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期的困境儿童

南方周末记者　汪徐秋林

隔离期间，为了促进与孩子的交流，李忍会引导童童（化名）画一些简笔画。“这也是我和孩子在一起做的最多的事。”李忍说。受访者供图

★在方舱医院，沈清每次和女儿视频，先关心健康情况，但社工李忍需要照顾并承接、安慰这名四岁儿童内心的焦虑、无助和不安。

武汉封城期间，社工杨颂平身处外地，不能接触当地的帮扶对象，感到“非常无力”，社交距离的拉长，让过去的服务路径被迫改变。

新冠疫情对家住武汉的沈清一家带来沉重打击，母亲走了，自己与丈夫检测为阳性，所幸的是女儿童童未受感染。

2020年2月13日，进入方舱医院前，沈清带着4岁的童童住进隔离酒店。她心急如焚，担心女儿被传染，四处救助，直到2月19日，武汉江岸区后湖街道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接走了童童。

李忍是当天来接童童的志愿者。作为武汉市逸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业社工，李忍将在24天里与童童“同吃同住”，在隔离点陪伴她。李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在隔离点和童童情况类似的儿童一共有七名。

这些儿童成为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也是困境儿童（监护缺失的儿童）的新成员。据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4月18日，全国15个省份发现报告并救助保护了393名因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

为进一步加强救助保护困境儿童，民政部等相关部门陆续发布相关政策。1月31日，民政部发布救助保护困境儿童的通知，“确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平日有人照应、生病有人看护”。2月11日，民政部再发通知，要求“各地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在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及时发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

其中“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均属于救助范围。

在采访中，南方周末记者发现疫情下的困境儿童救助，出现了很多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不仅原有困境儿童的服务方式被疫情改变，也增添了新的困境人群和救助难题。

被改变的救助

李忍最初几天和童童相处，4岁的童童“一句话不说”。

沈清告诉李忍，童童很内向，“喜欢画画”，但她也说不清自己多日来几近崩溃的状态，给童童带来什么影响。

和童童住在隔离酒店的六天，她一直很焦虑，“无时无刻不想找个机会把她送走”。最初她给社区打电话，希望社区收留童童，但社区回复人手不够；她也想过找爱心人士，又不放心。绝望之下，她甚至想“不管是谁，只要没有被感染、身体健康，来接走童童，我都把她当作是救星”。

进入方舱医院后，沈清每次和童童视频，先关心健康情况，“什么都没有她的健康重要。”沈清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紧张。

但李忍需要承接、安慰这名四岁儿童内心的焦虑、无助和不安。过去两年，李忍在后湖街道从事社工工作，她没有与儿童有过这么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这是全新的挑战。

她要和这个孩子建立联系，让她信任自己，同时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李忍告诉自己，童童不会把她当作母亲一样依赖。当童童挑食时，李忍不能像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改变童童的习惯。和妈妈视频通话后，童童常常止不住哭闹，李忍需要通过讲故事、玩游戏转移她的注意力。

大约足足七天时间，童童终于和李忍建立了信任关系，她们开始一起做童童喜欢的事情，画简笔画。

而社工黄嫚的遭遇与李忍不同。疫情前，来自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黄嫚与同事，在武汉黄陂区、新洲区服务一百多名困境儿童、散居孤儿，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成长情况。疫情中，她被迫改变了自己的工作计划。

疫情初期，黄嫚给辖区困境儿童和监护人逐个打电话，家庭的反馈都是“一切还好”，随着封城时间的延长，困境儿童和家庭开始暴露问题：有的孩子难出门变得焦躁、情绪不稳；有的家庭监护人被感染需要隔离；家里没有电脑、智能设备上网课……

散居孤儿平时多与爷爷奶奶或亲戚住在一起，“我们一周和他们见一次面。”黄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法见面又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黄嫚增加了与孩子联络的频率，一周两次，甚至多次。

但每家的问题都不一样，有的问题黄嫚可以联系村委和社会资源去解决，比如上网课难、监护人对疫情信息不了解等。有的问题黄嫚感到无能为力，隔着电话，她没法解决孩子上不了学、出不了门的焦虑感，也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走出疫情阴影。

“尽管（联系）次数多了一倍，增加了心理疏导，但他们的近况，我依然没法近距离了解。”黄嫚很无奈。

湖北武汉楚馨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杨颂平也有同感，在武汉封城期间，杨颂平身处外地，不能接触武汉当地的帮扶对象，感到“非常无力”，社交距离的拉长，让过去的服务路径被迫改变。

民间的互助网络

社工们在服务困境儿童的工作中发现疫情带来的问题。晓更基金会理事戴榕则在很长时间里关注残障群体，疫情中，她发现“疫情让本属于弱势群体的人群更加脆弱”。

戴榕认为，导致这一现象不仅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以及疫情带来的恐慌。

戴榕迄今对鄢成的离世不能释怀。

据媒体报道，1月29日，湖北红安县16岁的脑瘫儿童鄢成离世。照料他的父亲鄢小文因疫情被强制隔离，留下鄢成独自在家，其间曾被送往镇卫生院，又因“尚不构成留院观察的条件”被送回家中。

当时，戴榕和她的同事们得知情况，曾试图帮助鄢成，她们通过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温洪上报到中残联，随后找到省残联，再找到市、最后找到县，联系上了鄢成所在的华河镇及鄢家村的卫生院、村委会，但即便如此，当地仍然因为缺少防护、社区人员无暇他顾，而找不到可以照顾鄢成的人手。

“最后孩子走了，所有人都非常痛心。”戴榕说。

作为民间机构，晓更基金会决定发起成立一个救助网络，目的是让有特殊需求的困难家庭能及时求助，并通过救助网络链接到更多的救助资源。

1月30日当天，晓更基金会融合中国家长组织网络，成立了“特殊需求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下文简称“救助网络”）。

加入救助网络的，除了家长组织网络的家长组织，还有各地的社会组织、志愿团体。这些组织相互形成了互助网格节点，在疫情期间救助了22个因为疫情需要帮助的家庭。

在武汉，有一个类似鄢成一样的家庭进入了救助网络的视线——脑瘫孩子的妈妈确诊住院，奶奶确诊无法入院，每天往返医院，缺少交通工具，父亲居家隔离，孩子随时可能会陷入无人照管境地。

戴榕回忆，在接到孩子家长的求助信息后，救助网络通过家长的资源信息，先给这个家庭协调了一辆电动车，让父亲有能力把被感染的奶奶送往医院，又联系了离家最近的安置点，以备亲属需要被隔离的不时之需，之后协助父亲准备一个孩子照顾需求清单，以防自闭症的孩子需要帮助时，照顾者可以根据清单了解孩子的状况。

最后所幸孩子的父亲诊断为阴性，解除隔离，妈妈康复后回到孩子身边。“紧急救助网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戴榕很欣慰。

社区救助不容易

虽然童童在救助后得到了安全的环境，但沈清迄今不理解为什么社区用了六天时间才把孩子接走，“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采访中，沈清数次表达当时“求助无门”的悲愤。

杨颂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社工机构帮扶的散居孤儿，多是政府采购的项目。

这些困境儿童由所在街道社区、村委排查发现，上报民政部门。他们的养育和教育，参与者除了监护人与学校，还有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和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戴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身体情况特殊的儿童，还会进入残联这类机构系统中。

目前，社工机构的服务对象，除了民政部门分配的孤寡老人、困境儿童外，也包括个别由社工走访发现的困境人士。

因此，童童这样因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产生的困境儿童并不在日常社区的帮扶系统中，“对于疫情前没有和街道、居委会联系的儿童家庭，让他们熟悉街道和社区的联络人，找到求助方，比较困难。”戴榕感慨。

2020年3月14日，国务院发布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指出各地要指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统筹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基层妇联执委、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工作力量，结合疫情防控排查，对各村（社区）儿童监护情况进行全面摸底。

但目前，政府机构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与社工、公益组织的联合比较有限。杨颂平坦言，设想中街道和农村的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对儿童的情况比较熟悉，但现实情况是“对于困境儿童更为专业的指导和帮扶措施，主要由社工来完成”。黄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工作中，与当地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关联”。

戴榕还有另一层担忧。

理论上，持有残疾证的人士在残联系统都登记了相关信息，受到政府保障，但民政、残联等部门的系统存在盲点。戴榕发现不少家长不愿意给孩子打上“残疾人”的烙印，选择不给孩子申请残疾证，“这些孩子没法纳入残联的统计体系”。

据戴榕介绍，疫情之前，心智障碍儿童的家长之间有一定联系，组成小团体，因而家庭和机构在疫情中得以迅速组成网络，互相帮助。但互助网络之外，还需要更大层面不同机构之间的链接，却“很少发生”。

眼下的问题是，在疫情中，单纯互助，很少与街道、社区层面往来的模式难以持续。“大家都出不了门的时候，很能体现‘远亲不如近邻的重要性了。”戴榕说。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林义曾在媒体上建议打造“以家庭为圆心、以社区为圆的救助理念”。林义认为，这样的社会救助体系，可以在疫情防控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和社会恢复重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救助需要改变

疫情增添了帮扶困境儿童的难点，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随着武汉解封，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从社工到普通家庭，都意识到他们需要“整理心情”面对疫情后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改变。

封城期间，李忍、黄嫚和戴榕，都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中开发了心理支持项目，包括网上互动、亲子游戏、心理咨询等内容，希望给困境儿童和家庭提供心理支撑。“也会担心孩子们沉迷网络，不愿与人交流的情况。”黄嫚打算疫情过后，她要挨家走访一遍。

李忍回顾自己和童童的相处，有了很多新想法，“如果社会组织更早介入、更多专业人员参与其中，或许像童童这样的孩子，能得到更早的干预”，她也能“做得更好”。

楚馨社工服务中心督导主任王力芹认为，随着疫情趋缓，“前期重点开展了线上的各类专业服务、志愿服务”的社工，将很快进入“全面线下服务阶段”，帮助困境儿童和家庭面对生活与学习的恢复期。

戴榕更担心家长和孩子短时间不能复工复产复学，特殊群体的家庭会更加脆弱。“生活需要持续，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也需要做好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准备。”

戴榕希望紧急救助网络可以常态化、在地化，帮助更多特殊需要的家庭。“尤其需要链接各方资源，特别是社区基层社会组织、街道居委会的资源、加强互助网络在偏远农村地区的拓展，我们甚至还计划着储备一些防护物资，如口罩、酒精和防护服。”

而对于沈清一家，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息内心的伤痛。四岁的童童好像一下长大了许多，偶尔会问沈清：“李阿姨还会来看我们吗？”

有一天沈清出门后，童童哭闹不已，等两小时后她回家，童童才安静下来，沈清意识到童童的不安，“她担心我像外婆一样，一走就不回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沈清、童童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