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智慧

石建国

[摘要]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中，展现出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在发展战略上既有雄心壮志，又脚踏实地;在力量基点上既强调独立自主，又主张对外开放;在理论探索上既主张搞清楚问题，又强调不断理论创新;在基本方法上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和关键突破相结合;在干部选用上既选贤任能，又着眼长治久安;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方面既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他的政治智慧不仅引领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而且为我们今天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思想启迪。

[关键词] 邓小平;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智慧

[中图分类号] A8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1-0008-10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长期实践中，他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展现出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

一、在发展战略上既有雄心壮志，又脚踏实地

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也为完成第二个任务扫清了障碍。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率先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作出了充分的估计。在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以及在七千人大会上，他都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问题，认为要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仅继承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且还探索出一條切实可行的路径。他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①他强调：“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②

邓小平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雄心壮志的时间点确立在21世纪中叶。“三步走”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叶，时间跨度长达70年。但当他谈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时，起点通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算起，这样时间跨度就长达一百年。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③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三步走”这一长达百年跨度的雄心壮志，是分步骤、分阶段来逐步推动的。为完成“第二步”，也就是从1980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强调，20世纪末20年的规划要做好，规划的关键是前10年为后10年作好准备，主张要抓住机会，力争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为了走好这“第二步”，邓小平反复叮嘱中央负责同志，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④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可不行;⑤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⑥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⑦等等。这些论述明确了实现“第二步”目标的具体抓手。

当“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提前实现，开始实施“第三步”时，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到2010年、建党100年和建国100年这三段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作出了大体部署，人称“小三步走”。具体就是，把21世纪头20年也分成了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力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个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又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后的30年进行了战略性分期，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

从前十年后十年，再到“小三步走”，再到两个“十五年”的战略分期，这既体现了我们党“三步走”战略目标的一以贯之，又体现出每个阶段党中央推动战略的脚踏实地。

一、在力量基点上既强调独立自主，又主张对外开放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依靠基点，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一贯倡导独立自主，他们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国家建设的首要方针，这一点毫无疑义。改革开放后，当一些外宾向邓小平请教中国建设经验的时候，他说：“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②这既源自他对中国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源自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像某些小国一样，利用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或某种机遇，迅速地发展起来。像中国这样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只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而不可能走捷径。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谆谆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③

作为一位熟谙唯物辩证法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从来都是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他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要利用国际有利条件，主张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快国内建设。他指出：“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指出，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⑤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来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正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邓小平才力主进行改革开放。他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⑥面对任何风险和考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问题上，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在讲话中指出：“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①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他缘何这样坚定、这样执着？用他自己的话讲，那就是：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②

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邓小平有关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调动了亿万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在基层实践中，一些地区和部门却在理解和执行上出现了偏差乃至失误，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和损害国家利益的做法。对此，邓小平郑重告诫广大干部群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①

正是在邓小平既强调独立自主又坚持对外开放精神的指引下，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大力推动对外开放，积极利用世界文明成果，不断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二、在理论探索上既主张搞清楚问题，又强调不断理论创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率先提出并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从历史上看，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后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1991年8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⑤接着，他话锋一转，进一步强调：“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⑥

只有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行动上才能自觉。但理论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只能从实践中来。只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从对实践的理性思考中，才能一步步促进我们党指导理论的发展。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形成了一個鲜明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①为了解决消除贫困这个大问题，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党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这两个伟大创造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带动了市场趋向化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基础的生动实践，同样催生着上层建筑的不断改革。1 984年，为了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党对制约改革全局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从而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大好局面。但稍后的世界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这样几个选择：究竟是要退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还是选择全盘西化的邪路？抑或是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为了回答这一尖锐的时代问题，邓小平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③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他还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⑤在上述谈话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

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宣言书，也在世界上高扬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这次姓“公”还是姓“私”的时代之问与邓小平的世纪回答，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它和十四大一起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股份制等大量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究竟是姓“公”还是姓“私”的疑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而且促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社会上“国进”“民退”的争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经济总量不断迈向新的台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科学定位。这一定位，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为我国加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

总之，一次次时代之问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回答，不仅突破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为以后的发展解除了思想桎梏，而且这种回答也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现我们党的理论不断创新，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用中国理论来指导和解读中国实践。

四、在基本方法上摸着石头过河，又力争关键突破

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在这样的国家搞改革，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利用，只能靠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摸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外宾时多次谈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改革开放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②从我国改革路径的演进过程来看，也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典型渐进式改革。

渐进式改革从时间上讲，是不断向前推进的;从空间上讲，领域是逐步拓展的。它与后来苏联的“休克”疗法有着根本不同。这种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即将起步时就已体现出来。当时邓小平鼓励大家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③

后来邓小平把改革方针归结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④。他同外宾多次讲道：“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①

正是因为涉及切身利益，所以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们对改革开放就会有不同意见。无论是设立经济特区，还是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都有一个思想解放、逐步跟上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邓小平对于改革的态度是“不争论”，但同时强调，“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②。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讲，都讲全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主旨。邓小平后来讲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③“不争论”既是邓小平的发明，也是他的高明，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智慧。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虽然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国家稳定和经济体制的有序转轨，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平铺直叙、笔直推进的。一些改革关键节点突破后，就好似船过三峡激流险滩后，满眼呈现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次北固山下》）的崭新局面。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深入，特别是1982年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施行，不断冲击着原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为了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④，从理论上阐释了生动的改革现实，是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但是全会仍未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在新旧两种体制力量的摩擦下，私营经济特别是雇工问题愈来愈成为改革的敏感话题。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中国为何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何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有从理论上把这些迫切的问题讲明白了，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搞建设、搞改革。党的十三大就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强调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仍未解决。

最后还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把事关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关系都说清楚、讲透彻了，从而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改革开放起步到党的十九大，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次又一次關键节点的突破，就好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树立的一根根路标，把这些路标连起来就是我国渐进式改革历史轨迹的完整呈现。

五、在干部选用上既要选贤任能，又着眼长治久安

古人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总结我们党的革命经验时也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他在评价邓小平时就讲过“人才难得”。作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和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干部和人才问题的认识同样深刻。

“文革”后期，邓小平在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大刀阔斧地搞整顿。他大胆启用万里、徐今强、张劲夫、张爱萍等人，全力支持他们着手铁路、钢铁、财经、国防、科技等领域的整顿，使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短时间内得以恢复，并迅速扭转了经济领域的混乱局面。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②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全党再次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他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③如果说这番话是对以往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一种总结，那么，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对干部人才的要求就更高了。1981年4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讨论开放问题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代表时特别指出，搞对外开放关键在于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明白人，而不是糊涂人。

到了晚年，邓小平更是把选贤任能提高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上来，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①他敏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⑤正是立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雄心壮志和百年伟业，邓小平明确强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⑥他在作政治交代时郑重指出：“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①.他主张把我们党选拔使用干部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规范化、制度化，这不仅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薪火相传，同时也为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六、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方面既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邓小平文选》第2卷收录了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讲话长达2200字，这样的长文在《邓小平文选》里是不多见的。他在讲了20世纪80年代的三件大事②和四个前提③后强调，上面所说的几件大事，几个必须实行的原则，归根到底，是说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与会干部讲道：“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①简而言之，这段话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二是党同广大群众是密切联系的。邓小平讲这番话，既有他自身对历史的体悟，也是基于改革的迫切需要。

从我国近代历史来看，由于缺乏坚强的核心领导力量，我国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才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正是从历史教训出发，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没有共產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⑤最后，他更是言简意赅地提出一个鲜明论断：“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⑥

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这绝不是说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还会遇到各种风浪和考验。对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抓好党中央领导层的建设。他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①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正是由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征途上一个又一个胜利。对此，有着切身体会的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②他要求党的组织、干部和党员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要紧紧地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1 992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中写道：“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③这绝不是邓小平的谦虚，而是源自他对中国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比如，关于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他多次同外宾提起，其表述一般都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①，“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⑤，等等。这既反映出他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也体现出他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立场、观点。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提出：“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⑥这可以说是他对党的领导与群众创造这对关系的最好诠释。

总之，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既讲历史唯物主义，又讲唯物辩证法;既强调尊重客观实际，又强调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现出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卓越政治智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的政治智慧，不仅引领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而且为我们今天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