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新议

摘 要：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他追求文体的纯洁性，反对“一书兼二体”，即破体。第二，他认为文体愈古愈好，文体的发展愈趋愈下，汉魏六朝志怪简澹隽雅的文风是最高的艺术境界。侯方域等散文家以小说为古文辞，纪昀则以古文辞为小说。第三，清初倡扬程朱理学，乾嘉学派兴起，纪昀认为传奇才子之笔，描摹儿女情事，价值不大，而志怪著述之笔，有寓劝惩、广见闻、资考证之社会和知识功能。

关键词：  纪昀;聊斋志异;一书兼二体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2-0060-（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2.007

《聊斋志异》虽然一般被视为传奇体短篇小说集，但其实文体比较复杂，学界对其文体定性不一，因其中有传奇体、笔记体、散文体等，几乎无体不备。盛时彦跋纪昀《姑妄听之》，引述纪昀的话批评说：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由此可知，纪昀认为，《异苑》《续搜神记》是小说体，《飞燕外传》《会真记》是传记体，《太平广记》是类书，故可并收，但《聊斋志异》是文学创作，不能“一书而兼二体”;并且，《聊斋志异》中对男女之间的闺房隐秘之事描写得非常细腻，作者不可能得知，显然不可靠。学术界一般認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纪昀不懂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虚构。其实，明末至清康乾时期，对古文的传奇化及文言小说的文体普遍存在争议，这与当时的文言小说创作实际及理学思潮、社会风习的变迁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就从这些角度切入，对纪昀的批评做进一步的探讨。

从盛时彦的跋文可以看出，纪昀将文言小说的文体分为两组，一组是“小说”，一组是“传记”，按著述之法分别是“著书者之笔”和“才子之笔”，对应现在的文体概念就是“志怪”与“传奇”。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艺术表现特点。志怪小说只能叙述见闻，不能随意虚构;而传奇小说可以细致描摹，驰骋想象。但从古代小说史的创作实践来看，文言小说“一书而兼二体”甚或“多体”，并不是从《聊斋志异》才开始的。自汉代开始，小说就与多种文体互参与融合。如魏晋志怪小说《神女传》《杜兰香传》等就有传奇化的倾向。唐代戴孚的《广异记》、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既有传奇体小说，也有笔记体小说。即便宋代洪迈的笔记体小说《夷坚志》，其中也有不少传奇小说，但当时并未引起非议，最多是给目录学家带来困惑。至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需要对所收书籍进行分类，他们将各种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其次，通俗小说向来为传统士人所不屑，不管其如何一书而兼数体，他们都不会在意，但文言小说地位较高，其作手中不乏位高权重之士，所以很有辨体的必要。笔者认为，纪昀对《聊斋志异》“乱体”的指责，主要与文体自身发展的趋势、他个人的审美喜好，以及社会思潮的变迁等因素有关。

一、对文体纯洁性的追求

一般来说，唐代以前，文体出现之初，较为“体纯”，但六朝以后，在各种文体发展的过程中，作者为创新而借用，出现各种文体交叉互参的现象，如小说中包容诗词曲赋等，诗文中借用小说的技法，等等。这种“乱体”现象早就引起了学者的不满，元人刘祁《归潜志》在论及文体互参问题时就要求捍卫文体的纯洁性，除四六主张宜用前人成语外，几乎禁止文体任何互参的发生。其中，详细条列了许多文体的禁忌：

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赋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赋语，皆判然各异。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然学者暗于识，多混乱交出，且互相诋诮，不自觉知。此弊虽一二名公不免也。

明代的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也说：“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词曲家非当家本色，虽丽语博学无用，况此道乎？”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体纯”，不可“乱体”。清初文人王应奎指责诗文自南宋以后随意相参，造成“靡滥极矣”的后果：“诗与词之界不分，而诗格遂多委苶;古文与时文之界不分，而文笔遂至软熟。”

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还批评明末八股文法借用小说的技法：“明末社稿率以三字命名，有类传奇小说，文皆荒唐怪诞，虚渺浅俗，大都不读书而专骛声气之士居多。”他称之为“文妖”。

退一步讲，若发生相犯，也只能是文体地位低者参高者，文体产生后者参早者。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体有尊卑高下之分，经史子集依次排列，通俗小说、戏曲不入流;在集部中，诗最尊，其次为散文、词、曲;而从文体产生的时间看，愈早愈尊，愈后愈卑。对此，蒋寅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并概括为“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

按照纪昀的分类，志怪小说属于子部，传奇小说属于史部，将子部作品与史部作品混杂在一起、“一书而兼二体”是不恰当的，不能“以传奇法而以志怪”。

四库馆臣对很多体例不纯的著作都有批评，如说《彦周诗话》“杂以神怪梦幻，更不免体近小说”;《诗话总龟》“多录杂事，颇近小说”;《后村诗话》“泛及史事，皆与诗无涉，殊为例不纯;《渔洋诗话》载刘体仁倩人代书等事，“皆与诗渺不相关”，“有乖体例”。

四库馆臣将许多所谓浮妄不实的著作从史传中清理出去，归入了子部小说家。如《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但四库馆臣认为，其虽“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

《飞燕外传》“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

《野语》“多记朝廷大政，此则琐事杂言居十之九，体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说家，从其类也”;

《南唐近事》“此书虽标南唐之名，而非其国记，故入之小说家。盖以书之体例为断，不以书名为断”。

从上引几条提要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并不是从小说的特点出发论述这些著作之所以归入小说家类的原因，而是论述它们之所以不能归入史部的原因;在说明它们的价值时，也是从子史的角度立论。因此，《四库全书》虽在小说归类上趋于规范，但并不能说明其在小说观念上有了进步，而是史学观念走向正统化的结果。

直到嘉庆时期，冯镇峦在其《读聊斋杂说》中云：“《聊斋》以传记叙小说之事，作《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而“纪公《阅微草堂笔记》四种，颇无二体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

冯镇峦说《聊斋志异》“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但未具体明言“弊”在哪里，且又承认“非此精神不出”，即不用传奇法写志怪就不可能达到生动传神、雅俗共赏的效果。可见，他虽受到纪昀的影响，但已注意到小说本身的特点，能较为客观地评价《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的积极作用。

二、对复古思潮的呼应

纪昀特意创作了《閱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相抗衡，在汉魏六朝与唐宋文言小说文体之间，他为何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这与文体的崇古观念有关。从大背景而言，中国是个农业国家，重视经验和阅历，无论是政治理想还是社会习俗都有浓郁的崇古情结;特别是明代，朱元璋推翻元朝后，以恢复汉唐衣冠为号召，因而在文学界，从弘治至嘉靖，文坛上兴起过两次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愈古愈好。先出现的体裁地位高，后出现的体裁地位低，故古体高于近体，古体可参近体，近体不可入古体。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一书中以书法为喻，曰：“古之于律，犹篆之于楷也。古有篆无楷，故其法自古。后人既习于楷，而转为篆，故其法始敝。汉魏有古无律，故其格自高。后人既习于律，而转为古，故其格遂降。”

他认为“诗体之变，与书体大略相类”，“代日益降”。

明人何良俊特别推崇汉代及以前的文章，他引杨慎的话说：

汉人文章，远非后代可及。如小说类华峤《明妃传》云：“丰容静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耸动左右。”伶玄《飞燕外传》云： “以辅属体，无所不靡。”郭子横《丽娟传》云：“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无论后代。

予尝谓汉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语录，去荀、孟何如？犹《悟真篇》比于《参同契》，《传灯录》比于《般若经》也。

他感叹道：“世变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时而降，至于人品、语言，以今较古，奚啻天壤。”

因此，何良俊认为不但文章水平越来越低下，而且人品、语言等皆远不能望前人项背，可见他完全是持世界发展退化论的。

蒋寅先生从美学的原则解释道：

也就是说，高是由古决定的。“古”从来就是传统美学的理想范畴，它包含着雅、正、清、淳、和、重、厚、朴、淡等诸多正价的美学要素，与之相对的“今”则与俗、邪、浊、漓、厉、轻、薄、巧、艳等负价的美学要素相联系。在以古为尚的传统观念观照下，古代艺术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由雅变俗、由淳变漓、由厚变薄、由朴变巧的堕落过程。

小说文体也如是，从明代复古运动至清初都存在着崇古鄙今的现象。明人胡应麟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自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

他还引用杨慎“唐小说不如汉” 的话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把《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通称为“演义”，驱逐出小说的范畴，认为“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

可见，在胡应麟等看来，唐不如汉，宋不如唐，明不如宋，一代不如一代。

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将“偏记小说”视为“史氏流别”，具体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

其中“杂记”相当于志怪小说，传奇或对应于“逸事”“别传”等，可见在唐代志怪小说的地位低于传奇。至明代，胡应麟云： “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

前三类属于“史”，后三类属于“子”。在胡应麟的排序中，志怪排名第一，传奇次之，杂录位居第三。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继承了胡应麟的“子部说”观点，同时又有类似“史”的说法，并进一步将胡应麟的分类法简化为三类：“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

“杂事”置于首位，“异闻”次之，相当于志怪，传奇不著录。在收录的32部志怪小说中，唐前作品13部，唐代作品10部，宋代作品8部，明代无一部，清代仅收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但从实际创作及留存的作品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宋明清时代都远超先唐。由此可见，在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看来，志怪的地位高于传奇，先唐志怪的地位高于唐，唐高于宋，宋高于明。实际上，乾嘉学派抑宋扬汉的学术风气影响了四库馆臣的小说分类思想和价值判断，他们重新接受了汉代人的目录学思想。

四库馆臣认为，“小说稗官，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

因为小说家言“侈谈迂怪”，  “颇涉语怪”， 因而他们在选择著录时，只“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尤其是他们认为，“才子之笔”，描写儿女情爱，徒供娱人眼目，无益世道人心;“著书者之笔”，则能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四库馆臣批评《辍耕录》“多雜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颇乖著作之体”，

这完全是儒家小说观的翻版，即孔子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陈文新先生指出，《阅微草堂笔记》与集部叙事传统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与传奇小说的差异。传奇小说的基本特征即传、记的辞章化。所谓辞章，即集部作品，包括诗、赋、骈文等。传奇小说就其本性而言是以集部的修辞方式改造史家传记的产物，集部的叙事传统在传奇小说中表现得较为充分。

传奇辞章化的美学旨趣显然与纪昀重视著述的社会功能追求不相侔。

简言之，明末清初的侯方域等散文家以小说为古文辞，纪昀则是以古文辞写小说，他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时选择了小说雅化的路径，把小说从“才子之笔”引向“著书者之笔”，进行小说文体的学术化改造，从而帮助小说度过体卑的困境。

他凛遵经、史、子的取材原则，即经书经世教化、史书“事所实有”、 子书“理所宜有”，在语言上“尚质黜华，追踪晋宋”，摒弃传奇小说的“随意装点”（即虚构），所谓“如登矩重规，毫厘不失，灼然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

在纪昀的小说中，本有一些很好的素材，若进行适当的加工、虚构、渲染，会成为生动感人的传奇小说，但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只用简洁的笔法叙其梗概。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附录吴钟侨之《如愿小传》，纪昀评论道：“此钟侨弄笔狡狯之文，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亦无所不可;如累牍连篇，动成卷帙，则非著书之体矣。”

在他看来，叙事简澹、语言雅洁乃“著书之体”;细微曲折、摹绘如生则是“才子之笔”。

“才子之笔”“随意装点”，害人不浅。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附有纪昀之子纪汝佶的六则小说作品，纪昀的题记中提到：其子汝佶曾中举人，“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

他把儿子的早夭归咎于反理学的公安、竟陵诗派及《聊斋志异》的虚妄。此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其他几则事例，如卷十三有一则写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因熟读《聊斋志异》中青凤、水仙等故事，冀有所遇，结果为狐所戏。总之，纪昀借用这些故事讨伐传奇的“随意装点”。

三、对倡扬理学的配合

明王朝覆亡后，明遗民认为阳明心学是罪魁祸首之一，因而又重新倡导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的文学观念最为保守，主张治经穷理，反对操瓠染翰，小说更为其所不屑。比如，从唐代开始韩、柳的古文已传奇化，明初继续发展，宋濂、高启等散文大家有些作品都呈现出传奇化的倾向，明中叶后，由于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古文传奇化更是蔚然成风，袁宏道、袁中道、王猷定、侯方域等人的散文“多近小说家语”。对此，使得具有理学正统思想的汪琬颇为痛惜，他说：

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之属皆然。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也。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驯， 搢绅先生难言之。”夫以小说为古文辞， 其得谓之雅驯乎？ 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

何良俊认为，造成文章退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古人文章皆有意见，不如后人专事蹈袭模仿”;二是“自汉以后诸人，不复立言著书，但为文章”。

这就是说。古人的文章皆有自己的见地，而且写文章有明确的用世之心，不为人云亦云、娱乐游戏之文。

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则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既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 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原其敝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

他显然认为古文的小说化与社会风气的堕落有关，其根源是士人“不务经学所致”。所以，倡扬理学的桐城派对此尤为愤慨。他们追求义理、辞章、考据三者的统一，即在思想上倡扬理学、语言上追求雅洁、内容上讲究考据，基本都与小说的特点相冲突。方苞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因而他编选《古文约选》，“以为群士楷”。

桐城派严禁小说入古文，吴德旋指出：“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

《四库全书》编纂的宗旨，主要就是树立当时皇权所需要的社会道德观与价值观。在编纂开始之前，在搜汇天下书籍时乾隆皇帝便诏令：“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

New Views on “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of  Liao Zhai Zhi Yi

WAN Qinchuang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Ji Yuns criticism of Liao Zhai Zhi Yi. Firstly， he opposed “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namely， broken style， due to his pursuit of pure style. Secondly， he believed that the older the style was， the better the article was. In his opini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tyle showed a worse trend， and literary style in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was the highest artistic realm because of their simplicity and elegance. Hou Fangyu and other essayists took novels as classical prose， while Ji Yun took classical prose as novels. Finally， the Neo-Confucianism of Cheng Zhu was carried forward and the Qian Jia School ro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i Yun believed that the excellent writers depiction of love was of little value， but the writers who recorded fantastic stories he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warning the society， enhancing the publics knowledge， and demonstrating function for the society.

Key words：   Ji Yun， Liao Zhai Zhi Yi， one book with two styles

（責任编辑：申 浩）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研究”（19ZDA2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晴川，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 扬州 225000）。