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研究新史料的拓展：原则与路径

[摘要]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详尽而可靠的史料是陈嘉庚研究的基础。近年来，陈嘉庚研究陷入了“沉寂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原始文献没有妥善整理和出版。陈嘉庚研究新史料的拓展，具有存文存史的史料价值、推进陈嘉庚研究的学术价值和资政育人的社会价值等多重价值。开展陈嘉庚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推动陈嘉庚研究数据库建设，是拓展陈嘉庚研究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陈嘉庚;史料;拓展;路径

[基金项目]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陈嘉庚年谱长编》编撰”（JGYJ201901）。

[作者简介]董立功（1980-），男，历史学博士，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讲师（厦门361021）。

一、引言

陈嘉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学界对于陈嘉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以黄炎培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为代表。不过，早年出版的关于陈嘉庚的著述主要是对陈嘉庚的生平事迹进行回顾和评述，“研究”的色彩不浓。如周召南编的《爱国老人陈嘉庚》，叶贻俊编的《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特刊》，司徒健编的《民主人士群像》一书中的《爱国侨领陈嘉庚》，都是如此。郑良1952年出版的《陈嘉庚》一书也属于一本介绍陈嘉庚事迹的普及性读物。新加坡吴体仁1966年出版的《殖产橡胶拓荒人》一书虽不是专门研究陈嘉庚的，但开始有了“研究”色彩，且关于陈嘉庚的篇幅占了一半以上。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嘉庚研究一度非常热络。国外学者以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杨进发（C.F.Yong）和新加坡学者叶钟铃为代表，杨进发出版了《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陈嘉庚：一个华侨传奇人物的成长》《陈嘉庚研究文集》等著作;叶钟铃出版了《陈嘉庚与南洋华人论文集》。日本学者岩崎育夫所著《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一书中涉及到了陈嘉庚及其创办的企业。另一位日本学者小久保晴行所著《中国人的生意经》中有一篇《陈嘉庚与胡文虎》，但属介绍性质。国内学者以陈碧笙、杨国桢、陈毅明等为代表。1982年，陈碧笙和杨国桢合著的《陈嘉庚传》一书，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本陈嘉庚传记;1987年，杨国桢独著的《陈嘉庚》一书出版。该书采用了《南侨日报》、陈嘉庚与他人的往来信函等新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年谱是中国史学独有的一种体裁，为重要历史人物编写年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为陈嘉庚编写年谱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学者陈碧笙编写了一本《陈嘉庚年谱初稿》，但未正式出版。1986年，陈毅明和陈碧笙在《陈嘉庚年谱初稿》基础上，广泛搜集中外报刊和私人信件中的陈嘉庚资料，联合出版了《陈嘉庚年谱》。1986年版《陈嘉庚年谱》的出版，为学界深入开展陈嘉庚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1986年《陈嘉庚年谱》的出版为标志，学界涌现了大量有关陈嘉庚的传记、文集和专著。这些著作主要分为五类：第一类为陈嘉庚传记;第二类为陈嘉庚研究论文集;第三类为陈嘉庚纪念文集;第四类为对陈嘉庚的专题研究;第五类为与陈嘉庚有关的档案汇编。这些文章、著作、档案汇编收录了大量与陈嘉庚相关的史料。

近年来，陈嘉庚研究陷入了“沉寂期”，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期刊难得看到陈嘉庚研究的新成果。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始文献没有妥善整理和出版。学者不重视阅读原始文献，轻率地使用二手文献，就会使自己的研究陷入困境。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曾指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目前学界的陈嘉庚研究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原始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很不充分。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了充分的文献（尤其是原始文献），才有可能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学者傅斯年曾指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得便退步。”目前学界的陈嘉庚研究存在两个“薄弱点”：一个是其早年在海外的经商和助学活动，一个是其晚年回国后的参政议政活动。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局面，主要是由于相关年份史料的缺乏。学界要把陈嘉庚研究推向深入，打破目前陈嘉庚研究“不平衡”的局面，首先要解决史料分布的“不均衡”。深入挖掘陈嘉庚早年在境外及晚年回國后的史料，才能系统研究陈嘉庚的生平。新史料并非无迹可寻。以1881年12月创刊的《叻报》为例，该报是二战前新加坡发行最久的中文日报，《叻报》中就保存了大量与陈嘉庚早年活动有关的史料，但至今没有人去系统整理。再比如，陈嘉庚一生交游广泛，与政界、商界、学界名流均有书信往来，但这些书信至今没有被系统整理。

第二，已出版原始文献的利用很不充分。近年来，部分机构整理、出版了一些与陈嘉庚和华侨华人历史相关的原始文献，但未得到充分利用。例如：2006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了《集美周刊》。《集美周刊》创刊于1921年10月1日，由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主办，共出版815期，是福建厦门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但由于本书为影印，辨识起来有一定难度，所以尚未得到充分利用。2009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南侨机工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馆藏部分）》，本书中包含了陈嘉庚与国民党西南运输处负责人陈质平之间的大量往来函电，是研究陈嘉庚和南侨机工不可或缺的史料。由于本书是影印版，释读起来有一定难度，所以这批史料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像云南省档案馆出版的《华之魂侨之光——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档案史料图片展》、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编的《赤子功勋：南洋华侨机工抗日回国史迹汇编》，福建省档案馆和集美学校委员会编的《集友银行档案选编》，厦门华侨博物院编的《华侨博物院三十年》，厦门市政协和厦门档案馆编的《陈嘉庚与福建抗战》，新加坡福建会馆编的《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编的《怡和轩九十周年纪念刊》《怡和轩一百周年纪念刊》等都含有大量和陈嘉庚相关的文献，但利用均不充分。

第三，陈嘉庚研究的思路有待拓宽。陈嘉庚是一位跨越三个时代、集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政治家诸多身份于一身的伟大历史人物。以往的陈嘉庚研究，侧重于对其“搏击商海”“捐资兴学”成就的研究，侧重于对“嘉庚精神”和“诚毅品格”的解读，而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陈嘉庚研究涉及到华侨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华侨与殖民地及其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华侨社会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变等内容，要提升陈嘉庚研究的水平，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要研究陈嘉庚的思想，还要研究其思想产生的根源。例如，陈嘉庚直到晚年仍对民间偏方非常迷信，这其实与其早年经历密切相关。以往的陈嘉庚研究，带有“为尊者讳”的色彩。凡被认为属于不利于陈嘉庚形象的史料，研究者一般采取回避态度，兹举一例：因陈嘉庚捐资助学卓有成效，1935年5月6日，国民政府特授予其二等采玉勋章;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又授予陈嘉庚三等景星勋章。不过各类陈嘉庚传记均对授勋之事避而不谈，似乎获得国民党的勋章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各类学术研究数据库相继被开发出来，今天学者的研究条件和前互联网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在互联网和学术数据库的辅助下，学者陆续发现了一些与陈嘉庚有关的新材料。我们如能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学术数据库中的陈嘉庚文献，对陈嘉庚各个时期的历史进行准确、客观、系统、全面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提升陈嘉庚研究的水平，而且对于促进近代华侨史、教育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二、陈嘉庚研究史料拓展的原则

陈嘉庚史料既包括陈嘉庚本人撰写的文章、著作、书信、电报等，也包括他人记录或研究陈嘉庚的文献。我们搜集陈嘉庚文献应尽量做到应搜尽搜、不留余地，做到电子文献和纸质文献相结合，公开发行文献和内部文献相结合，国内文献和国外文献相结合，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相结合，全面收集各类期刊、报纸、名人日记、名人书信、名人年谱和地方文史资料中的陈嘉庚史料，相互印证，去粗取精，为学界深入研究陈嘉庚提供史料基础。

（一）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相结合

纸质文献是传统的文献形式，包括图书、报纸、期刊、杂志等，纸质文献是学者最经常接触的文献形态。但在纸质文献之外，还有一种电子文献。电子文献经常以网络数据库的形式出现。例如：上海图书馆开发的“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收录了民国时期近两万种期刊，里面有大量关于陈嘉庚的史料。又如：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收录了1931-1949年的各类文献达500万页以上。据笔者检索，里面有53则与陈嘉庚有关的史料，其中不乏珍贵史料，如发表在上海《文萃》杂志上的《陈嘉庚先生的二三事》一文，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二）公开发行文献和内部文献相结合

按照文献传播的范围，陈嘉庚文献可以分为公开发行文献和内部文献。公开文献指公开出版物，包括专著、期刊、论文集、书信集、纪念册等。内部文献包括非正式出版物和档案文献。如：厦门市集美区政协编的《陈文确书信选》和《陈嘉庚的亲属、族亲及事业襄助者》，厦门市集美陈嘉庚研究会编的《陈敬贤先生纪念集》，厦门市集美图书馆编印的《陈嘉庚与图书馆》，新加坡福建会馆所编的《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这类文献属于非正式出版物，发行范围有限，一般经过努力可以获得。

（三）国内文献和域外文献相结合

按照文献产生的地域，陈嘉庚文献可以分为国内文献和域外文献。国内文献指分布在大陆、港澳台的陈嘉庚文献;域外文献主要指分布在东南亚、日本、欧美的陈嘉庚文献。需要说明的是，域外文献不一定都是外文，也包括中文。陈嘉庚一生有将近五十年生活在东南亚，东南亚的华文报纸和期刊中保存了大量陈嘉庚史料。以1881年12月创刊的新加坡《叻报》为例，该报是二战前新加坡发行最久的中文日报，《叻报》中保存了大量与陈嘉庚有关的史料。例如：1907年4月16日的《叻报》上刊登了一则《福建倡设道南学堂广告》，这则广告罗列了道南学堂的110位发起人，陈嘉庚办的“谦益号”米店赫然在列，这是陈嘉庚第一次资助新式学堂;1907年5月7日的《叻报》刊登了一则《道南学堂公举办事专员布告》，在其中的“督办学堂各事務人员”中，有一个叫“陈甲庚”的，即后来的陈嘉庚。再以缅甸的《仰光日报》为例，该报曾在1940年刊登了一篇署名仲约的《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此外，香港的《群众》杂志，新加坡的《新嘉坡画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中也有大量关于陈嘉庚的史料，需要学者系统整理。

（四）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相结合

关于陈嘉庚的外文文献主要包括英文文献和日文文献。学者杨进发查阅了英国皇家政府殖民部的有关档案，采访了包括佐顿（战前任新加坡华民政务司）、B.C.Corridon在内的外籍人士，于1987年出版了《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一书。与以往带有文学色彩的陈嘉庚传记相比，本书采用了大量的英文一手资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共有六个版本：四个英文版本，两个中文版本。除了英文文献，日文文献中也有陈嘉庚史料。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1941年在东京出版的《马来亚、缅甸的华侨》一书中就有关于陈嘉庚的内容。201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出版了《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丛书。全书收录了日本策划“七七事变”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等内阁主要部门及日本驻外使领馆的秘密电报、秘密文件。全书共51册、1000余万字，全面揭露了“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据笔者查阅，《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第50册中就有关于陈嘉庚的史料。不过，这批史料为日文，需要懂日语的学者翻译成汉语后才能使用。相比之下，由崔丕、姚玉民译的《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其中也有与陈嘉庚相关的史料。

三、陈嘉庚研究史料拓展的路径

陈嘉庚研究史料可以分为官方文献和私家记载两大类。陈嘉庚研究新史料的拓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寻找突破口。

（一）报纸

报纸是记录现实社会的新闻、议论的载体，并演变为后来的历史资料。陈嘉庚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论是国内的报纸，还是国外的报纸，都有大量关于陈嘉庚的报道，有的甚至刊有陈嘉庚发表演讲的全文。在这些报道中，以赞扬、肯定陈嘉庚的正面报道为主，当然也有少量诋毁、抹黑陈嘉庚的报道。总之，刊登陈嘉庚新闻的各类报纸是我们研究陈嘉庚的重要史料来源。

陈嘉庚未办报前，陈嘉庚公司的产品广告主要刊登于《申报》（1872-1949）《叻报》（1881-1931）《总汇新报》（1906-1938）《新国民报》（1919-1939）《晨钟日报》（1930-1935）等。这些广告是研究陈嘉庚商业活动的史料之一。学者罗志超即以《申报》上刊登的陈嘉庚公司广告为视角，挖掘了陈嘉庚在“实业救国，实用利民”方面所做的贡献。

民国时期华人社会出现过数种《国民日报》，刊有陈嘉庚新闻的主要是福建厦门籍华侨陈新政与海澄籍华侨李振殿于1914年在新加坡共同创办的《国民日报》。1919年《国民日报》改组为《新国民日报》。《国民日报》（1914-1919）和《新国民日报》（1919-1928）存续期间，刊登了数则与陈嘉庚有关的新闻（详见表1、表2）。

《新国民日报》在内容上紧跟时代步伐，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对当前发生的大事进行评论，以引发社会关注。1921年，新马经济不景气，橡胶业首当其冲，橡胶界业内人士甚至从业工人对此消极悲观。在此背景下，“橡胶大王”陈嘉庚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树胶之运命》，给民众以极大信心。陈嘉庚在文中分析道：

无论海洋大陆，无不用树胶，尤以文明国为甚。即东南亚而言，交通路政，方在萌芽，他日需用之巨，实意中事。乐观之说，几为世界所公认矣。

民国时期还有一种《民国日报》，该报由陈其美于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舆论阵地，邵力子、叶楚伧等人任主编。1916年6月16日开辟的《觉悟副刊》宣传新思想，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民国日报》于1932年1月26日停刊。《民国日报》及其《觉悟副刊》刊有几则与陈嘉庚有关的史料（详见表3）。

报纸不仅有保存文献的功能，不同报纸中的文献还可以互相印证。如《新华日报》和《大众日报》，有时会同时关注陈嘉庚的某一则新闻。《新华日报》于1940年10月15日刊登了一则《陈嘉庚投资举办闽北垦荒》的报道，而《大众日报》则于1940年10月19日刊登了一则题为《南洋华侨陈嘉庚将投资二十万元垦荒》的报道。如将这两篇报道进行对比阅读，我们会对陈嘉庚在闽北投资垦荒一事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

（二）期刊

对于中国人而言，期刊也是一个舶来品。中国最早的中文期刊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笔者在晚清期刊中尚未发现有关陈嘉庚的记载。直到1919年，陈嘉庚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由旅京华侨协会创办的期刊中。

1918年11月24日获准成立的旅京华侨学会办有一种《旅京华侨学会会报》，后在蔡元培的建议下改名为《华侨学会杂志》，简称《侨学杂志》。《侨学杂志》1919年第1卷第1期刊登了《新加坡侨商陈嘉庚在籍创设集美学校函托本会主任聘请教员书》，同时附上了萨君陆所写的《本会主任覆陈嘉庚先生书》和《本会主任以林视学对于集美学校之意见转达陈嘉庚先生书》，上述书信对于研究陈嘉庚与萨君陆及旅京华侨学会的关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当然，民国时期刊登陈嘉庚活动最“密集”的期刊当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自办刊物。集美学校自1918年创立后，陆续办了一些期刊，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1921年10月创刊的《集美周刊》。《集美周刊》刊登了近百则与陈嘉庚有关的史料。厦门大学1921年建校后，也办有期刊数种，如《厦大周刊》《厦大校刊》《厦大通讯》。其中，《厦大周刊》创刊于1922年4月，每周一期，主要刊登教育部、省教育厅的训令，学校章则、布告，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校主及校友的消息，师生创作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等。

《集美周刊》《厦大周刊》等刊物刊有大量与陈嘉庚有关的史料，这些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幾类：第一类为陈嘉庚在特定场合的演讲词，如：《在新加坡华侨筹赈游艺会上致开幕词》《陈嘉庚先生在新嘉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开会辞》《嘉庚先生在母校演讲词》等;第二类为陈嘉庚本人所撰写的各类文章，如：《开发闽南十年计划书》《对日问题之检讨》《畏惧失败才是可耻》等;第三类为陈嘉庚与他人的往来函电，如：《嘉庚先生覆林校长电》《致厦大林校长函》《致叶校长函》《致陈村牧函》《致集美学校之诸生书》等;第四类为关于陈嘉庚的各类新闻，如：《华侨教育委员会聘陈嘉庚为委员》《陈嘉庚校主回梓未果》《校主返抵星洲》《华侨教育委员会之组织聘陈嘉庚为委员之一》等;第五类为陈嘉庚对新闻记者的谈话，如：《陈嘉庚先生否认政府救济之谈话》《对记者谈话》《中国之司丁列思：名闻海外之陈君嘉庚》《陈嘉庚先生印象记》;第六类为他人所撰写的关于陈嘉庚的文章，如林文庆的《陈嘉庚先生提倡教育之目的》，茅乐楠的《从纪念校庆谈到陈嘉庚先生的兴学精神》等。

上述文献中，第一至三类史料价值最高。以陈嘉庚与他人的往来函电为例，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其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活动。这些函电对于我们研究陈嘉庚的办学动机、办学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陈嘉庚最后如何克服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日记

作为一种私人记述，日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般而言，日记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因而比较准确。学者谢泳因此才有“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的说法。学者齐世荣也认为，日记“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

在与陈嘉庚交往的社会名流中，很多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他们的日记中或多或少留下了与陈嘉庚有关的记载。其中，《黄炎培日记》中关于陈嘉庚的记载最多，时间跨度最大，内容也最详细。据笔者梳理，《黄炎培日记》中一共有40处提到了陈嘉庚，始于1919年2月7日，终于1963年3月11日（详见表4）。

除《黄炎培日记》之外，《蔡元培日记》《陈光甫日记》《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叶至善日记》《宋云彬日记》《张元济日记》《叶企孙日记》《郑振铎日记》《竺可桢日记》中皆有关于陈嘉庚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研究陈嘉庚与政界、商界、学界诸多名流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四、小结

陈嘉庚研究史料可以分为官方文献和私家记载两大类。官方文献如政府档案、报纸、期刊、公报、会议记录等，私家记载如专著、回忆录、自传、年谱、日记、书信等。挖掘官方文献中的陈嘉庚史料，可以从报纸、期刊等方向寻找突破口;挖掘私家记载中的陈嘉庚史料，可以从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方向寻找突破口。目前，陈嘉庚史料零星分布于各种历史文化类数据库，未进行有效整合。将陈嘉庚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组建陈嘉庚研究数据库，是推动陈嘉庚研究走向深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陈嘉庚史料的发掘只是研究工作推动的第一步，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有时候自身能够说话，有时则必须依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才能被“唤醒”。因此，研究者对于陈嘉庚史料要能做到既可以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只有入乎其内，才能进入历史细节，把历史纷繁复杂的一面呈现出来。只有出乎其外，才能摆脱历史细节的缠绕，不至于迷失在文献史料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陈嘉庚研究不仅是史料范围的扩充，同时也是不同问题、不同观念的碰撞。正是在不同学科史料的交叉与碰撞中引发了新的问题意识，才能丰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多元化理解，也孕育着开启新的研究空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