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伞风雨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去修这把伞呢？

我有过几次想要将它扔掉的冲动，但每次都将它留了下来。买一把伞的小钱还是有的。不过，让我花一百多块大洋去买一把伞，还真痛下不了决心。那天在杭州东站，见候车厅里有卖“天堂伞”的，便去问了一下价。一百八十八，售货小姐漫不经心的应答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支支吾吾地，像犯了错似的，赶紧抽身退了出来。

我这把天堂伞，是一位朋友送的。伞柄扎实，伞骨结实，伞布厚实，轻轻按下自动按钮，伞骨便“咔哒”一声弹出，伞布“嘭”地一声张开，这力度与节奏，皆有音乐的美感。将它举过头顶，便能挡雨遮风，行走天下。这些年来，它陪我走过了几座小城，见证了风雨冷热，历经了冬夏春秋。伞布依旧色泽亮丽，伞骨的金属镀层仍旧亮锃锃的，完全看不出是旧物。

不过，伞终究也是有命运的。就像一个人，历经生活的磨难与重压，总有精疲力竭撑不住的时候，终于在某一天，倒下了。我的这把伞，终究也没能逃过这样的命运。

风和日丽时，我习惯将它置于某个角落，不闻不问。等到哪天有雨，它便要粉墨登场了。按下按钮，“咔哒”一声，伞骨依旧弹出，“嘭”的一声，伞布仍能张开。只是，这声音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那份干脆澄澈，一根儿断了一截的伞骨，孤零零地吊在伞布下面，晃晃荡荡，仿佛一条快要断了的手臂。

我突然想起一位“抛光”工人来。他的工作是，负责将一夹子餐具放进轰隆作响的抛光机里“抛光”。抛光机的麻轮飞速旋转，麻轮与餐具剧烈摩擦，火星四溅，青烟直冒，声音刺耳。约莫半分钟，他再将它们取出来，放进紧挨着的另一台机器里，重复这样的抛磨。一件餐具最终能光滑如玉，闪闪发亮，登上饕餮盛宴的餐桌，大抵上要经过近十台这样的机器打磨。整个车间里，灰尘扑扑，那些抛光的师傅，个个面如焦炭。

那天我见他时，他右臂上的袖子已被麻轮卷成了一根根碎布条。白色的肉，鲜红的血，乌黑的抛光灰，粘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汗珠如豆，浑身颤抖，痛苦地歪在地上，身下全是鲜红的血迹。他的那只受伤手臂吊在一旁，已经完全不能动弹。我连忙将他送到医院。手术台上，医生拿了一桶酒精棉球给他擦拭消毒，他发出疹人的惨叫。

断了一根伞骨后，这伞布便失去了支撑，耷拉着，塌陷了一块。这样子，如一张青春饱满的脸上，凹下去一块，极不和谐。读书时，有一个女同学，头发乌黑，身材娇小，从身后看去，是一个美人胚子。可是，她的脸上少了块肉，有块明显塌下去的疤痕。我好替她惋惜。可惋惜有什么用呢？平时，她总是低着头，一个人独来独往，很少与别人说话，即使说话，声音也如蚊子嗡嗡般细弱。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她才能去面对那一双双紧盯她的眼睛，去面对这漫长难捱的一生呢？

我的这把伞，尽管仍能遮挡些风雨，可若继续拿着它招摇过市，会不会也有许多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呢？我有点可惜这把伞，就像当年我有点可惜那位女同学一样。

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没有伞的。那时上山放牛，下地割草，遇上下雨，得头戴“斗笠”。“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是我从课本上读到的张志和。老师忘我地说，这是一种自由闲在的生活状态，一种悠然脱俗的意趣。我不太明白老师的意思，可我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我多么希望家里有一把伞啊。

后来，我家终于有了伞。那是一把大黑洋布伞，伞的个头儿快到我脖子，伞柄弯弯的，伞尖明亮晃眼，将伞布收起来，便可以当拐杖了。父亲将它当作宝贝，高高挂在墙上，平时基本不让我们碰。等父亲不在家，我们搬来椅子，将伞取下来，兄弟合力撑开，高高撑在头顶上，在日头下面走一圈，感觉好威风好神气。

父亲常给我们讲一句谚语：晴带雨伞，饱带干粮。父亲说这句谚语时，我们既没有雨伞，也没有干粮。我们总是在雨中奔跑，在屋檐下躲雨，在岩石下避雷。我们也总是空着肚子，走十几里山路放牛，砍柴，或者从学校往家赶。记忆里，从未有过父亲或者母亲拿一把伞去接我们的场景。如果说，父子、母子同在一把伞下行走，是一场人生必修的课程，我想我们大抵是缺乏这样的教育的。我们父子、母子之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没担心过我们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阳光晒着。他们日日劳作，忙着从土里刨食，哪里来得及去考虑我们淋一场雨这样的小事儿呢？

我们也从没给父亲或母亲送过伞。有年暑假，母亲在深山林中挖地。突然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母亲连忙躲进一块巨石下面，但最终还是淋成了落汤鸡。我那时到哪里去了？我的弟弟到哪里去了？反正我们都没有给母亲送伞。回来后，母亲大病一场，高烧，在床上直打颤。父亲煮了一碗姜水，让母亲咕咚咕咚喝了下去。第二天，母亲又照样扛起锄头去了深山。

没有伞的童年，我们就这样走了过来。现在想想，并没觉得缺失什么。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在我们的孩子日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总担心他们冻着，饿着，被雨淋着，他们被我们养得越来越娇宠，像温室里的花朵，越来越经不住风吹雨打了。

年轻时，在学校里教书，校长待我们很好。周末食堂不开伙，他便让我们去他家吃饭。学校宿舍不够，新来的年轻老师没地方住，校长干脆让他住自己家里。校长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性格温和，惹人喜爱，上高中，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他没操半点心。可只要说起大儿子，校长便总是唉声叹气，神情近乎绝望。隔三差五，他们父子俩便会吵嘴，打架，家里常常是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们，每次听到动静，便连忙跑过去，将他儿子死死抱住。有时，他儿子犟起来，两个人都抱不住。校长脸色发白，嘴唇发紫，直摇头，跟我们说，他怎么不死呢，他怎么不死呢？眼里仿佛有泪水快要流出来。

不知是听谁说，看看家中有没有不洁的东西遮住了你家的光。从屋角里，他找出来两把伞。这两把伞是住他家的年轻老师留下的。他夫人觉得，这伞还能用，丢了太可惜，便一直留着。多年后，他的大儿子终究浪子回头，成家立业。是光阴的洗礼，是生活的磨炼？还是别人家的傘不能随便用？

妻子给我买过一把伞。那年，我在苏州住院。病房里，每晚都要用紫外线消毒，每周都要喷一次消毒液。紫外线与消毒液的味道，就像臭鸡蛋的味道，令人作呕。每到消毒时，我们一个个举着输液袋，趿着拖鞋，来到护士站前的走廊里。有人坐着，有人蹲着，也有人来回走动。大都不认识，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白血病患者。每隔一段时间，这些面孔便要换一些，再过些日子，又换一些。有些人过一段时间会再出现，也有些人从此便杳无音讯。

消毒时，挂在天花板上的紫外线灯管呜呜作响，发出低沉的轰鸣。它的光线，呈紫色。如果不是在医院，我觉得这样的色调神秘，充满魅力，并夹杂着一点点的忧郁，置身其中，会有一种淡淡的情调与浪漫的氛围。倒上一杯红酒，放上一段曼妙的轻音乐，在这样妩媚的灯光下，或许还会有很多故事发生呢。

紫外线可以将水中、空气中的各种细菌、病毒以及其他病原体直接杀死。经过放疗和化疗后，我的免疫力已经极其低下了。只要听到别人咳嗽一声，我的喉咙立刻就会痒起来，便立马要咳嗽一下才行。这还没完，咳着咳着，然后便真的咳嗽起来。到后来，只要想到咳嗽这个词儿，这件事儿，我便会不停地咳起来。没个十天半个月，根本停不下来。——这真是一种奢侈的病啊，连空气也得消毒。

但紫外线对人体也是有害的，尤其是对眼睛，反复的紫外线照射，可引起慢性结膜炎，引起角膜变形而造成视力障碍。大多数情况下，每晚固定消毒时间里，患者都会从病房里走出来。每个人都会从挂钩上取下输液袋，将它举过头顶，转身下床，趿拖鞋，然后来到护士站前走廊里。这样的动作，差不多形成了一个要领，一套标准。比如，输液袋如果不举高一点，输液管里便会有血回流。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有一次，我的血流到输液管里一大截儿，吓得我大汗淋漓，大喊：“护士，救命！”别的病人看见，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有人高声喊道：你这家伙，真怕死。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我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再后来，我还学了一招，每次消毒时，我直接将输液袋放在自己的头顶上，像杂技演员顶碗那般，将自己的手解放了出来。

也有不能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每隔半个月，医生便会给我做一次“腰椎穿刺”手术。这手术说简单一些，便是在腰椎骨上打一个小洞，然后用注射器抽出一定量的骨髓液，再将药物注入进去，经脊椎输送向脑部。为了不让我这脑子变坏，我的腰椎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它一次次被坚硬的钢针洞穿。

“腰椎穿刺”术后二十四小时是不能下床的，必须保持平躺或者侧卧的姿势，头部不得抬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药液到达脑部，发挥作用，才能让脑袋这块至高无上的疆域不受病魔侵犯。而为了避免紫外线给身体和眼睛带来伤害，那就必须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按照医生吩咐，妻子给我买来一把可以防紫外线的天堂伞。我不知道，这把伞是否真的能防紫外线，但我听说这把伞很贵，花了几十元时，我甚至连厚厚的口罩都没取下来，便将妻子骂了一顿，你真不知道爱惜钱。尽管口罩那么厚，可我依然感觉到有唾沫快要飞到妻子脸上。妻子坐在一旁，眼眶泛红，泪水打转儿。我才不管那么多，我呼哧呼哧，上气不接下气。

病友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孤独地躺在病床上，静静地躺在妻子买给我的伞下。我早已记不清，那时我是否考虑过生死，是否想到过可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如果想到过，我是靠什么样的力量战胜这些恐惧，悲伤，病魔，绝望与死亡的呢？不知是真遗忘，还是选择性屏蔽，那些无助与悲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出院后，那把伞被带了回来。它的使命还没结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卧室里仍要像在医院里那样用紫外线消毒。可是，这伞只能遮住紫外线，却遮不住紫外线灯管的呜呜声，遮不住门外边父亲和母亲的叹息声。

后来，这把伞终于没有了用途。假如这把伞有命运的话，它这一生中，可能没有风，没有雨，没有烈日，没有冰雪，可它一定见过真正的死神吧？它在被制成伞的那一刻，是否想到过将是这样的命运？它是否庆幸这种没有风雨飘摇的命运呢？这世间还有多少把伞是这样的命运？那些像我这样躺在床上撑过伞的人呢，他们是否像我这般庆幸地活了过来？是否有人真的去了“天堂”？

说伞，尤其是天堂伞，不得不提越剧《白蛇传》，其中有一出借伞的戏。戏台上，许仙夹着一把伞登场。那时的伞，是那种油纸黄伞，伞骨由竹篾制成，伞布厚实，涂满桐油。这种伞，握在手里，老沉老沉的，笨重得很，远不像现在的伞，轻盈，便捷，轻轻一按，便能撑起一方无雨的天空来。后来，我读到戴望舒的《雨巷》，我才发现，这油纸伞，竟有丁香一般的忧愁与惆怅。

许仙夹着这把伞时，还是朗朗晴天。为了营造白素贞邂逅许仙的机会，小青舞动手臂，施展妖法，霎时间，西湖上空，乌云密布，暴雨狂风。经过这样的铺垫，这样的安排，便有了借伞、还伞，和“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的缠绵。以伞为媒，在袅袅西湖，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现在去西湖，若是遇上雨，只要拿出手机对着一把伞扫一扫，立马便可取得一把。在西湖，伞也可以共享了。可是，这伞共享后，到哪里去找你的“许仙”，到哪里去找你的“白娘子”呢？

一伞风雨，一路人生。或许，每一把伞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或平淡，或离奇，或浪漫，或悲伤。在这众多的伞里，有些可能会反复使用，比如我那把用来遮挡紫外线的伞，校长家那两把同事丢弃的伞，还有我这把准备要去修的傘。也可能有些伞，一生只用一次。奶奶火化后，二叔从窗口里接过那只小小的骨灰盒，我在一旁撑起一把刚从小店里买来的黑布阳伞。撑伞的一刹那，伞布“噗”的一声，我的泪水又涌了出来。——奶奶走了，这世间的光，再也照不着她了;这世间的雨，再也淋不湿她了。

在一个下雨的周日，我撑起这把坏了一根伞骨的雨伞，穿过一条狭长泥泞的小巷，找到了一个修补的小店。师傅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背微驼，瘦瘦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暗红的老花镜。我收了伞，将伞上的水抖了抖，交给他。师傅拿起雨伞，对着门外的亮光，转了转，看了看，没有说话，转身从脏兮兮的木抽屉里翻出一根伞骨，然后比划着，剪着，削着，锤着，不紧不慢地，修补着我那把雨伞。

我静静地坐在小店的竹椅上。屋外淫雨霏霏，屋内叮叮当当。

（苏敏，安徽安庆人。有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南方文学》《山西文学》《黄河文学》《西部》《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获征文奖项若干，有作品入选散文年选。）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