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对“华夏”的汇流图源与文明融融研究

摘 要：十六国时期，华夏大地由各民族建立的政权相互接触，推动了彼此的了解，以及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与经验等方面的认同，主要体现在：十六国的君主在探索民族起源时几乎都朝向“华夏”认祖归宗、在治国实践中积极倡导复兴“传统文化”，他们大都循礼立制，致力于本朝政治制度的建设。上述举措对于不同族群间的接触、交往、沟通，进而熔铸为一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十六国;华夏;文明;融融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1.075

在十六国中，前凉、西凉等由汉族建立，其余政权则由匈奴等少数民族所建。虽然十六国被批为“假名窃号”，甚至有“夷狄之乱中华”的偏见，但在推动中国各民族的相互接触、了解以及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与经验等方面的认同中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

1 十六国的君主在探索民族起源时几乎都朝向“华夏”认祖归宗

汉赵王朝的开国皇帝刘渊，拥有汉族血统，其先祖可以追溯到西漢时期的冒顿单于。刘邦将宗室之女和亲于冒顿单于，并与其兄弟相称，于是冒顿单于的后人以刘为姓，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传至刘渊。有了这样的血脉渊源，刘渊自然地将自己与刘汉联系在一起，“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按照宗法“兄亡弟绍”乃是祖宗规矩，基于此，刘渊给自己的王朝定名为“汉”，并“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抛开政治舆论不谈，刘渊之言确确实实反映出当时不同民族血缘融合已经非常深刻的现实。刘渊称“汉王”时（304年）的令文将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表达的更为清晰。其文由“昔我太祖高皇帝”说起一直谈到“后帝窘辱”，借助历史根据表达了自己的正统身份及对两汉、蜀汉的强烈认同，对自己的定位也由“汉氏之甥”转化为汉氏传人。这里自然离不开政治斗争的需要，但其所述血脉关联确非空穴来风。另一位匈奴人赫连勃勃以大禹、夏王朝的接班人自居，建立胡夏（赫连夏），在为所建宫殿写作的序文中将大禹尊称为“我皇祖”，对大禹治水、“光启有夏”予以大力歌颂，“魏巍大禹，堂堂圣功。仁被苍生，德格玄穹”。如此言论，在夷夏动荡的民族关系演化中颇具凝聚人心的作用。十六国君主大多有此言论，这里不再赘述。这些首脑人物对民族起源的追溯，对华夏及各族文化的认同，既表明其人对民族融合成果的认同，也是对民族融合现实的认同。这种认同对于不同族群间的接触、交往、沟通，进而熔铸为一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

2 十六国君主在治国实践中积极倡导复兴“传统文化”

对于以齐鲁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此时的君主不仅主张复兴，更为这种文化感到骄傲。南燕君主慕容德（鲜卑人）尤其酷爱齐鲁文化，他曾经“大集诸生，亲临策试。既而飨宴，乘高远瞩”。他一方面赞美齐鲁文化全盛时“恣非马之雄辞，奋谈天之逸辩，指麾则红紫成章，俯仰则丘陵生韵”的景象，又为“至于今日，荒草颓坟，气消烟灭”的状况深表惋惜。其尚书鲁邃赞美慕容德：“武王封比干之墓，汉祖祭信陵之坟，皆留心贤哲，每怀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泽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宁不衔荷矣。”鲁邃之言固然不乏夸大溢美之意，但君臣二人对上古贤者的敬仰，表达的则是对其所代表的文化的服膺与认同。这样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传统的现象在当时绝非个案，而是非常普遍的。羌族人姚兴所建立的后秦（384年-417年）曾经打算借南凉（鲜卑政权）之危发起军事行动。姚兴派韦宗（时任尚书郎）到南凉刺探情况。韦宗发现南凉人对中原各王朝的历史、典章非常熟悉，而且纵论古今，运用自如，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

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还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中。汉化匈奴人刘曜年轻时代“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建立前赵（304年-329年）政权后，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一个小小的地方割据政权，人口仅仅300余万，竟然能够选拔1500人分层级地进行教育，称为“盛举”并不为过。虽然后人评价刘曜对人民施以高压，治国无方，但其在动荡时局中，国祚仅仅20余年的条件下重视文化建设的举动的确是值得一书的事件。可以这样说，治国无方是其能力问题，大力开展儒学教育，将华夏文化融于政权建设则是态度和认识问题。臭名昭著的石勒、石虎治国中均有过类似措施。要论文化融合成绩最突出者，非苻坚莫属。作为前秦（350年-394年）国君，苻坚不仅“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对于品性、才学卓越者“皆旌表之”。苻坚甚至“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他提出每月3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苻坚的这些做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苻坚的努力不仅使各族人民沐浴了儒学之风，使得学习华夏文化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强化了各族人民共有的思想文化基础，文化的认同感、包容感极大增强。在太学博士王寔看来，“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苻坚之举可谓“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上述评论贬低了刘渊、刘曜、石勒、石虎等人的贡献，考虑到王寔的身份尚属情有可原。从另外一方面确实反映了其时文化认同与融合的难得氛围。

3 循礼建制

民族融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制度文明的认同。十六国时期的君主大都循礼立制，致力于本朝政治制度的建设。撮其要者可归纳为三点：

其一，关于祀礼。祭祀鬼神先祖是各民族共有的传统，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后，其祀礼开始向中原标准靠拢。比如，羌人所建后秦曾经发生的一次祀礼之争颇为典型。文桓帝姚兴的母亲过世，姚兴非常痛苦，无法正常打理朝政。“群臣议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就是说，安葬过世者之后就可以穿吉服了。“尚书郎李嵩上疏曰‘三王异制，五帝殊礼。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其意在强调三王五帝虽然在礼仪、制度方面有所差异，但以“孝”治理天下则是共同遵循的规矩。作为帝王应该穿着素服临朝，以为天下人之楷模。尹纬（汉人，尚书左仆射）批驳说：“帝王丧制，汉、魏为准。嵩矫常越礼，愆于轨度，请付有司，以专擅论。既葬即吉，乞依前议。”姚兴则以法三王五帝为准则，出面支持李嵩：“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仆射弃先王之典，而欲遵汉、魏之权制，岂所望于朝贤哉！其一依嵩议。”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承继三王五帝的圣人标准，还是取法汉魏的权宜之计。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孝，不仅是家庭伦理，更是政治伦理。由此事可以洞见“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对少数民族政治规则的影响。

其二，关于王位（君位）继承的制度。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王位继承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王位继承问题能否通过制度安排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从夏启开始到十六国时期，历经2000多年，中原王朝形成了基本成熟的“嫡长子继承制”，其之于社稷安定的贡献尤为突出。此时的十六国政权同样面临王位继承问题，其解决方案则贯彻了“拿来主义”精神。比如，前赵君主刘曜曾立刘胤（刘义孙）为继承人。后刘胤遭俘不知下落，刘熙（刘义光）得立“世子”。吊诡的是刘胤脱险归来，并得到刘曜和朝中大臣的看重。废立问题成为前赵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参与废立争论的各方依据的都是周、汉之制。如刘曜欲立刘胤时说：“义孙年长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远追周文，近踪光武，使宗庙有太山之安，义光饗无疆之福”。持支持态度的太傅呼延晏等人说：“陛下远拟周汉，为国家无穷之计，岂惟臣等赖之，实亦宗庙四海之庆。”持反对态度的左光禄卜泰、太子太保韩广等人则认为：“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择圣表而超树之可也。光武缘母色而废立，岂足为圣朝之模范！光武诚以东海篡统，何必不如明帝！”各方之言看似都有道理，根据也来源于周、汉，差别在于是据事还是循制。废立之事最后以制度认同战胜事例依据，刘熙之位得保。

其三，关于依法治国。治国是否能够依法而行是衡量文明成色的重要标准。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立国时间大多短暂，但致力于依法治国的实践还是值得关注的。前秦苻坚时代王猛依法处置“贵戚强豪”在当时堪称少数民族治国理政的典范。苻健（前秦高祖）的妻弟强德位居特进（加官），“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王猛与邓羌对贵戚强豪的依法裁制，有力地打击了前秦境内的强梁霸道之徒，一时间“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这种改变使苻坚发出如此感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尝到依法治国甜头的苻坚“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种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长史刑罚失中、为百姓所苦，清修疾恶、劝课农桑、有便于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皆令具条以闻。”由是观之，苻坚不仅注重了依法治国，可谓德法并举，同时做到了对“国族”（氐族）与戎夷的一视同仁。前秦能够基本统一北方就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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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智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基地班在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