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反哺行为与城市社区家庭中亲代的数字公民化
——基于天津市76 个家庭的实证研究

童耀庆

（天津师范大学 音乐与影视学院，天津 300387）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第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全国中老年人上网率仍在不断上升，40～49 岁的网民群体占比由2017 年底的13.2%扩大至15.6%，50 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由2017 年底的10.5%提升至12.5%。根据周裕琼对数字移民的年龄界定，在1995 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前步入成年的群体，即目前年龄在42 岁以上、以中老年为主的人群成为一批典型的数字移民，即“在面对数字科技和数字文化时，必须经历并不顺畅或较为艰难历程的学习者”。家庭向来承担了大部分社会化教育的职能，这一特殊场域存在着家庭亲代这一典型的数字移民群体。伴随数字时代到来的“继续社会化”成为数字移民群体的迫切需求。在亲代进一步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能否在数字化社会中培养较高的数字公民意识、成为一个合格的数字公民，面临着数字礼法、数字素养以及数字权责等多方面的考验。在亲代数字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过程中，以家庭场域为核心的数字反哺的作用需要得到强调。数字反哺的作用得到强调的背景是数字代沟的产生，即中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在信息获取和媒介的运用上产生的差异。早在2002 年，一次有关数字反哺行为的调查显示：成年人已经意识到并承认，在电脑网络方面他们的子女已经超越了他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数字代沟早已存在。

2010 年，江宇、罗爱萍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数字时代家庭文化反哺与技术反哺成为缩小数字代沟、提升全民新媒体素养的路径之一。周裕琼的量化考察也显示，文化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革家庭结构的难得机遇。然而，根据第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 年12 月，我国10～39 岁的网民群体仍占整体网民的67.8%，年轻人为互联网使用的主要群体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变。我国家庭中子代与亲代在数字化生活的各方面存在的数字代沟仍然存在，不断加剧的数字代沟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1］。那么，数字代沟是否涉及数字公民意识的层面？如果数字反哺对新媒体素养和家庭结构改革有正向影响，那么数字反哺行为是否能够对数字公民意识构成正向影响，促进城市社区家庭亲代向数字公民转化？

二、研究假设

（一）数字代沟

数字代沟是数字鸿沟在家庭层面的表现。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数字鸿沟广泛存在于接入、使用与知识三个方面。在家庭内部，数字鸿沟即表现为父母和子女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针对社会各界人群的反复调查已经表明，我国家庭内部存在数字代沟，并且这种代沟呈现扩大的趋势。从数字公民意识的九要素来看，数字技能、数字知识以及数字接入都包含在数字公民意识的要求中。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1：我国城市社区家庭内的数字代沟已经扩大到数字公民意识层面。

（二）数字反哺

数字反哺的概念是在数字代沟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数字代沟的逐步扩大，使家庭场域内亲子代的对比中出现新媒体运用、采纳的差异性，往往会让两代人以对话的形式进行交流，推动不同代际的新媒体互动。这种互动往往是建立在以子女为重心的、亲代进行“反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即传统意义上处于受教育地位的人对施教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2］。研究者将文化反哺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使用上的体现归纳为“数字反哺”。数字反哺是文化反哺现象的一种形式，究其根源仍旧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一种技术传播方式，是包含网络技术知识与数字文化的两方面反哺；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的领域是全方面的，不仅体现在文化知识、消费意向、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上，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倾向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父辈［3］。结合我国目前网民群体年龄结构极不均衡的状况，以及数字反哺同时兼备“技术反哺”和“文化反哺”的功能，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H2：数字反哺对数字公民意识具有正向影响。

（三）数字公民

有关数字公民具有较大承认力的研究是Mike Ribble 博士提出的数字公民的三大主题：尊重、教育与保护。他又将其扩展为九个要素：数字礼仪、数字接入、数字法律、数字素养、数字交流、数字商务、数字权利与责任、数字安全及数字健康［4］。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对影响数字公民意识的因素进行实证。Abdulrahman Al-Zahrani 在2015 年的研究中检验了影响数字公民网络参与意识的相关因素。证实了数字公民意识对数字公民网络参与的正向影响。Shun Xu 等人在2018 年的实证研究中证实了媒体社交能力与数字公民意识之间的相关性。在家庭场域中，数字反哺本身或可以被认为是子代数字公民意识高度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H3：城市社区家庭数字公民意识的提高对数字反哺的效果具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过程

在答题对象的把控上，本研究认为年龄在16～70岁的答题者对“数字公民意识”与“数字反哺”有较好的理解，并且子代在16 岁以上的家庭其亲代有较大可能符合42 岁以上的数字移民年龄要求。本研究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整个调查于2019 年10 月下旬进行，通过对天津本地城市家庭的调查，共回收问卷154 份，经家庭亲子对照后，共形成76 组有效家庭样本。

（一）数字公民意识相关变量的测量

数字素养是Mike Ribble 博士所提出的数字公民的九个要求之一。从以往研究看，学者们着重从认知和技能两个维度对数字素养进行操作化考察，尽管对每个维度的具体操作不尽相同，但大多绕不过这两个维度。在2012 年以后，数字参与也成为测量数字公民意识的相关变量不可或缺的维度［5］。在数字社区中合理、安全地对信息的获取、辨识、评估及利用的能力与意愿同时也应是数字公民意识所包含的要素。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数字公民意识分解为数字技术、数字知识、数字安全、数字参与及数字权责五个维度，并据此设计具体问题。

研究基于祝建华的互联网使用技能量表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中国网络应用使用的分析数据，同时参考江宇与罗爱萍的网络媒介素养测量量表，并结合Mike Ribble 对数字公民意识的界定，构造了由11 个题项分两组题目组成的矩阵量表。

（二）数字反哺效果相关变量的测量

数字反哺效果是对亲代数字素养提高程度以及对代际关系变化程度的测定，研究参考李涵的反哺效果矩阵量表［6］，构建了测量指标。本部分由两道矩阵量表题目组成，数字反哺效果的题目列举了语言习惯、消费方式、思想观念及生活习惯四项数字化生活的主要方面，以考察反哺在不同层面的效果和城市社区家庭中亲子代双方在反哺后变化的明显程度。

四、数据分析

（一）数字代沟

总体上，子代和亲代在数字素养以及组成数字公民意识的数字安全、数字权责、数字参与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子代所掌握的网络知识及技能、参与网络互动能力、对数字信息的处理能力及安全与规则意识都要高于亲代（见表1）。

表1 亲子代数字素养与数字公民意识t 检验结果

从表1 可以发现，亲子代数字技术与知识方面存在差异与不同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在长期对智能设备的学习与使用过程中，亲代的数字技能水平与数字知识水平在不断提高。研究也注意到：在数字公民意识中的权利与责任方面，亲代中总体社会化程度更高的人群与子代的差距并不明显。

（二）数字反哺与数字公民意识

本部分将反哺效果矩阵量表的每个题项进行赋值，计算出单个家庭的平均得分，再与所有样本家庭的平均得分进行对比，高于平均值的可以认为该家庭反哺效果较好，低于平均值的认为其反哺效果较差。同理，对数字公民意识矩阵量表经上述方式对比后，分别得出对家庭数字反哺的效果与数字公民的意识的t 检验结果以及数字公民意识与家庭数字反哺效果的t 检验结果，如表2、3 所示。

表2 数字反哺效果与数字公民意识t 检验结果

表3 数字公民意识与数字反哺效果t 检验结果

分析发现：反哺效果较好的家庭在数字生活中的安全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方面整体上优于反哺效果较差的家庭，且数字公民素养较高的家庭在数字生活中的主要方面获得反哺的效果更好。

五、结果与讨论

“数字代沟”依然存在，而且在数字公民意识方面也存在数字代沟。研究中所测量的家庭中亲代的数字公民意识要素水平整体低于子代；亲代在数字生活中，尤其是安全意识与参与能力方面不如子代。同时，数字反哺对家庭成员的数字公民意识能够产生正向影响，数字公民素养的不同也能够影响数字反哺效果的优劣。但是，亲代在经过对数字社会的不断适应之后，其数字公民意识有所提高，之前研究证明的数字技术、数字知识方面存在的数字代沟在本次研究中并不显著。尤其是数字技术方面，城市社区家庭中亲代在数字技术方面现已几乎没有障碍。数字代沟通过数字反哺等有效途径获得了弥合，城市社区家庭中亲代的数字公民意识获得了提高。

亲代参与意识的不足让数字时代家庭内的文化断层呈现扩大的趋势；同时，家庭内部掀起的亲子地位“静悄悄的革命”昭示着以“文化反哺”为特征的新的知识文化传承方式正在改变过去完全由家长灌输给孩子知识文化的纵向传递模式。在当今亲代网络技术障碍基本被消除、亲代大规模接入网络的背景下，以往亲子间纯粹的对数字技术与数字观念的冲突开始转变为在数字生活的主要方面的冲突。在消除接入障碍的家庭中，数字时代带来的文化冲突已经超越了技术冲突，而数字反哺的重心也应该回归“文化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