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贸易政策制度体系建设

张伟

最近一段时间的几则报道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2019年12月27日，媒体报道，北斗导航产业规模去年超过3400亿元，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在2018年就已经突破了6200亿元。这个产业未来几年预计将超过万亿级人民币的规模，而且还在呈两位数的增长。

2020年1月3日，中储智运成为国家物流信息平台战略合作伙伴，通过利用区块链的技术，构建了聚合供应链上下游的物流、商品交易、支付、结算、融资等各类数据，这个第三方数字化、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是一个智慧大物流的突破。

无独有偶，同一天，全国首单特殊区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零售货物起航。从国内企业将出口商品按货物报关，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在特殊监管区内完成理货，拼箱后批量出口至海外仓，再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完成零售后将商品从海外仓运达境外消费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B2B2C的一个模式。

1月3日，国务院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常务会议部署了承接服务外包能力建设和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会议提出了运用信息技术推进深化服务外包领域放管服改革。跨境服务外包是全球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有利于实现中国服务，使服务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

这几件事情给我们四点启发：第一，2020年高质量增长要提高和改善供结侧结构，这是实现我们预期目标的关键。所以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提高和改善我们GDP的增长和结构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是一个新的业态。第二，数字经济下发生了贸易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些重大改变与传统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新业态。第三，这些变化带来了监管体系变化，政策体系也随之变化，比如金融信贷政策、税收政策等。第四，以上这些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带来标准的认定要发生改变，必然会带来国际规则的认定也会发生改变，必然还会带来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权方面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是数字经济及其服务贸易遇到的新挑战，为此提出以下应对建议：

第一，完善政府支持体系建设，重点落在引导投资和政府监管方面。加大行业引导，把数字技术应用作为带动我国企业不断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领军行业，细分产业投资目录，组建“十四五”专项投资基金，完善政府引导基金，以委托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通过有限资金吸引更多长期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监管方面，鼓励创新发展，在数字贸易方面，允许通过电子围网等技术手段将海关监管范围扩展到经认定的国内仓、集货仓，构建系统、智能的物流服务体系、产品溯源体系。

第二，完善税收、金融支持体系，重点落在直接税优惠和信贷支持新业态生产性物流上。应深化结构性减税，放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条件；数字技术应用产业适用10%—15%的所得税税率，对其研发费用和智力投入提高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对领军企业投资实行投资抵免，对服务贸易海外投资取得利润再投资的，实行所得税减免。在特殊监管区的出口企业适用即征即退的出口退税政策，区内完成退税。支持以大数据为背景的生产性商品的贸易，特别是B2B的跨境电商，实现信用、保理、供应链金融和信贷服务。

第三，完善数字技术产业和数字贸易的海外布局，重点落在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制定、重构和增加国内企业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商业合作渠道上。政府援外资金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对数字技术和贸易在全球分布给予支持，力求得到国际市场认可。支持企业以境外投资形式替代出口，规避知识产权壁垒。借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方式，鼓励国内母公司将专利商标许可转让给境外子公司，获取知识产权收益。加强高新技术的国际合作，既鼓励国内企业拓展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商业合作渠道，也鼓励外商以先进技术和专利出资投资。

第四，完善制度性开放路径，重点落在全面推进服务提供方式丰富和发展上。一是数字经济的开放发展，进一步增加跨境支付的商业渠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边界越来越难以界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两者粘合一起，推动金融、保險、电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将会有效提升金融、航运、商贸、文化和社会的多种服务通道和质量。二是高端服务行业的开放发展，进一步提升新业态的形成，带动商业存在高端价值链的加倍增长。传统的自贸协定不会将金融、娱乐、医疗、会计等中高端的服务业列为开放部门，只有将这些领域的准入更加开放，才能加快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三是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发展，促使自由人移动形成制度和规模，更加完善和提高营商环境的质量。比如给科技人才入境长期签证，再比如允许境外劳动力进入中国市场。

（作者系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