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账

那一年，我在总编室行走，专司报社鸡零狗碎的破事——收发稿件啦，邮寄稿费啦，冲洗胶卷啦，购买文具啦……总之，就像一个打杂的，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屁颠屁颠地为编辑记者们打下手、搞服务。对这项差事，我很不满意，自己堂堂一个新闻摄影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不到新闻采写一线去冲锋陷阵，而像一个半老堂客一样，净做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勾当，很是没劲。但社长不这么认为，他说，你分来不到两年，我就安排了一个这么重要的岗位给你，你不谢我，还啰里啰嗦，真不懂味。

那时节，我们报社除了五个专职摄影记者，不少文字记者也装模作样地背着相机，咔嚓咔嚓，四处乱拍，胶卷用量和冲洗数量大得惊人。为了方便，我将这项业务定点到韩师傅的“海鸥照相馆”，一月结一次账。“海鸥照相馆”在南湖大道路口，离报社有好几百米远，排场并不大，门头甚至还略略有些寒酸，远没报社附近那几家影楼威武。我之所以舍近求远，完全是因为韩露。韩露是韩师傅的女儿，十八九岁，长得白白嫩嫩，水灵灵的，尤其是一双黑汪汪的大眼睛，清澈透亮，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就像快门一般，把我的魂魄都要摄进去了。那天从“海鸥照相馆”经过，看到坐在柜台后的韩露，我毫不犹豫，当场就决定把这作为定点。

我每天都要到“海鸥照相馆”去很多次，拿胶卷，送胶卷，取照片，签字，记账，偷偷看韩露，总是来去匆匆，风忙火急。碰到事不多时，就一屁股坐下，喝茶，聊天。韩师傅四十多岁，以前是钢球厂的宣传干事，从事摄影二十多年了，虽然理论知识不扎实，但实践经验很丰富，特别是他的人像摄影，让我佩服得不行。我们坐在藤椅上，喝着铁观音，聊新闻，聊摄影，聊世事，畅快无比。韩露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跟着韩师傅学照相兼收银。每次见到我，她都异常热情，眼光中充满了对大学生的崇拜和景仰。只要我一坐下，她的长睫毛就闪个不停，抛出一大堆的摄影专业问题请教我，紧张得我满头冒汗，目光乱蹿，但心底又希望她再多提些问题。到“海鸥照相馆”去，是我那时节最开心的事情，尽管我始终认为做那些杂事毫无意义，但能与志趣相同的韩师傅聊天，能与青春貌美的韩露接触，也是相当开心了。我甚至还盯着韩露暗想，要是早些認识她就好了。

第一次跟韩师傅结账，总共是六千多块钱。这个数目，对我们报社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三分之一个版就回来了，但对韩师傅这样的小店来说，无疑是笔大业务。那天，韩露飞快地开好发票，一脸灿笑，有些讨好地递给我。韩师傅却一把抢过，横了女儿一眼，沉着脸说：“你不晓得多开一些啊！”然后给我点了一根烟，不好意思地说：“她从没开过公家单位打包结算的票，你莫见怪。”我望望韩师傅，又望望韩露，然后与她一起望着韩师傅，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多开一些做什么？”韩师傅诡秘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跑来跑去辛苦了，多开千把块钱去买条烟抽。”哦，我想起来了，我到文具店拿文具，到电脑店拿耗材，老板都是满脸堆笑地一再表示：“结账时不会让你吃亏的。”原来经个手能获得这么丰厚的利益哦，怪不得社长说我不识好歹。可是，从小到大，父母就反复教育我，不义之财坚决不可取;学新闻摄影，又让我懂得真实不单是新闻的第一要义，更是做人的根本;何况，当着清纯漂亮的韩露的面，我又怎能弄虚作假呢？我连忙摆着手对韩师傅说：“别别别，千万不要多开，我从来不这样搞的！是多少就开多少，只要不比外面贵就行。”从韩师傅手里接过发票，我看到他们父女俩都用敬重的目光望着我，韩露还特意从柜台里走出，客客气气把我送出店门。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市上，我昂着头，感到内心盛满了阳光。

我把发票送给社长签字。社长看了一下数字，随口说了句“这个月的摄影成本下降了啊”，然后就大笔一挥，爽快地签掉了。他将发票还我时，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喜欢这项工作了吧？”我笑笑，说：“还行。”

我将报了的账款带给韩师傅，韩露从柜台下面，拿出两条早就准备好的芙蓉王，硬要送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肯要，她说什么也要给。看得出，他们是真心想感谢我。看到我往外面走，韩露跑了过来，细嫩的双手紧紧拉住我，柔软的胸部都抵着我的后背了。她白净的脸庞涨得通红，把我也搞得很不好意思。我烟瘾大，平时很少抽这么好的货色，但是，这两条烟，我真心不想拿，也不能拿，我不想改变自己，更不想改变自己在韩露心中的形象。我吓唬韩露说：“你硬要给我，下个月就不到你这里定点了。”韩师傅摆摆手，对韩露说：“算了吧，来日方长。”韩露这才松开手，目送我离去，她那双黑汪汪的大眼睛里，一片幽深。

从此以后，我发现韩师傅父女对我更加热情了。一听到我的声音，韩师傅就拿着一包好烟，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来。聊天时，他非常信任地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店里的经营状况讲给我听，甚至，连行业的黑幕，也毫不设防地告诉我。我也把单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及自己心里的烦恼，一五一十地说出来。短短几个月，我们俨然就成了一对交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从与韩师傅的交流和接触中，我发现他不单是一个正派的生意人，更是一个有傲骨的艺术家。他对我说，他最看不惯那些要回扣多开票的伪君子，别看表面上对他们客客气气，其实心底里根本就瞧不起。“难得啊，小梁，像你这样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他总是发出这样的感慨。而韩露，我则能从她的热情中，体会到更多的关心。夏天里，看到我满头大汗进来，她飞快地跑去把空调打开，又麻利地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塞给我;冬天里，看到我鼻子冻得通红，她把烤火炉打到最大挡，还细心地帮我把羽绒服帽子里的雪花拍掉。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把她与女朋友对比。女朋友是我大学同学，谈了好多年了，我爱她，但总觉得她缺乏韩露的清澈与纯净。

我与女朋友定在这年的国庆节结婚。拍婚纱照时，女朋友说：“就到海鸥去吧，韩师傅技术好，你又照顾了他的生意，叫他免个单不就得了。”我坚决不同意，女朋友生了我几天气后，才极不情愿地到报社附近一家影楼，赌气拍了一套超级豪华的照片，花掉我四千多块钱。她用手指点着我的脑门，又心痛又气恼地说：“你呀——真蠢！”这事后来被韩师傅父女知道了，韩师傅问我：“你不相信我的技术？”我说：“不是，我不想让单位的人说闲话。”韩师傅说：“说什么屁闲话，你一没多开票，二没拿回扣，怕什么怕？再说了，婚纱照的成本才多少钱？我又不是没告诉过你！”我说：“做人还是清白一些的好。”韩师傅叹口气，摇头。韩露趴在柜台上，不理我。我逗了她半天，她才抬起头，扑闪着长长的睫毛，委屈地说：“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我看见，她的眼睛一片潮红。

转眼就到年底了。这一年，我跟韩师傅合作得非常愉快，在他这里拿的胶卷、洗的照片，记者们都说质量很好;财务室的同事也说，今年的摄影费用比往年节省了万多块。平时我一般一个月跟韩师傅结一次账，碰到事多或忘记了，两三个月结一次，他也从来不催，根本不像文具店电脑店老板那样，一到月底电话就催命般打，好像生怕我卷款潜逃一样。我想，把韩师傅最后一个月的账结掉，今年的差事就算功德圆满了。我把发票送给社长签字，他看了看，压到鼠标下，说：“先放到这里吧。”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他，他说有事要出去。快要过年了，我再次找社长。社长微笑着问我：“海鸥的老板是你亲戚？”我摇头说不是，社长说：“你告诉他，年底报社经济紧张，这点账年后再说。”报社今年不是效益很好么，怎么连几千块钱都没有？老婆听我说了这事，又一次用手指点着我的脑门说：“你呀——真蠢！社长这是要你送礼呢！一年几万块的业务，过年还不打点一下，这账你结得掉？”可是，我又没得半点好处，哪里来钱送礼？要韩师傅自己出，我更加说不出口。过年前两天，瞒着老婆，我从自己的存折上取了几千块，给韩师傅把账结掉了。看到韩露拿出一个大红包，我转身就跑出店门，逃之夭夭。

过年后，我找了社长很多次，他才极不情愿地将“海鸥照相馆”的发票签掉。但不久人事科就通知我，要我到发行部去做征订员。在报社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领导如果不喜欢某个人，往往就让其到发行部去订报纸，自生自灭，名义上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实际上是变相的惩罚。想想自己大学毕业后，豪情万丈地进入报社，一心想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但三四年了，尽做些打杂跑腿的鬼事，新闻的边都没沾到，这样混下去还有何意义？思前想后，我决定停薪留职，做一个自由调查记者。老婆在石油系统工作，收入可观，她想了一下，说：“也好，就当我养你几年，帮你交笔学费，好让你吃点苦头，明白一些道理。”

做自由调查记者，自然少不了拍照。我没有固定收入，就想将胶卷和冲洗的费用先在“海鸥照相馆”记账。但我并没有告诉韩师傅父女真相，因为此前到电脑店记耗材账，老板听说我不在报社后，立马变脸不同意。我相信韩师傅父女不是那样的人，但商人注重利益，关心账款安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没有必要再次自找麻烦。韩师傅父女还是像以前那样，每次都热情地接待我，尽管记的账目不及去年的一个零头，他们也没问我原因，更没有降低对我的友善。我当然也没有画蛇添足地去解释。

我这个自由调查记者，做得并不成功，耗费大量的精力，辛辛苦苦写出的稿子，一个月却发不了几篇，收到的稿费，还不及自己的烟钱。韩师傅那里的账，几个月了都没钱去结，每次看到韩露，我都非常愧疚，尽管荷包里没有几块钱，嘴巴上却说：“帮我算算那些账吧，该结啦。”韩露总是说：“没有多少钱，不急！”

眨眼又是年底了，我从老婆那里拿了一笔钱，决定去把韩师傅的账结掉。韩露坐着不动，笑嘻嘻地望着我说：“那么一点点钱，结什么账，不结！”看到我充满疑问的目光，韩师傅说：“小梁，你也不容易，你自己的这点账就算了。”

我大吃一惊：“你们知道我没在报社了？”

韩露睫毛直闪：“年初就知道了呢。”

“那为何还给我记账？不怕我飞掉吗？”

“你的人品和信誉在我们这里记着呢。”韩师傅微笑着说。

我原本也想顺水推舟接受他们这番好意，因为我实在是缺钱，但听韩师傅这么评价我，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我感到他们心中记下的我的好，远比账本上记下的账要珍贵，我有责任去珍惜和维护自己的这种品质。我从钱包里数出两千元钱，估摸跟账目差不太多，放到柜台上说：“谢谢你们，账不能免！”韩师傅拿着钱追了出来，我跑出好远，还听到他在背后喊：“小梁，明年还来我这里记账啊！”

第二年，我没再去韩师傅那里记账了。我已不做自由调查记者，不拍照，不洗相片，无账可记。这一年，我俩的宝贝儿子出生了，我每天的事情就是带孩子玩，日子过得倒也风平浪静。但每每坐车从“海鸥照相馆”经过，我都要把头伸出窗外，不停地打望。我的心里，一直记着这里，记着里面的韩师傅，记着韩露的清纯和美丽。

儿子周岁前一天的晚上，我意外接到韩师傅的电话，他说：“明天是你小孩的生日吧？抱过来，我免费给他拍一套纪念照。”我起初推辞，听到韩师傅在电话中发起脾气，才答应下来。挂掉电话，我感慨万千，文具店电脑店的老板，如今在街上碰到都裝作不认识我。难为韩师傅，这么久了还记着我，他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之后的日子，每每看到墙上挂着的儿子36寸巨照，翻着韩露亲手装帧的精美影集，我在心里一再叮嘱自己：韩师傅父女的这笔情，一定要记着！

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的我，已成为报社的社长，手下管着几百号人，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次停薪留职不到三年，原来的社长就调走了，新任社长是我大学的校友，他要我赶紧回去，并任命我为广告部副主任。我说自己的性格不适合跟商家打交道，还是到新闻采编部门好些。社长说：“你蠢吧，新闻有屁搞头，做广告才来钱啊！”但我真的不适合做广告，到广告部近半年了，还没什么业绩。有的客户，明明谈妥找我上版面的，结果却给了其他同事;有的客户，方案价格什么的都无异议，但就是拖着不上;有的客户，广告是做了，但我就是结不到账。社长找我谈话：“你呀，不能再一副清高正气的作派了，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适应，该给的，就大胆给嘛，大把给嘛，我就不信你做不好！”老婆也一天到晚在我耳边念，还不断地给我支招。是面子重要，还是肚子重要？经过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转变，我终于按照社长和老婆的指引，赢得了大量的客户。到我担任广告部主任时，报社的经济命脉基本控制在自己手中了。社长跟我开玩笑说：“现在的梁主任轻轻跺一脚，整个报业大厦都要抖三抖呢！”手中有客户，账上有数字，嘴巴就有了话语权，我很快提升为副社长，后来我的大学校友社长高升到市政府去任职，社长的位子也水到渠成地由我来坐了。回想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程，越来越觉得送礼给回扣，其实并没有那么面目可憎，它不仅方便了工作，还让双方得到实惠，如此双赢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走上领导岗位后，别人给我送礼或回扣，我也就理所当然地笑纳，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原本就应该如此。当然，偶尔想起“海鸥照相馆”，想起当年的自己，想起韩师傅，韩露，还是会静静地发一会儿呆。

我很多年没见到韩师傅父女了。“海鸥照相馆”早就从南湖大道路口消失，也不知是倒闭了，还是搬走了。那天傍晚在王家河散步，我无意中碰到了韩师傅，他除了头上多了几根白发，还是原来那个胖胖墩墩的样子。我高兴地大喊：“韩师傅，韩师傅！”韩师傅眯眼看了我半分钟，激动地跑过来，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哎呀，小……梁，梁社长！好多年没见到你了！”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当社长了，他说：“你的大名天天在报头下打着，谁不知道啊！”韩师傅告诉我，“海鸥照相馆”多年前就不搞了，人们都用数码相机，不需要胶卷，洗照片的也不多，混不下去。如今在天正电脑城开了一个数码产品小店，“生意马马虎虎，混点饭吃不成问题。”我说：“你怎么不来找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社长了。”韩师傅笑了笑，说：“你的性格我知道，我不想让你为难。”我说：“为难什么啊，你明天就到报社来，我给你点业务做。”

第二天，韩师傅早早就来到报社，我要办公室主任将各部门的电脑清一清，把那些时间久点的都淘汰掉，要韩师傅再送一批新产品来。韩师傅非常高兴，对我千恩万谢。我摆摆手说：“没什么没什么，小事情。”但我的内心同样十分高兴，因为我欠了他多年的那个情，如今终于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偿还了。

后来我又关照韩师傅到报社做了不少业务，大到给摄影部更换高档数码相机，给会议室装投影仪，小到日常用的碳粉u盘，都要他送。为了不让那个精怪似的办公室主任黑他，我叮嘱他先记账，以后直接找我来结。但很久了，也没见他来结账。一次他来送货，我问他，他咧嘴一笑：“你这里我还不放心？不急，不急。”

时间一晃就过去，到年底，韩师傅才开了一张总票来找我。我接过发票一看，一下就惊呆了，整整20万块，怎么这么多啊！看到这个数字，我脑子里条件反射般就计算出了该得的回扣数目，看到韩师傅乐呵呵地望着我，我才清醒过来，狠狠地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但是，韩师傅的这笔账，我现在真的不能签。别看报社家大业大，这几年效益每况愈下，一到年底，资金就压力山大。我面露难色，对韩师傅说：“你先放到这里吧。”我没说结，也没说不结，因为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小老板，几万块钱，也许就是一年的利润，全家大小都指望着它过年呢，我还是得帮他想想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韩师傅天天跑来找我，但我始终没有想出好办法。韩师傅很着急，也很烦躁，但还是没有表露出心底的愤怒。每次来，我都热情地接待他，诚恳地宽慰他。为了让他开心点，我还陪他聊当年“海鸥照相馆”的往事。我问他：“韩露呢？好多年没见过她了，那时节，她真漂亮！”埋着头没精打采抽烟的韩师傅，突然抬起了头，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他告诉我，韩露嫁到了长沙，和老公一起经营一家数码产品小公司，他店子里的货，大部分就是从她那里拿的。

第二天快下班时，韩露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穿着高跟黑马靴，一袭米色的风衣，罩着包臀黑短裙，涂了睫毛膏的睫毛，似乎比当初还要长，毛绒绒地扑闪扑闪。当年的那个青春美少女，如今已出落成一个性感大方的少妇了。我激动不已，捏着她的手连称漂亮，漂亮。

这天晚上，我单独邀请韩露，在华天大酒店的小包厢里共进晚餐。韩露这次来找我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帮她父亲结账。她笑盈盈地说：“梁哥，你这么大一个老板，还挤不出区区20万块钱？”我本想把自己的难处告诉她，但话到嘴边却成了“好说，好说！”我与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红酒，借着酒劲，我把在心底埋藏了十几年的那个秘密，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并且不由自主地说：“韩露啊，你不知道，我现在跟那个女人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了！”韩露微笑着说：“你喝多了，早些回去休息吧。”我脑壳歪到一边说：“我没醉！醉了也不用回去，我在楼上开了房间。”

我从华天醒来时，已是中午时分，没有看见韩露。我抽着鼻子使劲闻，房间里除了浓烈的酒味外，还有一脉淡淡的香水气息。我不清楚是谁把我送到这里来的，更不记得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我的眼前，交替出現着两个韩露的身影。我很想打个电话问问她，但昨天匆匆忙忙，居然连号码都忘了问。

我回到报社时，韩师傅早已在办公室等我。我问：“韩露呢？”韩师傅说：“她回长沙去了。社长，帮个忙哕，帮我把账结掉好啵？”我烦躁至极，挥挥手说：“你要韩露来，我还有点事找她。”韩师傅说：“她今晚就要和老公坐飞机到海南去过年，所以特意提前来看看我——年前肯定来不成了。”我说：“那就年后再说吧！”

当天晚上，韩师傅找到我在锦绣河山的住所，送来了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我说：“韩师傅，你这是干什么！我们是什么交情？我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忘记了吗？”韩师傅说：“我没有忘记，你的人品和信誉一直在我心里记着呢！要过年了，来你家看看，没别的意思。”这次他没问我结账的事，简单地交谈了一下，就起身告辞。他的脚步声还在楼道里响，老婆就麻利无比熟练万分地拆开了茶叶，从包装盒里抽出四扎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用手掂掂说：“四万块，差不多了。这人还算懂规矩。”我大吃一晾，没想到韩师傅最终还是对我用上了他最不齿的这一招。

我冲到阳台上，外面北风萧萧，朵朵雪花漫天飞舞。昏黄的路灯下，韩师傅裹紧棉袄，佝偻着腰，行走得跌跌撞撞。一行热泪，不由从我眼中漫出。我的眼前，不断跳现“海鸥照相馆”的幕幕往事。我知道，我在他心中牢记了好多年的那笔账，从此一笔勾销。

（丘脊梁，湖南平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见于《啄木鸟》《散文》《湖南文学》《延河》《广西文学》《山东文学》《青海湖》《星火》《芳草》《青春》等刊，有作品被《小说选刊》选载。出版有小说集《沿着一条河流回家》《地下的辉煌》，散文集《深埋的竹笋在唱歌》。）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