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西服业的空间分布研究

丁乾琨 张竞琼

摘要： 基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近代档案、上海市地方志及近代报刊等史料，结合统计学、产业经济学、数值分析的相关理论，还原近代上海西服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探究其集聚规律。结果表明：近代上海西服业既有集聚也有分散现象，西服店的分布面极广。集中路段都曾是外国租界区域，其中淮海中路上西服店最多，其次是南京路和四川路，零散分布的西服店也接近西服店总数的一半。上海开埠后租界设立带来的海派文化为西服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和西装的平民化等因素共同促进了近代上海西服业的发展及空间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 近代;上海;西服业;空间分布;租界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hanghai Archives，Shanghai chorography and modern newspapers and journals，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odern Shanghai suit industry was restored and its agglomeration laws were explored by combining relevant theories of statistics，industrial economics，and nume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dern Shanghai suit industry has both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phenomena，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it shops is extremely wide. The concentrated sections were once foreign concession areas，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suit shops on Huai Hai Zhong Road，followed by Nanjing Road and Sichuan Road. The scattered suit shops also approached a half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uit shops. The Shanghai-style culture brought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cession after the opening of Shanghai provided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it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onsumer groups and the civilianization of suits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hanghai suit industry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formation.

Key words： modern; Shanghai; suit industry; spatial distribution; concession

目前學术界对于近代西服业的研究以宁波大学刘云华[1]、宁波服装博物馆季学源等[2]的成果居多，这些成果主要以研究红帮裁缝群体及红帮西服业的发展脉络为主，而缺乏针对近代西服业规模及分布格局的研究。本文运用多维视角的史料，包括《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上海特别市经济警察第一大队关于各西服时装业商店调查表》等近代档案;《上海市黄浦区商业志》《卢湾区志》《黄浦区志》《虹口区志》等地方志;《上海常识》《职业生活》等近代文献，来还原近代上海西服行业的空间格局并探究其分布规律。

上海的西服业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后，行业的店铺数量不断增多，至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西装的流行，西服业的规模逐步拓展，并在之后的30、40年代达到行业的繁荣期。伴随着数量规模的飞速上升，近代上海西服业在路段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规律。

1 西服业分布总格局

近代上海西服业的空间分布形成了以淮海中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四川北路、四川中路、湖北路及它们的相近街道为主干区域，以其他路段为发散区域的总格局。据1948年《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3]统计，位于这些主要街道上的西服店数量接近于上海西服店总数的一半，如图1所示。其中淮海中路上的西服店最多，主要集中在该道路的东段，经营中档西服，其次是南京西路和四川北路。南京西路上的西服店一般经营高档西服，做工精细、原料高档、款式新颖、工价较高，完成一件西服的制作需要七个人工，消费对象主要是官僚买办阶级和富商子弟。四川北路上的西服店也较为集中，但规模较小，主要以备料定制及来料加工为主，因而经营比较灵活，资金掉头较快，主要销售中档西服。除了在这些繁华街道及附近区域内集聚的西服店外，近代上海还有少量西服店零散分布在不同的小街道上，适应着各个消费层次和位置区域的人群。且可以看出西服业集聚的路段都曾是外国租界区域，这与西服是从外国传入的服装品种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符合。总的来看，近代上海不同路段上的商业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各类价格与档次的西服店，这样合理优化的区域分布又进一步促进了西服行业的发展。

2 分布特点

2.1 集聚与分散

1948年加入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的西服店有436家[3]，与20世纪20年代西服店还不足百家相比，此时行业进入了“繁荣期”阶段。从这些西服商号的地址来看，西服店已经遍布了上海的各大街道，有的位于上海繁华的商业街，有的位于相对偏僻的小路段，西服业的分布整体上呈现出在繁华路段的集聚效应和在其他路段的分散现象。

由表1可见，西服店数量X≥5家的街道共有16条，占西服店分布街道总数的14.6%（图2），而这些街道上总共分布了284家西服店，占西服店总数的65.1%（图3），说明在这些街道上西服店分布集中，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

其中分布西服店数量超过10家的街道如表2所示，可见近代上海西服商店集中分布的街道以淮海中路、南京西路及四川北路为主。这些街道都位于近代上海的繁华区域，共集聚了239家西服商店，占1948年统计的436家西服店总数的54.8%，说明近代上海西服业在繁华路段呈现出产业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在其他路段出现分散现象。分散路段如杨树浦路，有2家西服店;新乐路和愚园路，各有1家西服店。这些西服店数量1≤X<5家的街道共有93条，占西服店分布街道总数的85.4%（图2），但总共分布的西服店只占到西服店总数的34.9%（图3），可见在这些路段上西服店呈零散分布。

就具体街道而言，西服店集中的街道依旧有8条，区别只在于多了吴淞路而没有了大名路;就街道上的西服店数量而言，1949年淮海中路上集聚的西服店已经达到了93家，比1948年的西服店数量增加了60.3%，同时西服店分布最多的两条街道依旧是淮海中路和南京西路;就店铺类别而言，北京西路上全是定制西服店，同时南京西路、四川北路、四川中路、南京东路也以定制西服店为主，而吴淞路则以现成西服店为主，此外淮海中路和湖北路上两种类别的店铺数量接近均衡。

这些繁华街道上不仅集聚的西服店数量众多，同时这些店铺集聚的资本额也多。会员登记表中共有360家西服店登记了其1949年8月底的资本额，计算出西服业的资本总额为582757.98万元;而集聚在上述8条繁华路段上的西服店的资本额合计429064.54万元，占到西服业资本总额的73.6%，且南京东路上西服店的资本占有率最高（图4）。

2.2 规模与档次

近代上海的西服业不仅在一些路段存在集聚现象，而且西服店的档次也按路段有所区分。《上海常识》1928年第57期指出“上海之西装店，遍地皆是”，同时列举了8家裁制西装最好的店，如表4所示。这些店都位于英法租界区域的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下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下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下同）、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下同）和西藏路[5]。另据《职业生活》1939年第16期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西服店“集中的地段，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大都是集中静安寺路，南京路，四川路（今四川中路，下同）。中等的集中在北四川路、霞飞路，下等的则集中大新街及小西门”[6]。可见近代上海高档西服店都集聚在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和四川中路（表5）。

同时，西服店的规模大小也与路段紧密联系。据《上海特别市经济警察第一大队关于各西服时装业商店调查表》[7]统计，被调查的144家西服商店中公称资本X≥50万元的店铺共有14家（表6），这些店分布于湖北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四川路、河南路（今河南中路，下同）和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下同）。南京西路、南京东路和四川中路都为上等西服店集中区域，而湖北路临近南京东路、河南路与南京东路交汇、西藏中路又是南京西路和南京东路的分界线，说明近代上海资金规模较大的西服店也都位于以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和

四川中路为主的繁华路段区域，西服店的规模大小与西服店的档次成正比。就南京西路而言，其街道上资本额X≥10万元的西服店主要集中在西藏中路至成都北路路段，位置分布如图5所示。

3 主要集聚区域分析

3.1 以南京路为主的英租界商圈

如图6所示，南京路商业街是1843年开埠后由英租界扩张而逐渐形成的。1862年扩建后的花园路成为租界交通主干道，被称为大马路或英大马路。在今西藏中路以西至静安寺辟筑一条长二英里的跑马路，名涌泉路，又叫静安寺路，同治四年将大马路命名为南京路。1875年该路拓宽，商市日盛，行人摩肩接踵。1945年上海市政府以西藏中路为界，东段命名为南京东路，西段命名为南京西路[8]。

3.1.1 同行业集聚

1）资本聚集。南京路所处的黄浦区，是近代西服业的发源地，该区域内西服业存在集聚效应。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市场集中度越高，说明垄断程度越高，反之垄断程度越低[9]。以1944年上海市黄浦区的西服业为例，黄浦分局管内的32家西服企业资产总额为750.75万元，其中公称资本最大的4家西服企业资本总额为285万元，最大的8家西服企业资本总额为415万元[7]。

得出前四家西服企业市场占有率CR4=38.0%，前八家西服企業市场占有率CR8=55.3%，可见该区域西服业属于中（下）集中寡占型市场，即近代上海市黄浦区的西服业市场集中度较高，企业众多且存在一定的垄断现象，资本主要聚集在少数西服大店中，符合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

2）名店聚集。1918年黄浦境内西服业有46户，占全市西服店总数的43.4%;至1925年境内共有呢绒西服业119户，占全市总数的56.7%（当时因西服与时装不分，可能包括时装店）。

其中较为著名的西服店为20世纪初开设在南京路西藏路转角处有八开间门面的荣昌祥呢绒洋服店，店主王才运的门生先后在南京路开设王兴昌、王荣康、王顺泰、裕昌祥、汇利等西服店。这些店均在南京路中心地段，后称谓“南六大户”。另有汇丰、洽昌祥、开林、顺泰祥等，都开设在闹市中心，为繁荣南京路起到了一定作用。荣昌祥由王宏卿接管后，秉承他师傅王才运的业务指导思想继续经营，由于其师兄弟在附近另立门户后，业内竞争随之激烈，他改变了过去的经营方式，取消附属品业务，集中资金专做西服。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荣昌祥又派生出第二代、第三代西服店，如敏泰西服店、大方西服店、伟勃西服店、东兴西服店、英纶西服店、天兴昌西服店等[10]。

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不少居民和商店迁入黄浦区避难。人口猛增带来商业的畸形繁荣，西服业网点增加，特别在湖北路、福州路开设最多，黄浦区一度集聚了众多的西服店。1941年日军侵占租界后，欧美洋行纷纷关闭，西服店营业一度清淡，但尚能维持营业，业内竞争更为激烈。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少外商又重返本境，恢复了洋行、银行业务，各种洋货又充斥上海市场。为适应当时社会所需，西服业又扩展到92户，从业人员达到729人[10]。此阶段黄浦区集聚的西服店数量增多属于受到非商品经济的突发因素的影响。

3.1.2 服装业、综合百货业等商业集聚

近代上海的英租界商圈，即南京路商圈里不仅集聚着各类服装店，而且也分布着众多的百货商店。如“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小公司”（惠罗、福利、丽华、国货）与西服业交叉分布在一起。

随着19世纪70年代外国消费品大量涌进上海，洋杂货店日益增多，南京路商业进入兴盛时期。有《沪江商业市景词》为证：“满街装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疋头，更有东西洋广货，奇珍异产宝光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因帝国主义忙于大战而得到较大发展。1938年，南京路商号有277户。1947年，南京路有门面记载商号达340户，商业进一步得到发展[8]。

3.2 以淮海中路为主的法租界商圈

20世纪初，卢湾区（今并入黄浦区）东北部辟为法租界，租界当局辟建西江路（今淮海中路），沿路又辟建支路，房产商则沿路购地起造新屋。不久受法大马路（今金陵路）和英大马路（今南京路）商业的影响，八仙桥地区逐步形成近代商业，并沿宝昌路（今淮海中路）由东向西发展[11]。

3.2.1 外商、中资共存

近代上海的淮海中路店铺栉比，店面小而多，商品精而特，购物环境轻松悠闲，成为与南京路不同经营风格的上海第二条商业街。

淮海中路商业街的形成是在俄商和华商共同促进下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大批俄侨定居法租界，霞飞路中段俄侨社区逐渐形成，开始出现大批俄侨商店。仅1926—1928年，就有100多家俄侨商店在霞飞路上开张，其中服装店30家，百货店近20家[12]，霞飞路也为淮海中路旧名。在俄商的带动下，各国商人纷纷来到淮海中路上开设店铺，华资商店也日益增多。20世纪30年代初，淮海中路上设有华资皮鞋店7家、时装店2家、西餐店2家、西服店24家等[11]。

3.2.2 定制、成衣共存

淮海中路所处的卢湾区，1911年设有泰昌洋服号、李顺记服装号、张兴昌西服工场、时新西服号等店铺;20世纪30年代初，西服店已有24家;40年代初，有西服店77家。除淮海中路上部分店铺规模较大外，其他西服店多为小店，不少设于弄堂内，一般自产自销，经营灵活，店主雇工都会量衣、算料、设计、试样，形成各自的商品特色和经营风格。

淮海中路上的西服店虽然大多也只有一间门面，规模较小，却以经营品种精和前店后工场现做现卖、定做特制而占有市场。并且除了定制西服，淮海中路上的西服店也有销售西服成衣的，方便了更广泛人群的选择。例如“中一”西服店，以流水操作生产西服，首创销售现成西服[11]。

4 形成原因分析

4.1 开埠及西风东渐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开埠及洋务的兴办，使城市生活逐步走向近代化。各国在上海建立租界，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西方文化输入上海。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大量外地移民涌入，不同的文化传统开始互相影响，上海逐渐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城镇市民生活不同而与都市经济文化特点相适应的“海派”特色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黄浦、徐汇、静安、卢湾等中心区，原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洋派特色浓厚，西方文化最早从这里传入并不断渗透，区内集中大型商厦和商业街，是上海的商业中心。

4.2 行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上海西服行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由于西服消费群体越来越广泛，西服店数量猛增，因而分布面广，辐射到大街小巷。

由《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4]整理出开设于不同年代的西服店数量。其中首家西服店“和昌号”开设于1896年，之后20世纪10年代开设的西服店有7家，20年代有44家，30年代有123家，40年代有326家，由此得到上海西服业在不同年份的规模数据。在Matlab软件中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西服店数量与年份的关系，可以得到二者服从指数函数：

如图7所示，近代上海西服店的数量增长趋势呈指数增长，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猛增，最后在民国末年达到最高值501家。

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西服店在上海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因而会出现许多分散在小街道和弄堂口的西服店。这些店铺主要服务于周边及消费水平较低的居民，开设较为简易，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或场地，大多承接来料定制业务;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上海的商业逐步繁荣，商业发达的区域会吸引具有资本及产品优势的西服店入驻。虽然选择开设在这些商业街上的店铺需要承担较高的場地费，但由于这些区域地理位置好、客流量多、消费水平高，相应地店铺销售额及利润也高，经营一段时间便能够收回投入额并积累资本，逐步打造出店铺的知名度及竞争优势，因而大店、名店会纷纷选择开设在大的商业街上，出现集聚。

4.3 战争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闸北、虹口遭到日军轰炸，难民涌入租界，虹口一带的西服店也纷纷迁入租界，因而黄浦区的西服业店铺和从业人员都增多。霞飞路上的各类商店数量更是猛增，不同区段上分布的商店出现了按行业相对聚集的特点;就西服业而言，集中于吕班路以东路段有30余家。可见近代上海西服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也受到了战乱等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

5 结 语

近代上海西服店的分布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情况，分布面极广。集中路段都曾是外国租界区域，其中淮海中路上的西服店最多，其次是南京西路和四川北路;位于分散路段的西服店加起来也占到总数的一小半，这些店零散分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适应着不同层次和不同区域的消费者。西服店档次较高和规模较大的店铺主要处于行业的集聚区域，符合产业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市场理论。上海开埠后租界的设立为西服业的兴起及发展提供了契机。近代上海西服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影响因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行业自身的规模扩大;次要因素是战争等突发事件，其对特定时期内的西服业分布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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