie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legal， policy， economic， stakeholder and other driving factors.

Key words rural library; rural revitalization; mechanism; driving factors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镇化战略，深刻改变了城乡发展格局，乡村出现全面衰退，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因此，协调城乡发展一直是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施政目标，但直至今天，中国发展最不平衡、最不充分的依旧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1]。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继实施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战略后，2017年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希冀通过对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生态的整体变革，改变农村在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和落后地位[2]。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和具体策略两个方面。吕宾[3]、黄小兰[4]认为，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从历史看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从现实看是乡村振兴的智慧之源，从未来看是乡村振兴的强大支撑力;而乡村图书馆则是振兴乡村文化的主阵地、乡村智力支持的重要载体和乡村稳定的重要保障。陈子君[5]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图书馆的多元角色，冀爱斌[6]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和开展服务的主要手段，一些学者分析了乡村图书馆在助力乡村旅游、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遗产、农村文化精准扶贫的作用和机制[7-9]。

显然，乡村图书馆作为乡村地区由国家财政支持、面向乡村居民免费开放的公益性文化信息机构，理应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已有的研究尚未对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机理和驱动因素进行深入阐释。而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作用机理和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理解乡村图书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联系，把握中国特殊环境下乡村图书馆的发展规律，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研究。

2   乡村图书馆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机理

“图书馆”一词源于拉丁文“libraria”，本义为藏书之所，后来逐步演化为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文献资料的专门文化机构。国际图联（IFLA）早在1975年就提出，公共图书馆具有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四大功能[10]。乡村图书馆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可以深刻影响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价值观、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11]，不仅在支持乡村文化发展和社会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缩小城乡之间文化资源不平衡发展状况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承担着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使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12]。 因此，乡村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发展理念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具有内在契合的一致性。

（1）乡村图书馆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为“产业兴旺”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载体。其一，我国农村地区存在较为普遍的贫困文化现象并有蔓延趋势。所谓“贫困文化”，是指“一部分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所形成的一套使贫困本身得以维持和繁衍的特定文化体系。”[13]乡村图书馆通过为乡村居民传播人文知识和科学技术，打破贫困文化桎梏，以文化能力促进生产能力，成为实施文化扶贫的主力军和乡村“产业兴旺”的助力者;其二，乡村图书馆作为乡村社会的正规教育支持中心和乡村居民的自主学习中心、情报中心、大众文化资料中心，可以通过图书借阅、科普讲座、观看影音制品等途径，向农民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农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联合体等）提供科学普及、现代农技、市场经济等各类知识信息，成为培养新型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基地;其三，乡村文化既具文化价值，也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一样，具有经济价值，是特殊的“生产要素”，因此，乡村图书馆可以利用其自身独有的文化资源，探索“文化+旅游”“文化+农业”“文化+业态体验”等发展模式，将文化资源转化成经济效益，实现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的协同发展。如云南和顺古镇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位列“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一，而和顺图书馆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藏书、厚重的文化底蕴及“全国最大乡村图书馆”的盛誉，成为和顺旅游的首要景点[14]。

（2）乡村图书馆是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利器。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不仅意味着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意味着乡村居民健康、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培养和形成。生态振兴以生态文化为价值引領，乡村图书馆通过挖掘、整理、推广本地区的生态文化资源，以文化人，唤醒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使乡村居民学习、接受、践行生态文化，从而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同时，乡村图书馆因接近农民、免费开放，举办包括讲座、展览、读书会等各类公益活动，甚至成为乡村“社区活动中心”“智性生活中心”“第二起居室”或“第三空间”，本身就是乡村居民健康、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阵地。

（3）乡村图书馆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一方面，乡村图书馆作为最基层的文化部门，有义务担当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它既通过深入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的道德规范约束作用，培育形成良好的乡风、家风和民风。也可通过挖掘、收藏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文献、地方志、当地人物传记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献资源，进行本土教育，以保护、传播、传承区域特色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需“推动全民阅读进家庭、进农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而乡村图书馆可以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专业的服务，可以成为全民阅读进家庭、进农村的促进者和组织者。

（4）乡村图书馆是融合“三治”，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其一，实现乡村自治，依赖于知识的普及、社会公民受教育水平和独立判断能力的提高，只有乡村居民都拥有民主意识和行使民主的能力，乡村自治才可能形成并不断促进[15]。乡村图书馆可以促进乡村居民的知识普及，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独立判断能力，因而成为推动、促进乡村自治的基础;其二，实现乡村法治，必须以乡村居民学法、知法、守法为前提，这就需要发挥乡村图书馆的教育和信息传递功能，增强乡村居民法治观念，形成良好的乡村法治环境和氛围;其三，实现乡村德治，需要培育乡村居民的诚信观念、契约精神，引导农民向上、向好、向善，制定完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等，这都需要发挥乡村图书馆的强化道德教化作用，提高乡村居民的道德水准。

（5）乡村图书馆是实现乡村“生活富裕”的重要手段。乡村“科教文卫”公共服务的充裕供给，既是促进乡村居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居民生活富裕的具体体现。乡村图书馆是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主要载体，一方面，乡村居民收入提高的前提，是乡村居民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全面提升的结果，这就需要发挥乡村图书馆的教育、信息职能，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专业技能;另一方面，乡村生活富裕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的丰裕，也体现在充足的休闲时间和高尚的精神文化需求，乡村图书馆可以通过发挥其文化休闲娱乐功能，满足农民各种文化休闲需要和精神文化需求。

3   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因素

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因素，是指驱动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一切积极、有利因素的总和。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图书馆经历了“建设—衰落—再建设—再衰落”的多次反复，根本原因在于某些驱动因素的缺失。因此，促进乡村图书馆有效、持续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理清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因素。我们认为，这些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驱动、政策驱动、经济驱动、相关利益者驱动和其他驱动因素。

3.1    法律驱动

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大多数国家都通过文化立法来规范文化行为，保障文化发展。目前，我国与公共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共有5部，直接与公共图书馆相关的有3部。1978年五届人大修订宪法，首次将“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写入宪法，明确将图书馆事业列为国家的重要文化事业[16]。2016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政府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2017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要求“国家建立覆盖城乡、便捷实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县级政府应“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当地特点的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制。”[17]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强化了政府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法定职责，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乡村图书馆事业的稳步发展，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3.2    政策驱动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法定职责的履行，需要公共文化政策加以落实。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是政府为了协调并保障人民群众公平地享有基础性公共文化服务，制定的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的计划措施[18]。从历史看，政策因素是影响我国乡村图书馆兴衰的最主要因素。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家作主的广大农民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因此，1951年文化部提出“发展农村图书馆网”的目标，至1957年，全国建成18万个农村图书室，大跃进时期更是猛增到47万多个。但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动乱后，乡镇图书馆事业几乎回到起点，到1978年，全国仅有乡镇文化站1729个[19]。总之，摇摆不定的公共文化政策，加上“先工后农、先城后乡”的重工业国家战略，以及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乡村图书馆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几乎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1978年后，乡镇文化站全面恢复，1982年“六五”计划提出了“乡乡有文化站”的建设目标，1986年全国乡镇文化站达到53519个[20]，1996年国家实施年国家“万村书库”建设工程、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但是，在“一级政府负责一级图书馆”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因财政紧张被迫进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乡村公共文化机构或被视为政府包袱而要求“自收自支”，或以提高效率为名甩给市场，由此导致了乡村图书馆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在这一轮改革中，乡村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极大困境，再次出现全面衰退，不少名存实亡，甚至名实皆亡。

2006年后，随着城乡差距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逐渐成为共识，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再次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极大推进了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发展。

（1）从中共中央方针政策看，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就包括“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2015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7年，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

（2）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对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体系提出了要求。2006年“十一五”規划首次提出“公共文化建设”概念，确定了包括村村通广播电视、农村电影放映、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重大文化自然遗产保护等在内的公共文化建设重点工程。2011年“十二五”规划要求“以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增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2016年“十三五”规划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加强基层文化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帮扶力度。”

（3）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相应制定了“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中央层面关于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健全文化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方面的要求和任务。2012年和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分别制定了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要求，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原文化部也制定了相应具体规划，包括2009年《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13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二五”规划纲要》，2017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等。这些规划，对推进乡村图书馆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

（4）中央部委尤其是文化和旅游部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建设乡村图书馆的具体意见、方案、办法，推动公共文化政策从规划指导到具体落实，包括2002年原文化部等部门发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施方案》、2007年发布《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2009年发布《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2016年印发《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和《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些意见、方案、办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利推进了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发展。

3.3    经济驱动

经费投入是乡村图书馆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办好乡村图书馆事业，首先、直接、必备的前提，就是大量、持续、高效的资金投入。因此，经济因素对乡村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乡村图书馆“公共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财政经费是其最主要的经费来源。而经济决定财政，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财政规模增加，公共文化和乡村图书馆的财政投入才可能增加，乡村图书馆才能得以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就可能陷入无水之源、无本之末的困境。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国家向市场、政府向企业“放权让利”的经济体制改革，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1978年前的50%左右下降到1993年的12%，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而且，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逐渐向上集中，使得处于财政末端的县乡政府财力和事权极不匹配。除了国防、外交、戒严等专属中央政府事权外，基层政府几乎要承担其辖区内公共物品如科教文卫、计划生育、治安、交通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一切事权。这种财力和事权的失衡造成了我国大范围的县乡财政困难，许多县乡财政基本是“吃饭财政”甚至“赤字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投资”乡村图书馆。2001年有697个县级图书馆全年没有购入一册新书，占总数的26%;全国733个公共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总数的27.2%;尤其是经济落后的西部省份，许多乡村图书馆甚至十几年来没有购买一本新书[21]。无奈之下，乡村图书馆只有扎入市场，通过出租场地、服务收费等方式“寻找”基本运行经费，致使乡村图书馆发展停滞甚至严重倒退。

进入新世纪，中国逐步扭转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同时也确立了“公共财政”模式。鉴于基层文化建设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2002年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要切实加大对基层文化建设的投入。要确保文化事业经费的增长不低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对于……图书馆等公益文化事业单位的日常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保证各级公共图书馆有一定数量的购书经费。”[22]。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正由于此，2005年全国首届“百县馆长论坛”认为，制约当时我国县级公共图书馆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经费短缺问题。

2006年，鉴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加上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实施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战略，并成为“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乃至“十四五”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图书馆的财政投入得到了极大改善。2007年前，我国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规模偏少，且有限的财政投入主要偏向于地（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2007年后，在文化事业财政投入大幅增长的同时，财政投入结构也不断向乡村图书馆倾斜。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文化事业财政投入明显增加。从2007-2018年，我国人均GDP从2510美元增长到9769美元，增加了3.89倍，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跨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全国财政收入从5.13万亿上升到17.26万亿，增加了3.36倍;文化事业费从198.96亿元上升到855.80亿元，增加了4.3倍，人均文化事业费从15.06元上升至61.57元，增加了4.09倍[23];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战略的实施，使得文化事业财政投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财政投入重心下移。2007年以前，县以上文化事业费支出（不含县，以下同）占全部文化事业费比重接近75%，县以下（含县级）仅占四分之一;2007年之后，县以下支出比重则逐渐上升，到2016年，縣以下支出比重超过县以上支出比重，实现了国家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的目标。二是调整了财政投入的地区结构，中西部地区文化事业费增长迅速。西部地区文化事业费从1995年的8.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30.7亿元，增长了27.8倍，占全国比重由2007年16.6%提高到2017年的27%。中部地区文化事业费从1995年的9.54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13.3亿元，增长了22.4倍，占全国支出比重由2007年22.9%提高到2017年24.9%。东部地区文化事业费占全国比重则由2007年的60.5%下降到2017年的48%[24]。显然，财政投入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极大促进了乡村图书馆尤其是中西部乡村图书馆的跨越发展。

3.4    利益相关者驱动

按照米切尔利益相关者“合法性、权力性、紧急性”的判断标准，乡村图书馆利益相关者较多，包括确定型、预期型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25]。就我国来看，对乡村图书馆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乡村居民、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他们对乡村图书馆发展也起着重要的驱动作用。

（1）乡村居民。乡村居民信息需求是乡村图书馆发展重要的驱动因素。许多研究表明，信息需求是乡村居民的基本需求，信息消费是乡村居民的基本消费，乡村居民作为信息获取的弱势群体，信息需求更加强烈，这些信息既包括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生活信息等一般信息需求，也包括经济、工作、卫生保健等专业信息需求。乡村图书馆作为专门提供信息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只有提供契合乡村居民的信息需求，才能得到持续稳定发展;反之，脱离了乡村居民实际需求，即使设施设备再先进、藏书再多，也只能是“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光顾者甚少直至沦为摆设。

乡村图书馆的服务领域是“三农”，必须与我国“三农”实际相适应。其一，我国90%以上国土面积是农村，50%以上人口是农村人口，农民散居在广阔的国土面积上;其二，现代农业、二三产业在农村虽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大多数农民仍然从事着传统农业，传统农业依然是农村的主导产业;其三，大多数农民属于阅读困难群体。我国虽然实施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乡村文盲人口依旧是城镇的2.54倍[26];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7.3年，绝大部分农民是小学或初中学历，高中或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几乎全部进城务工[27];农村居民家庭藏书量约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数的2/5，40.7%的农村家庭没有任何藏书[28]。这无疑限制了农民阅读;其四，乡村居民一般缺乏阅读愿望。我国大多数农村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农民没有通过学习掌握农业科技以提高收入水平的认识和动力，使一些人形成了阅读无用、学习无用的想法;另外，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民休闲方式更加丰富多样，许多农民更倾向于电视、电影、广播、舞蹈、棋牌等娱乐性休闲方式;农村生产劳动强度很大，他们在劳累之余，也没有闲暇和精力阅读[29]。显然，农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乡村图书馆建设中，必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在乡村图书馆具体选址、馆藏特色、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管理模式等方面，必须与农民的分散居住、劳动作息、农村经济、阅读困难、服务需求相适应，否则，必然陷入当前乡村图书馆无人问津、沦为摆设的尴尬局面，其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2）地方政府图书馆意识。地方政府图书馆意识是指地方政府对图书馆的性质、地位、作用、意义的理解和认同。按照“一级政府建设一级图书馆”的政府体制，政府是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但我国公共图书馆建制只到县级，没有延伸到乡镇，乡镇政府没有建设公共图书馆的法律规定和强制要求。因此，乡村图书馆建设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个人对公共图书馆的认知水平，他们的图书馆意识越强烈，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就越能得到重视，其建设、发展水平就越高，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和意义就越重大。反之，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个人的图书馆意识不强，该地区乡村图书馆的发展水平就会较低。

理论上，在我国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图书馆意识普遍不强，他们主观上不愿、客观上不能加大图书馆财政投入。一方面，我国集权式干部任命体制下，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奖惩升迁，这样，下级官员就有强烈激励完成上级政府的命令。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下，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率往往成为上级政府考核的直接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下级政府为了赢得考核进而为升迁创造条件，就会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直接投向能够改善本地投资环境、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设施如“铁公机”等生产性公共产品上，而对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政治绩效的“科教文卫”等民生性公共产品投入却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集权式财政体制也使地方政府客观上不能将财政资金用于公共图书馆。前已论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尤其是乡镇政府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后，财政收入骤然减少，因而也无力“投资”公共图书馆。

从实践来看，我国乡村图书馆发展较好的地方，都与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关。以广州市致力打造“图书馆之城”建设为例，2015年5月1日，广州市人大颁布实施我国第一部省会城市公共图书馆法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同年底发布《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规划（2015-2020）》，明确“图书馆之城”建设的“四大保障计划，六大支撑机制”。2016年出台了《广州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第三方评估管理办法》《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剔除规定》等文件，扎实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据统计，2017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经费总投入约4.62亿元，比2014年分别增长77.38%、60.04%，以转移支付方式支付各区图书馆建设补助经费和街镇分馆、社区（村）图书室专业化改造经费6631.76万元;馆藏总量合计为2165.21万册（件），人均藏量1.49册（件），比2014年分别增长40.12%、26.27%;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34.64万平方米，每千人建筑面积合计为23.89平方米，比2014年增长38.34%、24.82%;推进街镇分馆和社区（村）图书室或服务网点建设，2017年底公共图书馆覆盖率达72.35%，比2014年增加近30%[30]。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广州市乡村图书馆才会发生巨大变化。

（3）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是驱动我国乡村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图书馆直接承担为广大乡村人口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任，但大多数乡村图书馆发展建设却严重滞后。这一局面自然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因此，一些第三组织、慈善人士、工商企业，出于慈善、社会责任、经济利益等各种动机，既通过非市场机制的志愿服务、慈善捐赠模式，也通过市场化的政府购买、PPP合作模式，渗入乡村图书馆建设、管理、运营等各个环节之中。如由个人和家庭创办的民间图书馆，目前国内经媒体报道大约有425个，多为农民图书室、街道图书馆（室）[31];国内如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在贵州、安徽、广西等地建立了“蒲公英乡村图书馆”，YTT（企业家俱乐部爱心基金会）2010年启动了“乡村学校图书馆烛光计划”等[32]。截至到2018年底，我国由社会力量运营的乡镇文化站达700个，村（社区）文化中心达9216个[33]。

与此同时，我国也具有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有利条件。首先，各种政策措施的出台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图书馆建设创造了政策环境，如为鼓励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捐赠，税法规定，对企业捐赠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个人捐赠在应纳税所得30%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其次，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物质财富，为慈善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社会慈善意识的逐渐苏醒并不断增强，又为慈善事业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第三，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放松，也逐渐培育了公民社会，使得非营利组织和机构迅速壮大。2018年全国共有基金会7000余个，接受捐赠1624.15亿，其中现金捐赠超过1000亿元[34]。图书馆作为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之一，必定备受慈善家和其他社会力量的重视和亲睐。

3.5    其他驱动因素

（1）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地位。参与对象的重要程度是乡村图书馆参与之动力产生及其维持长久的重要因素。“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且自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每年聚焦“三农”，如今“中央一号文件”已成为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党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已经全面融入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体系。基于此，乡村图书馆关注并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动机会得到持续强化，其参与意愿将随之得到进一步提升。

（2）乡村文化危机。1978年以来，我国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多数农民自给自足、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务工为主、务农为辅、工农结合的市场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在资本力量、市场文化冲击下，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不断侵袭乡村社会，善良淳朴、勤俭节约、和而不同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乡村社会不断蔓延。在“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观念下，许多村集体名存实亡，乡村公共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匮乏，传统伦理道德、礼俗秩序、风俗习惯、乡规民约逐渐瓦解，农村社会风气出现恶化，不良风气抬头，严重影响着农村的文化自信、文化传承与文化再生产。因此，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市场文化的糟粕，也是驱动乡村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因素。

（3）理论研究。自我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以来，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建设，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在多个方面形成对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的驱动力。首先，学术研究能够为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基础，能够推动政府转变观念，提高他们对乡村图书馆参与的认知与理解;其次，学术研究能够为乡村图书馆参与实践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撑，如对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容、形式、保障机制进行研究，能够建立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框架。

4   结语

乡村图书馆的内在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具有內在契合的一致性，因而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助推作用。具体来说，乡村图书馆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为“产业兴旺”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载体;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融合自治、法治、德治等“三治结合”，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促进乡村物质文明和精深文明建设，实现乡村“生活富裕”的重要手段。实现乡村图书馆有效、持续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构建乡村图书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因素，包括法律驱动、政策驱动、经济驱动、利益相关者驱动和其他驱动因素。法律和政策驱动以中央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划、意见、通知、命令、方案、办法等为驱动力。经济驱动以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投入为驱动力。利益相关者驱动以乡村居民、地方政府图书馆意识、社会力量等为驱动力。其他驱动机制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地位、乡村文化危机、学术研究等为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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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银花（1972-），女，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