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进”和“退”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汪宗白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肆虐之时，比尔·盖茨不会缺席，阴谋论者也不会缺席。今年1月21日，美国发现第一例感染者后，该国一些团体和个人便在Facebook和推特上散布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源头不是动物，而是人。新冠病毒也不新，它不但被申请了专利，同时相应疫苗也早已存在，这些都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相关。

十天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出资1亿美元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健康危机，其中2 000万美元将用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以资助前方检测、控制和治疗；2 000万美元将帮助加强对非洲和南亚高危人群的保护；其余6 000万美元将用于疫苗、治疗和诊断的长期发展。

传播类似谣言的美国人往往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一般还会指出，在美国之内还存在一个“深国”（Deep State），其成员包括奥巴马、比尔·盖茨等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深国的主要操控者之一。其动机被认为“先炮制病毒，同时发明疫苗来抑制那些疾病，这样既能赚钱，又能操控社会，当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也会用病毒消灭地球上的部分人类，为地球减负”。

类似谣言在东西方都有很大市场，也遵循着相似的创作套路，从弱者角度揣度一小撮社会精英，掌握着巨额财富和高科技，既要收割大家，还要消灭大家，为他们腾地儿。制造这类言论的人甚至被视为民族救星，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而老年人的生活往往是简化的。当然，这些人在贩卖恐惧之后也常常会附带卖货，更是一门生意。

“疯狂”成为谣言的物料

因为过于成功以及实现成功的方式，比尔·盖茨成为各种相似谣言中的常客。他太多次登上首富宝座，早已是富豪代名词，既在金字塔尖，也契合了公众“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的习惯心理。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一部分人聚敛财富，就意味更多的人受到了剥削和欺诈。

而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把钱放在他人手上流动更是一种政治正确，比如投资和慈善，将财富藏在自己家里是不被鼓励的。

此外，谣言之所以有传染力，既靠揣摩听众心理、制造恐慌，也需要建立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靠披着真实秘闻的外衣传播。传谣者之所以传播，是因为相信它是真的。一则高质量的谣言往往靠真实的零件拼凑，“盲人摸象”又是人们最普遍的接受信息的方式。

比尔·盖茨在历史上的疯狂形象也构建了某些公众的“心理事实”。微软曾经是计算机行业“公敌”，“ 吃相”不美，历史上差一点被联邦法院以《反垄断法》强行拆分。比尔·盖茨靠专利权致富，甚至在2008年将自己的冠名权出借给前微软公司首席技术官内森·麦沃尔德的知识产权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由于疯狂储备各种专利被视为“专利魔头”。以“先予后取”的市场手段对竞争对手实施清场也被比尔·盖茨玩得精熟。

比尔·盖茨年轻时不修边幅，不爱洗澡，个人卫生状况糟糕，身上味道很大，工作时不分昼夜，这很符合科学怪人的形象。在管理上，比尔·盖茨经常对员工发脾气，更习惯三个人的工作量只给安排两个人手，微软公司不但有很高的员工淘汰率，还曾保留有很高比例的短期合同工，只有少数可以转正。

在Windows 95发布前，38岁时的比尔·盖茨决定与微软女员工梅琳达结婚，这制造了一个大新闻。媒体采访了一些微软主要竞争对手的高管，他们都在弹冠相庆，变相将他批判了一番，这些人基本都在展望婚姻会让一个可怕的、好胜的疯子变成以家庭为中心的正常人，甚至有人畅想一群孩子抱着比尔·盖茨的腿不让他出门上班。

他写道：“人的生命就像一场正在燃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从这场‘火灾中，竭尽全力抢救出点东西来。”

就美国的职场文化而言，家人一般比工作重要。然而，比尔·盖茨婚后，并没有完全将注意力转向。近二十年后，比尔·盖茨在被问到，什么是能带来快乐的便宜事？他回答是养孩子。面对别人的疑惑，他解释道：“当你贫穷时，孩子是昂贵的；如果你是亿万富翁，就是便宜的。”这似乎是对他准备结婚时那些舆论迟来的回应。

一场正在燃烧的“火灾”

三岁看老，真正展示比尔·盖茨人生态度的却是他小学时的一则日记。他写道：“人的生命就像一场正在燃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从这场‘火灾中，竭尽全力抢救出点东西来。”

和孙正义以50岁为终止倒推人生该取得哪些成就相似，比尔·盖茨的人生也处于一种“播放快进”之中。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孙正义是有目标的。

19岁时孙正义的梦想清单是“二十几岁创办企业、三十几岁积累千亿元资金、四十几岁实现兆的规模”，对于19岁创业的盖茨来说，到底要抓住什么，难以确定。在他刚进大学时，除了确定自己酷爱数学之外，满眼迷茫。之所以没有成为数学家，尽管他常能找到最优解，但他的解题速度不是同学中最快的，他的好胜心告诉他，做不了第一，就不要做了。

在湖畔中学，按着“快进键”生活的比尔·盖茨遇到长他两岁的高年级学生保罗·艾伦，并接触到了计算机。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为了让学生走在科技前沿，这所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决定安装一台计算机终端，并得到了家长们赞助。12岁的比尔·盖茨从此迷上了计算机，并和保罗·艾伦等三人建立“湖畔程序小组”。当时昂贵的上机费用成为学生使用计算机的最大问题，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通过每天晚上去一家计算机中心公司打工，为其寻找程序中的错误，以这个当时叫作抓臭虫的工作换取上机时间。

在上大学后，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天各一方，然而仍联系紧密。后来，他们为史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牛郎星编写了软件程序，比尔·盖茨顺势从哈佛大学辍学与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微软。律师的儿子比尔·盖茨更是首次提出了向使用者收取版權费用的模式。

此后的故事家喻户晓，在IBM这样的巨头杀入个人计算机领域之时，比尔·盖茨通过从他人手上廉价买断MS-DOS版权，与IBM在个人领域成长进行了利益绑定，一跃成为大公司，微软与苹果公司也进行过深度合作。再后来，微软和IBM、苹果都走向了竞争，甚至对簿公堂。

20世纪80年代，比尔·盖茨通过声势浩大的市场公关活动打垮了Visicorp开发出的图形化电脑操作界面，20世纪90年代，比尔·盖茨则用“免费”模式，让网景公司之类的软件公司无路可走。

软件业被称为 dog year行业，即“人过一年，狗长七岁”，它的变化与技术变革日新月异，某种意义上，比尔·盖茨把人生视为火灾的心态正契合了这个行业。从创业伊始，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都以一种冲刺的方式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他们甚至可以为此不眠不休，以求拔得头筹。这意味一旦微软的产品占得先机，就有可能成为行业标准，乃至成为软件行业的基础设施，就像“嫡长子”会继承皇位一样。

保罗·艾伦也是一个按着快进键生活的人，所以他能和比尔·盖茨一起创业，不过，如微软早期员工詹姆斯·华莱士、吉姆·埃里克森在《硬盘》一书中所言：“艾伦是个比较好相处的人，而盖茨则是个不可理喻、爱发脾气的工作狂……保罗总是比盖茨更有耐心。”

在创业时，二人贡献相当，比尔·盖茨要求自己占有60%的股权，艾伦在自传中写道，他和盖茨双方占有的股份体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一个律师的儿子之间的差别”。

1982年，29岁的艾伦查出罹患四期淋巴瘤，不得不休养数月。当他回到办公室时，无意中在盖茨办公室门口听到他与后来的微软CEO鲍尔默的对话。他们正抱怨艾伦几个月没有工作，准备通过发行期权的方式来稀释艾伦的股份。艾伦冲了进去，事后，盖茨写了一封6页纸的道歉信。冲突发生两个月后，艾伦正式离开微软，但仍保留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席位和他的股份。

离开微软，且成为富豪的艾伦一边在治疗癌症，一边抓紧时间努力活出几辈子的人生，他不但组建了摇滚乐队，还出于兴趣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像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梦工厂、外星生物研究所、人脑科学院、NBA球队、科幻博物馆、私人航天计划、深海探险等，并承诺捐出大部分遗产。

转向慈善

艾伦投资过很多新兴公司，但鲜有回报，被媒体讥为不懂经营，他在自己写的一首歌《时间炸弹》里唱道：“我所做的一切也许都是错误的，但我仍然会斗志昂扬。”

进入新世纪后，比尔·盖茨也逐渐淡出了微软的日常管理，直至将CEO一职交给他的大学同学、曾经的哈佛学生领袖史蒂夫·鲍尔默。相比于艾伦在商业上不够精明，盖茨则承认管理公司是自己的短板，而组织能力却是读过商学院的鲍尔默所长。不过，盖茨与鲍尔默的友谊也未能善终。

既然人生是一场正在燃烧的火灾，人固有一死，那么，为自己抢救出点东西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比尔·盖茨后来投身慈善的某种模模糊糊的“初心”。

成为亿万富豪后，即有很多信件寄到微软公司，向比尔·盖茨求援，那时比尔·盖茨却无动于衷。这让他做律师的父亲和当过教师的母亲十分担心。比尔·盖茨的父母年轻时就热心慈善和社会服务，盖茨的母亲还曾是一家慈善协会的会长。因为害怕盖茨被社会舆论谴责，盖茨的父亲在征得盖茨同意后，以盖茨的名义进行过一些小额的捐款。

直到有一天下午，老盖茨突然来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图表，内容是每年非洲有几百万名儿童死于在美国早已绝迹的轮状病毒。这让盖茨感到震惊，老盖茨顺势建议他成立一个基金会有计划地开展慈善工作，这也是其母在世时对盖茨的期望。于是盖茨拿出9 400万美元建立了盖茨基金会。

让盖茨转向慈善事业来自他们夫妇去非洲的一次旅行，看到很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让盖茨深受刺激。与盖茨亦敌亦友的乔布斯有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乔布斯年轻时曾去印度参加嬉皮运动，遍地的衣衫褴褛让乔布斯意识到，他们这些人把牛仔裤割个破洞是一种“装”，并不是真正的简单生活。乔布斯对简单的理解决定了苹果的审美。盖茨也承认自己很羡慕乔布斯在设计方面的才华。

2000年，盖茨基金會并入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到今天，该基金会已捐出了500亿美元，用于改善欠发达国家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抗击传染病，比如，在非洲更是挽救了无数生命。盖茨曾经开玩笑说过，花钱比赚钱要难。在盖茨的慈善版图中，比尔·盖茨认为，与之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既接受别人的捐助，也会慷慨捐助不如自己的国家”。不过，盖茨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也不只是盖茨一家。

走出原生家庭

阴谋论者散布的关于比尔·盖茨的谣言，声势再大，对其本人来说，不过是一笑置之的事。回到一个人童年，父母与他相处的模式则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有人说，幸福的人一生因童年而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从这一点上看，比尔·盖茨是幸运的。

如今成为中国社会热点的原生家庭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极速的变迁中，生活经验很快就会过时。当父母以自己的生存模式要求子女，替子女拿主意，不尊重其独立人格时，就会给子女造成原生家庭问题。

比尔·盖茨这一代人就美国社会而言，也站在了时代的断崖上。对于盖茨这样的早慧儿童更是如此。童年的盖茨是与书相伴度过的，他对一般的童书不感兴趣，除了看书就是沉思。在学校里，盖茨也从不受环境和他人舆论的影响，同学间的嬉闹对以大人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的盖茨来说太幼稚了。

他父母从不强迫盖茨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但11岁盖茨还是早早进入了“叛逆期”，常常和他母亲争吵，不许父母插手他的生活，什么事情都想自己做主。他父母为此还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在开导小盖茨的同时，建议他们给他更大的自由，也就是这一年，父母发现现在的学校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便送他去了湖畔中学。

在此后的两次人生节点上，他父母都试图替盖茨拿过主意，一次是希望他子承父业学习法律，另一次则是试图劝阻19岁的盖茨不要从哈佛退学创业，为此还请当地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业领袖萨穆尔·斯托姆来当说客，最终盖茨说服了斯托姆，斯托姆反过来说服他父母支持盖茨的决定。

正因为盖茨的父母从不强迫盖茨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包括他们喜欢的慈善事业，这某种程度上既成就了盖茨，同时也保留了他们为人父母的影响力。学会进退是人生的必要功课。在微软创业初期，盖茨想把公司搬到硅谷，艾伦则建议把公司搬到西雅图，还给盖茨的父母打了电话，最终公司搬去了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