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2020-04-27 08:43郝臣李艺华
理论与现代化 2020年2期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

郝臣 李艺华

摘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在整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提供的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和所致函电等594份文件的基础上,分析每份文件中出现“治理”一词的情况,并对文件的发布年份、具体类型和适用范围进行了统计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可以从治理边界、治理内容和治理对象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三个维度是一个有机整体,习近平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具有全面性、战略性、系统性、层次性和前瞻性五大特征。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边界;治理内容;治理对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2-0005-1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和总体要求并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能够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成熟制度支撑[2]。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治理的阐述是其重要内容,是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突出体现[3]。

一、引言

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重要主题[4]。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冲刺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和战略。习近平关于治理的论述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其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进行的深入思考,也逐渐发挥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由此可见,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不仅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厘清思路,而且能为更好、更快、更稳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治理上的根本保障,同时也为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指明路径。

本文通过检索“治理”这一关键词,汇集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集体学习、活动、访问、会见、考察、采访等活动中的系列重要讲话、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和所致函电等,手工剔除检索样本中重复的文件,整理了2013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共594份文件,按照发布年份、具体类型和适用范围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从治理边界、治理内容和治理对象三个维度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行分类和要点分析,总结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论述的特征。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多篇文献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重要论述,例如全球治理[6][7]、国家治理[8]、社会治理[9]、绿色与生态治理[10]、文化治理[11]、區域治理[12]等具体方面,而本文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更具框架性和指导性。第二,在研究样本上,研究样本更为充分。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多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而本文基于大样本的统计,以不同的方法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论述。

二、治理的含义

在JSTOR期刊数据库检索“Governance”一词,全文检索发现,最早的文献是1811年《贝尔法斯特月刊》第6卷第35期发表的文章《爱尔兰教育委员会的第十一份报告》,论文首次提及“Governance”一词;题名检索发现,最早的文献是1886年在杂志《英国历史评论》第1卷第3期发表的关于1885年出版的著作《统治英格兰:绝对王权与有限王权的区别》的书评文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以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治理”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世界银行在1989年发布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增长》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of Governance )一词,并认为治理就是行使政治权力来管理一个国家的事务;在1991年《管理发展:治理的视角》报告中明确给出了治理的定义,认为治理是在一个国家中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发展而运用的一种管理方式;在1992年的《治理与发展》和1994年的《治理:世界银行的经验》报告中均沿用了上述定义。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杂志。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了治理的定义: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son在1975年首次提到了“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一词,并在1984年以“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为题在《耶鲁法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外,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Rosenau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13]。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包括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等内容[8]。

治理作为一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一直存在于全球、国家、社会及各类组织中,并发挥着决定方向的重要作用,但与管理存在着许多差别。首先,两者的目标不同,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和制衡并最终实现决策科学化,而管理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其次,两者的主体不同,治理涉及多方主体,而管理往往只存在一方主体。再次,两者的实施基础不同,治理可以通过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来实施,而管理多通过正式的制度授权来完成。

三、习近平关于治理重要论述领域分布

本文对所整理的文本中提及的治理内容具体类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后发现,三类文件共涉及75个方面治理内容的论述。具体来说,涉及从严治党的文件共224份,占全部样本的比例最高,为24.78%,表明党的治理在习近平治理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涉及全球治理的文件共140份,占全部样本的15.49%,表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涉及国家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文件占比也较高,占比均在5.00%以上,具体如表1所示。

四、习近平关于治理重要论述文件统计

(一)文件发布年份的统计分析

本文将习近平总书记涉及治理问题文件的频数以及文件中提及“治理”一词的频数按照文件发布年份进行描述性统计后发现: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治理问题高度关注,各年份涉及治理的文件频数均高达50份以上,平均每份以讲话、署名文章或所致函电形式提及“治理”3.49次。这表明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持续进行治理理论的探索与创新,为更好地指导治理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文件具体类型的统计分析

本文将文件按照会议、集体学习、活动、访问、会见、考察、采访中的系列讲话、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和所致函电等几种不同文件具体类型进行分类,统计发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及治理问题的所有文件具体类型中,会议讲话类文件频数最多,为202份;其次是活动和会见讲话,分别为136份和117份。在会见讲话中,提及“治理”141次,平均每次会见提及“治理”1.2次,平均次数在各类型文件中最低,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仅较为概括地提及其治理理念;而在集体学习讲话中,提及“治理”139次,平均每次集体学习提及“治理”4.96次,在各类型文件中最高,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中对其治理理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三)文件适用范围的统计分析

本文将习近平总书记涉及治理问题的文件频数以及文件中提及“治理”一词的频数按照国际、国内不同文件适用范围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在国际场合的文件中,有270份文件提及其治理理念,共提及“治理”577次,平均每份提及“治理”2.14次;在国内场合中,有324份文件提及治理问题,提及“治理”共1488次,平均每份提及“治理”4.59次。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治理和国内治理均十分重视,尽管在国内场合的文件中平均提及治理的频数高于国际场合,但整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涉及治理的文件频数在国际、国内场合中差距较小。

五、基于治理边界的论述分析

本文从治理边界维度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论述划分为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和地区治理四个方面,并对其思想要点展开分析。

(一)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强调国际协作和分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论述中,包含了整体视角的全球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互联网治理、全球生态治理、全球健康治理、全球人权治理、全球科技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能源治理、国际社会治理、国际税收治理等多项内容,如表1所示。其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其整体视角的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文件分别有140份和86份,可见整体视角的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治理问题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其全球治理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2014年习近平在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希望同欧方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致力于基于规则的,更加透明、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建设”;2016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大大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国要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2018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2019年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全球气候、安全等多个领域阐述了其治理理念。2015年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2017年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支持和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2018年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2019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倡导通过“一带一路”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新实践。

(二)区域治理

区域治理强调国家间的治理协作和多边协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中,中东的治理問题受到重点关注。2016年在对沙特、埃及和伊朗进行的国事访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以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这五大行动理念为指引,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2018年在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的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方愿同阿方深化战略合作,积极探索以发展促和平的中东治理路径”;2018年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发展是解决中东许多治理问题的钥匙”。

(三)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关于一国内部的治理。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3—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国家治理的文件频数高达96份,表明国家治理在习近平总书记治理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2014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2015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方党委制度是我们党执政治国的重要组织制度基础,完善这项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2018年在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主协商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四)地区治理

地区治理是关于一个国家内某一地区的治理。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中,新疆治理和特别行政区治理是重点内容。

2014年在对新疆的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2014年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其关于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思想,强调“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要强化法治意识”;同年在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提高特区治理水平,扎实谋划和推进澳门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六、基于治理内容的论述分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九大进一步制定了统筹推进的战略目标并作出了战略部署。本文从经济治理、政府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五个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及要点展开分析。

(一)经济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治理的重要论述涉及全球经济治理和国内经济治理两方面内容。其中,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思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要“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而关于国内经济治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深化准入制度、交易监管等改革,加强监管协调,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管两手抓、两手都硬、两手协调配合”。“要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

(二)政府治理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治理的重要论述涉及腐败和作风治理、乡村治理、城市治理、基层治理、县域治理、民族治理等,具体如表1所示。其中,腐败和作风治理、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是政府治理中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腐败问题和作风治理的论述,强调通过健全并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常态化督促检查等机制,以作风建设的实效取信于民。2013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关于防治腐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201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问题,强调要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理念,完善乡村和城市的治理机制,提高治理能力。关于乡村治理,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关于城市治理,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了习近平提出的城市治理问题,指出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三)文化治理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四)社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涉及保障性住房建设治理、教育和医疗治理、社会治安治理等多项内容。2013年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住房支持政策……对非法占有保障性住房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同时要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加以防范”;2014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2016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强调,“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要落实‘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构建职责明确、奖惩分明、衔接配套、务实管用的领导责任体系”;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五)生态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涉及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内容,包括全球和国内生态治理两个层次。其中,关于全球生态治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的贺信中强调,要“制定广泛合作、目标明确的公约新战略框架,共同推进全球荒漠生态系统治理”;关于国内生态治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的第六次集体学习中指出,“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大会上强调,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七、基于治理对象的论述分析

本文从治理对象维度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划分为党组织治理、营利组织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治理三方面,并对其要点展开分析。

(一)党组织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组织治理问题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指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要推动全党尊崇党章;要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于《求是》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强调,“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2019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制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二)营利组织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利组织治理的重要论述涵盖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营利性法人组织治理内容。在国有企业治理方面,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指出,“要着力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绩效考核,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金融机构治理方面,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的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经营理念,推动金融机构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责任,完善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违约处置机制”;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习近平也指出,“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

(三)非营利组织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重要论述包括高校、行业组织、医院等法人组织治理内容。其中,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了习近平的高校治理理念,指出“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2016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了习近平的文化领域行业组织治理理念,指出“要通过明确职能定位、做好培育发展、完善内部治理、强化规范管理等,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有效监管、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行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医院治理问题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阐述了其现代医院治理理念,指出要“推动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建立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八、研究总结

本文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问题重要论述的领域分布情况以及文件发布年份、具体类型和适用范围情况进行分析,尝试从治理边界、治理内容和治理对象三个维度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重要论述的体系框架并分析其要点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体系框架三个维度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例如,治理对象维度的金融机构治理是治理内容维度中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边界维度中的国家治理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14],经过以上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全面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既重视国内治理,也重视国际治理;涉及經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多个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各个领域的治理思想;同时,针对的对象包含党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因此具有全面性的特征。

第二,战略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基于人类发展的长远目标所进行的思考。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治理的战略性思考;生态治理理论中的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理念,也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治理理论聚焦于全局、长远发展,是具有战略性的理论。

第三,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从治理边界角度看,全球、区域、国家和地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相互影响;从治理内容角度,有效的政府治理尤其是作风治理对于推动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领域的治理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治理对象角度,完善的党组织治理能够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中的作用。

第四,层次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的重要论述按照层次可以划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区治理。其中,全球治理是最高层次,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各区域、国家治理的配合;而地区治理是最基础的层次,良好的地区治理,能够推动国家治理进步,进而发挥国家治理在区域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第五,前瞻性。在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和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治理理论体系也在不断丰富,其内容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例如,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始关注对网络安全的治理;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开始重视沙特、埃及和伊朗这三大中东大国的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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