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研究
——以礼书记载和实践为中心

陈飞飞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自古以来，军事征伐层出不穷，皇帝亲征是最高级别的军事活动，它既表达了皇帝恭行天罚、号令全国的至尊权威，又反映了皇帝安宁寰宇、扶绥内外的人君职责。与亲征活动如影随形的，便是一系列皇帝亲征礼仪，先秦时期天子出征的时候便“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1]，到了唐代，盛世修礼作乐，皇帝亲征礼的礼仪内容也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撰，但相关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1)总体研究成果不足且不够深入，参见李蓉的《隋唐军事征伐礼仪》(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在行文时涉及了隋唐时期皇帝的一些亲征礼仪；(日)丸桥充拓《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第十章《中国古代的战争与出征仪式——从〈礼记·王制〉到〈大唐开元礼〉》(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考察了自汉至唐出征仪式的历史进程；高明士的《从军礼论隋唐皇帝亲征》(《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43页)，探讨了军礼的成立及隋炀帝与唐太宗的亲征比较，并从军礼方面讨论了失礼入刑的意义。，故而本文不揣简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皇帝的亲征礼及其实践情况进行系统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唐代皇帝亲征礼仪内容——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

唐代亲征礼仪内容多来源于先秦，《通典》在记述先秦天子亲征礼时总结道：“周制，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类、宜、造，皆祭名)。孔颖达云：‘天道远，以事类而祭告之也。社主杀戮，故求便宜。社主阴，万物于此断杀，故曰宜。造，至也，谓至父祖之庙也。言祢者，辞时先从卑，不敢留尊者命也。将出者，谓行幸巡狩。’祃于所征之地。祃，师祭也，为兵祷也，其礼亡。其神盖蚩尤，或云黄帝，又云：‘若至所征之地祭者，则以黄帝、蚩尤之神，故亦皆得云祃神也。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2]孔颖达对这些礼仪内容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但关于类、宜、造等这些祭礼，由于文献记载差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现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将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的主要内容整理成表格(见表1)，并分析如下：

上表简要列出了《大唐开元礼》中所记录的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的内容及其环节、祭祀对象、祭祀地点、祭祀方式、祭品和所用乐舞，现对其展开解释说明。

皇帝亲征“类于上帝”。类，祭名。任慧峰在研究先秦军礼的时候，对诸种说法进行了总结，共有四说，即汉代今古家和许慎《尚书》认为类祭指以事类祭天；郑玄认为类祭指仿照正礼而祭祀，孙希旦同意郑说；清人吴士鉴认为类祭是血祭的一种；杜而未和庞慧认为类祭指以动物祭祀。任慧峰从类祭的仪节和演变入手，考证辨析了以上观点，认为先秦的类祭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上帝、祖先或社神进行祈祷以求福佑的祭祀，一般发生在征伐之前。由于汉儒的解释，后世类祭逐渐以天为祭祀对象[4]48-56。到了唐代，皇帝亲征类于上帝包括前期的准备工作，如纂严、斋戒、陈设，从皇帝銮驾出宫以后直至奠玉帛、进熟、銮驾还宫等环节为真正的礼仪程序，共七个环节，其中奠玉帛和进熟是核心礼仪环节，需要皇帝以及从祭人员严格按照礼仪程序来进行礼仪活动，中间还伴随着乐舞，仪式完成之后，皇帝按照程序返回宫中，礼仪结束。祭祀昊天上帝是唐代最高等级的祭祀礼仪，属于大祀，用苍牲二，采用燔燎的方式进行，需要另行设置燎坛及望燎位，《大唐开元礼》规定燎坛的规模为“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四尺”[3]393。

皇帝亲征“宜于大社”。宜，祭名，大社，即太社。传统学者认为宜为便宜之义，近代学者多从古文字入手，重新考证宜字指本义，任慧峰认为宜字古字同俎，即置肉于祖告祭祖先之义[4]39-47。唐代开元礼中记载宜于大社之礼有斋戒、陈设、銮驾出宫、奠玉帛、进熟、銮驾还宫等六个环节，其实不然，应是在行文时省略了纂严一环，地点在太社，唐代祭社时社稷同祭，祭祀对象为太社神，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神，以后稷弃配祭，采用瘗埳的方式，祭祀结束后燔祝版于斋所。

皇帝亲征“告于太庙”。告，祭名。先秦时期，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5]，学界关于“造”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造就是到，孔颖达主之；第二种认为造是祭名，杜子春主之，郑玄从之；第三种认为造即告，祷告之义，王贵民等当代学者主之。任慧峰对此三种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造字为祰的假借字，而祰字则是告的后起本字，即用牛祭祀祖先以祈福，后世造泛指发生大事时告知祖先[4]28-37。唐代皇帝亲征告于太庙有斋戒、陈设、銮驾出宫、晨祼、馈食、銮驾还宫、凯旋献俘、解严等八个环节，地点在太庙，所告祭的对象为唐玄宗之前的献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九庙神主，采用燔燎的方式，祭祀结束后燔祝版于斋所。

皇帝亲征类于上帝、宜于太社、告于太庙在程序、乐舞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祭祀的对象也是唐代祭祀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规格相对较高，但在具体的祭祀对象、地点、祭品上却各有特色，显示了其祭祀礼仪的制度性和规范性。

皇帝亲征“祃于所征之地”，由于典籍缺载，后世学者对于祃祭说法不一，令人难以信服。任慧峰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认为先秦时期的祃祭是为多获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后分化为两部分：一是战前或狩猎前的祃祭，二是战后或狩猎后举行的献礼[4]85-86。唐代皇帝亲征祃祭多指战前，地点为其所征之地，祭祀的对象为黄帝轩辕氏，而且唐人在实际操作中，对祃祭进行了广义上的扩张，李蓉根据《太白阴经》中所记载的祭文总结出唐代大将出征的祃祭可以分为四种，即祃神、祃牙纛、祃马、祃佛教毗沙门神[6]，其中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祃祭，是唐代祃祭的主要内容；祃牙纛来源于西周的祭表貉，后成为宋代祃祭的主体，《文苑英华》中保留有陈子昂在武周时期所作的《祃牙文》[7]5230-5231；祃马是继承汉代应劭对于祃祭的解释，而且唐代保留了诸篇《祃马文》[8]602-603，作为其实施的记录；祃毗沙门神则与佛教兴盛有关，在唐代对少数民族征战的时候，佛教毗沙门神对于诸多信佛少数民族来说有极大的震慑力量，可以帮助唐军取得胜利。

皇帝亲征“告所过山川”。由于山水的神秘性，中国古人长久以来就有一种山水有神的观念，且从先秦一直延续至今。行军打仗之时，难免途经各种山川，为了祈求途中的安全和神灵的保佑，都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而且，一些山神信仰与唐代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1]。唐代皇帝亲征告祭所过山川，因“天子无拜诸侯之礼”，故由告官代替皇帝进行祭告，依据山川规格及行军状态进行祭祀活动，“山镇海渎用太牢，中山川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即用酒脯”，也可见唐代军礼对于山川神灵地位的认识与运用。

王博在探讨唐代的军礼时，认为唐代军礼具有明显的复合型特质，即不仅有世俗性仪式，还夹杂大量的祭祀性仪式[12]，以本文所探讨的唐代皇帝亲征礼仪来说，基本都有祭祀礼仪，分别来自于皇帝亲征之际对于天、宗庙、社稷、黄帝、行神、山川之神的祭祀，表明了皇帝渴望在亲征时得到各种神秘力量的保佑，以求取战争最终的胜利，庞大的祭祀体系也反映了唐代对于皇帝亲征礼的谨慎和重视程度。但实际上，以上诸种礼仪内容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实践，故而有些礼仪问题仍然只能存留于文本之上。

二、唐代皇帝亲征及其礼仪实践

笔者通检唐代相关史料，并进行整理与分析，将唐代皇帝的亲征情况整理成下表(见表2)：

表2 唐代皇帝亲征情况表

上表简要介绍了唐代皇帝的亲征情况，包括亲征时间、亲征对象以及最终是否亲征，下文将对这些亲征活动的前因后果进行详细论述。

唐太宗征高丽起源于贞观十六年(642)高丽权臣泉盖苏文弑杀其王一事，之后泉盖苏文诛杀异己，专制国事，后又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太宗遣司农丞相里玄奖斋玺书前去调解，但劝说无果。于是太宗不顾褚遂良的劝谏决意亲征高丽，贞观十九年二月，太宗令太子监国，于洛阳发兵，进军高丽，连续战斗七个月，于其年九月班师回朝。此一役，“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代价也很惨痛，太宗也深感后悔[13]6294-6343。纵观此次亲征，太宗不听劝谏、执意亲征，其目的无非就是想完成隋炀帝未完成的事情，以此来炫耀武功，加之太宗晚年好大喜功、不听劝谏、用人失当，史臣也对此颇有微词[14]63。

开元二年八月，吐蕃十万人进寇临洮，十月复寇渭源，玄宗下诏欲亲征，并准备相关兵马，后因薛讷、王俊大破吐蕃，吐蕃败退，此次亲征随即停止[13]6822-6824。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南下，攻陷洛阳。至德元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无心防守长安，一边谋划驾幸蜀地，一边下诏亲征以安定民心，十三日黎明，便与后宫、皇子、亲近大臣和宦官出延秋门逃往蜀地[14]231-232。

乾元二年初，史思明自称燕王，僭立年号；三月，九节度与史思明战，失利溃败；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再次威胁到了唐都长安；十月，肃宗下诏亲征，群臣上表劝谏，亲征乃停[13]7186-7202。

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寇奉天、同州，直逼凤翔府、盩厔县，京城戒严，诸将率军守卫，郭子仪屯泾阳、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先、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代宗亲自率军屯禁苑内，九月庚戌，下诏亲征。后来经过郭子仪从中斡旋，瓦解了回纥与突厥的联盟，唐军与回纥共同攻击吐蕃，吐蕃大败，京城才得以解严，亲征活动也就停留在书面之上[13]7295-7296。

综上，唐代21位皇帝中有4位在名义上进行了亲征活动，其中唐玄宗在位期间进行了两次，但实际上仅有唐太宗一人实施了亲征，其余皇帝虽然以下诏的形式宣布亲征，诏书如太宗的《亲征高丽诏》、玄宗的《亲征吐蕃制》《亲征安禄山诏》、肃宗的《亲征史思明诏》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都未实施。亲征活动的主要征伐对象有周边外蕃，包括高丽、吐蕃，也有内部反叛势力，即安史叛军，其中唐太宗对于高丽的征讨是唐王朝主动出击，而唐玄宗和唐代宗对于吐蕃的征讨则属于被迫防御。

唐太宗之所以亲征高丽，笔者总结为以下五点：一是由于其时唐朝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力强盛，人力、物力资源丰富；二是高丽国内动乱，大臣弑君，给了唐朝一个出兵维持正义的借口；三是唐太宗晚年好大喜功，过于骄傲，面对高丽的挑衅意气用事，不听劝阻，且认为高丽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是一场必胜的战役；四是自隋朝遗留下来的高丽问题，隋炀帝三征高丽，三战皆败，最终国破家亡，虽然征高丽不是亡国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也对隋朝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隋炀帝征高丽有着更深的历史背景与战略意图，征服高丽是隋朝政府构建东亚地缘政治的关键一环[15]，唐太宗延续隋朝战略，想要征服高丽，完成隋炀帝未完成的事业，并为高宗的统治奠定基础；五是唐太宗个人原因。太宗戎马一生，东征西讨，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不世之功，他本人也爱好打仗田猎之事，经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到了晚年也留恋自己的军旅生涯，此次亲征正好可以实现他的愿望。可惜，事与愿违，高丽并非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唐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换来局部的胜利，而且，此次失利后，太宗身体染疾，每况愈下，直到临死之际依然对高丽之事念念不忘，高丽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延续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

之后的亲征活动大多是表面文章，虽然情势更加危机，但皇帝们只是下发诏书，并不见实际行动，开元二年、永泰元年的亲征停止是因为危机已经得到解除，已无亲征的必要。天宝十五载的亲征基本上就属于装腔作势，当时玄宗已经做好了逃亡蜀地的准备，下诏亲征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妄图稳定局面，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有用的效果，“闻者皆莫之信”，长安已经乱作一团，根本没有防守抵抗的能力，玄宗一出走，“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13]7089-7090，秩序完全混乱，叛军轻而易举地进入长安。乾元二年肃宗亲征史思明的活动，由于众大臣的劝谏而取消，虽然看起来是符合实际情况和民心的举动，但皇帝诏书朝令夕改，难免会对自身统治权威造成影响。

事实上，每一次亲征行动的开始，就伴随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太宗征高丽时，褚遂良、李大亮等诸多大臣进行谏言，太宗以“天有其时，人有其功”“正高丽可亡之时”的傲慢语气回应众人[13]6320，坚持亲征，最终得以成行。开元二年唐玄宗下诏亲征吐蕃之时，苏颋连上二表，认为“陛下但发亲征之令以旨远，而潛遣猛将谋略之士以济其师，则戎人日便崩挫也”，从经济状况、军事战略、儒家孝道等三方面进行劝谏[7]3186-3188。乾元二年肃宗的亲征活动也遭到了群臣的反对[13]7202。而且，安史之乱前的太宗和玄宗都有着足够的能力与勇气来实现亲征，唐太宗驳回褚遂良等人的劝谏，顺利亲征；唐玄宗已经进行了战前准备，只是由于吐蕃已经败逃而停止；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假借亲征、实则逃窜；肃宗亲征因群臣劝谏而废；代宗也未见亲征的实际行动，从前后期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亲征能否顺利施行与唐王朝的国力有关，也与皇帝的个人态度有关，后者作用又大于前者，并起着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臣们每一次劝谏反对的原因总结起来无非就两点：一是天子应该安居于内，只需派遣精兵强将进行作战即可；二是征伐对象皆是蛮夷小众，不堪一击，假以时日会自取灭亡，不值得天子亲自前去。但这样的理由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每次的亲征对象都很强大，甚至迫近了都城长安，而皇帝和大臣也不可能不知道现实情况，他们这样“天子下诏亲征、大臣上表劝谏”的模式甚至有一些舞台剧的表演意味，也许皇帝并没有亲征的打算，只是由于形势紧迫，必须做出相应姿态以维持统治、安定人心，大臣也深谙其道，通过及时劝谏来宣扬皇帝的崇高品质，配合皇帝来保持社会稳定。这种现象越到后期越是明显，皇帝亲征基本上成了统治者面对军事危机所采取的惯用套路，至于亲征能否顺利进行及其结果，则因时因事而异。

尽管《大唐开元礼》用将近四卷的内容记载唐代皇帝的亲征礼仪，但实际上，如上文所述，唐代皇帝亲征仅仅成功施行一次，而且在这一次亲征之中，唐太宗也并未完全施行整套礼仪。贞观十九年正月丁巳，太宗亲自领军发洛阳，诏追谥比干为太师，曰忠烈，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百户供洒扫，并亲自为文进行祭祀[14]57，但其目的仅是为了赞扬比干的正直忠勇，不忍见其墓成为废墟而已。癸亥行至邺，太宗又亲自撰文祭祀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13]6330，赞扬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而贬低其统治能力，足可看出太宗此时亲自领兵出战的骄矜之风。三月丁丑，幸定州，经过北岳，太宗亲自为文祭之[16]，可以算作是太宗实施皇帝亲征告于所过山川的礼仪，但仅仅撰文祭祀，颇为简便随意。虽然在《亲征高丽诏》一文中有“类上帝而戒途，诏夏官而鞠旅”[17]的记载，高明士先生也认为唐太宗在幽州举行了类上帝礼，并将隋炀帝亲征与唐太宗亲征进行了比较，认为二人军礼实施的多寡是由于隋炀帝“好礼”而唐太宗“不精学业”[18]，但实际上史籍中并未见太宗施行类上帝的礼仪，尽管太宗时期的礼仪内容与玄宗开元年间的《大唐开元礼》有些差异，但在军礼内容方面，《贞观礼》中军礼20篇，《开元礼》中军礼10篇，贞观时期的军礼篇目反而多于《开元礼》，只是具体差别无从考证。而且自隋炀帝以来的礼仪典籍均采用五礼体系，100卷《贞观礼》、130卷《显庆礼》与150卷《开元礼》有着前后继承关系，《开元礼》折衷贞观、显庆二礼，兼容南北，其相关内容不至于相差太远，史籍中关于隋炀帝大业八年(612)亲征高丽所实施的亲征礼仪记载得十分详细，而太宗仅存在于只言片语的诏书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开元礼》所记载的皇帝亲征相关礼仪，在唐代并没有得到实践，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文本的记载和象征性的表述而已。

三、唐代皇帝亲征礼仪中的官员群体考察

众所周知，《大唐开元礼》成书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其时正值开元盛世顶峰，有学者称赞其为“我国礼制史上一部总结性法典，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繁荣气象”[19]。虽然有关《开元礼》是否实施的争论不绝于耳，其中有些礼仪活动也并没有得到实施，尤其是本文述及的亲征礼仪，但我们如果直接从其修撰的目的与意义来说，《开元礼》真正的生命就在于它是大唐帝国盛世的象征，虽然唐代皇帝很少进行亲征礼，但自古以来的礼仪内容却得到了继承与保留，这充分显示出唐人对于古礼的重视与尊重，同时，在军事活动中，代替皇帝亲征的则是皇帝任命大将出征，这是皇帝信任武将的重大体现，也是唐前期名将辈出的重要原因，正如李靖所说：“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耶？”[8]278-279相对于形势而言，其本质意义更为重要，皇帝亲征礼作为形式在《开元礼》中得到了大篇幅的记载与保留，而唐朝前期那些取得重大胜利的军事活动则在更大程度上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强盛富饶的礼仪之邦。

同时，在各项皇帝亲征礼仪中，必不可少的是参与礼仪活动的官员。由于是皇帝亲自实施的礼仪，代表着皇室威严，故而礼仪规格和官员等级都高于他礼。从斋戒卜日开始就有相关官员参与其中，直至礼仪活动的最终完成。唐代三省六部以及诸寺监的官员系统中，参与皇帝亲征礼仪的有司徒(正一品)(2)所有官员依据《大唐开元礼》进行梳理，其品阶及职能依据《唐六典》。，主要在进熟或晨祼环节奉俎进献皇帝；门下省从属官员侍中(正三品)主要负责皇帝进出皇宫途中的纂严进止以及礼仪中向皇帝转呈诸物，黄门侍郎(正四品上)进受巾、爵，协同侍中；殿中省从属官员殿中监(从三品)，负责向皇帝进受镇珪，尚舍奉御(从五品上)和尚舍直长(正七品下)负责陈设皇帝及诸官座次；兵部从属官员兵部侍郎主要出现在皇帝祃祭礼中，负责建旗及陈设兵甲。

太常寺从属官员太常卿(正三品)，负责在礼仪诸环节导引皇帝，太常博士(从七品上)负责导引太常卿，太乐令(从七品下)和协律郎(正八品上)负责祭祀礼乐，太卜令(正八品下)负责卜日，郊社令(从七品下)负责积柴、设罍洗、设神座、进祝版等，奉礼郎(从九品上)负责导引赞者，太祝(正九品上)负责进爵、进俎、进奠版等进受环节，斋郎负责协同太祝，赞引、谒者负责导引诸官；光禄寺从属官员太官令(从七品下)准备劳馔以及实诸笾豆簋簠，良醢令(正八品下)及属官入实尊罍及玉；御史台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负责监察礼仪陈设及程序，有不修不敬的地方则进行弹劾。另有皇帝进出皇宫的大驾卤簿及从行人员，参与配祭的群官及来自于地方及外蕃的客使，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皇帝亲征礼属于军礼，故而军将作为重要角色参与了亲征祭祀礼仪，在斋戒、奠玉帛、进熟等环节均对军将有礼仪上的要求与程序，军将需要在皇帝祭奠完毕后在谒者的引导下完成单独的祭奠仪式，使其作为唐代军礼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此外，除去《大唐开元礼》记载的皇帝亲征礼仪活动外，《唐六典》在武库一条记载：“凡大驾亲征及大田巡狩，以羝羊、猳猪、雄鸡衅鼓”[20]，说明皇帝亲征时要以动物血衅鼓，但考诸史籍，并未见唐代有亲征衅鼓的行为记载，可见，这仅是对前代礼仪的挪用照搬而已。

由上可见，在具体的礼仪操作中，太常寺的官员们承担着更多的实际责任，更好地代替礼部来保障礼仪活动的实施，完全符合“六部掌政令，诸寺掌诸事”的制度安排，而且，司徒、侍中等这些在唐代成为荣誉衔的显要官职，也更多地参与到礼仪活动中，实现了职能和角色的转换。但是，由于唐代皇帝亲征礼并没有实施，亲征礼仪活动中的官员及其活动也只能是存在于文本记录，更多地出现在军将出征或有司摄事的礼仪活动中。

由于唐代皇帝亲征活动极其稀少，《大唐开元礼》所记载的皇帝亲征礼仪也只能徒留在文本之上，虽然开元礼的记载只能代表开元盛世以前，但由于后期并没有皇帝亲征，亲征礼仪便只能束之高阁。与此同时，唐代的军事出征活动更多是由皇帝任命亲信大将前往战场，原本服务于皇帝亲征礼仪的官员群体便转而服务于以军将为主体的出征礼仪活动，礼仪的标准与规格也随之降低，但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唐代军事活动的胜利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