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壤的政区、流动的河流与以“漕”为大的区域社会：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域动乱研究

摘 要：明清时期朝廷视漕运为国之大计，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直鲁豫三省交界区域，既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又为漕运所必经之地，然明清时期该区域动乱多发，即使发生于周边地区的动乱，亦会因卫、运相连而波及本区的绝大多数州县，给区域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并威胁到漕运这一朝廷的经济命脉。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次数，以明崇祯末年和清嘉道以后为集中时段，且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这与明清两代的盛衰转变呈正对应关系。而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生态环境不稳定、百姓争夺稀缺资源以求生存外，三省交界的特殊环境，政区分属的各自为政与河流的线性流动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也严重影响着该区动乱发生。政区交界的动乱问题，必须从行政区划设置、地域环境与区域社会之间互动关联的视角综合审视。

关键词：明清时期;社会动乱;直鲁豫交界区;卫河;政区设置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4-0147-13

作者简介：孟祥晓，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河南 新乡 453007）

明清时期，朝廷视漕运为国之大计、天庾正供。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直鲁豫三省交界区域，包括大名、卫辉、彰德、东昌等府，既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又为漕运所必经之地。三省政区犬牙交错，卫河贯穿其中。因卫河在临清与运河相连，一方面关系着运河河道的安全与畅通，另一方面卫河流经之地的社会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朝廷的经济命脉——漕运。故而，地处三省交界的卫河及其所经州县社会的稳定即成为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但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河流的线性流动与直鲁豫交界区政区的犬牙交错现象却又使该区域成为动乱多发之所，故研究本区的动乱问题并分析其产生根源与机理，有助于了解动乱发生的原委，加深对政区分割与河流流动之间不协调的认识，并关注其对区域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

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程度不同地考察了华北地区不同区域的乡村与社会。不过，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视角关注华北的边缘地区，而且研究的时段多为近现代以后如日本（满铁）调查过的主要位于冀东北和山东西北部的乡村（马若孟、黄宗智、杜赞奇）、山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周锡瑞）以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区（彭慕兰）等。参见[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研究表明，华北各地的生态环境、社会条件、民众文化差异很大。而且，学者们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环境的不稳定，会造成当地百姓易遭受自然灾害的蹂躏，而一旦他们失去生活所依，就不得不离开故土，四处迁徙[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裴宜理在对淮北地区农民反抗的研究中，把该地区视作华北的边缘地带，并认为自然环境和人类选择之间联系密切。由于人们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艰难的和不稳定的生存条件易于导致集体性暴力行为，或者说是“攻击型的生存策略”。因此，“边缘地带特别易于形成持久的农村动乱的传统。受严酷的生态环境的制约，边缘地区可能更好地为农民适应（其生存环境）的暴力行为搭建舞台”[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局2007年版，第270页。，指出了生存环境和社会动乱之间的关系。另有学者从气候方面研究了冷暖变化与动乱之间的关系，指出冷期战争率显著高于暖期参见萧凌波、叶瑜、魏本勇《气候变化与清代华北平原动乱事件关系分析》，《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1年第4期;章典等《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科学通报》2004年第23期。，基本上亦是按照冷期生产力下降，引起生活资料的短缺，增加生存压力导致动乱发生的思路。

综合而言，上述研究多侧重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关系，而忽略了地理环境、政区分割与流动的河流在不稳定的生态环境面前对乡村社会，尤其是政区交界区域社会的影响。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域有攸关漕运安全的卫河流过，又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故该区域发生动乱对京畿的震动与影响可想而知，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无专门关于直鲁豫交界区域动乱研究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以直鲁豫三省交界區域动乱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生发展的状况、特点及原因，通过分析行政区划设置及河流的线性流动等与动乱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能为国家治理理念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明清直鲁豫交界地区动乱频次、规律及基本特征

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涉及河南、山东和直隶地区，政区犬牙交错，而且南黄北漳，东临运河，卫河贯中，加以漕运的影响，使得该区域形势错综复杂，为动乱发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为充分说明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地区各州县发生动乱的频次及特征，现根据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该区发生影响较大的动乱情况进行列表统计如下：

明清直鲁豫交界各州县动乱情况统计表本表系依据民国《重修滑县志》中《武备》、《职官》，1932年铅印本;《淇县志》之《大事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民国《林县志》之《大事表》，1932年石印本;《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安阳县志》之《兵防志》，1933年铅字重印本;《清丰县志》之《大事记》，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内容统计而成。

据上表可知，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地区动乱的发生有以下规律：

首先，该区域动乱发生的总数共26次，其中发生在明代的动乱有15次，清代有11次，两朝数量不相上下，反映出该区域动乱发生具有某种共性。明代该区域发生最早的动乱，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当为明成化年间的马凤起义，不过其活动的地点主要在直隶和山东交界的运河区域。而真正影响较大的是正德六年，河北义军刘七起义，几乎涉及该区域内绝大部分州县。据资料记载，刘七在攻打淇县时还截断漕运，“率兵来淇，攻官府，烧粮船，断漕运”淇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淇县志》，《大事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其截断淇县漕运之地，自然应该是卫河上运输漕粮的通道，对明朝政府震动颇大。清代的动乱发生最早的则是乾隆三十九年的王伦之乱，其余绝大多数都在嘉道以后，这与乾嘉之后，清朝政局不稳、江河日下由盛转衰的趋势是一致的。

其次，明崇祯末年和清嘉道以后是动乱发生地方最多、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时段。明崇祯末年发生的动乱达7次之多，占该区域明朝总动乱数的约47%;清嘉道以后发生的动乱更是达10次，约占清代该区域动乱次数的91%，反映了清代该时段本区域动乱的严重程度，这与当时社会动荡，吏治腐败，天灾肆虐，大量人口成为流民有直接关联。

最后，政区交界之地，尤其是山区地带，因其便于生存而成为流民的最佳去处，但也因之成为社会动乱高发之地，成为朝廷的心头之患。“时河南、北大饥，流民就食襄、汉者日数万，降卒多阑入流民中。……襄阳自古要区，本朝筦钥献陵，视昔尤重。近两河饥民云集，新旧降丁逼处其间，一夫叫呼，即足致乱。”张廷玉：《明史》卷二九二，《忠义四張克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99页。该史料虽然系指河南、河北饥民流往襄、汉交界，但对于河北流民而言，因地近便利，邻近政区交界的太行山区更应该是其流入之地。流民大规模云集较远处的襄、汉，只能说明近地流民已多的事实，否则，必然不会舍近求远。与此同时，也反映朝廷实力渐衰，对基层的控制已力不从心。

另据上表可知，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地区发生的动乱有以下特征：

首先，按起源地进行分析，各州县发生的次数如下：林县3次，安阳县2次，清丰2次，冠县2次，新乡2次，辉县1次，淇县1次，滑县1次，临清1次，开州1次，寿张1次，清河1次，霸州1次，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发生的动乱，起源地多发生在安阳附近的沿卫河州县及太行山区的林县等地。

安阳县与周边州县的错壤情况是造成当地盗贼出没，社会不稳的重要原因。安阳县的土宇扩充，当在宋熙宁七年废永和为镇入安阳，故自此后“东界益广而与内黄壤接，是以清沧之盗，动辄窜入。结土人之犷悍，不自聊赖者，盘互比匪，至于莫可致诘，此县一弊也。极西之境多与林县错处，由辅岩、利城、陂陀，曲行渐抵山麓，昔之冶铁冶者虽废，而居人犹凿煤矿为业，故尤易于穴盗，此县又一弊也”贵泰、武穆淳等纂：《安阳县志》卷五，《地理志》，1933年重印铅字本，第125页。。而政区交界位于太行山区的淇县、辉县等地，则系动乱的重要起源地。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淇县西山某村苏大阳，闫村介朝纲，各啸聚饥民数千人，在山区、淇河一带劫官绅，打富户，扶贫民，曾波及到淇县城关淇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淇县志》，《大事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明末时，直鲁豫交界区“盗贼大乱，东至濮州西至滑县，北至大名内黄，南至大河，处处焚掠殆尽”武穆淳修、熊象阶纂：《浚县志》卷二十一，《杂稽》，成文出版社，嘉庆六年刊本，第17页。。明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加上崇祯年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大旱，飞蝗蔽日，至冬大饥，袁时中聚众数万，率饥民起义，“犯滑之海头村，……各乡土寇烽火相接，加以岁饥大疫，人死十之五六”马子宽修、王蒲园纂：《重修滑县志》卷十二，《武备第十》，1932年铅印本，第33页。，打击明朝统治的同时也给所经之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在明末灾浸和战乱的摧残下，原本号称膏腴、无沙碱的农田，则变成“郭门之外，蒿莱弥望矣”马襄修、刘翔仪纂：《魏县志》卷一，《地亩》，雍正五年刻本，第35页。。动乱对农业经济的摧残与破坏可谓深重。

其次，除动乱起源地明确者之外，另有起源州县不明只载有省份者，其中山东3次，河北1次，安徽、陕西、山西各1次。这些动乱虽然起源地并非直鲁豫政区交界州县，但也多距其不远。从其波及范围来看，对该地区各地的影响并不算小。其中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之乱，几乎涵盖了绝大部分直鲁豫交界地区的州县。

最后，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地区动乱与习教关联度较高。通观这些动乱情况，以宗教的名义起事的就有白莲教、天理教、连庄会等，如果不计起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话，其中以明末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影响最大。其次则为清嘉庆十八年的滑县李文成天理教起义了。

习教与动乱的关系，当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但至少当有外力作用时，会助推动乱的发生。在吏治暗浊、社会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当嘉庆十六年至十九年豫北连续灾荒，百姓无由生存时，宗教就成了农民起义相号召的一种工具，“入教者俱以钱……事成偿得十倍”，是故“愚民惑之，远近踵至”兰移外史：《靖逆记》第五卷，《林清》，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但清政府显然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李文成起义被镇压后，有关官员在总结其发生原因时说，“漳、卫二郡民间习邪教犹众。州县编查保甲，有名无实”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五，列传162，《史致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63页。。将起义的原因归结为民众信教，保甲编查不力，并将其墳庙禁毁。道光十四年桂良擢河南巡抚。嘉庆中，林清、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乱，既诛，而汲县潞州屯墳塔犹祀其神曰：“无生老母，习教者犹众。……命桂良察治，毁其墳庙，廉得河南境内无生庙三十九所，并毁之。”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八，列传175，《桂良》，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707页。清政府只是察治习教，而未从自身寻找原因，注定是缘木求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对于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成为致乱之由，时人有保持清醒认识者。如嘉庆十八年，滑县李文成起义后，辛从益就曾指出，“正教昌明，邪说自息，小民不识大义，故易为邪教煽惑。而选人得官，不问风俗淳浇，只计缺分肥瘠，何以教民？欲厚风俗，宜先责成牧令”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六，列传163，《辛从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71页。，即政教昌明、地方官吏循良与否才是导致百姓是否习教的重要原因。

咸丰以后爆发的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更对清朝统治造成巨大冲击，“时和局甫定，发、捻犹炽，兵疲饷竭，近畿空虚”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列传173，《文祥》，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88页。。在动荡的时局中，民不聊生，政区交界之百姓往往易于被扇动入教，加上地方官吏的腐败压榨，社会动乱自然此起彼伏。

二、犬牙交错的政区与动乱的多发

明清时期直鲁豫政区交界地区之所以成为动乱多发之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当人地关系紧张，“粮食危机加大了当地社会的脆弱程度，从而使气候变化或极端气候事件成为动乱的导火索”萧凌波、叶瑜、魏本勇：《气候变化与清代华北平原动乱事件关系分析》，《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1年第4期。。所以，在各政区交界之处，多为易发动乱之所如李坚、宋三平就研究了南宋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得出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所沉淀下来的隐患在南宋初年人民负担加重情况下的总爆发，参见《试论南宋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12-116页。。这种特点在本研究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主要包括直隶大名府、河南卫辉府和彰德府以及山东东昌府等。但在不同的时期，因为政区之间的犬牙交错，各府之间或府辖县经常发生变动。明代该区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府之统县政区上，表现为合并州县和降低州县级别等形式。同时在河南与直隶交界附近的几个州县隶属关系也有变动，如清丰县原属开州，洪武七年改属直隶。内黄县原属滑州，洪武七年改属直隶等，加强直隶地区的用意十分明显。明弘治年间该区行政区划再次发生变动，一是东昌府属县的改变及临清由县升为州而引起邻近馆陶等县的变化。二是王府的废置，主要为汲县所在地的汝王府和潞王府参见《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民国《重修滑县志》、民国《林县志》、民国《安阳县志》、咸丰《大名府志》、嘉靖《淇县志》等文献。。

清代雍正年间，伴随着全国政区的调整，本区的政区设置又有所调整。一方面涉及府属州县的调整，如直隶统辖的州县数目减少，滑县、浚县等州县原属直隶大名府，“滑之由州改县自明洪武七年始，由直隶改属河南自清雍正三年始”马子宽修、王蒲园纂：《重修滑县志》卷五，《城市第三》，1932年铅印本，第1页。。浚县“清雍正三年，改属卫辉府，中缺，冲繁”武穆淳修、熊象阶纂：《浚县志》卷五，《方域》，成文出版社，嘉庆六年刊本，第8页。。另一方面还涉及省级政区之间的调整。因卫辉府与彰德府均为河南所辖，大名府为直隶所属，向南深入河南卫辉府及彰德府之间，三府疆界犬牙交错，而卫河贯穿其中，其政区之间的交错程度可以从文献记载中一览无余，卫河“自卫辉府之汲县挽运起，历淇县、汤阴县及直隶大名府属浚、滑、内黄等三县，并大名县之龙王庙止，共计水程迂回六百四十余里。……但豫属之汲县则与直属之浚县小河口接壤。豫属之汤阴五陵集十里则与直属之滑县米善口接壤。米善口九里十三弓，则又至汤阴县潘家湾塌河所。由塌河所水路四里二百八十五弓又至滑县地方。由滑县水路三里又至直属之内黄县草坡地方。由草坡水路十二里，复至汤阴县蔡家窑及北高堤等处。由北高堤水路六里半，又至内黄县地方。由内黄县水路三里，又至汤阴县孟家湾。由孟家湾水路三里，又至内黄县林家滩。由林家滩水路四里，又至汤阴县流水口、固城壩等处。由固城壩水路十八里又至内黄县神庙、窦公等处，两省地方极其交错”嘉庆《浚县志》卷十，《水利考·漕运》，嘉庆六年刻本，第5页。另参见史其显主编《内黄县志》卷十五，《大事记·祥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536页。。因此，在不同政区之间穿行的卫河，因条块分割必然带来呼应不灵、推诿误事之弊，妨碍政府漕运管理。是故雍正三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奏请改变行政区划，将原属直隶的滑县、浚县、内黄改归河南，分属彰德府与卫辉府，才得以解决该问题。并提出卫河“沿途水次，若建立石闸，须得三十余座，费既浩繁，且恐流沙壅塞，反多未便，每年只可建筑草壩，若遇水大之时，益可畅行”贵泰、武穆淳等纂：《安阳县志》卷七，《田赋志》，1933年铅字重印本，第188-191页。。以保证交界区域漕运的顺利通过，足见该区域政区的交错复杂情况。

综上可见，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的政区交错纷繁，不断对区划界限进行调整的事實，恰恰说明了政区设置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种政区交错，不利于各地统一协调，削弱了王朝对该区域的控制力度，从而埋下了发生动乱的种子。同时，直鲁豫交界山区的自然环境又易于藏身，故一旦有事，政区毗邻处往往形成推诿扯皮或“三不管”地带，这都客观上为动乱产生留下了较大生存空间。

山区的自然环境加上动荡的社会形势，使得山区尤其是政区交界处的山区会聚集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常成为动乱之源。明清代际更替之时，政局不稳，地方不靖，地处太行山区的辉县北与山西接壤，在明崇祯年间就成为动乱之地，“辉县之北与山西陵川之南，有村曰水峪，回贼窃据数十年，大为民患”张廷玉：《明史》卷二九四，《忠义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50页。。顺治时仍有“土贼创乱者。二年，有辉县寇，据北山大伍谷诸险，列三十一寨。……五年，寇起武陟之宁郭驿，驿接太行山，为盗薮，旧设捕盗通判驻其地”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八七，列传274，《忠义一·常鼎》，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66页。。可见，该地为乱由来已久，为维护当地治安，还曾专设官员捕盗通判驻扎，反映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清康熙年间，获嘉县邑人贺振能《改创砖城记》谈到获嘉县的地理位置及治安情况时云：“获为邑，弹丸而为四达之冲，齐秦燕赵輶轩师旅出入往来，咸于是取道焉。北望行山南瞰河流，苍茫榛芜之乡，兵燹偶成□□□至，则萑苻么□，啸聚窃发之徒往往而有。”吴乔龄、李栋纂修：《获嘉县志》卷二，《城池》，成文出版社，乾隆二十一年影印本，第113页。反映的亦是这种情况。地处太行山区，又为山西、河南交界之地，有着通畅的交通优势，易聚易散，故往往成为治乱之源。也正因为如此，本区动乱才如前文所述，呈现出安阳周边州县及太行山区的林县等为多发地的特点。直到乾隆年间，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乾隆四年河南新乡民及伊阳教匪为乱，命雅尔图往按治，他访查当地形势，指出山区环境及易发生动乱之间的关联：“河南多盗，不逞之民阴为之主，俗为‘窝家。保甲，甲長等畏窝家甚于官法。大河以南，深山邃谷。民以防鸟兽之名，皆有刀械。惑于邪教，怀私角斗，何所不为。”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九，列传96，《雅尔图》，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01页连负责地方治安的保甲、甲长都畏之如虎，可见其存在时间之久，势力之大，影响之深。

在本区域其他政区交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如“开、濮之间，积水多沮洳，土人谓之水套，匪辄凭匿。至冬，复竖旗起事”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八，列传265，《循吏三·刘体重》，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53页。。内黄与滑县、浚县的交界也常为乱源之地，同治二年癸亥正月，内黄知县印锡龄即在滑浚交界之刘庄、沙嘴村、谢三家抓获了贼首崔兴潜马子宽修、王蒲园纂：《重修滑县志》卷十二，《武备第十》，1932年铅印本，第36页。。山东与河南交界之处亦是积盗盘踞之地，“山东与豫省接壤之桃源镇，特设同知一员，专司捕盗，其地积盗甚多，每岁春间，出外行刦，冬底归家”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三，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谕，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18页。。清朝后期，每况愈下的社会形势，清朝统治者自顾不暇，以至直鲁豫政区交界社会动荡，“时有无赖匪徒三五成群，不事生业。昼则散处，夜则啸聚。或拦劫商旅，或焚掠居民，本地人避贼之名称为黑头光棍。地方官以未成巨案概置不问，为时既久，勾结日鑫，肆行无忌”韩邦孚修、田芸生编：《新乡县续志》卷三，《艺文》，1923年影印本，第383页。。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政区交界易于藏匿不法之人的特点。

政区错壤的山区易于藏身之特点也往往成为动乱发生后乱民的去向之所，从而增加追捕的难度，这也正是地方官员最为担心的，如嘉庆十八年，河南天理会李文成等倡乱，陷滑县、直隶、山东皆响应，林清纠党犯禁门。……那彦成以小丑不足平，惟虑遁入太行，势且蔓延，十月，至卫辉，合师而后进。贼踞桃源集、道口，与滑县为犄角，连败之于新镇、丁栾集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七，列传154，《那彦成》，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60頁。。可见，乱民遁入太行山中从而给追捕带来困难，甚至因此坐大才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政区交界缉盗安民往往要跨界进行，而各地隶属不同，行动不一，往往互相擎肘，客观上有利于盗贼的逃匿。乾隆五年雅尔图奏言“出省捕盗，例须赴地方官掛号，盗闻而潜逃”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九，列传96，《雅尔图》，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02页。，就是很好的明证，反映了政区交错与该区域动乱多发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河流的流动性增加动乱隐患

直鲁豫交界地区河流广布，北、南、东三面分别以漳河、黄河、运河为界，与相邻区域分隔开来，中间则为卫河自西南向东北流过，形成“北漳南黄卫河贯中”的格局。

该区域旧系黄河泛滥区，自黄河改道之后，成为卫河所经之地。今卫河为海河水系的重要支流之一，起自太行山南麓河南省辉县苏门山百泉，流经河南省新乡、汲县、淇县、滑县、浚县、汤阴、南乐、清丰，河北省的魏县、大名，山东省冠县，至河北省馆陶县徐万仓与漳河汇合，以下到临清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历冀、鲁、豫三省14个市县，流域面积1583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淇河、汤河、洹河等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魏县志》第三章，《河流》，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卫河所经的流域范围大致在太行以东，地势平坦，总体为平原地貌。平原地势自西、西南向东、东北倾斜。因该区域自古为黄河流经之地，地势比较低洼，沿卫河区域至今仍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陂塘自西南向东北延伸，比较大的有太白陂、吴泽陂、白寺陂、长丰陂、卫南陂、广润陂、集贤陂、鸬鹚陂等，所以一旦淫雨连绵，就会大量积水，造成水灾频发。因交界地区“界”的限制作用，会造成交界各方民众的冲突程森、刘立荣：《省界错壤与洪灾调适冲突——以明清卫河下游直鲁交界地区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期，第56-67页。，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如乾隆四十九年漳河在小柏鹤决口即因利已病邻而引发临漳和大名之间的冲突《查勘小柏鹤村漫口情形禀》，载周秉彝修、周寿梓、李燿中纂《临漳县志》卷十六，《艺文·杂志》，光绪三十年刻本，第23-26页。。大名县与馆陶县边界亦曾因水灾发生过更为严重的民众械斗，造成人员伤亡和地方社会混乱，械斗双方甚至把官司打到了中央朝廷大名县志编纂委员会：《大名县志》第二编，《经济·水利》，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诸如此类事件史书不绝，虽未形成大的动乱，但却生动反映了河流的线性特点与政区分属对引发地方民众冲突的影响。

在该区北部，自西向东流经的是漳河，其上源有二，一为浊漳，一为清漳，均发源于山西太行山中。浊漳源于沁州，“漳水在州西二里。有二源，一出伏牛山西谷，一出州西北三十里滑山，流至交口合为一川，名西漳河，又名小漳水，亦谓之铜鞮水。流经此又东南入潞安府襄垣县界，经虒亭镇至甘村合于浊漳”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三，《山西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82页。。清漳源于辽州，“在州东南。源出平定州乐平县之少山，流入州境分而为二：一自废平城县东南流，经州南一里而东;一自和顺县石堠岭流经州东七十里，而南至交漳村。二水合流，入潞安府黎城县界”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三，《山西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87页。，下流至彰德府临漳县交漳口始称漳河，入北直界。

在该区南部则为黄河巨浸。黄河自洛阳东流，因长期的泥沙淤积成为地上河，是经常决口泛滥的河段。历史时期的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明清时期黄河也多次变迁，其决口顶点多在郑州至开封河段。清咸丰五年（1855年）之前，黄河南流大致走徐沛一线，或夺淮入海，对直鲁豫交界区影响相对较小。自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北流，始对该区东部、东南部如滑县、内黄、清丰、南乐等地区影响增大。当灾荒发生，政府救济不力时即易引发地区动乱。

贯穿中部的卫河在明清时期为漕运的重要通道。其源有二：一为辉县之百泉。一为山西境内的小丹河。二河在合河镇交汇始称卫河。在这个区域内部，因西有太行山，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的特点，卫河各支流均大致以西北至东南走向，呈梳齿状排列注入卫河，左右极不对称。这些河流因源于太行山，上游各山水支流源短流急，暴雨集流迅速，干流河槽纵坡平缓，河身蜿蜒曲折，主河槽窄深，泄流不畅，洪涝灾害频繁。由于河长坡缓，加以中上游多处坡洼缓洪、平原集水面积较大等因素，洪水表现为峰型平缓，持续时间长等特性。

上述三条河流与东部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一起，形成三省交界区为相对封闭的区域，即所谓“襟山带河”马子宽修、王蒲园纂：《重修滑县志》卷一，《舆图第一》，1932年铅印本，第1页。，“北环漳水……西拥太行”，卫河贯中，境内多属平原，“壤土膏腴，农饶稼穑”马襄修、刘翔仪纂：《魏县志》卷一，《疆域》，雍正五年刻本，第9页。，正是该区域特点的概括。除了河流泛滥，易致水灾而产生民众冲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贯穿其中的卫河还是明清漕运的重要通道和水源保障，漕船的北上南下必然带来大量人员的往来流动，从而给该区域的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压力。

卫河畅流，漕运船只帆樯林立，南北人员、物资往来频繁，在带动卫河沿岸城镇快速发展繁荣的同时，也成为动乱多发的原因之一。卫河和运河交汇带来的便利，使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在此大量汇集，人员丛杂，险象环生。仅漕运中的水手船户，已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再加上其他各色人等，数量更为可观。“卫河……上下数十里，帆樯如织，其间水手船户无非五方杂处之人，舞弊打降均在意中，弹压稽查大有鞭长莫及之势。”黄璟等纂修：《续浚县志》卷五，《循政》，成文出版社，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1页。 而且，这些人“多系无业游民，性成强悍，无以恤其力而服其心，宽猛皆无当，欲其不滋事甚难”赵尔巽：《清史稿》卷三八一，列传168，《朱桂桢》，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31页。。这些大量聚集在卫、运河沿岸的复杂人群给地方治安带来的压力必然不小。地处卫、运交汇处的临清就是这样一个人员错杂之区。临清因运河而兴，但其“地素硗，大熟之岁仅而能给，又城滨漕河，往来猥杂失业者，咸萃于斯”徐子尚修、张樹梅纂：《临清县志》，《艺文志二·传记》，成文出版社，1934年铅印本，第1460页。。倘遇天灾，流民四起，朝廷赈济不力，他们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动乱由此而引发。尤其是在灾荒之后的寒冬，灾民无以为生，只能四出乞讨，沿卫河和运河北上，“冬月来州乞食者甚众”徐子尚修、张树梅纂：《临清县志》，《人物志三·笃行》，成文出版社，1934年铅印本，第1089页。。在这样一个政区交界之区、五方杂俎之地，随河流而来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又易隐匿奸轨，无形中增加了动乱隐患，稍有不慎，即可能点燃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四、以“漕”为大的区域社会与动乱

卫河系河南漕粮运往京津之地的重要路线，又兼运河水源的重要补给，在明清两朝视漕运为国之大计，“漕粮关系国储”武穆淳修、熊象阶纂：《浚县志》卷五，《沿革》，成文出版社，嘉庆六年刻本，第8页。的背景下，漕运自然成为官府和地方百姓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地方社会及某些动乱因之亦呈现出与漕运关联的显著特点。

因为地近卫河漕运，卫河沿岸一些州县百姓在生活无依，被逼无奈之下，往往打起漕运主意，形成截漕、闹漕事件。内黄等地毗邻卫河，向有闹漕之风，尤其是灾荒之后，本就漕粮任务沉重的百姓更无力缴纳，在催征官吏的逼压下奋起反抗。道光二年姚柬之授河南临漳知县，“漳水溢，赍粮赴灾区，且勘且赈，全活者众，兼摄内黄，民服其治，闹漕之风顿革。境与直隶大名毗连，多贼巢，掘地为窟，积匪聚赌，排枪手为拒捕计。柬之约大名会捕，赌窟除而盗风息”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八，列传265，《循吏三.姚柬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59页。。虽然开明知县在水灾后能及时救助，平息了闹漕之风，但既然是“风”，可见并非偶然为之，而是经常性的表現。在漕粮兑运处所，地方牙行囤户等靠漕运发财更成常态，他们坐地起价，敲诈勒索在此兑运的粮户，“豫省漕粮若改归直隶大名府属之小滩镇受兑本色米石，便有舟车盘运长途跋涉之难，……且该地方百姓均系回教，无论牙行囤户，得以故高价值，即买运堆贮，费亦浩繁，官民受累，莫可控诉。并闻从前豫民，坐歇树下，亦要地铺钱二三十文，以每石六钱五分之价买米，尚恐不敷，焉能供此需索？”贵泰、武穆淳等纂：《安阳县志》卷七，《田赋志》，1933年铅字重印本，第188-191页。反映了卫河沿岸普遍存在的一些与漕运共生的社会现象。同时，运河上盗抢粮船事件亦时有发生。道光年间，临清营千总顾扶纲自道光八年始，在任二十余年，经常遇到抢劫漕船事件，“时粮艘络绎过境，河道多匿匪人出没劫掠”徐子尚修、张树梅纂：《临清县志》，《秩官志九》，成文出版社，1934年铅印本，第958页。。这些匪人，即是因漕运兴盛而寄生河道的庞大群体。甚至有些依卫河而居的百姓，也以河为营生，形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社会风气。如位于卫河边上的冠县，旧时风俗“敦朴，不競淫巧，不尚告讦”，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士闭户自守，仅知独善其身。而贪诈之徒往往逞私智以煽惑愚民，或架唆词讼，或包揽钱漕”梁永康修、赵锡书纂：《冠县志》卷一，《风俗》，道光十一年刻本，第10页。，正是卫河漕运的繁荣，给了他们染指卫河漕运的机会，又成为影响航运及地方社会的一大隐患。

明清两朝，漕运为大。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分支，卫河不仅承担着河南漕粮北运的重任，还是临清以下运河用水的重要补给孟祥晓：《明代卫河的地位及作用》，《中国水利》2010年第16期。，故政府对卫河投入了较多关注，以确保漕运的畅通与安全。也正因为如此，卫河常成为动乱之经由路线，并更易成为动乱攻击的目标。前述明正德年间刘七起义即顺卫河而进，并截断卫河漕运，对明朝统治造成沉重打击。为保证卫河上的治安，明朝曾在卫河干流的关键节点设兵置栅，维护河上治安的同时，希望加强对卫河的控制。具体做法为，在卫河上的“淇门、新镇、道口、屯子、五龙股五处创立坚固水栅，两岸皆以巨椿入土中，留栅门约阔二丈许以便行舟，昼开夜闭，不滞行旅。仍令地方乡夫人等轮流看守，以防未然。即未能画险自固，然敌知有备，自不敢窥吾水道矣”武穆淳修、熊象阶纂：《浚县志》卷十一，《兵防》，成文出版社，嘉庆六年刊本，第4页。。尽管如此，清乾隆年间还是发生了王伦之变，乱民沿运河北上，占领卫、运交汇处的临清城，使来自卫河、运河两路漕运通道受阻，引起朝野震动。乾隆帝甚为震怒，为平定该乱，清政府支出花费除正项例准开销外，还动用军需七万余两于敏中：《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六，《四库全书》本，第445页。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十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19页。。王伦之乱平定之后，甚至因此升临清为直隶州赵尔巽：《清史稿》卷六十一，《地理志八》载为“乾隆四十一年升临清州为直隶州”，应该有误，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45页。，将运河边东昌府属之冠县由简缺升为要缺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十七，乾隆四十年二月十六日，吏部议准：“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称：东昌府属之冠县，于乾隆七年定为简缺。查该县地广人稠，民刁俗悍，兼与河南、直隶等省接壤，政务繁剧，请改冲繁难三项相兼要缺，在外拣员补调。从之。”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页。，反映了这次动乱对清政府的深刻影响。嘉庆十八年，李文成之乱，占据滑县道口镇，扼控卫河漕运的关键接点。河北镇标姚占鳌“拨骑兵由运河攻道口，……每战辄先焚浮桥、渡口”方策、王幼侨修、裴希度等纂：《续安阳县志》卷十六，《人物志》，1933年铅印本，第1536页。，卫河水路成为双方攻击和争夺的核心。咸丰十一年，山东捻军沿卫河而上，阻断运道，迫使卫河上游有漕各州县漕粮改折，如浚县原额起运本色，每年征收豆麦米共六千三百九十一石七斗四升二合五勺……咸丰十一年山东土匪窜扰楚旺，运道梗阻，巡抚严树森奏请援案改折，每石折银一两二钱五分，计折漕银七千九百八十九两六钱七分八厘黄璟等纂修：《续浚县志》卷三，《方域·田赋》，成文出版社，光绪十二年刻本，第2页。。除此之外，社会动乱还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咸丰）“甲寅之变，……家族殆尽，房产荡然”徐子尚修、张树梅纂：《临清县志》，《人物志三》，成文出版社，1934年铅印本，第1108页。。“城垣衙署，祠庙之列祀典者，均被毁堕。”徐子尚修、张树梅纂：《临清县志》，《人物志三》，成文出版社，1934年铅印本，第1111页。满目疮痍，不忍直视。

在以“漕”为大的背景下，明清政府还不断强化对卫河的管控。运河水源越匮乏，管控愈严，严格的用水限制使沿河百姓的农业收入大大降低。与此同时，他们却还要负担较为沉重的漕粮征派。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除了自已应纳漕粮之外，还要代纳其他远河州县的漕粮，“河南省属各县，共一百一十二。清初皆于正赋外纳有漕米，雍正后，因远水各县脚运较难，改归近水各县代输，于是有漕县五十有四，无漕县亦五十有四”方策、王幼侨修、裴希度等纂：《续安阳县志》卷五，《财政志》，1933年铅印本，第1269页。，这样一来，完纳漕粮的任务全落在近卫河州县百姓身上，故其承担赋税远重于其他地区。加上漕粮征收过程的繁琐，给贪官污吏欺压粮户、贪污腐败提供了更多可能漕运过程中的弊病可参见：袁飞：《论嘉庆时期漕政的腐败——以通仓舞弊案为中心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袁飞：《略论嘉庆朝漕运治理的困境》，《淮阴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李巨澜：《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吴琦、肖红丽：《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王国华：《明朝漕运制度缘何漏洞百出》，《中国商报》2015年7月15日，第08版，等等。，从而成为压跨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逼迫不堪重负的沿河百姓起来反抗，亦成为引发该区域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前文列表所呈现的动乱原因看，很多动乱产生的导火索均与政府腐败、官吏贪污渎职有关。如嘉靖二十七年临清王朝佐反税监马堂起事;清咸丰五年新乡张炳反对土方加价等。咸丰五年，新乡县连庄会滋事也是因当地官吏对粮银加价，加重对百姓的盘剥而引发。“刘永盛字南松，豆腐村人……时因征徭，有莠民某藉图不轨，啸聚数千人”;杨浩……时武举贾学彦为粮银加价事遍发传单，号召合邑绅民进县要求减免，而人多势众，滋生事端，酿成围署殴官之变。”韩邦孚修、田芸生编：《新乡县续志》卷五，《人物》，1923年影印本，第714、715、717页。而有些官吏渎职贪污，与盗贼狼狈为奸，更增加了地方动乱发生的可能。嘉庆十八年，御史卓秉恬“论盗风未息，由捕役与盗贼因缘为奸，捕役籍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民间控告，官不为理，盗贼結恨，又召荼毒”，指出了官盗勾结对区域社会的严重影响。而在当时盗贼多发的地区中，直鲁豫交界即为重点区域，“直隶之大名、沧州，河南之卫辉、陈州，山东之曹州、东昌……最甚，请饬实力禁惩”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五，列传152，《卓秉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39页。。即使是给清政府沉重打击的滑县李文成天理教起义，在很大程度上亦因地方官吏贪渎而起。嘉庆十七年，“顾莼……道经河南，见吏多贪墨，奸民充斥，密疏陈谓不早根治，恐醸巨患。仁宗……不以为意，明年遂有滑县之乱”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七，列传164，《顾莼》，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80页。。吏多贪墨，奸民充斥，平民无以为生，自然容易铤而走险。

与卓秉恬同时代的蒋攸銛针对当时社会动乱频发的情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嘉庆十八年，他应召陈言，略曰：“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变出意外，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萎靡者多。夫阘冗之釀患，与贪酷等。……果道、府、州、县得人，则祸乱之萌自息。”他从各级官员的为官状态审视其与地方動乱的关系，与卓秉恬较为相似。但他将官员的萎糜不作为归因于上升通道的狭窄、仕进无门，则失之偏颇，“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闻近来司员少卓著之才，由于满洲之荫生太易，汉员之捐班太多”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列传153，《蒋攸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46页。。完全没有看到满清政府的腐败和对百姓的压榨才是造成动乱多发的根本原因。

针对咸丰以后动乱迭起的时局，清朝大臣倭仁认为，“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捻焚掠，蓋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今日河南积习，只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只狃于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 ，庶几可弭”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一，列传178，《倭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737页。。虽然欲探究动乱之源，但限于当时社会条件及自身限制，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他妄图从官吏的慎察入手，以求解决抗官多发的时局，显然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在当时的背景下，终难挽救江河日下的清朝政权。不过，无庸置疑，这却可以从侧面证明政治腐败与动乱之间的关联性。

结 语

地方动乱影响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危及政府的统治。明清时期直鲁豫交界区前述区域特点对该地动乱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量化分析，探讨动乱发生的频次及时空特征，并分析其原因，以期能寻求更好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措施，维护社会治安和地方秩序。明清时期直鲁豫政区交界区域动乱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尤其是在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百姓无以为生之时的政权中后期，动乱就会显著增加。

通观该区域产生的动乱，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与动乱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关联性。清朝大臣姚文田在嘉庆十八年因林清之变皇帝下诏求言时就曾明确指出其内在联系：“尧、舜、三代之治，不越教养两端：为民正趋向之路，知有长上，自不干左道之诛;为民广衣食之源，各保身家，自不致有为恶之意。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民困官贪，急宜省事。久督抚任期，则州县供亿少，宽州县例议，则人才保全多。”如果不是衣食无着，关系生死存亡，自然不会有为恶之意。反之亦然。次年他又上疏更明确地指出林清之变的本质原因：“顷者林清抅道，搜捕四出，至今未已……莠民易逞机谋，良善惟增苦累……兖州以北，古称沃衍;河南一省，皆殷、周畿内;燕，赵之间，亦夙称富国。今则地成旷土，人尽惰民，安得不贫困而为盗贼？”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四，列传161，《姚文田》，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47页。将生态环境恶化、民贫为盗与产生动乱之间的关系完全揭示了出来。可见，面对生态环境的不稳定、争夺稀缺资源以求生存仍然是直鲁豫交界地区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引起该区动乱多发的其他因素也不容忽视。正如前文所述，习教等社会风俗，政区交界的特殊环境，政区划分造成的区域分割与河流的流动性特点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都是促成动乱发生的重要原因。相比而言，由后者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容易被忽视，因而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責任编辑：陈炜祺）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aming， Weihui， Zhangde and Dongchang lie at the border of Zhili，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 in the south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this area， the boundary lines of them were staggered and Weihe winded its way through it， so it was looked as both an important defense for the capital and a necessary route for the water transportation.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disturbances in this a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turbances was mainly in the counties near Anyang and Linxian in the Taihang Mountain. Even if the turmoil occur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it would affect most states and counties in the district due to the connection of Weihe and the Grand Cannel， which would seriously affect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area. The number of disturbances in this area was roughly the sam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times of the end of Ming Chongzhen and Qing Dao-xian later were the periods where the disturbances occurred most， had the widest scope and the deepest impact.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two dynasties. The reasons for the turmoil in the region were that， in addition to facing the instabi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people and competing for scarce resource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at the boundary of the district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ivision of district and the fluidity of the river were also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aused turmoil to occur， 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tudying the turmoil at the borders of districts is helpful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distinct establishing，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ety.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Social Disturbance; The Border of Zhili，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 Weihe; Distinct Esta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