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共风雨，丹心寄图林
——谭祥金、赵燕群教授口述访谈

● 谭祥金、赵燕群口述，肖鹏等访谈，肖鹏、赵庆香等整理

1 访谈意义

谭祥金、赵燕群夫妇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过去数十年，他们先是受教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毕业后奔赴北京，参与了国家图书馆新馆建设、筹建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撰等重要事件，其后辗转南方，既为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今天的茁壮发展打下了根基，又为深圳图书馆和广东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智慧。

他们的口述访谈之中，既涉及激情难抑的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又有发人深省的学术议题；既让我们感慨图书馆人的职业精神与奉献精神，也让后来者对图书馆事业充满向往和期待。

2 访谈说明

本文是筹备中的《谭祥金赵燕群口述史》一书的部分精选，由肖鹏、赵庆香等整理完成。本团队关于谭祥金、赵燕群教授的口述访谈工作，最早可追及2013年12月的学生交流活动，参与者有肖鹏、张滢、许慧颖、何嘉欣、李杏君等，其后在2015级的“图书与图书馆史”课程中，陈晓毅、梁果壮、高晓文、邝芷雯、李雅倩、肖冉、蒲艳雯、赵庆香等同学又参与了后续的访谈整理工作。而对两位先生最为系统的访谈发生在2017年末，配合国家图书馆的“口述历史——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项目”完成，此次访谈由肖鹏访问，傅钰、冯芳玲参与了访谈稿的整理、刘佳亲参与了相关文本的整理。上述的工作，都与本文稿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除2017年的访谈因录制需要选址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人文库，其他访谈均在两位先生家中进行，由受访者许可全程录音，最终文稿经谭祥金、赵燕群同意核发。

3 访谈正文

3.1 同学少年，结缘图林

问：请问两位当时为什么会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就读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谭：我老家在湖南津市，是一个很小的城镇。我是津市一中第一届高中生，高考报志愿是根据收集到的招生通知和高校简介，我不知道报什么好。我的班主任就建议我报图书馆学，他说报了图书馆学，之后的生活会比较安定，不会有太大的波折。实际上那时候我家乡那边根本就没有图书馆，我也不知道图书馆是干什么的。我听从班主任的建议，报了图书馆学，之后就接到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系的通知书。

赵：我比较喜欢看书，大学第三类专业很少，我就报了图书馆学之类的专业，之后被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录取。1959年我们入学时，图书馆专业已经改成本科四年制了。之前的几届学生，我记得很清楚，一入学就有人告诉我们这专业没什么好学的，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三年专科，四年本科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图书馆学专业的学制好不容易变成了四年。

我们59级录取了38人，毕业的时候变成了48人。那是上两届休学，以及55级曾经被打成右派“劳改”，后来被“摘帽”分到我们班的同学，他们和我们一起学习到毕业，所以班里毕业时的人比较多。

问：那时的专业学习情况是怎样的？

谭：我们和你们一样，分上学期和下学期，有些课是学期课，有些是学年课。系里编排课程很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深度和广度。系里很重视外语教学，“俄语”“英语”都是连续上两学年。俄语课分“快班”和“慢班”，“快班”同学像赵老师高中三年学俄语，“慢班”同学中学学英语，没有俄语基础。给 “快班”同学上课是俄语系的系主任。“慢班”同学像我要从发音开始，因此我们在练发音的时候，“快班”已经在讲翻译技巧了。老师教得非常认真。

60年代初，外语系一批老师正好从苏联回来，他们给我们讲“苏联文学史”“俄罗斯文学史”，讲到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尔科夫斯基什么的，声情并茂，听起来非常享受。还有“科技概论”“古代汉语”也非常之好。这些课都是非常全面、非常系统的。

专业课教学方面，有“读者工作”“事业建设”“图书工作”“倡导工作”“图书馆概论”“应用技术”“图书馆编目”“图书处理”等。还有“英语编目”“俄文编目”，这些都是我们系的老师上的，上得很好。当时的专业课有一点很特别，比如我们学习杜威分类法，课程叫做“杜威分类法批判”。我们的具体课程名称可以从我们的成绩单上看出来。

那时候的教材没有什么正式出版物，基本上是油印讲义，用的是翻浆的再生纸，灰灰黄黄的很粗糙，大多不用中文打字机打印，是人工刻钢板，油印而成。讲义由任课老师编写。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时党和国家提出的方针任务，以及苏联翻译过来的内容。我们确实很幸运，专业课开得很全。

除了上课，我们那时候还有课程实践，就是实习。我到武汉医学院实习了一个月。赵老师是去 “大馆”，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图书馆老馆。实习安排很紧凑，流通借阅、分类编目等，也要用钢板刻蜡纸，油印卡片，总之各个业务部门都轮到，都要动手操作。

赵：对，我们班是很幸运的。我们年级前后几届的同学，都要搞运动，参加劳动，例如下农村，东西湖劳动，到煤矿劳动。他们上的课不多，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还没有什么新教材，于是他们就参加写人民公社图书馆之类的教材，好多教材就这样出来啦。而我们后面的几届，比如64届他们进校刚好碰上停课，劳逸结合，还有再后面的几届，在校期间也没有我们上的课多，他们后来还碰上“文化大革命”。我们1959年进大学，记得的劳动就是修筑汉丹铁路，到学校厨房帮厨，遇着三年困难时期，除了上课，没有太多运动和劳动。所以说我们这一届是很幸运的，上全了所有的课。不少课记得是上一届58级和我们一起上课。

问：您成绩单上有毕业论文一项，能跟我们讲讲当时毕业论文的情况吗？

赵：谭老师毕业论文选的是读者工作，因为结合去武汉医学院实习的体会。我是研究“郑樵艺文略”，因为我比较喜欢古书，当时图书馆里所有能看到的藏书，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的“艺文志”“艺文略”相关的内容我都反复阅读，然后从历史背景、古籍出版情况、郑樵分类思想与分类体系的形成等各方面将它们进行分析比较，特别是对古籍四分法到郑樵十二分法进行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写了大概一万六千字左右的论文。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很多人研究“郑樵艺文略”。

我的论文是廖延唐①老师指导的，谭老师的论文是孙冰炎②老师指导的。那时候的要求很严，我们论文都是手写的，每个字的一笔一划都要求严格。廖延唐老师的字本身就有水平，很工整。如果是皮高品③教授给我们当指导老师的话就比较麻烦了，皮教授要求很严，他老嫌我们英语水平不够，他讲杜威分类法(DC)时，讲英语名词术语基本上都是英语，板书是满黑板英文。课的名称是“批判”，课的内容是介绍杜威分类法，对于工作后科技情报所使用的《国际十进分类法》(UDC)，以及后来分类法的编制等很有帮助。

3.2 由南向北，伉俪“北漂”

问：二位能否跟我们谈谈毕业后的经历？

谭：毕业之后我被分到了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前十年首先分配到书库取书上架，在书库足不出户日行千里，很快任团委书记，大专班辅导员，到陕西甘肃搞“四清”，“四清”回北京就是文革。1969年下放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1月回国图。

1973年中央要求领导班子搞“老中青三结合”。我们当时的馆长叫刘季平，他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初期，陈毅当上海市市长的时候他和谷牧等就是副市长，后来就调到了教育部，在教育部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后来国家图书馆要找一位馆长，季平馆长休养一段时间后要出来工作，当时周总理就让刘季平1973年初安排到国图当馆长。

1969年我们馆大部分人下放到了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年后，1972年分批调回国图，我是1972年11月倒数第二批才回馆的，最后剩下在干校的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了。当时临时党委刚成立，业务还没有开展，到了1973年4月刘季平馆长找我谈话，说经过从群众到馆领导，几上几下讨论，决定由我担任副馆长，已上报文化部。那时刚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由于在干校几年受到不公正遭遇，我根本只想在图书馆平凡工作中度日，所以我一听这个决定就说：“怎么一下阶下囚，一下是座上客？”表示不接受任命，刘季平馆长说：“你不懂！叫你干你就好好干。”就这样，刘季平馆长、胡凡夫和我的副馆长一纸任命书1973年11月由国务院批复。

刚开始上任我主要是负责前台服务部门，就是流通、阅览等。实际上是让我了解熟悉全馆的业务，很短时间我深入全馆所有的部门。和大家一起干活。

国家图书馆的新馆建设时间是从1973年到1987年，新馆建设我是全程参与的馆领导，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通讯》1987年第三期发表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纪事(1975～1987)》一文，全文有8 500多字，我办求真实、全面、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建新馆的情况。除了这个纪事以外，关于国家图书馆建设的情况和我当时的一些想法理念，我后来写了不下十篇文章，大概有七八万字，包括国家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国家图书馆的现代化等等。这些文章是当时全馆工作的写实，更多的是表述了当时馆领导会上、会下取得共识的建馆观念。现在这些文字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这个新馆建设的历史记录。

为了建设新馆，了解现代化国家图书馆的要求，国家图书馆分批派人到欧美各国考察访问，1978年1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各类型的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这个时候提出来了“图书馆网”的问题。当时强调，对于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认真学习，要拿来为我所用。季平同志带着如何建设国家图书馆的问题，于当年10月率团出访了英国。出访前后20天，访问了11个城市和13个公共图书馆，还有10个各种类型的图书情报部门以及公共档案馆等等。

当时为了提高馆员的服务水平，了解什么是现代化图书馆，馆里派出了好几批人去澳大利亚进行半年一年的考察访问，我也是其中之一。1980年经国务院总理圈批，我作为馆领导派往到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两年的深入、全面、具体的考察访问。

除了国图新馆的建设工作，我还作为编委会副主任参与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撰工作。这是周总理的一个遗愿，当时的文物局和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视。国图成立了一个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馆长刘季平，副组长是鲍正鹄馆长和我，而事务性工作我做得比较多。文物局也十分重视，局里组织专家讨论，当时任文物局长的王冶秋老前辈亲自参加书目收录的范围、分类、著录标准等并作出决定。1979年中国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成立。我是编委会副主任之一，参与了章程的起草、筹备以及组织等工作。工作的第一阶段是在全国开展了善本的普查；第二阶段就是汇总工作，即将收藏单位的目录卡片都送到北京，编辑人员都集中在北京香厂路的国务院第六招待所汇总书目。1990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问世，前后经历了15年的时间。

赵：我1963年9月毕业分配到铁道部科技情报所，1980年9月调离，总共在该所待了17年。当时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所以科技情报机构里面普遍建起了资料室。资料室管技术资料、期刊以及检索工具的收集、整理和提供服务，所里另外设有图书馆，负责单行本科技图书的借阅。我进所之初，前后四个月时间先是安排我分管资料库，很快我脱产学俄文三个月，还到铁道学院(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旁听“铁道概论”学期课。

1964年春节过后，作为“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下放山西寿阳南河大队一年，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年下放结束回所里，所里“四清”运动已经到所长“洗手洗澡”阶段，“四清”工作队没发现所长有“四不清”问题，可以继续当所长，就让她做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即所谓“洗手洗澡”，然后是安排一般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到基层去劳动锻炼，即所谓“下楼出院”。我因为刚从农村下放回来，“思想改造不错”，就留守所里做资料的分类编目等业务工作。

文革期间，我因为社会关系复杂，除了参加一般学习，所里很多业务工作不能停，就让我搞业务，即所谓“促生产”。1969年10月，谭祥金刚去干校不久，我们情报所整建制去湖北修建枝城长江大桥。我们把大儿子送到湖南谭家。然后俩人分头去咸宁和枝城劳动。一年后，即1970年冬，枝城长江大桥合拢，我们情报所整建制回北京。我还是负责外文刊物、资料等多项工作。那时所里的老专家还没“解放”，所长却一再叮嘱我：他们(指未恢复工作的老专家)思想是“反动”的，但是他们都是有本领的，无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的学术本领好好学来。所以我就开始跟老专家，特别是科技情报的元老曾世荣老前辈虚心学习。

1980年谭祥金去澳大利亚，正好北京师范大学创建图书馆学专业，9月开学的时候我就去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系里第一位老师。

在铁道部情报所这17年是我业务水平和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过程。首先我对情报科学这门学科有了一个系统的、深入的学习。我本来是学图书馆学的，从事情报科学的工作等于是跨界。不过触类旁通的思维，我把两门学科进行分析比较，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用比较方法来认识它们的异同，这对于我后来去图书馆开展工作以及教学都有非常大的帮助，用现在的语言无论是信息服务，还是图书馆服务，都要取信息服务的敏锐性，针对性，主动服务精神，结合图书馆学对文献处理的系统性、严谨性，二者互相促进，就会有飞跃发展。

后来我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在这个系教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来自图书馆。所以我们教学的理念就跟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不太一样，更注意贴近实际。当时，我们的学生头两年按文科理科分到其他各个系，他们学完两年再回来念图书馆学。他们的专业课教材由授课老师自己编写。我们就基于实际情况来给他们授课。我上两门课，“分类法主题法”和“期刊工作”。当时全国都没有开“分类法主题法”这门课，我是因为参加了《汉语主题词表》和《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编制，也看了很多国际先进的分类法，所以选择开这个课。这门课第一个学期就是让学生做标引，标分类号、主题词；第二个学期让他们每个人把当时已经发表的、和这门课相关的论文编写书目索引，然后每个人再评价某一种分类法或者主题词表，国内外的分类表都可以。“期刊工作”的课我会讲期刊的基本概念和期刊工作的整个流程，包括期刊工作的标准化、缩微化、自动化，我都会讲。在80年代初，我这门课算是最早涉及图书馆工作中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课程。

问：那在北京的生活情况是怎样呢？

谭：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对于我来说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我当时就想，既然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我应该是专情地、执着地，把我的青春和我的全部献给我从事的事业。赵燕群和我一起分去北京，几十年来她帮我分担了很多担子，一起共患难。

说到生活，不外是衣食住行。由于我家庭负担重，毕业以后，我的工资全部寄回我家，北京就靠赵燕群的工资。我们那个时期虽然单位在北京，但是下放农村，“四清”以及文革期间我到咸宁五七干校，赵燕群去修建长江大桥，一去起码一年，甚至两三年，所以居无定所。结婚后有了孩子，单位分给我一个四合院内一个小单间。那时我在甘肃搞“四清”，家里什么也没有，正值寒冬，必须生炉子。赵燕群怀着八九个月身孕，北京有卖生炉子用的劈柴的小店，她和同事去店里挑了些废木板，1块钱1担，买回来以后挑一些能够用的木材做了一个小饭桌。再买煤炉、烟囱安装起来，向单位借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子。当时我们家就这么点家当。

文革一家四口分散，所谓“三国四方”，直到我从干校回北京后，才把小儿子从佛山接回北京。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赵燕群单位分配的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现在叫“蜗居”。那还是借住在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宿舍，每家在房门外楼道上放一个煤炉子，烧蜂窝煤来做饭，全楼道一个“水房”，有几个水龙头洗菜洗衣服，一间男女共用的洗手间。

当了副馆长，现在叫厅局级，可是刘季平馆长说“升官不发财”，只是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工资住房一切待遇不变，工资还是56元，“蜗居”住了7年。1977年，馆里为了工作方便，给我分了一套两居室，就是两间房间。一间10平方米两个儿子住，一间14平方米，我们两个住，只能放一张床，还有一张吃饭的小茶几。我们曾经招待过澳洲的朋友，吃饭时，她坐在床边，我们坐小板凳，一条很窄的过道连着这两个房间。搬家就是搬书和借来的床绷子，还有那个小饭桌。碗橱和方凳子是赵燕群的木工手艺，家里也没有多余的家具，

赵：当时条件确实不是很好。北京那时候我们居住的卫生条件情况不太好，而且我们住在郊外，记得集体宿舍的臭虫非常多，床板缝用开水烫，一浇，臭虫都一溜掉到地上。但是因为我曾下放到山西非常贫困的黄土高原劳动一年，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比我们要困难得多。所以我对生活还是感到非常知足，我一辈子到现在为止都很知足。

3.3 由北向南，岭南故事

问：两位老师可以讲讲来中山大学之后的情况吗？

谭：来中山大学之后，我俩调换了一下，原本我在馆里、她在系里，来了之后，我在系里，她在馆里。这个系(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发展要感谢连珍老前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我们系的创办呕心沥血，四方广纳人才。而且建系第一年就用中文系的名额招收研究生，最早参与教材编写工作。中山大学的这个图书馆学专业才能够建立起来，而且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我很尊敬他。

问：您来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学系之后主要做了什么工作呢？

谭：我来的时候，连老已经退休了，我和程焕文他们一起去他家拜访，他给了我们一些建议。我当了系主任之后，首先是师资队伍建设。根据我的要求，我当上学校职称评委会委员，我们系评职称就开始在学校有了话语权，于是老教师们都评上了副教授、教授。同时是根据现代化图书馆建设需要，在教师的知识更新和观念更新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为扩大教师的视野，我们争取到岭南基金会的资助，从1992年开始，每年派教师到美国、香港等地进修，基金会资助了我们差不多10年。第一个到美国进修的是程焕文，我们系派出的人员都能按项目的规定时间回国。1996年9月我也到台湾去考察了3个月，因为我感觉到海峡两岸图书馆界开展交流合作很有必要。我是祖国大陆第一位赴台较长时间深入考察图书馆事业的专业人士。结识了很多同行。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系要发展，必须举贤荐能，特别是对系里年轻教师的培养。只要他们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我就争取他们连续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让他们担任教研室主任工作。于是陈明先、陈永生和程焕文他们就脱颖而出。因为我很年轻就有机会担任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这一经历和体会让我感触很深，要给年轻人机会。我也很感谢系里面年富力强的骨干老师，为系的发展着想，让出教研室主任的位置，支持我的工作。

在我的任期内，系里很快就申报并通过了图书馆学硕士点。我对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有几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上课，特别是第一年要跟本科生一起上，二是练习写文章，最后毕业论文要有严格的答辩。教师方面，我根据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招聘有现代化技术方面的知识的教师。另外又增加了“图书馆管理学”“图书馆建筑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等方面的教学内容，我自己也给系里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我开过“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学概论”课程。后来到1996年，学校将我们系与电子计算机系合并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之后又升格为资讯管理学院。

赵：到中山大学后我提出到系里继续教学工作，因为我在北师大是分管教学科研的副系主任，一直在带研究生，给学生上课，可是学校安排我到图书馆，1989年任命我做副馆长。我从心里不想任职，因为在北京时，我一再表明，到中大只教书，不但任行政工作。可是党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时，说共产党员要多做贡献，我只好接受。1991年，又找我谈话，要我当馆长，而且只配备一位副馆长，担子很重，我更不愿意。可是组织部还是说工作需要，共产党员要多做贡献，同时一再说，我除了做馆长，还要承担科研工作，而且还要在系里做兼职教授。等于给了我三个任务。第一，继续科研工作，当时我在北师大的科研项目比较多，有国家级和部级的；第二，继续担任研究生导师，招收硕士生；第三，担任教学任务，硕士生课程，以及全校选修课“社科文献检索”等课的教学。

1991年系里的硕士点申报通过了，我作为系里的兼职教授，第二年招收了5个硕士生，是招收最多的导师。此后我既是馆长又是老师。我不上系里本科生的课，只上研究生的课。1992年10月份我提交了一份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初步设想，也和系里进行了沟通。我提出，研究生课程要包括计算机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根据我在北京参与的、以及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还向系里建议要将“数据库建设”设立为学位课程。审批通过了，之后系里针对检索语言、文献数据库建设、研究方法等重要内容都增开了相应的学位课程。

当时的学生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比如说我讲到机读目录——书目数据库都涉及到机读目录。不少来听课的学生本科没接触过，北师大的学生懂一些，北师大给他们开设过这些课程。一些学生甚至连计算机都没操作过。有学生说上我的研究生课就是想接触计算机，因为我的课是涉及计算机实践的。凡是上我课的同学，我都要求他们参加编制分类表或主题词表，有的还要参与资源库建设，最后的成绩按编表的情况或参与建库等的实际成绩进行综合评分。

3.4 踏遍青山人未老

问：两位退休后还有继续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吗？

谭：我是延期一年在2000年退休的。我认为图书馆事业是我生命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退休以后，还是跟图书馆事业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首先是我一退休就立刻应邀参与深圳图书馆新馆建设。当时深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因为我参加了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建设，深圳图书馆又正好开始建新馆，因此深圳图书馆邀请我参加新馆建设工作。我来广东后一直很关注深圳图书馆，尤其是深圳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我在《广东图书馆自动化》这篇文章里，用了4 000多字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深圳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英文简称叫做ILAS。深圳图书馆的馆领导吴晞、杜秦生、肖荣梅等，他们当时还算比较年轻。我们只要一见面，就像朋友熟人一样亲密无间，有什么事情一商量，就很快一起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我70岁生日时，程焕文建议把我俩的文章整理一下出个文集，也就是后来出版的《谭祥金赵燕群文集》。文集出版后，深圳图书馆开了一个“谭祥金、赵燕群学术思想研讨会”。结果这个研讨会在图书馆界反响很大，我们还给美国、台湾海内外的李华伟、胡述兆、李德竹、谢灼华、周和平等几位图书馆界著名教授、专家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这套文集就是《图书馆学家文库》，我们已出版共1 000万字，文集出版后都召开了首发式和研讨会。

赵：退休以后我们一直没有停过为图书馆做事。主要是编制专题分类表主题表、帮县市图书馆建新馆、建网站和资源库、补充馆藏等。程焕文教授还让我们带着研究生去汶川做图书馆灾后重建工作。今年，我正在做两件事，其中一件事是在为广东省新兴县建《六祖慧能数字图书馆》项目。八十岁了，要做的事，要学的新科技，新知识还很多。能学一点，做一点，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社会吧。我们还干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设立了“谭祥金赵燕群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设立是程焕文教授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和他相处了三十多年，他确实是一个有事业心、有爱心的人。2006年他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设一个奖学金。设这个奖学金对我们来说主要有两点意义，第一点是情感的驱使，既然从事图书馆事业，就对图书馆有着深厚的感情，希望后辈有更多人也对图书馆事业抱有这种感情；第二个是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需要。

谭：是的，我就出生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应该是我们班最穷的学生之一。我和赵燕群都是我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我的幸运是碰上了穷人上大学不要钱的时代，那个时候上大学不要学费，住宿费也不要钱，连棉衣棉裤都可以在学校申请补助。所以我觉得奖学金的设立对上学有困难的优秀学生会有所帮助。系里还设立了“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我们也捐了款。

为什么说这是事业建设的需要呢？我1973年被任命为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担任副馆长长达15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逐渐感觉到我不只是有了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在为理想干一番事业。当一个人在干事业的时候，就是在为理想而奋斗。这是这些年来我最深的感受，当你为理想、为事业而奋斗的时候，其他的什么都可以放下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兴旺发达，就成为了我自己的理想，成为了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而且我清楚地知道要实现这个梦想，我应该尽我微博的力量，我希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事业达到理想的目标。

注释：

①廖延唐，生于1932年，江西奉新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曾任教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情报学院)，1985年调入十堰职业大学任副校长。长期致力于古籍版本学、目录学的研究。

②孙冰炎，湖南沅陵县人，1952年毕业于文华图专，一直任教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③皮高品(1900-1998)，湖北嘉鱼人，1925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历任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